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科

1891年10月20日，孫科出生。雖然孫中山先生畢生在為革命勞碌奔波，但對於自己唯一的兒子，他不僅充當著一個父親的角色，更是兒子孫科的人生與革命導師的角色。正是在他的引導下，孫科早年便投入革命並長期擔任國民黨的要職。也正是在父親的督促下，孫科養成了好讀書的習慣，並以“養浩然氣，讀有用書”自勉，一直到晚年移居美國，仍然讀書不輟。

1895年，孫科隨祖母移居美國夏威夷的檀香山，孫科早年在檀香山讀中學時，孫中山就曾經從英國寄給他一套“人人文庫”叢書，這套一百多冊的英文文學書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寫的小說、劇本，信中還不忘告誡兒子：“你要使英文進步，單靠學校的課本是不夠的，必須多多閱讀文學名著，久而久之，自然會有進步。”孫科準備在中學畢業后研究農業，孫中山非常讚賞兒子的選擇，親自為他選擇學校。檀香山中學畢業，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文學士，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法學博士。

1907年，孫科在檀香山加入同盟會后，擔任《自由新報》、《大聲周刊》的編輯，孫中山甚感欣慰。回到國內后，孫中山與孫科寫信的主要內容，仍然是讀書。1910年參入《自由新報》編輯工作。1917年回中國，在廣州擔任大元帥府秘書。

1912年孫科與陳淑英在檀香山成親，婚後赴美留學，陳淑英相伴而行。第二年在加州的柏克萊，陳淑英生下大兒子。兒子出生后便去電告知他祖父孫中山，孫中山以國家初建，百廢待新，因之希望國治民安，天下太平，所以給大孫子取了個“治平”的名字。1914年，陳淑英又生下次子。此時，正值袁世凱企圖復辟帝制，孫中山為再造民國而創立中華革命黨。孫中山以蓋治國之道，先求平安，再求強盛，故而給其次孫取名治強。

1918年到1920年，孫科擔任非常國會參議院秘書兼廣州時報編輯。1919年，孫科撰寫了《都市規劃論》、《廣告心理學概論》兩書，且積極從事譯述的工作，受到父親的好評。而不管到什麼地方，孫中山與兒子的主要溝通內容幾乎都是以書為載體。孫科在《八十述略》中回憶道：“先父不時從各地寄來一大包一大包的書籍要我閱讀。如果他到南洋一帶，寄來的幾乎全是中國的線裝書；到了歐美，便寄來英文的各種名著來。”1923年，長女生於廣州，仍由孫中山命名，取名“穗英”，1925年，陳淑英又生次女穗華，此時孫中山已赴北京。

對待革命的問題上，孫中山從來沒有給兒子以特別的照顧，或者說偏袒兒子。孫科最初回國時，廖仲愷認為他在美國研究過市政，又有都市規劃著作，是廣州市長的理想人選。但孫中山認為他年紀輕缺乏行政經驗而未允許，后在胡漢民的勸說下才正式委任。當時孫中山的革命軍經濟困難，孫科在廣州為其財政上的籌備做了有力的支持，成為國民政府的重要陣地。

1921年，孫科任廣州市長兼治河督辦，後任廣州市首任市長。1923年，因為籌集軍餉的問題，孫科遭到父親的責罵，他認為是胡漢民假借命令索錢，挑撥他父子不和，並用手杖打向胡漢民，結果驚動了孫中山。孫中山怒不可遏，一手奪過衛士的駁殼槍，就要打孫科。而孫科後來與胡漢民不和，發展到互相猜忌，孫中山立即寫信給他說：“正宜開誠布公，同心協力，以共扶危局。”1923年2月再任廣州市長。10月參與中國國民黨改組，獲指定為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負責起草黨綱章程。1924年主持國民黨廣州特別黨部，6月與黃季陸合作提出《彈劾共產黨案》。

1925年7月國民政府在廣州開府，任政府委員。1926年1月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5月第三次就任廣州市長。1927年3月任國民黨常務委員與國民政府常務委員。7月隨汪兆銘清共。

1928年，北伐戰爭完成，中國基本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為“國家改造”提供了一個“千載一時的機會”。孫科認為“如果革命而沒有建設，實在可說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義。”於是，他主張以漸進的方式促進國民黨革新，以推動中國現代化的發展。1928年1月，孫科與胡漢民與伍朝樞赴英、德等地考察，起草《中國國民黨訓政大綱》，協助制定《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10月任鐵道部長與考試院副院長。

