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國共合作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佔中國東北后，中國共產黨為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

1933年1月，中國共產黨發表宣言，首次提出紅軍準備在三個條件下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對日作戰的協定。

（一）立即停止進攻蘇區；

（二）立即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

（三）立即釋放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的義勇軍。

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又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確表示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實行對日作戰，紅軍願立刻與之攜手，共同救國。宣言建議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黨派、團體、名流學者、政治家和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籌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並呼籲各黨派和軍隊首先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從理論和政策上正式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提出“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 民族革命戰線”。瓦窯堡會議后，共產黨一方面積極促進一二九學生運動后全國人民中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的浪潮，另一方面儘可能地向國民黨上層領導人和軍隊將領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

1936年5月5日，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政府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將“抗日反蔣”政策轉變為“逼蔣抗日”政策。

8月25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信中再次呼籲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中國共產黨迅速確定了和平解決的方針，並應張學良、楊虎城的邀請，派周恩來、葉劍英等人赴西安談判，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等6項條件。

為了促進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又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作戰之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同時提出四項保證：如果國民黨將上述五項要求定為國策，共產黨願保證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秦邦憲（博古）、葉劍英、林伯渠等與國民黨代表蔣介石、宋子文、顧祝同等，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進行了多次關於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談判。但因國民黨方面堅持取消共產黨組織上的獨立性，取消紅軍，取消革命根據地的主張，雙方沒有達成協議。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向北平西南的盧溝橋發動進攻，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發布通電號召全中國軍民團結起來，抵抗日本的侵略。

7月15日，中共中央將《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送交蔣介石。《宣言》提出發動全民族抗戰、實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項基本要求，重申中共為實現國共合作的四項保證。

17日，中共代表周恩來等在廬山與蔣介石繼續談判。同一天，蔣介石發表了準備抗戰的談話。

1937年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八一三事變），揚言3個月滅亡中國。由於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地直接受到威脅，

8月14日，國民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

8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同蔣介石等就發表中共宣言和改編紅軍問題，在南京舉行第五次談判，蔣介石被迫同意將在陝北的中央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 八路軍（簡稱八路軍）。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陝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了爭取抗戰勝利的全面抗戰路線。

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中央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開赴華北抗日前線。

10月間，又將在南方十三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任命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張雲逸為參謀長，開赴華中抗日前線。在共產黨的催促下，

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

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實際上承認了共產黨的合法地位。

至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

1937年7月，周恩來等與蔣介石等在廬山談判。

1937年9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殺。

1938年3月，中國軍隊取得台兒庄大捷。

1940年7月，八路軍發起百團大戰。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中共重建新四軍。

1941年1月，中國戰區成立。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香港大營救開始。

1944年5月，毛澤東提出解決國共關係方案。

1945年7月，國民政府宣布發動對日軍發動全面進攻。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9月9日，中國戰區受降儀式舉行。

1945年10月，國共兩黨簽署“雙十協定”。

1945年10月，收復台灣。

1946年1月，國共第三次談判在重慶舉行，舊“政治協商會議”召開。

1946年，美國援助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

中國共產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總方針是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毛澤東把統一戰線視為與黨和軍隊平列的、取得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他認為：“須知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共產黨如果不能爭取中間階級的群眾，並按其情況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決中國問題的。”他還說： “在中國，這種中間勢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為我們同頑固派鬥爭時決定勝負的因素，因此，必須對他們採取十分慎重的態度。”

進步勢力是指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他們是統一戰線的基礎，抗日的主要依靠力量。為了發展進步勢力，中國共產黨衝破國民黨的種種限制，廣泛地發動人民群眾主要是農民群眾，發展革命武裝和開闢、擴大抗日根據地。這為阻止時局逆轉、阻止投降和分裂創造了條件，也為堅持抗戰並爭取抗戰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中間勢力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和地方實力派。為了爭取中間勢力，毛澤東指出，我們需要三個條件：第一，“我們有充足的力量”；第二，“尊重他們的利益”；第三，“我們對頑固派作堅決的鬥爭，並能一步一步地取得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的努力爭取下，抗日戰爭時期，工商界、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其他中間勢力中，越來越多的人與中國共產黨發生了比較密切的聯繫，並且在政治上日益向黨靠攏。

