河洛人

在台灣，鶴佬人，是近四百年來由中國東南沿海的福建省移居來台之移民的後代，主要分成漳州人和泉州人兩大支。在移民初期，漳、泉之間時有械鬥，都自稱為“本省人”、“福佬人”、或“台灣人”(王明珂1994，254；張德水1992，21)，不再區分漳泉。在習慣上，Hokloh自稱為“台灣人”，客家人往往認為這個語彙太具擴張性。一般的客家人則是將Hokloh稱之為“Ho̍k-lo-ngin”，漢字偶爾根據客語音寫“貉佬”或“學老人”。在過去，台灣官方喜歡用“閩南人”或“河洛人”來稱呼這個族群，帶有源自中國大陸的弦外之音。本文追隨施正鋒(1997，99)的用法，將Ho-lo的漢字以較為中性的“鶴佬人”來表示，借其音而不計較其義。

台灣清華大學博士洪惟仁《台灣禮俗語典》“河洛二字，是種錯誤，實際上應對應貉獠”

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很早就對八姓入閩說法產生懷疑，通過仔細研究、考證，發表了《福建早期移民史實辯證》一文，他認為“八姓入閩”之說不過是後世人編造的謊言。福建人自稱晉江得名於永嘉之亂時期北方移民遷入，實際上晉江得名於晉安郡，而晉安郡在永嘉之亂前十幾年就已經設立了。沒有任何記載能證明永嘉之亂時有北方移民進入福建，實際上當時北方人到達長江南岸就已經可以脫離險境，根本沒必要進入經濟文化落後、氣候濕熱的福建。如果真有北方士族進入福建，《宋書》《陳書》不可能沒有記載，然而在這些史書中記載的人物，竟然沒有一個人涉及到福建。

“八姓入閩”說最早見於唐代林諝的《閩中記》林諝自稱祖先是永嘉時遷入，但是林諝是唐代中期人，如何知道永嘉之事？更何況在講究門第出身的唐代，附會之風盛行，林諝的話完全不可靠。

閩南人一般也把閩南語稱為“河洛語”，自詡傳承西晉或者唐代中原音韻，實際上，按照唐人、宋人的記載，閩方言可不是什麼中原音韻。中國現代方言大都與《切韻》音系存在著傳承關係，但閩南語是所有方言中，唯一不與《切韻》存在直接對應的方言，與中原古漢語之間缺乏傳承關係。而語言學家則指出閩南話也確實留有古越語的一些元素，不過已故的古漢語大師鄭張尚芳指出，溫州話保留的古越語元素要比福建話要多一些，但即便如此，說閩南話與古閩越語有關係，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梁啟超先生就曾經在《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特別指出“吾儕研究中華民族，最難解者無過福建人”梁啟超先生所說的難解，是指福建人在人種學上究竟來源於哪一種族搞不清楚。古代的福建人和北方各省的人差異是很明顯的，福建的方言，就十分獨特，在北方人看來是“佶屈聱牙”在體態容貌上古代福建人也與北方人有別，他們身材相對較矮，面形短而下尖，眼形較圓而多是雙眼皮，顴骨略突，膚色棕黃，雖然早已融入漢族大家庭，但語言和體貌上的這些差異，證明其在民族來源上是異於北方各省的。

今天的閩南語中也保留51%的閩越語辭彙，古籍亦指出越人善行舟捕魚，而拜瑪祖的閩南人的海洋文明也和中原的農耕文明格格不入，而為什麼說漳泉人是由閩越漢化而來，這看當時的人口數量就知道了。

因為漢武帝時福建已有超過百萬的人口，不然也不會令漢武帝在征閩越國的戰爭中吃力，而陳元光帶3600人開漳、五代初期王潮、王審知帶5000人進入福建時，福建納稅人口就有五十幾萬。謝重光先生髮表《唐代福建境內的土著種族人口》一文他認為“這是一個關係到對唐代福建社會髮狀況基本評價的大問題”其觀點認為“唐代福建境內的土著人口應超出漢族人口”唐代的泉州還有大量的閩越人是可信的。

唐代作家劉恂《嶺表錄異》“嶺表之俗，多食檳榔，日至數十”

西漢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李尚、蘇飛、伍被等人《淮南子．齊俗訓》“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

東漢作家吳平《越絕書》“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

東漢史學家班固《漢書．嚴助傳》“閩越處溪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斗，便於用舟”

