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

1906年8月15日王稼祥出生在安徽省涇縣厚岸村。

1913年進入本村柳溪小學學習，成績優異。

1919年小學畢業后又讀了一段私塾。

1922年到安徽南陵縣樂育學校求學。

1924年春就讀於安徽蕪湖聖雅閣中學。

1925年5月領導同學參加反帝愛國運動。8月進入上海大學附中部學習，擔任學生會主席。9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冬，去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28年進莫斯科紅色教授學院讀書。同年2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0年3月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幹事。

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和《紅旗》、《實話》總編輯。4月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據地，後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11月，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外交人民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1933年4月，在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中負重傷。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10月參加長征。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王稼祥擁護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再次被選為政治局委員。會後，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組成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9月任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政治部主任。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后，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

1935年長征途中舉行為遵義會議的醞釀、召開以及貫徹遵義會議的決議，作出了重大貢獻。毛澤東曾多次說過，王稼祥在黨的歷史上是有功勞的，他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

1936年10月當選中央書記處書記（1934年1月至1956年9月中央書記處書記相當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

1937年6月，由於傷情惡化，去莫斯科治傷。11月，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

1938年8月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兼八路軍總政治部代主任，負責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1939年1月，兼任華北華中工作委員會主任和八路軍軍政學院院長。

1941年任中央研究組副組長。

1942年6月，同陳雲負責領導中央軍委直屬系統的整風。

1943年7月，王稼祥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概念。

1944年傷病複發，脫離工作。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1946年再次去蘇聯治病。

1947年5月回國後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城市工作部部長、宣傳部代理部長。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遞補為中央委員。新中國成立后，成為首任駐蘇聯大使、外交部副部長。

1951年起，長期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在此期間，王稼祥參與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外交方面的許多重大決策，並在對外工作中提出了許多正確看法。

1953年3月任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1956年2月參加蘇共二十大。8至9月出席黨的七屆七中全會。9月，在中共八大和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 央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

1957年1月參加周恩來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波蘭、匈牙利三國。

1958年11月至12月出席中共八屆六中全會。

1959年3月陪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會見外賓。同月作為以朱德為團長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成員，赴華沙出席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4月當選為全國政協第三屆常委會委員。7至8月參加中共八屆八中全會。

1962年2月和劉寧一、伍修權一起給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寫信，為“渡過困難，或者減少困難，至少不去增加目前已形成的困難，來加速我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提出處理中蘇、中美等國際關係的意見。后被指責為“三和一少”、“三降一滅”的“修正主義外交路線”。3月主持撰寫和審定《關於支持別國反帝鬥爭、民族獨立和人民革命運動問題—事實求是，量力而行》提綱。9月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會後休養。

1965年1月當選為全國政協第四屆常委會委員。

1966年3月中央決定王稼祥任中央外事小組副組長。

1968年4月被隔離審查。

1969年10月被下放到河南信陽。

1970年年底回到北京治病。

1972年5月給黨中央、毛澤東寫信，要求分配工作。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

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不幸猝然逝世，終年68歲。

1979年2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才得到平反。

■處理國內問題有世界眼光，對待國際問題又能考慮到中國利益。同時是第一個在中國共產黨內第一個提出“毛澤東思想”科學概念的人。

從王稼祥的外貌看，他面容消瘦，總戴著一副金絲眼鏡。年輕時留學蘇聯五年，他被稱為“紅色教授”型的人物。

王稼祥當年英語、俄語成績都非常突出，在國外學習得心應手。但他與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安徽同鄉王明等人完全不同，不是像他們那樣依照蘇聯人的觀念來思考中國的問題。毛澤東在黨內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王明問題的關鍵、癥結之所在，就是他對自己的事（註：指中國問題）考慮得太少！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得太多了！”

王稼祥卻始終從中國人的立場考慮國際問題，面向世界時又總是立足於中國的實際。近代中國社會發展極不平衡，既有模仿國外建起的大城市，更有停留在古代生產方式上的廣大農村。從國外留學回國的人，往往把目光只限於較為發達的城市，這樣促使許多自認為先進者卻脫離本國實際。所以他們縱然有千條萬條妙計，結果卻無從施展。