中間勢力的作用，我可以舉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中國國民黨左派領導人之一鄧演達為例。他一方面反對蔣介石、汪精衛在南京建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政權；另一方面也不贊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運動；主張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這是中間路線觀點在中國的最明顯的表現。今天，由中國醫藥衛生、科學技術和文化教育界的中、高級知識分子組成、具有政治聯盟特點的農工民主黨，就是鄧演達組織的中國國民黨 臨時行動委員會於1947年演變而成的。我還可以舉出中國民主同盟（它更是中間勢力的有突出代表性的政治組織），在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鬥爭中，李公朴、聞一多、杜斌丞、楊伯愷和於邦齊等優秀人物，慘遭蔣介石特務的殺害；擔任過民盟中央主席的都是知識界很有威望的重量級人物，有：黃炎培、張瀾、沈鈞儒、史良、胡愈之、楚圖南、費孝通。

1927年大革命為什麼一下子失敗了？就是因為中間勢力大多數偏向國民黨。後來抗日起來了，才發生根本變化。中間勢力的特點就是動搖、不斷分化。分化的結果，大多數站到共產黨一邊，站到國民黨那邊的也有，但很少。

頑固勢力指的是蔣介石為代表的親美派國民黨，和指大資產階級的抗日派。他們採取兩面政策，既主張團結抗日，又限共、溶共、反共，並摧殘進步勢力。據此，中國共產黨以既聯合又鬥爭的政策來對待它。黨提出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口號，在同頑固派的鬥爭中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不僅有效地打退了國民黨發動的三次反共高潮，而且繼續保持了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中國抗日戰爭取得完全勝利的關鍵，在於形成並基本堅持了以國共合作為主要內容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結這個時期的統一戰線經驗，主要是堅持了四個原則：

求同存異

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要以弱小的綜合國力戰勝處於帝國主義階段的日本，就必須實行全民族的大團結、大聯合，建立起以國共兩大軍事、政治勢力為主的統一戰線。而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是階級基礎和性質完全不同的黨，特別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以後，汪精衛等在國民黨內提出在“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反革命屠殺政策的指導下，無數共產黨人遭到殺害。兩黨處於不共戴天的仇視狀態，但在困難當頭、民族危亡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以博大胸懷、捐棄前嫌，從國家和民族大局出發，提出與國民黨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中國共產黨為爭取蔣介石政府抗日，求抗日之大同，在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下，在許多非原則性問題上作了讓步。國共兩黨在國家受到侵略，以民族利益為重，同仇敵愾，共抵外敵。

既統一又獨立

為了抗日，中國共產黨必須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血的教訓、共產黨人的革命綱領，要求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國民黨是執政的黨，它對共產黨的既定方針是限制以達到消滅。如果事事都要同國民黨統一，徵得它的同意，那隻能是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向國民黨全面投降。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不僅制定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正確的路線、方針，而且適時地提出了許多處理合作中出現的問題的政策、策略，使統一戰線能夠得以維持，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又使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性、先進性得以保持，“在中國革命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

既聯合又鬥爭

以蔣介石為首的親英美派大資產階級，是國民黨政府中的當權派、勢力派，但又是反共的頑固派。要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必須與他們聯合；要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必須與他們的頑固反共行為進行堅決的鬥爭，並在鬥爭中不忘記聯合抗日的大目標。為此，中國共產黨對頑固派的鬥爭採取了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由於中國共產黨對頑固派採取了又聯合又鬥爭的策略，儘管蔣介石政府在八年中搞了不少磨擦，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但沒有發動全面內戰，沒有退出抗日統一戰線。

結合自己力量和外援

國共兩黨從日本侵華戰爭爆發起，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依靠全國人民自己的力量。同時也獲得了國際反法西斯的國家和人民的援助，例如蘇聯、美國等國家的援助。

