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件
藍妮舊照
1912年(民國元年)7月2日,澳門藍府傳出了嬰兒的哭聲,藍劍俊的夫人為藍家添了一位千金,為她取名巽宜。藍家是富有的苗族人家。
藍妮的祖父藍和光,號熙庵,是前清光緒末年的舉人,曾任廣東
香山縣知事,藍和光有三子,長子藍劍俊,次子
藍建勛三子藍繼勛之一畢業於雲南陸軍講武堂,擔任過龍雲的副官。1900舉家遷移澳門,曾前往湖南、廣東、浙江及澳門等地區經商、辦廠搞實業,為藍家創下了基業,成為一位事業有成的實業家和商人。不久,藍家遷居廣州,後來又赴上海,其間添了藍妮的弟弟和妹妹。藍妮自幼就知道祖父不僅走南闖北做生意,還熱心於社會公益事業。他最熱心的莫過於在家鄉雲南
建水縣創辦學校,讓家鄉的子子孫孫都能讀得上書,都能成才立業。據藍妮說,土司出身、曾任
廣西提督、廣東陸軍第二十五鎮統制、廣東都督等職的龍濟光是她祖父的嫡親表哥,是他推薦她祖父去做官的。
父親藍劍俊,字敏裕,號午樓,是孫中山先生共和思想的追隨者,早年曾經參加
同盟會,追隨黃興從事反清革命,在黃興部下任參謀長,后赴英國
劍橋大學攻讀。藍劍俊後來沒有加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陣營,而和北洋軍閥拉上了關係,與孫傳芳換過帖,曾任江蘇無錫的稅務局長。母親方淑貞也是名門閨秀,能寫一手好字。親自教授小藍妮中國古典文學,讓她很早就接受了中國文化的熏陶,對她的要求極嚴。她的父親特為女兒請了一位學問很深的塾師,教她讀《四書》、《五經》,每天所教的內容必須讀後背誦。當背誦時,她把書攤在先生的桌子上,背朝著站在先生的椅子邊。藍妮曾回憶說:“有次書未讀熟,我趁先生不備,不斷回過頭去偷著瞧書本,終於被先生髮覺,竟被罰跪了半天之久”。藍妮幼年的學習在她腦海里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1926年,祖父因產生鄉戀之情,獨自回雲南老家去了,藍妮隨父親又來上海,後來經通州陳保初的推薦,出任常熟沙田局長,為藍家積聚了一筆的家產。
藍妮從小就顯得美麗俊俏、聰明伶俐,而且她的美有強烈的異域色彩,不同與一般的漢族女孩,她高鼻深目,眼睛瞳孔的顏色還有些湛藍,就像洋娃娃一樣,人稱“苗王公主”。等到上學時,祖父和父親給她起名藍業珍。藍家這位小姑娘的嘴巴甜,親和力特彆強,同學間有矛盾,她只要一摻和,大家又都喜笑顏開了,有同學開玩笑說業珍就是一把爛泥,把大家都糊到了一起。因為姓藍,字音與“爛”只是聲部的差別,於是有好事的同學同學們給她取了一個綽號“爛泥”,她一點也不生氣,後來她自己乾脆將“爛泥”取其諧音“藍妮”作為自己的名字。
青年藍妮
原本像她這樣的女孩子,擁有先天優越的家庭背景與美貌,大可以享受金色年華,可是,她卻因為家道中落,過早體會了人生的跌蕩辛酸。1926年,藍妮的父親藍劍俊與好友陳保初一同外出時,途中遭歹徒襲擊,那位好友當即中彈斃命,親眼目睹友人被打死之後,父親回到家就精神失常了。從此喪失了工作能力,只得在家長期休養。
正當家庭經濟入不敷出之際,藍劍俊想起尚有二十萬兩銀子被把兄弟劉
德輔借去,在香港開辦擺渡汽車的渡海輪船公司,便想到去香港向劉德輔索取這筆借款,同時藉機去求覓名醫治療精神病。那時,藍妮和兩個弟弟藍業廣、藍業申還年輕,無法陪有精神病的父親去香港。藍妮的母親考慮再三,無奈之下請老僕丁福和高福陪伴她丈夫去香港,並再三叮囑:“途中必須盡心服侍好主人。”在兩個老僕的陪伴下,從上海乘船赴香港。到香港后,藍劍俊費了好大勁才找到把兄弟劉德輔。可劉德輔忘恩負義,翻臉不認人,一口咬定根本沒有向他借過這筆巨款,而且當看到藍劍俊患有精神病時,竟然一點舊情也不念,連地主之誼都不盡,就馬上打發他和兩個老僕回上海。