南宋理學家朱熹《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八“閩浙聲音尤不正”

唐代詩人陳陶《泉州刺桐花詠兼呈趙使君》“海曲春深滿郡霞，越人多種刺桐花”

唐代詩人劉長卿《送崔載華、張起之閩中》“不識閩中路，遙知別後心，猿聲入嶺切，鳥道問人深，旅食過夷落，方言會越音，西征開幕府，早晚用陳琳”

唐代詩人駱賓王《晚憩田家》“龍章徒華表，閩俗本殊華”

唐代詩人劉禹錫《劉賓客文集》《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薛公神道碑》“閩有負海之饒，其民悍而俗鬼，居洞寨、家浮筏者，與華語不通”

北宋史學家歐陽修《新唐書‧韓愈傳》“處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曰，單立一身，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群”

唐代詩人韓愈《歐陽生辭》“歐陽世居閩越，自詹以上皆為閩越官”“閩越地肥行，有山泉禽魚之樂”“閩越之人舉進士由詹始”

唐代詩人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漢臣，雲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

唐代僧人智升《開元錄》“閩縣，越州地，即古東甌，今建州亦其地，皆夷種”

北宋文學家樂史《太平寰宇記》依然引用這段話，說明北宋人也根本不承認他們是中原移民。

南宋著名史學家鄭樵就表示閩人冒籍，同時期的擢監六部門，累遷右正言，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的方大琮亦表示同意鄭樵的觀點。

古今學者鄭樵、方大琮、陳振孫、洪受、陳支平、楊際平、謝重光、徐曉望等人對閩人的批評和質疑是正當而合理的。

在台灣，以語言來說，各地的鶴佬人都說鶴佬話，各地雖有些微的口音之別，但都可以溝通(王明珂1994，254)。鶴佬人是台灣人數最多的族群，根據黃宣范(1995，21)的看法，其佔台灣總人口的比例達73.3%。

台灣話習慣上專指在台灣所使用的閩南語方言，與廈門話極為接近，推估同源詞比例為99%。由於“台灣話”並沒有統一標準名稱，某種程度上“台灣話”、“河洛話”、“台灣閩南語”等名詞可以交互使用。

在現代台灣社會，大概有60%的人口能操流利的台灣話、約有80%的人口能聽懂台灣話。通常，我們也將以台灣話為母語的族群稱之為河洛人(Holo(Hō-ló)或Hoklo)。不過，隨著不同族群之間的通婚和融合，語言和族群之間的界線並不是呈現完全的一對一的關係，有些“河洛人”並不會講河洛話，而有些非河洛人則能講流利的河洛話。例如有些平埔族由於漢化早，生活語言已與河洛人無異；但也有可能部分河洛人生活在以普通話為主的都會中，對台灣話了解就比較薄弱。

17世紀的台灣曾由荷蘭與西班牙統治，讓台灣呈現歐洲文化，在服飾上也出現西式服飾的元素。鄭成功率領明鄭政權遷台，台灣河洛人居民其衣飾也遵循著明朝的漢人衣冠禮制。閩南語中的“裳袴”（衫褲）即是指傳統衣裳。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台灣納入清帝國版圖，衣冠服儀制度跟著變化，河洛人居民迫循滿族衣冠制度與“薙髮令”，仿漢服裝改循仿滿風俗，但民間的文化藝術，如傳統歌仔戲戲服雖歷經百年，至今仍系以河洛人衣冠遺風。

1721年，台灣爆發朱一貴事件，朱一貴起兵反抗清朝統治，攻下台灣府城（今台南），建國號大明，年號“永和”，且廢除滿服、長辮剪斷，恢復明朝時的服裝及傳統漢人的髮式。朱一貴登基時頭戴通天冠，身穿黃龍袍，以玉帶圍之。但官員爵位封得太多，衣服一時準備不及，只好向戲班索取戲服代替，而仍然不足，出現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的景象。有詩傳后云：“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

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事件，林爽文登基時“以玄緞為冠，盤兩金龍，結黃纓，自頂垂背，衣袞服，高坐堂上，眾呼萬歲”。服飾具有明朝漢服王室衣冠的概念，有別於清代滿人的冠服制度。