王稼祥能在中國革命的關鍵時刻有正確的選擇，在國際問題上能提出許多真知灼見，恰恰是這種特殊背景下的產物。他的可貴之處便是能站在世界的高度，卻又能反覆比較和思考中國的實際。這樣，處理國內問題有更高的世界眼光，對待國際問題又能處處考慮到中國的利益。

有見地的思想家

■儒雅的學者，曾經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紅色教授

■1933年4月，遇空襲被炸穿了腸子—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歷經了八小時手術，勝過關公刮骨療毒

■在長征擔架上，王稼祥向毛澤東表示：這樣下去不行，應該讓不了解中國國情的德籍顧問李德下台。

■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投向毛澤東“關鍵的一票”。

■1962年初，大膽建議“改變援外數量過大的狀況，在國際鬥爭中不要四面樹敵”。

在蘇聯期間，王稼祥對馬列主義有深入的研究。因沒有參加過黨內的實際工作，他曾擁護王明的教條主義見解，被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不過，王稼祥為人正派，鄙視小集團活動。1930年回國后，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任幹事，隨後任黨報委員會秘書長。1931年4月，王稼祥赴中央蘇區，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他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軍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員（相當於外交部長）。

1933年4月王稼祥遇空襲被炸穿了腸子——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忍著劇痛經歷了八小時手術，當時人稱勝過關公刮骨療毒。因無法取出彈片，只好採取保守療法。翌年1月，他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秋，他腹部通著管子、坐著擔架參加了長征。

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王稼祥提出要毛澤東擔任黨和紅軍的領導。後來，毛澤東多次對人說：“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義會議上沒有他不行，他投了關鍵的一票”，足可見這“關鍵的一票”的重要性。遵義會議后，王稼祥與毛澤東、周恩來組成中央軍事三人小組，指揮全軍行動。

過雪山草地時，王稼祥腸子流膿，甚至爬出蛔蟲，仍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毅力堅持下來。到達陝北后，他因傷情惡化被中央派人秘密送往上海治療。1937年夏，他轉赴莫斯科治傷並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翌年8月，他回到延安，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1944年，他因傷口惡化病倒而無法工作，1946年再度被送到蘇聯治療。1947年，王稼祥回東北解放區，任東北局城工部長。

1949年，他擔任新中國首任駐蘇聯大使，1951年回國任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1956年當選中央書記處書記。幾十年間，王稼祥總是在腹部帶著熱水袋工作。

解放以後，他提出過許多寶貴見解。在1958年“大躍進”中，他拒絕隨風附和。1962年初，他大膽地建議應改變援外數量過大的狀況，要“量力而行”，在國際鬥爭中不要四面樹敵。這些觀點被康生等批判為“三和一少”（即所謂對帝修反要和，對世界革命援助要少），隨後，王稼祥難以再領導中聯部工作，“文革”中又遭殘酷批鬥和關押。

因毛澤東一再肯定他的歷史功績，1973年在黨的“十大”上他又被選為中央委員。1974年1月25日入睡前，王稼祥得知江青等要發起“批林批孔”運動，預感到黨和國家又要遭受新災難，憂心如焚。次日清晨，夫人朱仲麗喚他起床時，發現他已全身冰涼。

王稼祥於30年代初從莫斯科回國后，很快就擔任重要職務。一 些人曾認為他是堅決貫徹共產國際路線的。其實，王稼祥一向尊重真理而不盲從。

在反“圍剿”鬥爭中，他感到莫斯科來的德籍顧問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國的國情，按蘇聯的那套條令組織紅軍作戰，完全是不切實際的瞎指揮，因而對當時被排斥的毛澤東產生了敬仰之情。紅軍長征開始后，王稼祥由幾個擔架員抬著行軍。走進廣西時，他見部隊由贛南出發時的8萬多人只剩3萬多，焦急萬分。這時，毛澤東生病也坐擔架，二人在同行中不斷交談，都對黨和紅軍的前途極為擔憂。王稼祥坦率地表示，這樣下去不行，應該把李德等人“轟”下台！毛澤東很贊成他的想法，兩人商量應該召開政治局會議。