屋漏偏逢三更雨。藍劍俊一行回到上海,兩個老僕此時見利忘義,不但沒有送主人回家,反而席捲了主人帶去香港看病的費用和所有盤纏,逃之夭夭。藍劍俊去香港不但一無所獲,而且遭此一番打擊,病情更加嚴重了。三年下來,藍父病情非但未見好轉,藍家財力卻已是捉襟見肘了。這個溫馨的家庭蒙上了陰影,藍家的生活從此陷入困境。
面對家庭的困境,無奈,母親硬著心腸,說出了她解救藍家的方法。原來,同住上海
襄陽南路上的時為南京政府的財務部常務次長李調生,提出願意為其次子李定國聘娶藍妮為媳婦,如果藍家應承了這門婚事,可以每月給藍家津貼100元。當時才17歲的藍妮,望著日漸衰老的父母,藍妮含著眼淚說不出一句話,少女的矜持使她連肯定或否定的表示也無法表達出來,面對無助又可憐的父母,只能答應了結婚,以圖此舉能解脫藍家的困境。1929年,正在學校讀書的18歲的藍妮,出嫁給李定國為妻。藍家等於是“賣婚”,這樣的前提,也註定了這樁婚姻不會美滿。
藍妮的丈夫李定國,字任卿,1910年9月13日生,蘇州東吳大學法律系肄業,畢業於上海法政大學。李外貌也很俊美,又喜好京劇,且能唱上幾段自得自樂,論年齡他只比藍妮大兩歲,看來兩人似乎是很般配的了,但是李、藍婚後很不和諧。
李家是封建的漢族官僚人家,府中規矩極多,李家老輩人亦常以是李家出錢資助了藍家解困,藍家理應對李家感恩戴德,並不將藍妮平等看待,有時甚至連傭人也不把她放在眼裡。致使藍妮這位生性倔強,生活隨便慣了的苗家女兒,很不適應。處處受到歧視藍妮對這些都忍氣吞聲,希望能與丈夫廝守,熬到出頭的那天。但她最不能接受的是,丈夫人雖風流倜儻,但胸無大志。每天無所事事吃喝享樂,既不想出外做官,又不思經商掙錢,終日呆在家中,陶醉於安逸之中。見過世面也飽讀詩書的藍妮,想與丈夫談點什麼,但兩人缺乏共同語言,結婚5年,好像從未深交似的。
1934年,不到23歲卻已經為李家生下三個孩子的藍妮,再也不願意做“生育機器”。毅然與李定國離婚,拋下一兒兩女,時年她年僅23歲。她當時委託大律師吳凱聲來調解,經過雙方的同意,並未通過法院接辦,就辦妥了離婚手續。李某雖為財政部次長之子,並未付出任何贍養費用,即辦妥了離婚事宜。吳凱聲後來遇到她,出於同情曾問她:“你離婚後怎麼打算?”她坦率地回答:“我身上現在還有幾百塊錢,用完以後,就去投黃浦江”。
後事
李定國後來任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業務局行員、後來藍妮向孫科推薦促成李任中央銀行成都分行副經理,解放後任
中國人民銀行四川分行儲蓄部主任、簡陽支行職員。但解放前夕,中央銀行成都分行經理出逃,留守的副經理李定國不知銀行庫存與賬面為何不符,在解放後有口難辯,在歷次運動中吃盡苦頭,於1959年去世。藍妮身為人母,不忘在李家的三個兒女,抗戰時期常接濟李家。藍妮晚年對李定國侄子李振東說:“我離開李家后,對你們李家蠻關心的,你二叔叔到成都當副經理,也是我寫信給院長(台灣地區立法機構負責人長孫科)推薦的。”她還向李振東出示一封信的影印件,以證明李定國出任中央銀行成都分行副經理確是她促成的。藍妮和李定國所生的三個兒女,後來都定居海外,各有成就,成為藍妮晚年頗為滿足和自豪的一件事。據《陵李氏西里橋繫上海分系支譜》記載,藍妮長女李希孟幼殤;次女李萱1931年9月24日生於上海,1950年自香港赴美求學入美國籍;三女李華,1950年自香港赴美求學,后入澳大利亞籍;長子李振亞1932年10月5日生,獲美國加州大學病理科碩士,1966年創立美國證券投資公司,並任董事長,美國樹華基金會總裁。李振亞的夫人
王安玲,生有子李威、李傑,女李蒙,李蒙女婿
