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古代以天子受天命稱帝，故凡朝代更替，君主改年號，稱為革命。近代則指自然界、社會界或思想界發展過程中產生的深刻質變。

出處及演變“革命”一詞的本義是變革天命，最早見於《周易·革卦·彖傳》：“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革命”意思改朝換代，例如：商湯推翻夏朝，周武王取代商朝的行為稱為“湯武革命”。

“革命”源於“輪迴”與“復歸”，這個看上去近 乎自相矛盾的命題，實際上已經不是新鮮事。追溯詞源，Revolution來自於天文 學，意指星體在軌道上旋轉一周后，回到最初的出發點。哥白 尼的《天體運行論》（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使用 revolution一詞的。然而，早在哥白尼之前十五個世紀，西塞羅已經用過同樣來自 天文學、含有循環意味的conversio來指 代人世間的政治動蕩。波利比烏斯也已經使用了anakykloois一詞，這幾乎已經是 revolution的希臘版本。在這種早熟的革命理念背後，是古代希臘和羅馬發達的政 體理論。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波利比 烏斯，君主制、僭主制、貴族制、寡頭制、民主制、暴民制等不同政體之間的流 轉逐漸構成了循環，支配著古人對於此岸世界種種“革命”的認識。

關於“革命”這個命題，人們曾經進行過不少的探索。在中國古代，曾有“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的論述，意指紀元前商王湯討伐夏桀和周武王討伐商紂，實施變革更替朝代以應大命，順民意。這裡的革即變革，命即天命，是從神權政治觀出發對革命作出的解釋。

在西方，從古希臘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當代美國的亨廷頓，先後有不少思想家、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從不同的角度闡釋了社會意義的革命和政治意義的革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四種：

1．革命是一種實現正義和恢復秩序的行為。古羅馬歷史學家李維在其《羅馬史》中把羅馬共和國的建立看作是一種道德行為，認為這是有道德的人戰勝了塔奎尼烏斯王的統治。在英國革命過程中，愛德華·海德認為，革命是獲取理想政治秩序的途徑。這種把革命看作是實現正義，實際上是用道德的標準而不是用政治的標準解釋革命，把革命看作是恢復舊秩序，而不是建立新秩序的觀點，實際是一種保守主義的觀點。

2．革命是一種權力轉移的方法。美國政治家傑克·A戈德斯通認為，革命就是“不同集團，其中包括前政府，都力爭使自己成為中央權力”。（《中外政治格言集萃：政治的智慧》第122頁，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換言之，革命就是爭奪權力的公開較量，就是某些階級或集團將國家或中央政府的權力轉移到本階級或本集團手中。這種觀點指出了革命的中心問題是權力鬥爭、權力轉移，但是沒有把政治革命的權力轉移與一般情況下的政府的權力轉移區別開來。

3．革命是一種發泄不滿和改變現狀的途徑。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中分析產生革命的原因時指出：“有些人看到和他們相等的他人占著便宜，心中就充滿了不平情緒，企圖同樣達到平等的境界。另一些人的確有所優越，看到那些不能和自己相比擬的人們卻所得相等，甚至反而更多，也就心中激起了不平情緒。”（[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236頁，商務印書館）於是，低賤的人為了追求平等而進行革命，同樣的人為了取得更優勢的地位而進行革命。馬基雅維里指出：“人們因為希望改變自己的境遇，願意更換他們的統治者，並且這種希望促使他們拿起武器去反對他們的統治者。”（[意]馬基雅維里：《君主論》，第6頁，商務印書館）這些觀點主要強調了進行革命的心理原因，但忽視了進行革命的經濟和政治根源。

4、革命是一種實現社會變革的歷史過程。古希臘歷史學家波利比阿曾經指出，革命就是消滅和改變僭主統治的過程，就是恢復正義和正當秩序的過程。而現代社會科學家們往往把革命和巨大的社會變革聯繫起來，認為任何革命都不是一個單獨的奪取政權的事件，而是一個變革社會的過程。這種從動態的角度解釋革命，把革命看成是一種變革社會的過程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不從本質上闡釋革命，只從動態的角度解釋革命是不全面的。

上述四種觀點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革命的含義，對我們理解社會意義上的和政治意義上的革命的含義有不少啟發和借鑒。要全面地科學地理解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上的革命的含義，就必須了解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的三個基本觀點。

