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

李德（1900年～1974年），奧地利人，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

1900年9月28日生於德國慕尼黑城郊的伊斯瑪寧鎮。

1918年參與創建巴伐利亞蘇維埃。

1926年被德國政府逮捕監禁。

1928年越獄逃往蘇聯，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

1932年春畢業后，進入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因與王明較熟，被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派往中國東北收集日軍情報。

1933年9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軍事顧問。在指揮紅軍作戰中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戰略戰術，反對游擊戰，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遭致失敗。紅軍長征開始時，是軍事最高領導三人團成員之一。

1935年1月，在遵義會議上被撤銷指揮紅軍的權力。后隨紅軍長徵到達陝北。抗日戰爭初期，任中共中央軍委軍事研究編委會主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教授。

1939年夏去莫斯科。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加入蘇聯紅軍。

1941至1948年在克拉斯諾戈爾斯克任教。

1949年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定居，潛心著譯。

1964年任德國列寧著作德文版主編。對中國革命歷史事實有一定程度的歪曲。

1974年8月15日卒於柏林。原名 奧托·布勞恩（Otto Braun）。筆名華夫。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德國共產黨。

李德紅軍長征史上一個不可忽略的名字。他作為一名來自蘇聯的德國共產黨人，不僅同中國紅軍一起親歷了二萬五千里長征，更是這一歷史壯舉的重要決策人和初期的主要指揮者。但正是由於他的錯誤指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並在長征初期付出慘重代價。

1932年春，時年32歲的奧托·布勞恩從蘇聯的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兩周后緊急受命，被共產國際執委會派往中國。他穿一身西服，帶一張奧地利護照，化名斯托洛夫，乘坐快速火車穿越西伯利亞，經滿洲里到哈爾濱，與設在此地的蘇軍秘密情報機關負責人赫爾曼·西伯勒爾會合后，迅速趕往大連，再轉乘輪船來到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為蘇聯紅軍總參謀部駐中國情報機構“佐爾格小組”承擔送錢救人的任務。他就是後來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的軍事顧問李德，他的真實身份是一名特工。李德到上海完成送錢救人的任務后，並沒有馬上留住在上海。他晚年在回憶錄中說，“為了了解情況，我曾多次旅行，其中也到過上海，直至1932年秋，才最後移居到那裡。”

他是在當年秋天到達上海的，在共產國際執委會（駐上海）遠東局工作。由於共產國際駐華軍事代表兼中共中央總軍事顧問曼弗雷德·施特恩遲遲未到上海，所以“從第一天起”，奧托·布勞恩“就不得不作出軍事上的判斷和建議”，開始參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指導。

1932年底，迫於國民黨統治壓力，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指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隨博古、洛甫、陳雲最後轉移到江西的中央蘇區。博古、洛甫動身前，主動要求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尤爾特將李德派往蘇區，擔任軍事顧問工作。李德本人也將計就計地同意了，他提出的唯一條件是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

1933年初，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往中央根據地。同年9月來到瑞金，並開始啟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1933年9月，李德獲准以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身份，在裝扮成王牧師的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陪同下，從上海經汕頭，進入江西瑞金中央蘇區，恰恰重蹈了以“個人代表負責制”和“明確領導責任”的覆轍，住在特別安排的“獨立房子”，由伍修權擔任其翻譯，處處享受著“洋欽差”、“太上皇”的威嚴，每一句話都被當作聖旨。隨著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共中央隨工農紅軍被迫放棄中央蘇區，進行戰略大轉移，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征。

李德來到蘇區，雖然懷有幫助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良好願望，但是他錯誤的干預、指揮卻給中國共產黨造成了重大損失。第五次反“圍剿”期間，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將紅軍的軍事指揮大權交給李德。這個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3年和只有街壘巷戰經驗的顧問，不問中國國情、不顧戰爭實際情況，僅憑課本上的條條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圖指揮戰鬥，結果導致反“圍剿”作戰連連失利，致使紅軍被迫退出中央蘇區，而他本身只指揮過一個騎兵旅，使紅軍踏上了悲壯的長征路程。

長征初期，李德是負責軍事指揮的“三人團”成員之一，他的軍事指揮錯誤再次充分暴露。他一方面強調保密，對戰略轉移沒有進行應有的政治動員；一方面在退卻中採取了消極避戰、逃跑主義，使中央紅軍在長征初期損失慘重。

毛澤東曾尖銳地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國的國情，也不了解中國工農紅軍的情況，不作調查研究，聽不得不同意見，生搬硬套在蘇聯有效在中國行不通的戰略戰術。……李德和博古等人在軍事上的一系列錯誤的戰略戰術，使我們吃盡了苦頭，付出了慘重的血的代價。”

