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蘭西

安東尼奧·葛蘭西(1891～1937) Gramsci，Antonio“無產階級的解放是一個艱苦的事業，只有堅貞不屈的人才能勝任，只有那些在人們普遍感到悲觀失望的時候能夠保持不屈不撓的精神的人，只有那些意志鍛煉得堅如刀劍的人，才配稱為工人階級的戰士，才配稱為革命者。”安東尼奧·葛蘭西的生前名言。他自己的一生，正是身體力行地實踐了這個名言。

1891年1月23日，葛蘭西生於義大利撒丁島一個小職員家庭，家境貧寒，靠勤工和獎學金讀完都靈大學。在大學期間，1913年他加入義大利社會黨。大學畢業后，擔任都靈社會周報《人民呼聲報》主編。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葛蘭西響應列寧“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發動都靈工人舉行反戰武裝起義，在工人中贏得威望，被選為社會黨都靈支部書記。

大戰結束后，義大利革命運動空前高漲，工人和農民決心要走“俄國人道路”。1921年1月21日義大利共產黨成立。葛蘭西是黨的創始人之一。1922年5月，葛蘭西作為意共代表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書記。

1922年10月，以墨索里尼為首的法西斯分子在義大利奪取了國家政權。葛蘭西受共產國際委派回國領導意共開展反法西斯鬥爭。1926年11月不幸被捕。他在法庭上對法西斯分子義正詞嚴地說：“你們把義大利引向毀滅，我們共產黨人一定要挽救它。”在監獄中，雖遭百般折磨，他仍以堅強的意志研究革命理論，寫下32本《獄中札記》，這是義大利現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在這部著作中葛蘭西常用“實踐哲學”這個概念來指稱馬克思主義。

1937年4月27日，葛蘭西這位堅強的戰士在法西斯獄中與世長辭。

他於1913年加入義大利社會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對社會黨中立主義多數派持批判態度，一年後他站在齊美爾瓦爾得左派的反戰立場。在1916—1918年間，葛蘭西最終認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的時代意義，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

葛蘭西對俄國革命的最初思考涉及1917年“二月革命”，他把這場革命解釋成無產階級革命，因此不是“雅各賓派”的革命。早在“十月革命”以前，葛蘭西就贊同列寧關於在落後的俄國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因此，當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之後，葛蘭西（1917年12月1日）撰寫了一篇著名文章——《反對〈資本論〉的革命》。他在這篇文章中，根據對馬克思的理解，對這一歷史事件作出解釋，並成為其“實踐哲學”未來發展的先兆。布爾什維克用革命壯舉同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決裂；而葛蘭西在參加社會主義運動時，不僅同改良主義思潮決裂，而且開始脫離義大利社會黨的“不妥協”多數派。

葛蘭西確定蘇維埃是社會主義變革的機關。在這一點上，他同義大利社會黨最高綱領派決裂。這樣，他就開始了把布爾什維主義翻譯成“民族的歷史的語言”的工作，這一工作將決定他馬克思主義觀的徹底改變。在1919年4月，葛蘭西同陶里亞蒂等人創辦《新秩序》周刊，直至1920年聖誕節按期發行；從1921年1月1日起，改為《新秩序報》（日報），成為1921年1月21日在利沃諾創建的義大利共產黨機關部。葛蘭西主要致力於對列寧和布爾什維主義主要代表著作的傳播。在短暫時期內，俄國革命似乎真正成為“世界革命”的先兆。俄國革命的神話征服了都靈的工人和社會主義者，而《新秩序》的宗旨變成研究義大利無產階級革命的具體條件。

《新秩序》周刊成為葛蘭西領導的工廠委員會運動的“發源地”，這一運動具有義大利特色，成為1919—1920年間在北德意志和巴伐利亞、在奧地利和匈牙利發展的革命運動的主力軍，因此影響了世界許多地方的工人運動。從而，《新秩序》周刊還成為把睿智知識分子小組變成獨特革命領導者的熔爐。

他進一步思考其核心本質，從而使其思想在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上具有獨特性。簡言之，在他看來，“革命現實性”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特別動蕩和具有活力的世界形勢：在舊的自由秩序終結后，在英美資本主義的強大壓力下，戰前的經濟平衡被打破了。葛蘭西認為，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重新實現世界經濟的統一，自然這種統一是建立在由“國際”事件決定的新基礎之上。至於在義大利，工人階級也能具有團結被戰爭引入歷史舞台的廣大農民群眾共同行動的能力，他認為這是俄國革命的本質特徵。葛蘭西思想的獨特性在於，他把南方和北方統一者的作用歸於工人階級，他認為工人階級是能夠消除義大利國家國內外軟弱性的唯一主體。