第一，革命是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馬克思主義認為，在階級社會，存在著階級矛盾、衝突和對抗。當這種矛盾、衝突和對抗大大激化時，就會發展為政治革命。一般說來，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均，兩極分化的加劇，人民生活的急劇惡化乃至極度貧困化，就會引起階級矛盾、衝突和對抗的激化，必然引起政治危機、經濟危機，文化危機和社會危機，進而引起革命。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革命是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同時又是解決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的主要途徑和手段。

第二，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切反動落後的統治階級出於自身利益的需要，都不會輕易地退出歷史舞台，都會竭力反抗進步階級的革命，千方百計地維護自己的統治.在這種情況下，進步階級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才能達到變革社會制度的目的。

第三，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動。馬克思主義認為，革命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避免的政治行動。這種政治行動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為它不是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而是由社會矛盾運動規律決定的。馬克思指出：“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83頁）而這種社會革命或稱這種政治行動是任何試圖取得統治的階級獲得最終勝利的關鍵。由於以推翻現政權和破壞舊關係為主要內容的政治行為，將導致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發生深刻變化，所以，恩格斯又把這種政治行為看作是政治的最高行動。

馬列主義的“革命”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提出的歷史設想中，主要的思想是以一種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各個時代彼此更迭的思想；革命從它最全面的意義來說，是從一個時代向另一個時代的劇變性的躍進。在陳舊的制度同爭取自由的新的生產力之間，進而從人的關係上來看，在舊秩序內部的上層階級同下層階級之間，在以前的階級同向它挑戰的新的階級之間，各種衝突的匯合，會帶來革命，直至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原來被剝削的階級同新的統治階級合而為一。後來，只是對於現代歐洲的革命，包括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才有時間認真加以考慮。馬克思在1843年已經開始研究英國、法國和美國的革命（他的筆記中說明了這一點）。所有這些革命都是“資產階級革命”（雖然美國的革命也是民族的革命），是由中等階級中野心勃勃的一部分人領導的，本質上是由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擴大的需要促成的。

在所有這些除舊立新的嘗試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考慮到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1524—1525年伴隨它最初的最豪邁的階段的德國農民戰爭(恩格斯在這方面寫了一本書)，認為這是最早的革命；雖然作為市民和農民打破封建優勢的努力只獲得很有限的效果。17世紀40年代英國的暴動要成熟和成功得多。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如果沒有自耕農和城市平民竭力為新興的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地主戰鬥，它不會推進到如此程度；這也就向他們暗示這樣一個一般原則，所有一切造反的運動必須推進到遠遠超出資產階級自身利益所要求的目的，如果不可避免的反動不要超出像1688年那種結局所代表的限度的話（參看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版導言）。另一個一般特點是，走向前台的新的有產階級能夠得到群眾的支持，就能以反對舊秩序的全民代表的姿態出現，甚至在當時自認為如此。

1848──1849年間，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左派方面參加了德國的激進運動，有機會從內部看到一場資產階級革命，對終於導致失敗的猶疑不決和軟弱無能深感厭惡；後來他們在這方面思考了並寫了許多東西。對近代經濟史的研究，使馬克思深信，歐洲的革命以1847年的商業蕭條為背景，群眾的不滿掀起了革命，在下一次衰退和再次發動群眾以前，新的叛亂不會有任何機會。事實上，中歐和東歐的資產階級甚至對支持他們的工人比對他們面前的政府更加惶惶不安，決不會再冒險試驗，除非是半心半意，如1905年在俄國。它能夠在舊的框框內獲得一種地位，儘管不是政權，使它能毫無阻礙地發展工業，這也就是對它有實際意義的一切。

恩格斯曾經企圖（在《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中）把這種情況納入馬克思的設想，就德國而論，把俾斯麥的“統一”描寫成“革命的”，這個例子說明他和馬克思使用這個詞多麼靈活。另一個例子是馬克思關於印度農村被不列顛的壓力所破壞是亞洲歷史上歷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的說法（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67頁）。但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概念方面，產生了許多問題，雖然這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已由馬克思主義學者生動地加以闡明。在英國，還無法顛撲不破地證明階級之間和它們所代表的經濟體系之間的衝突。甚至1789年法國的情況（這裡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或諸如此類的觀點得到比較廣泛地承認）仍然很有爭論。然而人們承認，馬克思的假設所起的最大的作用是促使人們去探討整個問題。