1935年1月15日～17日在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深刻分析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李德神情沮喪，拒不接受批評。遵義會議后不久，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從而正式結束了李德、博古對紅軍的軍事指揮。

此後的長征路上，李德雖然不再擁有軍事指揮權，但仍然多次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1935年6月26日，在四川懋功北部的兩河口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李德明確同意中央的北上甘肅抗日方針，反對張國燾南下。1935年7-8月間，紅軍大學成立，李德被派往講授軍事理論課。不久，發生了紅軍大學教育長、原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拉攏紅四方面軍學員隨張國燾分裂逃跑的事件。李德與李特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堅持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針是正確的，不經毛澤東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隊拉走。爭吵中，毛澤東趕到說：“捆綁不成夫妻，誰願意走，放他們走吧！”

1935年10月，李德隨紅軍到達陝北。1939年8月李德離開延安返回莫斯科。作為長征的親歷者，李德對長征給予了積極評價。他認為，“雖然長征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但從政治上看，仍然是中國紅軍的一次勝利。紅軍抵禦了佔有強大優勢的敵軍，突破了敵人的堅固陣地和重重包圍，給敵人以數十次打擊和成百次騷擾。紅軍行程1萬多公里，橫貫12個省，翻過18座大山，渡過24條大河。這是一個不可磨滅的功績，是中國紅軍――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軍隊的全體戰士偉大的勇敢、堅韌的毅力和革命的熱情的明證。”

33歲的李德精力旺盛，表現出比東方人更強烈的求偶慾望。陳士榘上將後來回憶說：“李德剛來到部隊，提出一個在我們看來很好笑的條件，在中國尤其是在紅軍，就顯得有點可笑。”博古雖然對李德言聽計從，但在這件事上他還是顧及影響，暫時沒有照辦。其實在來華之前，李德已經有一任妻子。1924年，李德在德共中央委員會做情報工作，結識了一名叫奧爾加·貝納里奧的女青年，並吸收她入黨，隨後兩人便結為夫妻，這是李德的第一段婚姻。

不久鬧出了李德騷擾女性的事件。那是一天中午，李德穿戴整齊，鬍子颳得乾乾淨淨，腰束武裝帶，騎上馬，直奔少共中央局（團中央）駐地。原來，他看上了在這裡工作的一個女團幹部。眾目睽睽之下，李德輕巧下馬，快步走到那位女團乾麵前，用德語示愛說：“你長得太美了，我太喜歡你了，太需要你了！”雖然聽不懂李德的話，但他炙熱的眼神讓這位女同志感到很不自在。

這時正巧女團乾的丈夫走了過來，他也是中共中央局的領導，曾留學德國，能聽懂德語。見洋顧問肆無忌憚地挑逗自己的妻子，就大聲說：“顧問同志，請你自重，這是我的妻子！”那位丈夫一把拉過妻子，頭也不回地朝屋內走去，“砰”的一下關門聲將李德尷尬地晾在那裡。

李德的尷尬事件很快就在蘇區傳開了。博古也對李德的冒失舉動看不慣，但他認為“洋顧問”一個人在中國不容易，他的生活確實需要照顧。博古讓人留心這件事，給他找個夫人。

李德有一次從紅軍大學講課回來，看中一個正在河邊洗衣服的少女，這個姑娘叫賴水娣，是當地蘇維埃主席楊世梁的遠房侄女。在博古等人的撮合下姑娘也同意和李德交往，然而就在李德美滋滋準備結婚的時候卻節外生枝，負責調查的社會部報告說，這個姑娘有丈夫，而且是反動民團的頭子，於是這樁婚事就此告吹。

博古決定通過組織上，在紅軍女同志中為李德找一個政治上可靠的妻子。他將中央局婦委主任李堅貞找來，對她說：“交給你一個任務，給李德同志介紹個女朋友。”並說：“這是政治任務，你必須完成！”

李堅貞不敢怠慢，找了好幾個，她們都不同意。李堅貞左思右想，想到了同鄉蕭月華。蕭月華1910年8月出生於廣東大埔縣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曾給人當童養媳，1926年加入青年團，後轉入中國共產黨，任大埔縣婦女部長。毛澤東曾認為她是一個很好的婦女幹部，讓她在少共中央局當文書。她長得算不上漂亮，文化水平也不高，但卻很賢惠、壯實，愛打籃球，能歌善舞，同志們都叫她“小百靈”。