駱家輝畢業於
耶魯大學法學院,曾是美國首位華裔州長(詳見詞條駱家輝)。
1934年,藍妮離開李家后,為了生存,藍妮離婚後涉足上流社會,好在她讀書時有一大幫女同學,不時邀請她出席各種社會交際活動,成了著名的交際花。
1935年暮春的一天,忽然接到同學陸英的電話,邀她晚上到她家赴宴。就在這次家庭宴會上,她認識了時任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的孫科,從而改變了她的一生。孫科,孫中山先生的獨子,是著名的
民國四公子之一。1912年孫科出國留學時,就與表妹陳淑英在
檀香山成親。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孫科供職於此,由於南京濕熱難熬,夫人陳淑英生病,無法適應這裡的生活,便返回澳門養病。孫科與藍妮結識的時候,他正獨居在南京。
那天,藍妮打扮得端莊、飄逸,她在與一些熟朋友打過招呼后。她發現人群中一直有一雙溫柔的眼睛在注視自己,朝那方向看去,是一名戴著眼鏡、風度翩翩的中年男子正對著自己微笑。藍妮的同學向她介紹說:“這位是立法院院長孫科先生。”孫科立刻從沙發上站起,舉杯向藍妮敬酒,藍妮感到受寵若驚。孫科已被這位宛如西洋小姐的美色所傾倒,加上藍妮知書達禮,熟諳英文,使得他心馳神往。從此,藍妮和孫科的交往日漸頻繁,因孫科常單身在南京當官,生活上缺少照顧,他就延聘藍妮充當他的私人秘書,幫他辦理一切公私事務。
藍妮與孫科結婚照
不久,藍妮以民國立法院院長孫科私人秘書的身份出現在南京。孫科無論工作還是一般性交際,藍妮總是陪伴在側,感情與日俱增,成為形影不離的伴侶。孫科不顧家庭與社會的壓力,決定娶藍妮為二夫人,消息傳出,自然引來社會輿論,說孫科不愛江山愛美人。為了不事聲張低調處理。藍妮和孫科結合既沒有辦理正式手續,也沒有舉行正式婚禮,只請了立法院的同事,一共擺了4桌酒席。席間,在同事的祝賀聲中,孫科笑道:“哈哈,我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啊!”
婚後,孫科藍妮出雙入對,非常恩愛。為了表示自己對她的忠貞感情,他親筆給藍妮寫了一張字據:
我只有元配夫人陳氏與二夫人藍氏二位太太,此外決無第三人,特此立證,交藍巽宜二太太收執。
孫科廿五、六、廿六
“廿五”是指民國25年(1936年),孫科稱藍妮為藍巽宜。孫科為藍妮立字據,尊稱她為“二夫人”、“二太太”,這充分說明了他對藍妮地位的認可。
1938年8月6日,藍妮在
上海法租界生下女兒,孫科起名孫穗芬。抗戰時因國民政府遷往重慶,將女兒託付娘家照看,追隨孫科也到了重慶。當時正值
國共第二次合作時期,藍妮又有幸時常跟隨孫科去往重慶
曾家岩的
八路軍辦事處,會見周恩來、鄧穎超、
董必武等中共領導人,商討抗日救亡大計。藍妮則在私下裡與鄧穎超結為好朋友,她稱鄧穎超為“鄧大姐”,鄧對藍妮十分尊重,稱她孫太太。
1948年孫科參選副總統之時,發生所謂的“藍妮事件”,結果不僅孫科落選,而且導致了她和孫科的不快。從此和孫科勞燕分飛,結束了近十三年的夫妻關係。
1940年春孫科夫人陳淑英來到重慶,藍妮為避免尷尬選擇迴避,決定離開重慶,去上海照料自己的女兒和家人。在徵得丈夫同意后,獨自赴日偽佔領下的上海,回到了女兒孫穗芬的身邊。但她作為母親,為解決自己目前生活上的困窘,還要不斷接濟與前夫所生的3個孩子,開始與人合夥承包工程。憑著她的地位與人脈,藍妮與
陳公博、周佛海等汪偽要員往來密切,周旋於上層社會,開始涉足地產。
她看中了法租界復興西路的一塊地皮,藍妮向上海當時的地產大王之一楊潤身求助,楊對那個地方作了實地考察,覺得那裡確有投資價值,也出於對美人的欣賞,決定資助她完成心愿。楊多方活動,很快將那塊地皮弄到了手,然後請滬上4個著名的建築師