接著，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張聞天，提議撤換當時在黨內負總責的博古和指揮軍事的李德，改由毛澤東領導。他的提議馬上得到支持。於是，王稼祥、張聞天二人又找周恩來、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這一見解，並得到普遍贊同。當時，在正反兩方面實踐的檢驗下，大家都懷念當初毛澤東指揮時的勝利局面，更換領導人成為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1935年1月，紅軍佔領了貴州遵義。敵軍追兵一時還未跟上，部隊得到十餘天休息。中央利用這一機會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毛澤東發言批評錯誤的領導后，王稼祥接著發言，第一個在會上提出應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在絕大多數同志的擁護下，會議改選了領導，毛澤東成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這次會議，成為中國革命的一個轉折點，黨在毛澤東領導下終於轉危為安。

遵義會議后，王稼祥成為指揮紅軍的三人小組成員。到了險要難行的路段，他為了減輕擔架員的負擔，硬是支撐著下來自己走——爬雪山時，他就是在警衛員的攙扶下走過來的。中央機關的同志回憶，每天大家到了宿營地很久后，王稼祥的擔架才能跟上來。在沒有止痛藥和只能靠鹽水消毒的情況下，他能到達陝北並一路上堅持工作，這真需要常人難以想像的毅力。

推舉鄧小平

在中央蘇區時，鄧小平作為“江西羅明路線”的代表，被撤職、批鬥后，下放到樂安縣南村區當巡視員。時任中革軍委副主席兼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知道后，很生氣，於是他對總政治部副主任賀昌、組織部部長羅榮桓說：“總政秘書長楊尚昆同志到三軍團兼任政委，和三軍團長彭德懷到廣昌前線指揮作戰去了，我想把鄧小平請來當代理秘書長，你們意見怎樣？”賀昌、羅榮桓同志都認為王稼祥的意見很好，表示贊同。

臨時中央個別領導人聽說王稼祥提議鄧小平擔任總政治部秘書長，以驚奇的口氣回答：“鄧小平是‘江西羅明路線’的代表人物，一貫反對臨時中央的進攻路線，又不接受批評，我看暫時不行。”

王稼祥反駁道：“我們不能稱鄧小平為‘江西羅明路線’的代表，這個提法本來就不太妥，我看鄧小平同志一些觀點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和中央蘇區實際情況的。臨時中央不用鄧小平，真是偏見，偏見！”他氣沖沖地說：“埋沒人才。”

過了一段時間，臨時中央個別領導人沒有答覆。眼看當前戰事緊張，總政工作十分缺人，王稼祥十分著急，於是從病床上坐起來，吩咐警衛員給博古打電話。電話接通后，他從床上下來接電話：“喂，你是博古同志嗎？我是稼祥。我上次提議鄧小平到總政治部擔任代理秘書長的事，中央研究定了嗎？我等著他來工作。您看我負傷有病，楊尚昆去前方了，總政已經空了，如不同意鄧小平來，那就你來兼任總政主任，我不幹了。”

博古和王稼祥在莫斯科留學時也是同窗好友，非常尊重王稼祥的意見，他也深知鄧小平性格剛強，辦事老練，是難得的人才，便答應和中央組織局長李維漢研究，把鄧小平從寧都農村勞動地點調來沙洲壩白屋子擔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代理秘書長。

黨的“智囊”

在黨的歷史上，王稼祥在職務上幾次起落。30年代他是黨中央領導核心成員之—。1945年召開“七大”時，一些代表對他有意見，經毛澤東親自動員，他才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後來，他在東北局擔任部長，過去的下級成了他的領導，仍兢兢業業地工作。

他於“八大”再度當選為中央委員，隨後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63年，他又被免除了職務。但是王稼祥沒有消沉，仍然對黨和國家的前景特別是國際處境潛心研究。黨內的老同志回憶，王稼祥一向不好玩，總願意沉思問題，屬於“搖羽毛扇”的“智囊”型人物。

王稼祥當年提出的一些見解，使人很久后還有振聾發聵之感。如在各國共產黨都稱頌蘇聯是“老大哥”時，他就提出黨際關係準則應該是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內部事務。這些原則在1982年中國共產黨“十二大”時寫入了報告中。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時，歸咎於其個人品質。王稼祥則提出斯大林所犯的錯誤不是什麼個人品質問題，而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