1928年11月繼任交通大學校長。他推行“交通行政與交通教育相輔而成”的理念，認為人才培養是發展鐵路建設的要務之一，提出“從物質上重新建設交大，從精神上提起交大的精神”，實行“部（鐵道部）、路（鐵路）、校（交大）聯成一貫”的發展策略。在他系列理念的導引下，學校加強與鐵道部的合作聯繫，從領導體制、學科建制、辦學經費、人才出路等方面均獲取較大支持和發展空間，開創學校歷史上人才鼎盛的“黃金時代”。

1929年，孫科親領籌辦總理故鄉紀念學校一所（即今日的中山紀念中學）之責。1931年改任行政院長，因財政危機旋即辭職。同年5月，汪精衛、孫科等人，在廣州成立了一個廣州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對抗。由於孫科上台後，政府財政無比困難，不到1個月便辭職了。孫科呼籲從速實施憲政。

1932年改任立法院長，曾鼓吹實行立憲制度，但遭蔣介石冷遇。其間連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1936年“中蘇文化協會”成立，出任首屆會長。1938年奉派中國政府代表及蔣介石特使與蘇聯談判，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和《中蘇商務條約》，爭取蘇聯援助中國抗日戰爭。1944年11月，孫科在《紐約時報》撰文，暢談他長期以來對在中國實現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1945年出任國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長，國民黨中常委。1946年1月代表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商，然後跟隨蔣介石進攻共產黨佔領區。1946年下半年，隨著國內政治環境的急劇變化，孫科從自己原來的立場全面後退，停止革新宣傳，轉而支持蔣介石的政策。

1947年並任國民政府副主席。1948年與李宗仁競選副總統落選，后再度出任行政院長。1948年11月，獲蔣任為行政院長。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孫科出任國民黨行政院長，在國民黨軍戰略決戰失敗的背景下，竭力逼蔣介石下野，進行和談尋求“光榮的和平”，以挽救國民黨的統治。孫科內閣組成之時，正是人民解放軍將杜聿明集團包圍起來準備聚殲之際。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機“逼宮”，要求蔣介石下野和談。蔣一度答應於元旦引退，在這一背景下，孫科雖也一再向“蔣總統建議和談”，但是決定“不致立即作重開和談之努力，而暫時採取觀望之態度，以等待適當之時機”。因此，當新聞報道他已派代表到上海、香港同李濟深磋商和談條件時，他當即否認。正在孫科期待“適當之時機”到來時，中共宣布了戰犯名單，蔣介石、李宗仁、孫科等都名列榜首。蔣很惱火，聲稱“我如不能戰，即亦不能和。我如能戰，則言和又徒使士氣人心解體。故無論我能戰與否，言和皆有百害而無一利”。於是蔣改寫了自己的新年文告和有關演講詞。一方面，他宣稱內戰責任須由中共承擔，聲稱他一直本著“和平建國”的一貫政策“為蘄求和平與共黨委曲求全”，但是中共全面“叛亂”，他不得不“戡亂”。如果中共無“誠意”，他就“決予剿平”。孫科對此非常不滿。這些表明，孫科在內戰責任與和談條件上向中共做了一點“讓步”，並要求蔣下野。孫科宣稱他既然“擔當行政院長的重任”，就須“以最大的努力，求和平的實現”。

在孫科的壓力下，蔣介石於1949年1月2日召集孫科、吳鐵城、張治中、張群等人討論與中共和平談判問題。討論結果是，孫科致電邵力子到寧會商進行辦法，並要求他出任首席談判代表。雖然蔣介石仍然戀戰不退，但是，形勢的發展對蔣更為不利。人民解放軍一方面於1949年1月14日總攻天津，一方面前進到長江北岸。毛澤東選擇在總攻天津的當天發表聲明，宣布國民黨政府如果“願意實現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就須以八個條件為基礎進行談判。這一聲明在國民黨政府內立即引起反響。58名立法委員1949年1月16日聯名致函孫科，認為中共既然“表示願與政府商談和平，此誠實現和平之適宜時機”。1949年1月19日，“未及簽名”的立法委員40餘人致函孫科提出同樣主張。一些人則明確要求：“蔣總統完成了領導北伐與抗戰的歷史使命，有權利光榮退休，不必再將國事煩他。”孫科立即在1月17日召開的國民黨中政會會議上出示立法委員信件，在1949年1月19日內閣會議上，他又宣稱立法委員兩度致函“多為和平而呼籲”，強調這是“普遍民意之所趨”，因此“應及時就此案予以討論”。在這種背景下，蔣介石於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雖然蔣稱其下野是桂系逼的，但也有孫科的“功勞”。