另一種革命即共產主義革命在很長時間內縈迴於少數人的腦際，但是，馬克思經常強調，在它的物質條件具備之前，不可能有實際意義。那就是說，共產主義只能是繼資本主義而來的事物，它帶來一個新的統治階級——工人階級，它第一次有可能消滅一切階級差別，因為它不代表另一種所有制形式，而是擺脫一切所有制。它的執政將是一種道義的改革和社會的改革，因為它會清算過去，掃除人類的骯髒東西，使它從新開始（參看《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章第1部分B3）。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形成而且從不背棄的另一個信念是，偉大的變革不可能在這裡和那裡個別地方發生，而應當是決定性數量的工業國同時行動的結果（同上，第1卷第1部分A1）。

馬克思從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義的失敗中作出結論說，這只是像一個猶太人在沙漠中的旅途那樣漫長的鬥爭開端（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68頁）──後來這成為斯大林特別喜愛的形象。在以後的年代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承認，1848年他們被青年的急躁情緒所左右，在資本主義在大陸的進程的第一個階段就指望推翻資本主義，這是很不成熟的。政權是不可能靠少數熱烈分子，即沒有整個階級的力量作後盾的戰鬥先鋒隊的突然襲擊來奪取的（參看恩格斯為1895年版《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寫的序言）。

恩格斯後來認為俄國可能是這條原理的例外。1875年他考慮到那裡的革命可能會被戰爭所促進而迫在眉睫（《俄國的社會狀況》）4；1885年他告訴一個俄國記者，如果說布朗基主義的幻想（由一批密謀者推翻整個社會）可能在任何地方有些道理的話，那肯定是在彼得堡，因為沙皇制度如此不穩定，猛然一推就可以把它推倒（致維·查蘇利奇，4月23日）。在其他地方，事情會緩慢一些，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高潮也許是武力的較量。馬克思可能認為，少數國家，首先是英國由於其長期的政治傳統，可以避免最後的嚴峻考驗。但是，英國的發展情況令人失望，工人階級在憲章運動失敗之後退到了非政治的工聯主義，缺乏社會主義的“責任”感。在法國，政治精神比較活躍，但1848年以後不久，馬克思懂得，在一個主要具有農業性質的國家，沒有農民的援助，有限的工人階級不可能取得政權，他估計，農民日益加深的貧困將保證這種支援（《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七）。

1870年以後，德國迅速的工業化使它似乎成了工人階級將率先行動的國家。強大的社會主義運動不久開展起來，在帝國國會的議席不斷增加。恩格斯更加註意它作為選舉力量的增長，因為他作為軍事問題專家，也意識到新式武器正在加強各國政府的武力。1892年11月3日，他曾寫信給拉法格說，巷戰和街壘已成為過去的事情；在同軍隊作戰時，社會主義者肯定要吃大虧，而且他承認，他還找不到解決這種困難的好辦法。但這就更有必要把群眾吸引進來，儘可能擴大運動的範圍，在德國，要把它推進到軍隊的主要徵募地區，如東普魯士。

恩格斯在1895年為馬克思的《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德文版寫的序言中強調了這些告誡。然而，他的文章被編者由於擔心書報檢查而大肆刪改，他對此極為不滿；他在寫給考茨基的一封信（1895年4月1日）中抱怨說，這使他容易被歪曲為“合法鬥爭的崇拜者”。事實上，這種情況不久就發生了。1898年，即他去世三年之後，伯恩施坦開始提出導致關於“修正主義”的爭論的種種主張（參看修正主義條目）。在這場複雜的爭論中，伯恩施坦的主要論點是：資本主義在最近的將來的所謂不可避免的崩潰，只是願望中的想法；但是，按照一般的理解，爭論是關於原有意義的革命究竟是否仍然是一種實際可能性，或是說，現在是否只應依靠憲法的方法。