當李堅貞動員她給李德做夫人時，她頭搖得像個撥浪鼓，表示堅決不幹。對蕭月華來說，李德是個外國人，雙方語言不通，生活習慣迥異，而且比自己大10歲，前不久他騷擾本單位女團乾的事已傳為笑談，與這樣的人結婚她無論如何是不情願的。

過了幾天，李堅貞又找蕭月華談：“李德是共產國際派來幫助中國革命的領導幹部，給他做老婆，是革命工作的需要。組織已決定你同他結婚。”蕭月華沉默不語。“你必須完成這個任務！”李堅貞又說。

蕭月華哭了，“黨組織為什麼要把這種任務交給我呢？這比入地獄還難啊！“月華，這是你對革命作出的一種特殊貢獻，明白嗎？”

革命高於生命，重於一切。蕭月華含淚答應了下來。李堅貞也哭了，說：“你的這種獻身精神很可貴，黨組織非常感謝你！”蕭月華長嘆了一聲：“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我認了……”

蕭月華抗大學習結束后，被派到陝西三邊地委擔任婦女部長兼地方婦女委員會主任。她回家取準備帶走的東西，推開門，卻見李德和李麗蓮在一起，頓時火冒三丈：“你是什麼國際主義者？你是帝國主義分子！你勾引人家女人，違反黨紀國法，我要到中央告你，我要和你離婚！”

毛澤東聽完蕭月華的哭訴，說：“博古那時把李德奉若神明，言聽計從，要什麼給什麼，需要女人，就將你提供給他，實在是荒唐，造成這場婚姻悲劇。”又說，“你們已經結婚幾年了，又有了孩子，還是不離婚的好。”蕭月華說：“我和他生活不到一塊，再說他愛戀上個歌唱演員李麗蓮，我要堅決和他離婚。”

經過各方面調解無效，邊區政府民政廳同意了他們的離婚要求。離婚手續上寫明：“寧寧歸蕭月華撫養，李德給蕭月華600元撫養費。”臨別，李德藍色的眼睛里含滿淚花，他在兒子臉蛋上親吻著，喃喃說：“布蕭德華，我的兒子，再見了……”

李德決心在延安長期住下去，並向李麗蓮求婚。李麗蓮看中李德的身份和他在延安還算優厚的待遇，經過一年的交往她也很愛這個坦率的洋人，便愉快地答應了求婚。李德找到中組部部長陳雲，申請與李麗蓮結婚，還提出轉為中共正式黨員的要求。陳雲批准了他的這兩項要求。

婚後，李德和李麗蓮經常一起跳舞、散步和買菜，形影不離。他們相約在中國生活一輩子。

然而1939年8月28日清晨，李德接到通訊員送來的一張紙條，上面寫著：“速來機場，你飛莫斯科。張聞天，8月28日。”李德愣了一下，不知道讓他去幹什麼。就急忙收拾東西，並給李麗蓮看了紙條，李麗蓮也驚呆了。李德騎上馬直奔機場而去。原來，共產國際發來電報，要求李德回蘇聯述職。這天正巧有一架飛機，送因不慎騎馬摔傷胳膊的周恩來去蘇聯治傷，便讓李德搭機前往。毛澤東、張聞天、鄧穎超等100多人前來送行。這時李麗蓮也趕到機場，李德要求帶妻子一起走，但因沒有護照簽證未得到批准，李麗蓮當場暈倒。毛澤東祝李德一路平安。李德含淚吻別李麗蓮后，依依不捨地登上飛機。從此他們天各一方，再也沒有見過面。李德長達7年的中國之行就此匆匆畫上句號。

李麗蓮後來在延安擔任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助教，曾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建國後任全國婦聯兒童工作部和對外聯絡部部長。1965年4月病逝於北京。

蕭月華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后調為副軍職待遇，曾任湖南省軍區軍法處長、省交通廳辦公室主任、省政協委員。1983年11月3日在廣州逝世。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李德支持左翼社會主義者。1923年加入德國共產黨，並成為秘密713組織的成員，曾同蘇聯秘密機關聯繫。1926年德國統治者指控他有叛國罪行而被監禁。1928年4月，從柏林莫比特監獄逃出到蘇聯。不久進入軍事學校學習，參加蘇聯紅軍后當過騎兵師的參謀長。以後被送到莫斯科陸軍大學進修，由於學習成績優異，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擔任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