蔣介石下野后，孫科、蔣介石、李宗仁圍繞什麼樣的“和平”展開了新的較量。孫科把尋求“光榮的和平”以維持國民黨的統治，作為他的主要任務。桂系的首要打算是，一方面企圖聯合中共一致對蔣，以防其再起，一方面憑藉“長江天險，拒敵渡江”，達到“以長江為界，長江以北讓共產黨去搞，長江以南由我們來搞”的目的。如果該目的達不到，李宗仁就打算由自己與中共進行全面和平談判，以“建立聯合政府”。

1949年1月27日，李宗仁發出致毛澤東的卯陽電，再次強調以八條為和談基礎，特別是贊成商談懲辦戰犯。中共表示歡迎，指出如果他立即逮捕主要戰犯，“以便實現真和平真民主，那就是好的”。實際上，李宗仁此舉也未成功，其原因在於遭到蔣、孫的聯合抵制。孫科則一方面拒絕回南京，一方面以李宗仁曾計劃遷都廣州為由，聲稱“政府遷地辦公”是“得李副總統（而非李代總統）同意”的，決非他“所可獨斷”。孫科一再強調“光榮的和平”、“平等的和平”，雖然是針對中共而來，也是對桂系作側面的攻擊。僅僅是桂系的壓力，還不足以迫使孫科去職，孫科還遭到蔣介石的反對。在1949年2月17日，蔣就強調李宗仁既然有意調換孫科，可由其自行決定其行政院院長的人選。3月上旬，他進一步決定“對孫不勉強予以支持，如大勢所趨，孫被迫辭職，只有聽他辭去”。在此情況下，孫科不得不於1949年3月8日辭職，其所謂“光榮的和平”也隨之煙消雲散。

孫科久居高位，與父親孫中山一樣“不蓄私財”。正因為孫科囊中羞澀，以致他漂泊海外的生活是異常艱苦的。孫科夫婦出國遠行的盤纏，還是靠賣了房子湊足的。1951年赴法國。1952年，孫科移居美國，擔任“中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董事長。到紐約后，他做了一次全身檢查，結果發現有十二指腸潰瘍及高血壓、失眠等病。1954年夏，因次子孫治強從香港舉家遷居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孫科遂遷居與次子同住。據台灣學者庄政教授著述披露，他們閑居美國，沒有任何固定的收入，僅依靠兒女接濟小額款項，省吃儉用，一切自己動手，度過了十多個落寞而清苦的春秋。民國時的生活，感慨不已，她對寓所描述道：那是一幢向當地人訂租的房子，周圍全部是用木板搭建而成的，就像海邊專供遊人游泳后休息的那種臨時房舍一樣，風一吹就開，無以名之，姑且稱為“火柴盒式”的房子。

孫科夫婦在與其子共同生活的十多年中，全家分別負擔清潔工作，由孫科負責打掃各室內的清潔，包括衛生間，每天用吸塵器做工；夫人陳淑英負責廚房的清潔工作；孫治強負責搬運重物品、清理戶外清潔工作，他的夫人則照顧孩子們以及承擔瑣碎的家務事。後來當孫科遷居Lagune Beack后，為了節省開支，自己種菜，自己烹飪灑掃，生活異常清苦。當時有人曾這樣描述他的生活：“一幢簡陋的平房，沒有地毯，沒有僕人，凡事自己動手，曾經是叱吒風雲的人物，而今卻能自甘淡泊，然而他的精神生活卻非常富足，他的家中，到處都是書籍。”