奚福泉、黃大猷、趙滌和陳植進行設計。建築師們根據這裡的地形與環境,設計建造了7幢房屋。每幢房子又各有變化,風格各異。房子都是獨立的三層花園式結構,分別使用7種不同的顏色,外觀十分醒目、別緻。藍妮親自督工,依圖建造。馬路口的兩幢洋房是人家的,後來藍妮也出資買下。這樣,整條弄堂都是她的了,藍妮給它們取了一個十分優雅的名字:玫瑰別墅。按當時的地產行情,玫瑰別墅市值達35萬元,堪稱一流。
解放前一直傳聞孫科用來路不明的巨款,為藍妮建造玫瑰別墅,金屋藏嬌。藍妮晚年一直說,玫瑰別墅與孫科根本無關,是她用血汗錢建造的。她曾說:“我的房子是日本人時候造的,是隔壁姓楊的地皮大王幫忙,1940年完工的。”藍妮提到的地皮大王楊潤身,雖名聞舊上海,但鮮見有生平記載。據著名民主人士
楊杏佛之子
楊小佛先生見告,楊潤身的夫人是他母親在中西女中的同學,楊潤身的兒子又是他
震旦大學的同學,他叫楊潤身為“楊伯伯”。這位楊伯伯聖約翰大學畢業,學的是建築,先做建築設計,又做地皮生意。當年楊潤身在廣東大茶商
唐季珊宴客席間初識藍妮,見其皮膚白皙,身段苗條,談吐優雅,儀態大方,驚為天人。之後他在物質上給予藍妮許多幫助。否則,單憑藍妮,要在敵偽時期政局動蕩的上海灘建造耗費巨資、堪稱當時一流的玫瑰別墅,談何容易。
藍妮的地產事業越做越大,另外又從事房屋建築,進口德國油漆顏料等。據藍妮講,到了解放前夕,除玫瑰別墅外,她還有多處房地產,僅虹橋路就有50畝地。曾任國民政府
中央信託局局長的俞鴻鈞,就看中她的房子,但她沒有同意出賣,她自稱那時的房地產值幾百萬美元,那些房地產是她奮鬥十幾年的全部心血。
日本投降后,一向同孫科關係不好的軍統頭子戴笠在主持上海主辦逮捕漢奸、查抄逆產之際,認定藍妮在抗戰期間居住上海時,曾與汪偽上層人士交往過密,以“漢奸嫌疑”將藍妮關進監獄。藍妮從未擔任過偽職,談不上當漢奸,再加上孫科向蔣介石求情,並以辭職相要挾,在得到蔣介石的手諭后,關押三個多月藍妮回到家,大放鞭炮以示慶賀。
1946年夏天,藍妮在出獄不久,女兒孫穗芬又遭綁架。綁匪開口30萬美金,經過一番討價,最後講定10萬美金的贖金。當時,國民政府已於5月還都南京,藍妮馬上打長途電話向孫科告知事情經過,孫科要其報警,藍妮生怕歹徒傷害女兒不願聲張。為了籌集這筆巨款,藍妮打電話給上海地政局局長祝平,要他把復興西路玫瑰別墅的七幢房子單據(舊時買地的一張憑證),立即改成正式的房契,然後抵押給銀行,才湊得10萬美元,終於將女兒救了回來。綁匪吳永吉、宋玉樹二人系藍妮的朋友,吳永吉是上海久大銀行經理,此人嗜賭如命,整個家產幾乎被他輸光。宋玉樹也是開銀行的,由於那時上海的金融業不景氣,他的銀行因此停業關門,為此兩人狼狽為奸,密謀策劃綁架了孫穗芬。
1947年初,上海灘許多小報競相報道所謂的“孫科玫瑰別墅糾紛案”。經過媒體一番添油加醋的炒作,使得原本是一樁普通的房屋糾紛訴訟案,因為將孫科和藍妮牽涉在裡面,而鬧得滿城風雨。
玫瑰別墅是藍妮在汪偽政府時期建造的。1940年玫瑰別墅建成后,藍妮自己住進了1號,父母兄弟住在5號。1941年8月,商人支福元以妻子戴芍如的名義,向藍妮租住玫瑰別墅4號。藍妮按慣例向支福元收取了“鑰匙費”舊
法幣6000元,每月房租商定為1600元。這在當時算是一筆不小的數目。藍妮在收到“鑰匙費”后,向支福元開具了一張英文收據,註明租賃期為一年,期滿后可續租一年,實際上租期為兩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偽當局開始發行偽儲備券,並以一對二的比率兌換舊法幣。支福元租賃的房屋原定每月房租1600元,摺合偽儲備券為800元。而偽儲備券信用差,一再貶值,藍妮所受的損失可想而知。