在俄國，在1905年革命以前，不存在憲法權利，以後也沒有多少憲法權利。列寧決心創立一個能夠準備、然後領導革命的政黨；和所有的前人不同，他最充分地貫徹了事先籌劃的革命主張。在1905年主要帶有自發性的暴動中，他的黨太小，沒有經過考驗，無法取得很大成就，它無論如何未能超出資產階級民主的範圍和泛泛的土地改革。但是，它的失敗表明了軟弱的俄國資產階級的不堅定，正如1848—1849年表明德國資產階級不堅定一樣。因此產生這種似非而是的說法，它的革命要由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所領導的群眾代替它、甚至撇開它進行。這種思想自然而然導致“不斷革命”的策略，毫不停頓地從資產階級革命（比較確切些說，現在的民主革命）推進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計劃。這裡，存在夠多的複雜情況促使左派方面進行無窮的爭論，正如修正主義在西方那樣。

1914年當歐洲按照它的統治者的命令服從地拿起武器的時候，列寧試圖反擊這種責難，國際曾經愚蠢地預言戰爭意味著革命。他寫道，它從來沒有保證這一點，不是任何革命形勢都導致革命，革命不能自行到來（參看《列寧選集》第2卷，第620—621頁）。只有在號召已經準備暴動，而上層階級無法在舊秩序下維持下去的時候，革命才可能發生。這是一些不以政黨和階級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條件。1916年3月，在戰時的另一次論戰中，列寧宣稱，社會主義革命不能設想為一次迅速的打擊：它是一切戰線上一系列的緊張戰鬥（參看《列寧選集》第2卷，第717頁）。

在俄國，1917年發生了列寧所期待的總危機。托洛茨基在他的歷史（見“參考書目”⑧，附錄2）中寫道，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充分符合它的發動者的意圖，但十月革命卻比它以前的任何革命都更充分符合一些。在一個極重要的方面，它卻離開正道。他和列寧曾經指望它成為歐洲暴動的訊號；對於他們如同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勝敗要在國際舞台上決定。但是，東方和西方相距過於遙遠，其他地方的社會主義者並不太樂意仿效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感到被人離棄，首當其衝。不久發生一場爭論，列寧以考茨基為主要論敵。問題是，這是否是一次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列寧譴責他的批評者背離馬克思主義而信奉改良主義。考茨基卻譴責布爾什維克以馬克思曾經認為任何革命后的過渡必不可缺的無產階級專政為借口憑藉恐怖主義執政。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恐怖主義有別於這種專政的觀點，在1870年9月4日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中得到說明，其中把1793年的恐怖政治看成是人們自己驚恐而從事簡直無用的暴行來支持他們自己的信念的一種制度。

以後幾年歐洲另一些地方舉行暴動的嘗試失敗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曾經在獄中悠閑歲月中思考經驗教訓，這位馬克思主義者就是葛蘭西。他根據19世紀義大利的種種事件，區分出馬志尼的積極的起義和卡富爾所倡導的“消極的革命”，後者以耐心準備作為通過人們頭腦中的“分子變化”造成社會力量改變構成的方法。他設想，也許二者對於義大利都是必要的，他認為歐洲的其餘部分在1848年以後傾向“消極”類型。他論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或資產階級民族革命；在1918年以後，更慎重地說，在1945年以後，歐洲社會主義可以說有一個類似的轉變。在西方，對革命目的的追求實際上已經意味著相信社會的徹底改造，以別於僅僅用零星的改革來修補舊社會的任何辦法。在蘇聯，可以看到向這個方向的緩緩移動；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蘇聯理論已願意採納下列這種觀點，隨著社會主義已經在世界上許多地方建立，它有可能在其他地方通過和平手段取得政權。

這個論點是在毛主義（參看毛澤東條目）的偏激學說的壓力下得到承認的。毛主義同莫斯科爭奪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權並一再重申鬥爭的國際性質。較近幾年，北京已經放棄它的極端革命姿態。但是，自從列寧在1914年以前認為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很有希望，乃是對歐洲革命運動的支持以來，武裝鬥爭已經從歐洲轉移到第三世界。在那裡，這始終是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因為亞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區有外國背景的右翼軍人統治，似乎沒有留下選擇餘地。社會主義和民族情緒或農民情感往往交織在一起，但在許多地區，提供指引線索的是馬克思主義或它的某種改頭換面的東西。（參看民族主義；戰爭條目）

（VGK）

參考書目

①謝爾治·布里西安納：《潘涅庫克與工人委員會》，1978年英文版。

②羅賓·布萊克本編：《革命和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讀本》，

1978年英 文版。

④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札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⑤E..J.霍布斯鮑姆：《革命家》，1973年英文版。