對於在美國的生活狀況，孫科曾回憶說：“在美國定居的一段悠長歲月中，友朋酬酢甚少，惟有國內去的朋友，才不惜遠道來訪；不能前來的，也多拍個電報或通電話，張君勱先生亦時相過從，所以除了偶爾出外小作旅遊外，大部分時間都消耗在讀書上面。”孫科喜歡讀書的名聲在外，以致反對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在“黨國要人”中，他也還比較的是一個“看看書的人”。“養浩然氣，讀有用書。”這是當年孫科在南京寓所掛的一幅很得意的書法作品。此時，孫科年逾古稀，遠離曾經數十年相伴的政治鬥爭，終於有機會靜心修養，餘暇唯以讀書自娛。他每天徒步到圖書館看書，有時直到圖書館關門，管理員催他走，他才戀戀不捨地回家。其實，孫科自幼在其父孫中山的關心、督促下，養成好讀書的習慣，晚年在異域每當展卷閱讀，父親對他的諄諄教誨就縈迴腦際。1965年由美國至中國台灣，任台灣當局領導人辦公室高級咨議、台灣地區考試機構負責人，1967年出任東吳大學董事長。1973年因心臟病病逝於台北，終年82歲。

在政治理念上，孫科非常欣賞英美的民主制度。他一度是“以黨治國”的積極擁護者，但是隨著國內外矛盾的急劇變化和黨治弊端的逐步暴露，轉而在國民黨內最先提出結束黨治、儘速實施憲政的主張。抗戰後期，他又呼籲實現多黨制的民主政治。1944年，孫科撰文暢談他長期以來對在中國實現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認為中國“必須先有賢明的政治領導，使中國及其人民邁向民主政治的目標前進”。這種政治主張，反映了在陷入困境的國民黨政權時，孫科試圖以西方的模式來重新調整發展方向的努力。

近二十年的時間裡，孫科一直對蔣介石的獨裁不滿。1931年，他曾經指責蔣介石“以個人支配黨，使黨成為個人的工具”，在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下，“中國國民黨已名存實亡”。抗戰後期孫科再次猛烈抨擊蔣介石，要求實現國民黨的民主化，“應該坦白地承認過去二十年來，黨的機構和作風實在是走錯了路”，要求健全國民黨的選舉制度。

孫科一生服膺其父的三民主義，但也認為“一定要從主觀的感情的宣傳”轉向“作客觀理智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虛心態度，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接受歐洲現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在經濟和民生問題上，孫科從鞏固國民黨統治基礎前提出發，強調用改良的方法儘快解決農村的土地問題。

至於對待共產黨的態度，孫科幾經反覆。他曾與宋慶齡一道，聯名呼籲恢復孫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但到了抗戰前期，他又公開追隨蔣介石，攻擊共產黨。到了抗戰後期，他又改變態度，公開呼籲承認中共合法地位，反對再打內戰。種種現象表明，孫科的政治理念顯得並不十分成熟。

孫科喜歡讀書的名聲在外，以致反對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在國民黨要人中，他也是個比較能“看看書的人”。到了晚年，孫科遠離曾經數十年相伴的政治鬥爭，終於有機會靜心修養，唯以讀書自娛。他曾回憶說：“除了偶爾出外小作旅遊外，大部分時間都消耗在讀書上面。”

1912年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后，一家人曾在南京有一段短暫的團聚時光。這時，孫中山與孫科談話的一個重要內容，仍是議論讀書。顯然，孫科在美國艱苦的生活環境中，尚能一如既往的“養浩然氣，讀有用書”，自然凝聚著孫中山的一片苦心。孫科這位昔日堂堂的國民政府顯要，在美國因生活困難，竟連買書的錢都不夠，只購報紙、期刊閱讀。但這絲毫不改變他對讀書的嗜好。

身為孫中山的獨子，孫科正室之外還金屋藏嬌，嚴藹娟則是這些新聞中的一位女主角。1932年，嚴經由孫科的手下介紹和孫科認識，此後兩人便同居了近四年之久，生活甚為甜蜜愉悅。

1936年3月，孫科與嚴氏的女兒孫穗芳在上海出生，然而次年全國抗戰爆發，上海、南京相繼淪陷，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孫科隨著也去了重慶。嚴藹娟曾設法託人，央求孫科為女兒提供點生活費，卻未能如願。嚴藹娟在上海帶著女兒孫穗芳，再也無法和孫科聯繫上，迫於生計，失去生活來源的嚴藹娟帶著一歲的女兒只得改嫁他人。嚴藹娟並未就此打住，息事寧人，而是不斷糾纏孫科。孫科曾經幾次給錢，以作養育女兒之用。日本投降后，嚴女士曾四處託人找孫科，希望孫科看在女兒的情分上給予資助，還接連給孫科寫過兩封信。1946年5月，孫科作了回應並且贈款。嚴藹娟的不幸，皆因她遇到了孫科，造成其可悲的一生。

