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界革命

黃遵憲提出了推陳出新的一整套綱領詩界革命的早期倡導者是夏曾佑、譚嗣同、梁啟超三人。光緒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之間，他們開始試作“新詩”。譚嗣同等人力圖開闢詩歌語言的新源泉，表現資產階級新思想，有其積極可取的一面。但是，他們實際上使詩歌的語言源泉更為狹窄，寫出來的作品又完全不顧詩歌的藝術要求，既脫離傳統，又脫離群眾，很快就喪失了生命力。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后，梁啟超逃亡國外，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宣傳，推進文學改良,“詩界革命”成為其中一個重要方面。他在《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刊物上開闢專欄，，發表譚嗣同、唐才常、康有為、黃遵憲、蔣智由、丘逢甲、夏曾佑等人的作品，又自撰《飲冰室詩話》，闡發理論觀點，大力表揚黃遵憲等新派詩人，詩界革命於是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和聲勢。

而鮮明提出“詩界革命”口號的儘管是梁啟超，但早已反映出詩歌變革趨向並獲得創作成功，從而成為“詩界革命”旗幟的卻是黃遵憲。

黃遵憲早年即經歷動亂，關心現實，主張通今達交以“救時弊”（《感懷》其一）。從光緒三年（1877）到二十年（1894），他以外交官身份先後到過日本、英國、美國、新加坡等地。經過親自接觸資產階級文明和考察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經驗，他明確樹立起“中國必變從西法”（《己亥雜詩》第四十七首自注）的思想，並在新的文化思想激蕩下，開始詩歌創作的新探索。他深感古典詩歌“自古至今，而其變極盡矣”，再繼為難。但他深信“詩固無古今也”，“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而筆之於詩，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詩者在矣”（《與朗山論詩書》）。他沿著這條道路進行創造性的實踐，突破古詩的傳統天地，形成了足以自立、獨具特色的“新派詩”，被梁啟超譽為“獨辟境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飲冰室詩話》三二），成為“詩界革命”的巨匠和旗幟。

明清時期，詩歌呈現衰落趨勢，有識者早已表示不滿，并力圖改變。同治七年(1868)，黃遵憲作《雜感》詩，批判沉溺於故紙,以剽盜為創作的俗儒，表示要“我手寫我口”。光緒十七年(1891)，他在《人境廬詩草序》中主張表現“古人未有之物，未□之境”,提出了推陳出新的一整套綱領。光緒二十二年(1896)，他更直接稱自己的創作為“新派詩”。但是，黃遵憲的這些主張，一時還未能發生廣泛的影響。

詩界革命的早期倡導者是夏曾佑、譚嗣同、梁啟超三人。光緒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之間，他們開始試作“新詩”。

徠當時，資產階級改良派正企圖融合佛、孔、耶三教的思想資料，創立一種為維新運動服務的新學。因此，他們相約作詩“非經典語不用”(《飲冰室詩話》)。其代表作如譚嗣同的《金陵聽說法》：“而為上首普觀察，承佛威神說偈言。一任法田賣人子，獨從性海救靈魂。綱倫慘以喀私德，法會盛於巴力門。大地山河今領取，庵摩羅果掌中論。”其中，“賣人子”一典取自《新約·路加福音》；喀私德為英語 Caste的譯音，用來指印度封建社會中把人分為幾種等級的種姓制度；巴力門為英語Parliament的譯音，指英國議會;法田、性海、庵摩羅果，均為佛家語。譚嗣同通過這首詩批判封建等級制，表達對資產階級議會制的嚮往。夏曾佑的詩與譚嗣同類似，如他的《絕句》詩以冰期、巴別塔等地質學名詞及《舊約》中的神話入詩。這類詩，當時稱為“新學之詩”或“新詩”。譚嗣同等人力圖開闢詩歌語言的新源泉，表現資產階級新思想，有其積極可取的一面。但是，他們實際上使詩歌的語言源泉更為狹窄，寫出來的作品又完全不顧詩歌的藝術要求，既脫離傳統，又脫離群眾，很快就喪失了生命力。

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后，梁啟超逃亡國外，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宣傳，推進文學改良，“詩界革命”成為其中一個重要方面。他在《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刊物上開闢專欄，發表譚嗣同、唐才常、康有為、黃遵憲、蔣智由、丘逢甲、夏曾佑等人的作品，又自撰《飲冰室詩話》，闡發理論觀點，大力表揚黃遵憲等新派詩人，詩界革命於是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和聲勢。