在1926年秋，由於出現布爾什維克黨領導集團分裂的危險，意共中央政治局授命葛蘭西給聯共中央委員會寫一封信，既表示同意多數派觀點，又對事態表示擔憂，呼籲避免採取過激措施。在莫斯科的陶里亞蒂，認為這封信“不合時宜”，他請求意共領導委員會批准他扣壓此信，並等待在11月召開的共產國際擴大執委會。11月1—3日，在熱那亞郊區秘密召開意共執委會會議，共產國際駐義大利代表德羅茲出席，支持聯共多數派的立場。但葛蘭西未能出席會議，因為他在前往開會地點時，被警察阻止，被迫返回羅馬，1926年11月8日被捕。葛蘭西的信件在聯共領導層引起對意共的懷疑：意共可能轉向支持托洛茨基的立場。從那時起，那封信就成為共產國際不止一次地指責並控告意共“左右搖擺”的口實。懷疑主要源於控告葛蘭西對待多數派和反對派的綱領及行動的“民族主義”態度。葛蘭西認為，聯共的衰退主要由於一旦奪取政權，沒有能力通過形成新知識分子階層，確立無產階級領導權，因此也就不能信心百倍地建設新社會。在獄中，葛蘭西對政治進行的反思就是這樣陳述的。

姐姐朱麗婭

在葛蘭西被捕后，塔吉婭娜（朱麗婭的姐姐）和彼埃羅·斯拉法成為他的主要聯絡者。塔吉婭娜幫助葛蘭西直至他辭世，斯拉法是他在辦《新秩序》周刊時期的摯友。從1929年後，他們成為葛蘭西與黨及陶里亞蒂的唯一聯絡者，陶里亞蒂擔負了解葛蘭西獄中情況的任務。然而，很快葛蘭西與帶孩子返回莫斯科的妻子的關係、黨的關係變得緊張。從1930年後，在蘇意兩國政府通過交換囚徒以解救葛蘭西的計劃失敗之後，葛蘭西懷疑黨對待自己是否正直，他直覺到同妻子通信的困難，因妻子受到病痛折磨，更因為朱麗婭受到警察的控制。然而，從1933年2月，葛蘭西才公開地把他與朱麗婭的關係現狀同在黨內被邊緣化的事實聯繫起來，他開始懷疑斯大林對他的命運漠不關心。儘管遠離、沉默和懷疑，但葛蘭西沒有絲毫同朱麗婭斷絕關係的想法。在葛蘭西生命最後一年的文獻中，有一封由斯拉法起草的文件（日期為1937年4月18日），向義大利當局要求，他一旦獲得自由，准許他移居蘇聯同家人團聚。

撰寫《獄中札記》

1929年1月，葛蘭西獲准可以撰寫札記，2月8日他開始撰寫《獄中札記》。《獄中札記》可理解為葛蘭西在共產國際宗派轉折時期（以“階級對階級”的口號和“社會法西斯主義”理論為標記），在思想領域繼續其政治鬥爭。1929年7月，共產國際的宗派路線也強加給意共。儘管意共很不情願，但終歸接受了，拋棄了葛蘭西在1924—1926年間制定的正確路線。葛蘭西在了解了這些情況后，表示堅決反對，在同獄中難友談話時，建議首先打倒法西斯，恢復“民主”，才能實現社會主義。葛蘭西的建議遭到難友反對，他被孤立。如果不了解同時期蘇聯的和國際共運的退化，就不可能理解《獄中札記》。對於這種退化現象，葛蘭西建議首先探究其理論根源，他認為要糾正這種錯誤傾向並避免失敗的命運，就必須構建新思想、制定新綱領。《獄中札記》的“研究計劃”從對危機的有效解釋開始：1929年的危機，還有戰後的危機及戰爭本身作為對危機缺少回答的認識。然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把其政策（及存在的理由）建立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理論之上。1933年2月，葛蘭西在研究一系列事件時寫道：“這都是自1929年至今以災難形式的延續”，“必須反對任何人想要找到它們的一個原因或唯一根源”，由於主要是個“複雜的過程”。如果再提出他開始時的問題，可以斷言“整個戰後都是危機”，並且“對某些人（可能並不錯）來說，戰爭本身就是危機的表現”。其實，“基本矛盾之一”就解釋了危機的起源，即“當經濟生活作為必要前提時，世界主義、國家生活，日益沿著‘民族主義’、‘自給自足’方向發展，等等。‘目前危機’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僅為經濟的民族主義要素的膨脹”。換言之，危機源於經濟的世界主義和政治的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