⑥卡爾·考茨基：《社會革命》，1902年英文版。

⑦弗·伊·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

⑧弗朗茲·馬雷克：《世界革命哲學》，1966年英文版。

⑨列甫·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1932—1933），1967年英文版。

⑩J.沃迪斯：《革命新理論》，1972年英文版。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原因

革命的目標，就是為了人類世界人人安寧幸福平等，不僅在物質上，還要在精神上。也就是說，革命是大多數的人民群眾，對一個不公平的制度的反抗。

【演變】

在中國古代，“革命”只指改朝換代，語源是《易．革卦》的彖傳：“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是變，命是天命。

旅美學人陳建華，在98年的《讀書》上寫過一篇文章，指出晚清王韜的《法國志略》（1890年），第一次使用了現代語義的“革命”、“法國革命”，而王韜這個用法，和他這本著作的很多地方一樣，取自日本人岡千仞的《法蘭西志》和岡本監輔的《萬國史志》。

據馮自由《革命逸史》講，1895年，孫中山來到神戶，見到當地的報紙，上面說“支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抵日”，對陳少白說，這個意思很好，以後我們就叫革命黨罷。陳少白的回憶（《興中會革命史要》）與此略同，並講到此前他們也只以為做皇帝才叫革命，自己只算是造反。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已接受了西方“共和革命”的內容，復加以排滿的“種族革命”，故不但與保皇黨勢難兩立，便與改良派也互相水火。

由於“革命”的現代用法初進中國時和法國大革命的關係，以及這個字眼在本土原有的語義，使它從一開始就有兩種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義。特別是后一點，使清政府只說“亂黨”，“賊黨”，“叛黨”，而絕不願對孫中山輩使用“革命黨”這樣的雖然已經流傳開來的字眼。孫中山《革命運動概要》說：“革命之名字，創於孔子。中國歷史，湯武之後，革命之事實，已數見不鮮矣。”這在當時，是為自己的“革命行動”爭取合法性的努力，但稍後，很多人已指出中國歷史上只有造反和變亂，鮮見革命，而此時的革命，已舊瓶新酒。所以章太炎說：“吾所謂革命，非‘革命’也。”（《革命的道德》）就是這個意思。

“革命”很快流行起來。1899年，梁啟超在《清議報》上著文提倡“詩界革命”，“革命”獲得更廣泛的語義。1902年，主張保皇立選的康有為寫了一篇《答南北美洲諸華僑論中國只可行立選不可行革命書》，第二年，章太炎回敬以《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這是當時，是影響非常大的一場爭論。（同年鄒容寫了著名的《革命軍》。）

1949年後，“革命”的詞義變得越來越寬泛和具有壓迫性，包容了上次革命行動的一切成果和與正統有關的各種現象，並成為價值體系中裁決一切的核心詞。在理論上，馬、恩曾提出“不停頓的革命”的設想，為毛澤東繼承后，演變為新的繼續革命的思想。

毛澤東曾說：“看到革命兩字就高興。”在那個時代，“革命”一詞，真可以用“一切”來形容；而“反革命”是一種罪名，要被槍斃的。還有一種用法，叫“不革命”，是落後分子的標籤。

1980年代以來，“革命”的極端色彩淡化了一些，而用法更寬泛了。在很多場合，它是“變革”，甚至是“變化”改革的同義詞。但它那種來自過去時代的“正義”性，始終是主流用法。同一事件的對手，仍要爭奪“革命”的身份，爭奪話語的上風。另外，“繼續革命”的理論雖然不再使用，但它的某些內涵，仍然被繼承下來。

1990年代后，在知識分子中間，開始在“革命”一詞的用法上“西化”，有意在世界通行的語義上使用這個術語。1995年，香港出版了李澤厚和劉再複合著的《告別革命》，提出“革命”是激進主義和情緒化的，“二十一世紀不需要革命”。現在“革命”一詞的歧義，主要的方面，是在“革命”是否與暴力相聯這一點上。革命是與暴力直接相連的，但是革命比改革好很多，原因在於雖然犧牲大但是能夠有力的推翻統治階級，毛澤東曾說過，只有革命才能最快實現社會主義，才能實現歷史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