在租期滿一年時,藍妮心想,如支福元再按原價續租,自己損失更大;不如先將房屋收回,待日後有機會再行出租。她請支福元搬遷,理由是房東需要把房子收回自用。支福元認為,自己還有一年的租期,怎能說搬就搬呢?藍妮見支福元不肯搬遷,遂請偽滬西警察局科長、日本人大谷初市出面幫忙。豈料支福元亦非等閑之輩,他請來早年留學日本時的老師、時任汪偽
上海市財政局顧問的喜多助陣。由於喜多的插手,藍妮的收房計劃成為泡影。
1946年藍妮請孫科出面,逼房客支福元遷讓房屋。在她看來,由孫科直接出面,哪有不勝之理。支福元深感藍妮此次志在必得,便以退為進,對藍妮言明:自己在海格路(今華山路)也有一所房子,現被房客李某佔據,只要自己收回那所房屋,玫瑰別墅4號一定歸還給你。不久,支福元將李某告上法庭,要李某趕快將所住房屋歸還給自己。他還以孫院長、藍妮屢屢要收回玫瑰別墅4號,自己將無處容身為訴訟理由,並請法庭傳藍妮作證。各小報馬上報道了這一案件的審理情況。但在老百姓看來,堂堂立法院院長捲入房屋糾紛訴訟案,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孫科感到十分難堪,不得不在報上刊登啟事說:孫院長除自己住宅外,在上海別無房地產,所傳房屋糾紛事與他無關,這樣的結果正是支福元希望看到的。迫於輿論壓力,藍妮收回自己房屋的努力又一次功虧一簣。
玫瑰別墅
上海
徐匯區的復興西路(舊稱白賽仲路)44弄是一條寬闊、幽靜的弄堂,裡面坐落著7幢造型典雅、風格各異的
三層樓花園住宅,名為“玫瑰別墅”。它建於1940年,佔地面積4393平方米,建築總面積3171平方米,每幢建築面積為453平方米,這裡解放前隸屬法租界,所以它們在
法國梧桐和鮮花的簇擁下,顯示出獨特的法蘭西浪漫情調。建築細部比較注重裝飾,採用了歐洲建築外觀裝飾,既有斜屋面,又有現代派的平屋面,外牆立面採用螺旋式,體現出華貴的氣派和浪漫的情趣。室內各個房間功能均按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布置,完全西化。每幢別墅前,都有面積不小的獨立花園,花木繁茂,還有舒適的草坪。特別是藍妮居住的2號樓外牆上終年披掛著翠綠的常青藤,生機盎然,微風吹過,沙沙作響,彷彿一管歷史的長簫,在吹奏主人的滄桑經歷。室廳朝南,約有三四十平方米,透過窗戶一眼就能看到花木蔥鬱的花園美景。房內布置簡樸,但牆上掛著不少照片和裝飾物,給客廳增添了幾分雅趣。北牆上掛著一幅藍妮女兒孫穗芬和她自己的肖像,而東牆正中掛著一幅藍妮與孫科的結婚照,特別顯眼。解放后,那裡由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秦怡等人居住。
1948年國民黨召開“行憲國大”,宣布該年為“行憲年”,蔣介石被國民大會選舉為國民政府第一任總統,而副總統的選舉卻成為各派系爭奪的焦點。孫科對有職無權的副總統不感興趣,只想他的立法院院長,但作為孫中山獨子,同時又與廣東方面極深淵源,所以蔣介石極力鼓動孫科競選副總統。李宗仁是孫科競選副總統的主要對手,這就在初露參選意圖之時便與桂系處於敵對位置了。一方是有備而來,志在必得,一方是倉促成軍,臨陣磨槍,兩人的競選攻防戰也愈演愈烈。為幫助孫科競選,藍妮充分施展出眾的交際才能,積極為其四處拉票。憑著藍家與”雲南王“龍雲是世交,憑著鄉誼和龍雲那層特殊關係極力拉攏滇系,請其幫助孫科競選。