中國人民的抗戰，正是因為首先立足於自己的力量，才能在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進攻下，堅持抗戰八年整，中國沒有亡國，這是中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結果。當然在這之中，也獲得了國際方面的援助。中日戰爭爆發不久，共產國際就發表了《告國際無產階級宣言》，號召用一切方法援助中國人民抗戰。蘇聯政府給予中國大批軍火貸款，支援中國飛機1000多架，航空人員2000多人。日本共產黨一再向日本人民號召，“不送一兵一卒到中國去！”日共領導人岡野進（野坂參三）親自來中國，同中國共產黨一起組織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反戰宣傳。像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的柯隸華大夫以及美國史沫特萊作家等人，自願來中國參加抗戰。即使英、美、法等國，因反對日本獨佔中國，也希望國共合作抗日。當中國抗戰到反攻階段，由於蘇聯以百萬大軍出兵東北，從而加速了日本失敗的進程，使中國獲得抗日戰爭的完全勝利。這是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相結合的結果，也是中國共產黨堅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爭取外援相結合原則的偉大勝利。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侵略軍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7月8日，中共中央通電全國，號召國共合作和全民族團結，建立民族統一戰線，抵抗日本的侵略。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陝北的紅軍主力和留在南方的紅軍、游擊隊分別於同年8月和10月，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和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在8年抗戰中，中國共產黨堅持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全面抗戰路線，實行了持久戰的戰略方針，開闢了廣闊的敵後戰場，建立了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先後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三次反共高潮。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抗日武裝，開展了艱苦卓絕的敵後抗日游擊戰爭，進行了著名的平型關戰役和百團大戰等十二萬五千餘次對敵作戰。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中國共產黨成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中流砥柱，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戰爭中得到了空前壯大，成為決定中國政治前途的根本力量。1945年8月，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取得了偉大勝利。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獨立自主原則﹐確保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政治領導權﹔堅持放手發動群眾﹐開展敵後游擊戰爭﹐擴大抗日人民武裝和抗日根據地﹐並在根據地內建立“三三制”政權﹐即在政權人員的分配上﹐共產黨員（代表工人階級和貧農）﹑左派進步分子（代表小資產階級)﹑中間分子及其它分子（代表中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大體各佔三分之一。針對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中國共產黨採取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總方針﹐執行“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政策﹐在與頑固派的鬥爭中﹐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從而克服了國民黨當局製造的反共摩擦﹐發展和壯大了人民抗日力量﹐鞏固和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保證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第二次國共合作無論在醞釀時期還是在合作期間，蘇美等國都曾起過積極作用，並一直維持到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以後由於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使國共關係完全破裂。

早在醞釀時期，共產國際和蘇聯就指示中共應當同其他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蘇聯還從中斡旋，為謀求國共兩黨的重新合作努力。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后，各國從各自不同的利益出發，對事變採取不同的態度。蘇聯支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美英法等國從需要中國牽制日本維護自身利益出發，也支持和平解決。正是由於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才為第二次國共合作提供了前提。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說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中國得了利，日本失了利。“七七”事變后，中國人民的抗日得到了廣泛的國際援助和支持，最終形成了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作為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長期得到蘇美英等盟國的支持。

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兩黨關係在曲折中發展，國民黨先後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使兩黨關係幾至破裂。在國內外強大壓力下，蔣介石不敢公開中止兩黨關係。美國對蔣介石施加壓力對維護國共合作關係起至關重要的作用。如皖南事變發生后，美國總統羅斯福派特使居里來華對國共關係進行調解，希望兩黨能團結抗日，居里在重慶與蔣介石和周恩來分別會談，並向蔣聲言：“美國在國共糾紛未獲解決前，無法大量援助中國” 。以此向蔣介石施加壓力，迫使其改善國共關係。

1943年，共產國際宣布解散，蔣介石拋出《中國之命運》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此之後，1944年6月，美國總統羅斯福派副總統華萊士來華與蔣會談，調解國共兩黨關係，華萊士說：“羅斯福總統曾經談到中國共產黨。羅斯福總統認為，共產黨人和國民黨的黨員終究都是中國人，他們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間總有商量的餘地’ ”。“羅斯福總統表示，如果雙方不能夠一致，他們可以‘找一個朋友來’，並且表示他可以充當那個朋友”。蔣介石說美國“不了解共產黨對中國政府所構成的威脅，並且過高估計了共產黨抗日的作用”，並提出要政治解決之。可見蔣介石並不是真誠同共產黨合作，由於美國的強大壓力，使得蔣不能不作出一些讓步。

當然，美國調停國共關係是從它自身利益出發的。在抗戰勝利前夕，美國也曾就組成聯合政府從中斡旋，但在羅斯福總統逝世后，杜魯門上台，加上蘇聯紅軍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偉大勝利，美國的調停就越來越偏向國民黨一邊，最後推行一套反動的扶蔣反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