60年代，我國自己節衣縮食援助某些國家時，他又預言結果將是不利的。雖然許多意見當時未被採納，但是經過歷史風雨的檢驗，今人不僅佩服其真知灼見。

王毛互選見真情

自從王稼祥和毛澤東第一次見面后，兩人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遵義會議上他投了毛主席關鍵的一票，黨的七大上毛主席又主動為王稼祥拉選票，這絕非簡單世俗的政治交易或庸俗的知恩報恩，而是革命家之間深情厚誼的見證。

王稼祥和毛澤東的第一次會面，是在1931年的龍岡地區。這裡是第一次反“圍剿”首戰告 捷，並且活捉了敵師長張輝瓚的著名地點。那時年僅25歲的王稼祥剛留蘇近五年回國不久，他十分渴望把在蘇聯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系統學習和掌握的馬列主義運用於中國革命的實踐之中。王稼祥向毛澤東彙報了自己在蘇聯學習的情況和四中全會的經過，而毛澤東則向他詳細地敘述了紅軍中爭論的歷史以及當時的爭論問題，並拿了一些文件給他看。

這次會面給王稼祥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他後來回憶說，同毛澤東見了幾次面以後，就給了我這樣的印象：他同我在中國和俄國所遇見的領導人不相同，他是獨特的，他所說的道理，既是那樣的簡單明了，又是那樣的新鮮和有說服力。

而與一身學者氣質的王稼祥的交談中，毛澤東對他的理論功底也頗為讚賞，認為他對立三路線的批判論文寫得有理有據，頗有見地。交談中，毛澤東還興緻勃勃地揮筆寫下一幅蘇區軍民人人會背的對聯送給王稼祥：“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退我進，敵疲我打，游擊戰里操勝券；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

王稼祥欣喜地接過對聯，方知蘇區軍民就是靠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打贏敵人又發展自己的。他感到自己選擇回國參加第一線革命鬥爭是對的。

王稼祥和毛澤東在龍岡地區的會見，具有非凡的歷史意義。從此以後，這對革命家為了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壯大，建立了終生的友誼。

毛澤東同志曾多次講過王稼祥對遵義會議的貢獻。他說：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條主義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我的”。“遵義會議沒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

遵義會議一開始就出現了正確與錯誤兩種觀點的激烈交鋒。博古首先在會上作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總是片面強調失敗的原因是客觀上敵人力量強大，我們“不可能粉碎這次‘圍剿’”。

毛澤東是嚴厲批評“左”傾錯誤的第一個發言人，他用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勝利的事實，批駁了以敵強我弱的客觀因素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的觀點，會議上一時出現了兩種不同意見互相抗衡的局面，在這關鍵時刻，王稼祥緊接著發言，他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嚴厲批判了李德和博古的軍事指揮失誤。要求李德和博古下台，由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王稼祥以軍委副主席的身份，從仲裁的角度，駁斥了“左”傾領導人試圖推卸責任的辯護之辭，使正確意見一開始就以三比一的絕對優勢佔了上風，壓倒了“左”傾人物一貫狂妄自大的氣焰。會議最後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結果，也體現了王稼祥所倡議的兩項內容：一是撤銷李德中央軍事顧問的職權，取消了李德和博古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把李德“轟”下來。二是在黨中央領導機構中，毛澤東進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們進行分工，由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從而在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后，王稼祥和周恩來被指定為中央三人軍事小組的成員，協助毛澤東指揮全軍，勝利地實現了紅軍戰略轉移。中央主力紅軍在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軍事領導小組指揮下，變被動為主動，進行四渡赤水戰役，取得長征以後第一次重大勝利。爾後全軍巧渡金沙江，甩掉幾十萬國民黨軍主力的圍追堵截。強渡大渡河，飛越瀘定橋，爬過大雪山。一系列轉危為安的實踐，顯示出毛澤東高超的統帥才能。

黨的七大會議上，發生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一個上屆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竟以204票未過半數而突然落選，連中央委員也沒選上。毛澤東意識和察覺到這一反常現象，忙親自出來做補救工作。