《獄中札記》的歷史意義

由於俄國革命和美國強權開始對“世界結構”施加壓力的結果，在戰後湧現的新型群眾主體要求新型經濟的和世界政治的組織，若缺少這種組織，民族國家的危機將是災難性的。葛蘭西得出結論：即使“進步和革新的集團”也未能對付國家危機。他審視了共產國際的政策和斯大林式蘇聯的性質。後者在葛蘭西看來，顯現為某種形式的“愷撒主義”（即使是進步的），在其中創建“新型國家”的新社會集團的領導權內容還“主要是經濟性質”。葛蘭西首先批判經濟計劃模式，尤其否定了專制國家推行的經院式的、單純為政治服務的文化觀，他指出“蘇聯式馬克思主義”的貧乏性。“俄國的試驗”顯現出具有局限性並且缺乏領導權基礎，不具有（或尚未具有）有待效法的普遍價值。

有關《獄中書簡》

2008年，田時綱所譯著作《獄中書簡》收集了葛蘭西自1926年11月到1937年一月，從流放地和法西斯監獄寫給親友的456封書信。《獄中書簡》是一幅葛蘭西真實生動的自畫像，是一部不朽的義大利現在文學傑作。如同克羅齊所讚揚的那樣，這是屬於整個義大利民族。

關於斯大林式蘇聯的“指令經濟”，葛蘭西的認識是：美國主義的“計劃性經濟”是一種高於“指令經濟”的形態，由於它沒有擠壓市場，而是以基本階級間的“妥協”為基礎，靠政策調節市場。在這種視野內，葛蘭西認為，法西斯主義是“被動革命”在歐洲的主要“代表”，由於它代表舊統治階級，必然控制從“經濟工業主義”向“計劃性經濟”過渡，並避免同工人階級的妥協，旨在消除十月革命的影響，並去除工人階級的自主性。然而，葛蘭西並沒有排除在行會國家框架內，形成讓經濟擺脫專制國家結構的經濟前提。

在葛蘭西的思想中，分析性範疇同戰略性範疇相連。在政治上，陣地戰概念同被動革命概念相對應。以這種相互關係為基礎，反思最近50年的歷史。建立在“運動戰”基礎之上的“繼續革命”的公式，在1848年前出現，作為對雅各賓派從1789年至“霧月政變”的經驗的科學建構的表現。在1870年的歐洲，這一表現“在政治學中被‘文明領導權’的公式所超越”，由於政治鬥爭的主要角色已經改變（群眾政黨、工會、國家作用的增強），而經濟的相互依存重新判斷民族經濟自主性。

因此，從“運動戰”向“陣地戰”的過渡，不僅要求改變掌權的觀念，而且要求建構更為靈活的國家概念，它不同於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建構的國家概念，因為保障國家的穩定需要各種力量的平衡，不僅指在國內方面，而且指在國際方面，這必然要求各個基本階級之間的“妥協”。

總之，葛蘭西認為，“國家是實踐活動和理論活動的整體，領導階級憑藉這些活動不僅維護並辯護自己的統治，而且能夠獲得被領導者的積極認同”。顯然，這種看法超越或根本改變了“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葛蘭西的領導權概念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截然不同的。

葛蘭西的另一部思想作品作　者： （意）葛蘭西　著，田時綱　譯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8-10-1

字　數： 350000

版　次： 1

頁　數： 399

印刷時間： 2008-10-1

開　本：大32開

印　次： 1

紙　張：膠版紙

I S B N ： 9787010072579

包　裝：平裝

書籍作者：[義大利]費奧里 著圖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圖書品相：9.5成品相

庫 存 量：0 本

圖書售價：10.00元

圖書類別：文學

圖書標籤：義大利人民共產黨

出版時間：1983-04

開本：大32開 頁數：314頁

裝訂：平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