19世紀西方基督傳教士馬雅各與馬偕，在台灣傳教行醫期間，穿著西裝等西式服裝，為台灣的服飾發展史增添西方元素。

台灣漢人傳統建築為三合院，有祭拜神明祖先大廳的正身，左右或有護龍建築，而成三合院，圍起來的空間可為曬稻埕，房屋後院若有空地則做為菜園、果園、飼養牲畜圈舍，再外圍種刺竹圍籬兼擋風。

“河洛”的發音是“Hokloh”(見洪惟仁1987，131)。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河洛”這個語彙也得到台灣官方的喜愛，因為這個字所影射的，是這個語言和這群人是從中原的“河洛地區”南遷而來的，比較符合國民黨自認為是中國正統的心態。此外，國民黨官方也喜歡將這個語言稱之為“閩南語”、將這群人稱之為“閩南人”，因為這樣也有源自中國的弦外之意。然而，根據洪惟仁(1987，131)從語音學上的考證，他卻不認為“Hokloh”這個音等同於“河洛”（hô；-lo̍k），因為“洛”字屬於入聲字(lo̍k)，k是典型的入聲尾韻，而“lo”則是上聲音，兩者並不一致。

另外一個比較可能的翻譯是“福佬”，這個語彙被認為是客家人對該語言和該族群的稱謂，即“福建佬”的意思。然而，“福佬”的客語漢字讀音是“Fuk-lo”，但客家人對鶴佬人的稱呼卻是“Ho̍k-lo”，以致於客家人常借音寫成“學老”或“學佬”。另外，洪惟仁認為這一個“佬”字，基本上有輕蔑的意思。因此，洪惟仁對於“Hokloh”這群人會不會以“佬”字自稱，也覺得有問題。也就是說，“Hokloh”裡面的“lo”，是不是就等同於“佬”，他也非常存疑(洪惟仁1987，132)。

因此，洪惟仁(1992)建議另用“鶴佬”一詞來翻譯“Hokloh”這個音，借其音而不論其義。基本上，這個建議已經得到不少學者的迴響，比如說施正鋒(1997，99)、黃昭堂(1994，224，注19)等，都同意這是比較恰當的處理方式。我們在這裡將沿用他們的意見，用“鶴佬人”這個語彙來指涉“Hokloh”這群人，用“鶴佬語”這個語彙來指涉這群人所使用的語言。

事實上，台灣鶴佬人也經常自稱是“台灣人”，而以“台灣人”這個語彙當成是該族群自稱的標籤。然而，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台灣人”這個辭彙，在不同的歷史時空以及不同的情境脈絡下，其實都有不一樣的意涵。我們至少可以指出“台灣人”這個語彙三種不同的指涉。最狹義的用法，指的正是“鶴佬人”這個族群。為什麼鶴佬人會自稱為台灣人，施正鋒(1997，80-1)認為這可能是因為“該族群大規模移民來台墾殖較早，自然有利於產生對這塊地的認同”。

“台灣人”的第二個用法，是與“外省人”或“大陸人”對照使用，指的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native Taiwanese)，也就是一般所謂的“本地人”或“本省人”。

“台灣人”的第三種用法，則是等同於“台灣的住民”(resident Taiwanese)，也就包括了所謂四大族群當中的每一個族群。這個用法不僅是最廣義的，其實也是比較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的，同時也是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為大多數的台灣人民所認可接受的一種定義。

造成這個新定義的可能原因有幾個。第一個當然是“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摩擦，在經過長久的通婚、共事以後在日漸縮小當中。第二，隨著新一代的長大成人，所謂的“外省人第二代”，其實基本上也都是生在台灣這個島嶼、長在台灣這個島嶼了。缺乏了對所謂“原鄉”的一手經驗，他們基本上在客觀條件上就是定義下不折不扣的台灣人。最後，造成這個新定義的成因當然也和外在大環境的變化有關。隨著台灣和大陸之間民間交流的強化，很多所謂的“外省人”也都有機會回到自己夢想已久的家鄉。然而，等到他們踏出了台灣這塊島嶼的時候，他們卻發現到，原來自己拿的是“台胞證”，而且也是被別人當作是“台灣人”看待。

不管從什麼角度來看，大概在台灣沒什麼人會反對最後一種對“台灣人”的新定義，雖然很多年紀比較大的人，依舊無法改變自己過去約定成俗對“台灣人”這個語彙的定義。因此，如果我們討論的脈絡指的是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所謂的“台灣人”這個語彙，將包括台灣所有的住民，而不限於前兩個比較狹隘的定義。而這種用法有時會以“新台灣人”來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