在大會閉幕前夕，毛澤東特地向代表們說了王稼祥應該當選中央委員的問題。他說：“我在這裡關於這個問題要說幾句話。王稼祥同志是犯過錯誤的，在四中全會前後，犯過路線錯誤，此後也犯過若干錯誤。但是，他是有功勞的。”接著他詳細介紹了王稼祥對黨的一系列重大貢獻，第一是四中全會以後，王稼祥作為中央代表團成員到中央蘇區，在一些同志受到排斥壓制時，他卻贊助並信任了毛澤東、朱德等同志，支持他們的正確主張。第二是早就開始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是最先從“左”傾教條小宗派中殺出來的，在遵義會議這一關鍵時刻，更起了關鍵作用，不然“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在又一次決定中國革命命運的六中全會時，是他及時帶回並忠實地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旗幟鮮明地參與解決了黨內的若干嚴重問題。第三是在中央工作期間，“做了很多好事”，為黨起草了許多重要文件。

毛澤東讓大會把王稼祥在這次會議中寫給他的信印發給大家，認為這些信的確“是他考慮很久才下決心寫的”。毛澤東再一次強調說，王稼祥雖然犯過路線錯誤，也有缺點，但他是有功的。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負傷而起的。“我認為他是能夠執行大會路線的，而且從過去看，在 四中全會後第三次‘左’傾路線正在高漲時，在遵義會議時，在六中全會時，也都可以證明這一點。”毛澤東的講話中最後又說：“昨天選舉正式中央委員，他沒有當選，所以主席團把他作為候補中央委員的第一名候選人，希望大家選他。”

經過毛澤東等同志的工作，大會終於將王稼祥補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會後，朱德、彭德懷、李富春和陳雲等同志都趕來看望王稼祥，一來探視病情，二來為大會出現的這一反常現象向王稼祥致以撫慰之意。然而王稼祥除了感謝同志們的好意，不僅沒有一句怨言，連一點不愉快的情緒都沒有流露。他對個人在黨內地位的突然下降，竟毫不在意甚至無動於衷。

檢討書抗爭

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檢討，最集中的體現在1968年2月中聯部機關召開的群眾會上。王稼祥寫檢討，有兩個原則：一是堅持實事求是，從不亂說，更不給別人扣帽子；二是多講自己的過，少講自己的功，但是也絕不把不屬於自己的過，說成是過。這體現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尚品格。王稼祥在那次檢討中說：

我過去是“左”傾機會主義王明路線的重要成員之一，我這個毫無工作經驗沒有參加過下層實際工作、而只讀了一些書本的人，被指派為中共中央蘇區中央局委員、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四中全會不久以後，我與任弼時同志一同進入中央蘇區，犯了許多錯誤。在政治工作方面實行錯誤的“一長制”，取消黨委制，把紅軍的任務錯誤地縮小為打仗；在土改方面，執行了富農分壞田的過“左”政策。

我們進入蘇區，正當第二次“圍剿”反攻勝利以後、第三次“圍剿”的前夜，當時項英同志反對毛澤東同志的英明的戰略戰術軍事思想，毛澤東主張“誘敵深入，各個擊破”。項英同志認為這是守株待兔，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我當時支持了毛澤東同志，這並不因為我當時就認識了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思想，而是簡單地認為毛主席講得很有道理；又感到項英同志同我一樣，沒有聽過槍炮聲，能正確處理戰略戰術問題嗎？所以我就支持了有戰爭經驗的毛澤東同志，結果三次“圍剿”，敵人的“並進長追”失敗了，我們大大勝利了。勝利后，上海中央來電，要打大城市，把江西幾個蘇區連成一片，我積極地贊成了這一錯誤決定。當時包圍贛州一個長時期，結果我們失敗了，證明了毛澤東同志原來就反對打贛州的主張的正確。

中央在寧都開會，發生了毛澤東同志是留在前線指揮工作還是去後方的問題，我是主張毛澤東同志留在前線工作的，但是處於少數。不久以後，敵人開始四次“圍剿”，我還是在前線。在四次“圍剿”中，我受了重傷，離開前線回到瑞金。不久后，五次“圍剿”開始了，敵人實行堡壘政策，步步為營，發生了外線作戰內線作戰的爭論，我又錯誤地支持了內線抵抗策略。五次反“圍剿”不久，我傷口大化膿，入醫院重新開刀，完全離開一切工作。直到長征開始，才把我從醫院裡抬出來，一路上傷口還流膿。在遵義會議的時候，我支持了毛澤東同志。可是紅軍到陝北后，過黃河東征時，我又反對了毛澤東同志的意見。