然而,就在副總統第一輪競選的節骨眼兒上,發生了所謂“藍妮事件”,使孫科在選舉中大受影響。在副總統選舉的第一輪,孫科就落在李宗仁之後。4月23日國民大會舉行全體會議,正式投票選舉副總統,當天的《救國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一篇報道,大致內容是說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的中央信託局在上海沒收了藍妮的一批德國進口的高級建築塗料,作為敵偽財產處理。可是孫科致函國民大會秘書長
洪蘭友,說這批顏料為“敝眷”藍妮所有,要求發還。洪蘭友就寫信給中央信託局局長吳任滄,說藍妮是孫院長的夫人,要吳看在孫院長的面上,將顏料發還她。原來為確保李宗仁順利當選,桂系舊事重提,由李宗仁的主要助手黃紹竑親自捉刀,將“敝眷藍妮”一事寫成文章,刊登在《救國日報》上。
面對政敵利用《救國日報》所做的大肆詆毀,孫科不僅未替藍妮公開辯解,相反,還為自己的顏面和政治前途,一面否認寫那封信,一面與藍妮撇清關係,這就激怒了生性倔強的藍妮。4月29日,經過四輪選舉,最後李宗仁擊敗了孫科當選。孫科落選,競選參謀團將失敗完全歸罪於藍妮,據說孫科為撇清自己也默許了這個說法,二人最終徹底分手。
1948年底,政局動蕩不安,藍妮看到上海已難安身,考慮再三先把女兒和弟弟藍業申送往香港,自己則於1949年4月離開上海。她晚走是有原因的,她父親患病住院,母親又不願拋下丈夫隨女兒遠行,她不得不想方設法安頓好父母才放心。她當初想此行不會長久,很快就會重返上海,所以臨走時,傾注她一生心血的房地產都未變賣,但後來時局的急轉直下是她萬萬沒有料及的。藍妮到香港后,惟恐坐吃山空,就依靠在上海灘人頭熟,關係廣的優勢,以弟弟藍業廣的名義,在
雪廠街開了一家大隆金號,從事K金的買賣炒作。藍妮的大隆金號最後關門大吉,蝕掉全部家當,走投無路,一時情緒低落,自殺未成。藍妮晚年回憶在香港的一段歲月,不無感慨地說:“解放后我在香港,沒有錢,很苦,吃蘿蔔乾。”不過,她又很欣慰而自豪地說:“正因為那時窮,才培養出自己幾個孩子。”當時,藍妮儘管在生意場上不順利,但她把女兒孫穗芬看成是自己的希望所在,想方設法為女兒創造優越的教育條件。孫穗芬先進
英皇佐治五世學校讀初一;1951年到台中天主教創辦的靜宜書院讀書;1954年又回香港英皇佐治五世學校,高中畢業後到台灣,進航空公司當空姐。
1957年,女兒孫穗芬在中國台灣和美國一個航空公司的飛行員孫康威結婚。後來,孫穗芬前往丈夫航空公司所在地泰國曼谷。藍妮亦告別居住了十幾年的香港,隨女兒一家在泰國生活了四年。
1962年,藍妮又隨女兒一家移居美國,母女倆加入了美國籍,後來她單獨定居舊金山。此時的藍妮,雖然在華僑婦女界仍有相當大的影響,但與她年輕時代在國內的顯赫名聲相比,則有天壤之別。幸好她甘於寂寞,又有女兒、兄弟和外甥們常去看望她。1973年孫科病逝於台北。藍妮沒能去台灣和孫科見上最後一面,但她囑咐女兒孫穗芬赴台為孫科奔喪。
1982年秋,中共中央統戰部盛邀藍妮母女回祖國觀光。9月18日,她登上飛機,穿越太平洋,回到魂牽夢縈的祖國大陸。在首都機場,雖然已是晚上,但踏上這生養自己的故土,70高齡的藍妮笑臉上掛滿淚花。最讓她難忘的莫過於在女兒孫穗芬的陪伴下,到中南海拜會了她敬仰的鄧大姐。在北京受到鄧穎超的熱情接待,親切稱其為“孫太太”,令她激動萬分。之後藍妮又受到楊靜仁、
康克清等中共中央統戰部領導的接見,專門設宴招待她們母女,對她的大陸之行極為重視,併發文給她們即將訪問的省、市,希望各地悉心照顧這兩位特殊的客人。10月1日,藍妮母女又應邀出席了國慶大典。
上海是她們母女倆中國之行的重要一站。10月2日,藍妮來到了久違的上海,住進