詩界革命的作者都不同程度地要求取法西方。梁啟超說：“歐洲之語句意境，甚繁富而瑋異，得之可以陵轢千古，涵蓋一切。”他表示要“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詩料。”（《夏威夷遊記》）康有為也說：“新世瑰奇異境生，更搜歐亞造新聲。”（《與菽園論詩兼寄任公、孺博、曼宣》）這些意見反映了新派詩人追求新思想、新事物的努力。但是，梁啟超強調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和“舊風格”諧和，避免不倫不類，出現“移木星、金星之 動物以實美洲”（《夏威夷遊記》）的狀況。當時，部分留學生正在提倡音樂教育，歌詞創作風行一時。在此影響下，黃遵憲寫作了《軍歌》、《幼稚園上學歌》等“新體”詩。對《軍歌》，梁啟超大為讚賞，認為其精神雄壯活潑，沉渾深遠，其文藻為二千年所未有，譽為“詩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極”。光緒二十九年(1903)，《江蘇》雜誌發表的幾首歌詞也得到梁啟超的肯定，視為“中國文學復興之先河”。他認為，有韻之文和音樂的結合是中國文學的悠久傳統。清朝統治以來，這一傳統中斷，因而，文學對國民的影響也就因之隔絕。他希望有志者勇猛精進，“調和之以淵懿之風格，微妙之辭藻”，爭取成為中國的莎士比亞和彌兒頓（《飲冰室詩話》）。

這一時期，民間歌謠體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和利用。光緒二十八年(1902)，梁啟超創辦《新小說》期間，黃遵憲向他建議，刊物發表的詩歌應“斟酌於彈詞、粵謳之間”,或三言，或五言，或七言，或九言，或長短句，名之為雜歌謠(《致飲冰主人手札》)。梁啟超接受了這一建議，除刊出《愛國歌》、《新少年歌》等歌詞外，又發表了《粵謳·新解心》和《新粵謳》等作品。對於這些新創作的歌謠，梁啟超讚美其“芳馨怫惻，有《離騷》之意”，稱其作者為“文界革命之驍將”（《飲冰室詩話》）。

後期詩界革命要求“以舊風格含新意境”。

梁啟超說：“欲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為詩。”（《夏威夷遊記》）又說：“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雖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為革命，是又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飲冰室詩話》）他總結前期詩界革命的缺點，認為一在於“□扯新名詞以自表異”，二在於“不備詩家之資格”，因而，將“新意境”放在第一位，這就糾正了前期的形式主義偏頗。詩歌不同於政治宣傳品，提出“意境”這一概念來，更加切合詩歌的藝術特徵。但是，形式是和內容相聯繫的，新內容必然要求嬗變出新的形式。梁啟超強調“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也有其片面性。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文化的傳播，擴大了人們的視野。

隨著改良派政治上的墮落，詩界革命的旗幟逐漸收起。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改良派政治上對立，他們中部分人接受過詩界革命影響，但是，不願意明確地以詩界革命相號召，有的人則企圖“別創一宗”，於是詩界革命就很快衰落，乃至銷聲匿跡了。

黃遵憲（1848——1905）字公度，廣東嘉應州（今 梅州）人，是近代著名外交家，改良派政治運動家和詩人。歷任駐日本使館參贊、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駐英國使館參贊、駐新加坡總領事等，著有《人境廬詩草》、《日本雜事詩》、《日本國志》等。其詩廣泛描寫當時重大歷史事件，是當時“詩界革命”中成就最高的詩人。

康有為（1858——1927）字廣廈，號長素，今廣東佛山市南海區人，人稱南海先生。近代改良派領袖，毛澤東稱他是“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論人民民主專政》）。曾七次上書光緒皇帝要求變法。1895年5月，曾聯合十八省舉子簽名上書；1898年，又與梁啟超領導戊戌變法維新。變法失敗后逃亡海外，后成為保皇派，反對辛亥革命。1927年病亡。他的前期詩歌風格雄渾，表現變法維新思想；後期隨其思想轉化，趨於暗淡低沉，但一些反映海外風俗文化、風景名勝等作，頗多可傳。有《康南海先生詩集》等。

正從理論和創作上給“詩界革命”開闢道路的是黃遵憲，被梁啟超稱為“詩界革命”的一面旗幟。黃遵憲提出“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雜感》）。梁啟超提出，要“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康有為提出“新世瑰奇異境生，更搜歐亞造新聲”。總之，他們主張舊詩要表現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詩界革命”要求詩歌為改良主義政治服務。主要代表作家有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丘逢甲等，而以黃遵憲成就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