總之，在內戰時期雖有曲折，但總起來我應該是“左”傾機會主義的重要代表之一。

在西安事變后，利用了當時的條件，出國開刀治傷口，1938年回延安。在六中全會上傳達了國際指示，沒有歪曲這些指示。在全會上擁護了毛澤東同志的報告，反對了抗日戰爭時期的王明路線，被任命做軍委和總政治部主任的工作。這段時間，基本上執行了主席的指示。

延安整風徠前，就得了帶傷性的腸胃病，入醫院治療，可惜未參加整風。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我寫了一個短的檢討信給中央，1946年又出國治病（腸胃病和X光燒傷）。1947年回東北參加工作。1949年初參加了七屆二中全會，對過去的錯誤作了口頭檢討，當時中央批准了這個檢討。

對於60年代初他提出的所謂“三和一少”問題，王稼祥在1969年1月25日的檢討書中是這樣寫的：

在七千人大會上，我們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在自己的報告中提出赫魯曉夫是共產主義的叛徒這個有名的論斷。我當時在內心裡是不同意這樣的論斷的……雖然我不否認赫魯曉夫可以發展成為共產主義的叛徒。因為要承認當時赫魯曉夫已經是共產主義的叛徒，便立即發生同赫魯曉夫決裂的問題，因為同叛徒不能有任何合作的餘地的……我便挺身而出為維護中蘇關係，來避免中蘇破裂或者至少來推遲中蘇的破裂。我說什麼赫魯曉夫可以作為統戰對象來看待，這實際上是與林副主席唱對台戲！

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我在另外的材料中已經說明：雙方都擁有核武器來進行的戰爭是兩敗俱傷的戰爭，是沒有勝利者的戰爭，是帶毀滅性的戰爭，這種戰爭是不能夠打的，只能避免……而林副主席就在七千人大會上說過，即使有了原子彈后，最後決定勝負的還是地面上的近戰，所以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上是……與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唱了對台戲！

我當時又鼓吹對美帝也應採取較為緩和態度，對印度反動派也主張緩和一些……當時我完全沒有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而是相反的，完全違反了毛主席的有關教導，而和林副主席在當時的幾個著名論點簡直唱了對台戲！

我於是想想越覺得問題嚴重，於是乎，我就挺身而出，來向中央勇敢地提意見，於是乎就形成了我的“三和一少”的外交路線，於是乎我就出來糾正毛主席的有關教導和林副主席的著名論點，這是何等的狂妄呵！這的確是狂妄之極了！這簡直是發瘋了！而這是事實啊！

從上述王稼祥的檢討中可以看出：他對歷史事實的敘述是客觀的，從不隱瞞什麼，也不歪曲什麼，雖然當時他寫檢討不能不帶有當時的政治烙印，但他沒有把“問題”推給別人，對自己也沒有說過頭話。

原配查瑞香（1904-1926），由王稼祥的父親包辦成婚，於1925年結婚，1926年產後病逝。

1928年在莫斯科與一烏克蘭姑娘結婚，1929年離婚。

1939年3月5日與湖南姑娘朱仲麗（1915年—2014年）在延安結婚。

與原配生有一子王命先，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統計系畢業后，留校當老師，文革中受迫害投河自殺。王命先有兩個兒子（王稼祥之孫）。一子王光龍現任十一屆民盟河南省委委員。

王稼祥故居是我黨早期重要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 級革命家王稼祥出生和少年生活的地方，位於涇縣厚岸鄉，距縣城45公里。

這裡群山環繞，煙樹茫茫。綠竹茸茸，景色十分秀麗。故居是一座普通的皖南民居，三間兩廂，前有庭院，庭院有花圃，其間花木雜錯有致，一廂為書房，書房雖小，但簡潔雅緻，窗明幾淨。“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此之謂也。王稼祥在這裡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先入