錦江飯店。她動情地說:“過去我想去台灣與女兒同住,不被允許。而今祖國大陸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欣欣向榮,到處都是一片大好美景。現在台灣請我去,我也不去了。我倒是想回到上海定居”。藍妮在上海受到有關部門的熱情接待,她心情舒暢,與陪同人員暢談往事。在藍妮回來前,國民黨當局獲悉她要來大陸,通過國民黨元老張群將台灣的“出入境證”寄給她。藍妮對國民黨駐美辦事處的人說:“我是你們黑名單上的人(指藍妮抗戰勝利后被當成漢奸、特務而關起來),我不要去台灣。”她還說:“現在院長(指孫科)都死了,我還去幹什麼?”藍妮此番來上海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想與房地產部門洽談關於解放前她在上海的房地產的歸還問題。但因她行色匆匆,事情未能辦妥。
訪問的時間結束了,藍妮一步三回頭,登上飛機,依依不捨地告別親朋好友。一回到美國,藍妮就迫不及待地給鄧穎超寫了一封信,她吐露了自己對故土的深深懷念,並明確提出回國定居的要求。
藍妮生活照
1986年,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20周年,
鄧穎超向藍妮鄭重發出邀請,請她和女兒孫穗芬回國參加孫中山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活動,同時請她永遠留下來。收到這樣一個邀請,藍妮高興極了。藍妮回憶參加孫中山先生120周年誕辰紀念活動時,神情興奮,她說:“大會上安排孫穗芬發言,統戰部領導問我要發言嗎?我說,孫中山先生去世時我才14歲,我不發言了。當時的統戰部部長
閻明復與我坐在一起,我女兒坐在我身邊。因為我與閻明復坐在一起,攝影鏡頭一直對準我。閻部長風趣地說:‘今天我與你坐在一起借你光了。’我則對他說,我是借他的光,他是部長嘛!”在北京開好紀念大會,全國政協安排藍妮一行到南京中山陵祭掃。在拍照時,孫科的兩個女兒
孫穗英、
孫穗華並不避開藍妮,這件事她說起來很得意,她們後來又到廣東中山翠亨村瞻仰了孫中山先生故居。
在海外漂泊多年的藍妮終於決定葉落歸根,回國定居。藍妮到上海后,有關部門一邊安排藍妮住進了錦江飯店,一邊設法解決她的房產問題。藍妮在錦江飯店一住就是五年。藍妮當時年逾古稀,身體欠佳,華東醫院就派醫生、護士到錦江飯店出診。據當年去過錦江飯店的原華東醫院護士劉萍回憶,藍妮在就診時常會談到玫瑰別墅,那些年,她最大的願望就是能重新住進自己的房子。最終,政府將玫瑰別墅中的一幢給了藍妮。
1990年3月18日,藍妮終於搬進了屬於她自己的家。藍妮搬回家前,對房子重新裝修一新。客廳北牆掛著一幅女兒孫穗芬的肖像,而東牆正中掛著一幅藍妮與孫科的合影,特別顯眼。據說,這兩張照片掛放的位置和原先完全一樣。藍妮介紹說:“這幅照片是1935年我和孫科結婚時在上海拍的。”藍妮晚年深居簡出,幾乎足不出房,偶爾到花園裡散散步,她在花園養花草,以寄託熱愛生活的情愫。藍妮年輕時就喜歡搓麻將,晚年在上海獨居,當年交際圈的朋友大多作古,平日無所事事,常以搓麻將來消閑。在她寬敞的客廳里,安置著一隻當時少見而別緻的麻將桌。她從回國定居后,只出過一次遠門,那是到香港去看病,醫生是她的熟人。藍妮作為孫氏家族成員,和孫家後人幾乎沒有什麼交往。可她對婆婆盧太夫人十分懷念,晚年曾想在翠亨村孫中山故居為盧夫人、孫科母子倆立兩尊銅像。
1996年9月28日,一代佳人藍妮在上海悄然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後一站,享年85歲。她的女兒
孫穗芬為她操辦後事。當時,人們沒有看到有關她去世的點滴消息。一代佳人,就這樣悄然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