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窯堡會議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繼侵佔中國東北后，又製造了“華北事變”，妄圖把華北變成第二個“偽滿洲國”。而國民黨政府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淫威，繼續實行不抵抗政策，先後與日軍簽訂了“秦土協定”和“何梅協定”，實際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內的河北、察哈爾兩省的大部分主權奉送給了日本。中國共產黨積極領導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公開發表。這個宣言是根據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統一戰線的精神提出的。宣言呼籲各黨派各軍隊和各界同胞停止內戰，集中力量一致抗日，並建議組成統一的國防政府和在國防政府領導下的抗日聯軍。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領導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爆發了“一二九”運動，1萬多名學生舉行抗日示威遊行，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在此期間，長征中的中國工農紅軍於1935年10月勝利到達陝北。11月下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所派代表張浩（林育英）回到陝北，向中共中央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內容。在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嚴重，抗日救亡運動重新高漲的形勢下，迫切要求對日本進攻以來的國內形勢作一次正確的分析，制定黨在新形勢下的策略和政策，糾正嚴重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為此，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的決議，中共中央於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陝北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瓦窯堡會議”。

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其他有關人員有：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劉少奇、秦邦憲（博古）、彭德懷、鄧發、凱豐（何克全）、李維漢、吳亮平、張浩（林育英）、楊尚昆、郭洪濤等10多人。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也參加了會議。

“九一八”事變后，1935年夏，日本帝國主義以吞併華北五省為直接目的，加緊侵略華北，中國人民掀起了抗日民主運動新高潮。這時，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從土地革命戰爭向民族革命戰爭轉變的新形勢。1935年12月25日，黨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等決議案。27日，毛澤東根據會議精神，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會議關於政治形勢的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圓滿地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

《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指出，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聚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並且提出“關門主義是黨內的主要危險”。為了適應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的要求，決議規定將“工農共和國”改為“人民共和國”，同時改變不適應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

會議主要分析了華北事變后國內階級關係的新變化，討論了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等問題，批判了黨內長期存在著的那種認為不可能爭取民族資產階級與中國工人、農民聯合抗日的“左”傾關門主義的觀點，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12月25日，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議分析了當時政治形勢的基本特點，規定了黨在新形勢下的策略路線。指出：當前時局的基本特點是日本帝國主義“正準備并吞全中國，把全中國從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變為日本的殖民地”。民族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一切不願當亡國奴，不願充當漢奸的中國人的惟一出路，就是“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賣國賊展開神聖的民族戰爭”。決議認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階級和農民中的落後階層；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和知識分子已轉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許多鄉村富農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軍閥也有對革命採取同情中立的態度以至有參加的可能。黨應該採取各種適當的方法與方式，去爭取這些力量到反日戰線中來。決議指出，在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間，也不是完全統一的，黨也應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以利於抗日民族解放鬥爭。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與其他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也應採取這樣的策略。決議指出：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

毛澤東作了軍事問題的報告。毛澤東在他的報告中，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和利用地主買辦營壘內部矛盾的可能性問題，作了精闢的分析。他指出：“國民黨營壘中，在民族危機到了嚴重關頭的時候，是要發生分裂的。”總之，“把這個階級關係問題總起來說，就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中國本部來了這一個基本的變化上面，變化了中國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擴大了民族革命營壘的勢力，減弱了民族反革命營壘的勢力。”因此，黨的基本策略任務，就是要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根據毛澤東的報告，會議通過《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提出紅軍行動的戰略方針是：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力量和猛烈擴大紅軍。

會後，毛澤東根據瓦窯堡會議決議精神，於12月27日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進一步從理論和實踐上闡明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

瓦窯堡會議是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到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召開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發展，遵義會議只對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作出決議，而瓦窯堡會議則解決了政治路線問題。它總結了兩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基本經驗，批評了“左”傾關門主義，解決了遵義會議沒有來得及解決的黨的政治策略問題，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路線，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既著重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在政治策略上的錯誤，也警戒全黨汲取大革命中無產階級放棄領導權而導致革命失敗的教訓，從而使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將要到來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這有力地表明，中國共產黨在總結革命中的成功和失敗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已經成熟起來，能夠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創造性地進行工作。

舊址位於延安城北子長縣城。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前，是中共陝北省委和陝北蘇維埃政府所 在地。瓦窯堡會議舊址位於城內中山街南側下河灘田家院。院內有磚窯5孔，坐西面東。左起第二孔是張聞天舊居，第三孔是會議舊址。會址窯洞不大，放著兩張八仙桌和6個木條凳，小炕上還放著一張小炕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舊址位於城內下河灘一處小院。院內有磚窯12孔。上院有磚窯6孔，5孔坐東面西，周恩來曾住在南起第四和第五孔窯內，另外1孔坐北面南的大窯為軍委會議室；下院也有6孔窯洞，均坐東面西。

中國抗日紅軍大學

舊址位於城內北側的米糧山上。1936年6月1日，紅大開學時校址就設在這裡。1936年6月21日後，紅大遷往保安。當時紅大分3個科，一科和二科住瓦窯堡。舊址現有磚窯5孔，分為兩個教室。毛澤東舊居有兩處，一處在城內中山街西側中盛店院後排4孔窯內，是1935年12月至1936年1月毛澤東的住處；一處位於城內下河灘，院內共有磚窯5孔，是1936年5月至6月毛澤東的住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