柳溪小學讀書，小學畢業后，又跟王惠久和王談人先生補習一年，1920年離開家鄉赴南陵縣樂育中學初中，後轉入蕪湖聖雅各中學讀高中，不處去上海就讀於上海大學附中，從此走向革命道路。王稼祥從小好學善思，愛憎分明，對社會的時弊惡習，疾惡如仇，對貧困人民的飢餓困苦，傾注同情。家鄉周圍的一切，深深地印在他幼小的心靈里。憎恨黑暗的社會現實，是他後來追求真理走向革命的思想基礎。王稼祥故居1986年被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原國家副主席王震親筆題寫“王稼祥故居”的門額。故居中陳列了王稼祥青少年時的生活學慣用具和他一生中主要革命活動的照片，供人們參觀瞻仰。

王稼祥紀念園坐落在安徽省蕪湖市十一中（現安徽師範大學外國語學校）校園內風景秀麗的獅子山上，西臨長江，東望赭山。這裡是王稼祥畢業的蕪湖聖雅閣中學舊址。

紀念園始建於1986年，佔地6000餘平方米。紀念園由王稼祥銅像、紀念碑、事迹陳列室、藏書室等組成，其中王稼祥事迹陳列室分五個展廳，詳細介紹了他在中國革命各個歷史時期的重大貢獻和豐功偉績。紀念園收集並陳列了王稼祥的信件和文章96件，照片189幀，珍貴遺物43件，書籍1000餘冊和“吉姆”轎車1輛。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生，安徽省涇縣厚岸鄉厚岸村人。原名王嘉祥，又名王稼薔。父王承祖。1925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5年參加革命工作。大學文化。1913年在家鄉上柳溪小學。1919年畢業，讀私塾。1922年在南陵縣樂育學校學習。1924年在蕪湖聖雅閣中學高中部學習。1925年6月因參加愛國學生運動被開除。8月入上海大學附中高中3年級學習。1925年10月入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6年任翻譯。1928年2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8年秋在莫斯科紅色教授學院學習。1930年3月回國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幹事，編輯黨報。6月因批評李立三，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被撤職，任黨報駐香港記者。12月撤銷處分，回上海。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紅旗報》、《實話報》總編輯。1931年4月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常委，蘇區中央局政治保衛處處長，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1931年4月-8月兼政治保衛局代局長。1931年10月任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副主席。1931年11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1屆中央執委會委員、中央執委會人民委員會外交人民委員，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外交部部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后犯“左”傾錯誤，1932年6月任紅1方面軍政治部主任。1933年4月27日受重傷。10月動手術。1933年11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4年1月在中共6屆5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34年2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2屆中央執委會委員、中央執委會人民委員會外交人民委員，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外交部部長。住院治療。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1月參加遵義會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對確立毛澤東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起了重大作用。1935年2月任中共中央3人軍事指揮小組成員。9月任陝甘支隊政治部主任。1935年11月－1936年12月任中華蘇維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35年11月－1936年12月任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6年12月－1937年7月任中華 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35年11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193年12月赴蘇聯治病，發生周折。1937年2月到上海治病。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7月到莫斯科治病。1937年11月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1938年8月回國，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1938年11月－1945年8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副主席兼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八路軍總政治部代主任，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兼任華中工作委員會兼華北工作委員會主任，八路軍軍政學院院長。1941年任中央學習組副組長，負責領導中央軍委機關及直屬部門的整風。1943年3月兼中央宣傳委員會副書記。1943年7月第1次提出和論證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概念。1943年下半年因病住院治療。1945年8月離職。1946年春到蘇聯治病。1947年5回國。1947年9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解放區城市工作部部長。1948年8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東北局宣傳部代部長。1949年7月為中共代表團成員，赴蘇聯訪問，商談籌建大使館事宜。1949年9月當選為第1屆全國政協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駐蘇聯大使。1949年10月－1959年9月任外交部副部長、黨組委員（1956年起）。1951年1月－1966年3月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1953年4月－1958年3月任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1954年12月當選為政協第2屆全國委員會常委。1956年9月在中共8屆1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59年4月、1965年1月相繼當選為政協第3、4屆全國委員會常委。“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9年10月下放河南信陽。1970年冬回北京治病。中共第6屆（5中）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第7屆中央候補委員、（2中）委員，第8屆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第10屆中央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