藍妮是孫科公開承認的二夫人，他們之間的曲折戀情對孫科的政治生涯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藍妮是雲南哈尼族苗王後代，容貌秀麗，對中國古典詩詞也有一定了解。1935年在上海的一次宴會上，孫科與藍妮一見鍾情，旋即邀請她擔任自己的機要秘書。兩人感情與日俱增，不久，孫科決定娶藍妮為二夫人。婚禮那天，孫科請了立法院的同事，一共擺了4桌酒席。在同事的祝賀聲中，他說：“哈哈，我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關於“民國四公子”，能見到的最“權威”文字當屬張伯駒在《續洪憲紀事詩補註》中的記述：“人謂近代四公子，一為寒雲（袁克文），二為余（張伯駒），三為張學良，四一說為盧永祥之子小嘉，一說為張謇之子張孝若。實際上，張伯駒筆下忽略了流傳甚廣的另外三種說法：即“民國四公子”為“孫中山之子孫科、張作霖之子張學良、段祺瑞之子段宏業和盧永祥之子盧筱嘉”；或者為“孫科、張學良、盧筱嘉與張謇之子張孝若”，再或者為“孫科、張學良、盧筱嘉與段宏業”。此事來源於北洋時期所謂“三公子會談”的歷史事件。其實，三公子聚會只是巧合。1924年9月，孫中山派孫科到奉天與張作霖面談討直事宜，恰巧，盧永祥也遣兒子盧筱嘉來拜見張作霖，請求軍火上的支持。張學良此時在他的父親手下任職，他與孫科和盧筱嘉的會面成為不可避免，於是便有了“三公子會談”的傳言。

孫科住宅（今上海生物製品研究所行政辦公樓）位於番禺路60號。磚木混合結構，3層，建築面積1051平方米。西班牙式花園住宅建築，建築風格受巴洛克影響，進口門廊氣派較大，其主要特點是屋頂採用筒瓦鋪設，檐口裝飾考究，窗框形式多變，有平拱、弧拱、圓拱，採用巴洛克弧線；壁爐煙囪有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風貌。外牆立面簡潔明快，有現代建築氣派。

儘管孫科提出過一系列的政治理想與主張，儘管他長期處於國民黨的上層，但始終沒有形成一個能對決策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政治勢力，進入真正的權力中心，加上他思想的內在限制，使得他在與蔣介石的合作中，不得不經常採取妥協的態度，並最終與國民黨政權共沉浮。與其父孫中山先生比起來，孫科當然顯得庸常。但談論到孫科的時候，又是始終無法繞開孫中山這個名字的。普天下的父母，大概沒有一個不希望自己的兒女有出息，偉人如孫中山先生大概也不能例外。我們從他對待兒女的問題上，可以看出孫中山作為一個普通父親的良苦用心。他以自己的言傳身教，不僅讓孫科選擇了一條人生道路，早早便加入同盟會參與革命，更在自身修養、生活素養方面做了一個引導和表率，讓孫科成為國民黨要員中一個以能“看看書”而聞名的人物。

客觀地來說，孫科的確沒有其父的雄圖大略，即使與同輩的政治人物相比，他也不一定有非常突出之處，但至少不是紈絝子弟、衙內、公子哥一類人物，也並不是資質平庸、毫無想法、只能依靠父親名聲混日子的一個人。他仍有自己的政治抱負，提出過實施憲政的政治主張，並大力抨擊蔣介石的獨裁，只是囿於環境、地位的制約，常常表現得一波三折前後互異，這大概也是他的地位、性格、與環境等因素互相作用的結果吧。也許，世上英雄本來就不常有，大多數人都只是在不斷努力地逃脫平庸命運的過程中。那麼，後人看待孫科的時候，首先應該持的，或許就是一種平和心態。

蔣介石：“氣量恢弘，才識遠大”、“功在國家，聲馳寰宇”。

有人：“孫科能在大洋彼岸一旖旎小鎮以讀書為樂，實屬國民黨政要顯貴中的鳳毛麟角。說這是有惠於其父孫中山好讀書的遺傳個性，恐怕還不如說是受益於孫中山早歲對他循循善誘，力促其勤學苦讀的一片苦心，更為準確得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