1933年10月經上海被秘密護送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任紅軍軍事委員會和參謀部顧問。他在擔任軍事顧問期間，推行軍事教條主義，他不懂得中國的國情，也不認真分析戰爭的實際情況，只憑在軍事課本上學到的條條框框，在蘇區進行指揮。當時任臨時中央書記的博古，把軍事指揮大權交給李德，由他一人憑著地圖指揮戰鬥。當時的地圖大部分是一些簡單的草圖，極不準確，所以他的指揮往往與前線實際情況差距很大。在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都是按李德“短促突擊”、“兩個拳頭作戰”、“禦敵於國門之外”、建立正規軍打陣地戰這一套錯誤路線進行的。他既排除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又反對紅軍支援蔡廷鍇。李德對博古說：蔡廷鍇的福建人民政府是最危險的敵人，比蔣介石還危險，有更大的欺騙性，紅軍決不能支援蔡廷鍇。結果蔣介石打敗了蔡廷鍇的部隊，也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去了取得勝利的機會。

1934年春，李德對博古說，要準備作一次戰略大轉移，準備到湘鄂西去，同紅二、六軍團會合，在那裡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同年10月10日，軍委總部從江西瑞金出發，開始了長征。李德等人強令部隊採取“甬道式”搬家，行動遲緩，部．隊沿途消極避戰，使兵力很快損失了三分之二。在這期間，李德以華夫為筆名在《革命與戰爭》雜誌上發表了不少評論，他是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在軍事上的推行者。1935年1月黨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李德列席了會議，在受到會議批判后，被取消了他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撤銷了軍事顧問的職務。從此，李德離開了中央機關，隨紅軍一軍團長徵到陝北，在那裡幫助訓練過騎兵，後任延安軍事學院教授。

1939年夏，李德離開延安經蘭州回到蘇聯，隨後被派到出版社工作：1949年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馬克思列寧研究所工作，把蘇聯的一些政治和文學著作翻譯成德文。一度擔任過東德的文聯主席、作家協會第一書記。1974年病死。

對於李德的生活有一記錄，可供參考：李德原是個登徒子，可是他的好色卻不像他的名字那樣好德，他離開女人簡直三天都惶惶如也，可蘇區又沒有娼妓，後來博古等就給他找了個壯實的女人，雖然兩人話都不通，總算給李德解決了性慾，李德臉上的烏雲才算散開了。（來源：劉秉榮《國民政府秘史》，732頁）

李德剛剛來到部隊，提出了一個在我們看來很好笑的條件，就是希望有個中國女戰士陪他睡覺。這在德國、奧地利可能不算什麼，後來，一個年輕的農婦真的陪伴了李德在中國的生活，她的名字好像叫蕭月華。蕭月華不漂亮也不醜，有著中國農村婦女吃苦耐勞、善於伺候老公的品質。在蘇區的時候，他們一直住在一起。長征開始后，由於艱苦，大多數婦女被送到休養連，“李德夫人”也去了那裡。蕭月華歷盡艱辛隨李德到了延安，這個樸實的女人把李德伺候得很好。為了讓李德生活更舒適一些，她在他指導下學會了烤麵包，在延安他們的兒子出生了。他們的婚姻由組織安排，蕭月華眼中的李德首先是第三國際和革命代表，其次才是丈夫。由於兩國生活習慣和觀念相差太大，加上李德打了敗仗威信掃地，本來共同語言不多的他們經常吵架。後來他們離婚了，提出離婚的還是蕭月華。她後來到了長沙，在那裡工作了多年，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去世。

在紅軍大學的李德已經全沒有當年的狂妄，他似乎已經意識到了自己的問題存在，講課中他舉了好多紅軍作戰的成功例子，以這些戰例作為教學的參考。

其實共產國際並沒有給李德“一錘定音”的權力，但是王明、博古過於信任李德，毛澤東的游擊戰思想當時又被排斥，所以，陣地戰變成紅軍的主要戰鬥手段。這是他沒有結合中國的國情而硬要套用歐洲革命的經驗，以至造成中國革命的重大損失 。

一個曾經指揮紅軍千軍萬馬、實際權力一度比毛澤東、周恩來還高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在被削掉了兵權、並受到嚴厲批評和羞辱后還能保持如此平和的心態，卻也是難能可貴。當時相當多的紅軍學員對李德都產生了新的看法，覺得他是一個可敬的德國布爾什維克。

後來李德坦蕩地說：“我聽了毛澤東的講課。他很偉大，中國紅軍也很偉大！”講到這裡，李德由衷地豎起了大拇指。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李德不像王明，王明是明明錯了死不認賬。李德在總結自己指揮的“第五次反圍剿“戰役時坦蕩地說：“我終於明白了，中國同志比我更了解他們在本國進行革命戰爭的正確的戰略戰術，我沒有根據中國的地理形勢、中國人特有的作戰傳統進行指揮。”（參考《一生緊隨毛澤東：回憶我的父親開國上將陳士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