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昌

1906年1月19日出生。

1911年春，入柳林鎮小學堂，開始讀書。

1918年春，自柳林小學堂畢業，考入離石縣立高級小學。

1920年1月，隨父到太原，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學學習。

1921年5月1日，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賀昌成為首批團員。

1922年由團轉入中國共產黨。

1923年夏入上海大學學習。先後在太原、安源、北京、河北、天津、上海等地從事青年和工人運動。擔任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共青團第三、第四屆中央委員。后參與組織發動上海工人3次武裝起義，是中共江浙區委負責人之一。

1927年7月中旬，被指定為中共前敵軍委委員，8月參加南昌起義。后又參加廣州起義的組織準備工作。

1928年參與重建中共湖南省委，選派幹部，輸送物資，支援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曾被選為中共第五、第六屆中央委員。

1930年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曾組織唐山兵變和多次武裝暴動，均因沒有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在強敵進攻下失敗。

1931年到中央蘇區，任中國工農紅軍第5軍政治委員、第3軍團政治部主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參加南雄水口等戰役和中央蘇區反“圍剿”。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賀昌留在贛南堅持游擊戰爭，任中共中央蘇區分局委員、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

1935年3月率部向粵贛邊突圍，10日在江西會昌與國民黨軍作戰中英勇犧牲，年僅29歲。

中央蘇區軍事鬥爭的實踐，使賀昌一步步成長為出色的紅軍高級將領和優秀的政治工作領導者。1934年1月22日，他出席在江西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

賀昌在紅軍總政治部做的一件最大的事，就是協助王稼祥籌備、召開了紅軍全國政治工作會議。繼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於1934年2月7日至12日在瑞金沙洲壩中央政府大禮堂召開的這個會議，受到了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高度重視，博古、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都到會並講話。會議總結了紅軍建軍以來的政治工作經驗，進一步提出了紅軍政治工作的任務、目的和要求。確定了紅軍政治工作的總方針和具體的工作方法。會議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的戰略口號，給此後的人民軍隊建設以深遠影響。賀昌在會前幾個月，就會議議程及根據議程擬討論的各種問題，作了深入的調研，提出了詳細的意見。這些意見在由王稼祥和他聯署發布的總政第七號訓令即《關於游擊隊工作的訓令》、《關於爭取白區群眾發展游擊運動擴大蘇區的訓令》等指示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會議期間，賀昌主持大會，並在討論階段作重要發言。賀昌的發言內容在會議期間由中共中央機關刊物《鬥爭》發表。其重點在於從保證紅軍軍事技術與組織紀律性、革命警惕性的提高，支部工作的進步，赤少隊與紅軍後方工作的加強等方面，闡述進一步做好紅軍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會議結束之日，賀昌致閉幕詞，強調要“用政治工作來保證上級命令的執行，保證每一個戰鬥的勝利，保證軍委統一意志的實現，以爭取五次反‘圍剿’決戰的勝利”。賀昌的上述言論，雖然因為組織紀律的約束等原因，字面上仍然少不了“左”的一套，但其精神卻是積極的、科學的。這些思想和文件對當時革命軍隊正規化建設，對於增強部隊的戰鬥力，有著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血灑蘇區的英烈。儘管紅軍全國政治工作會議希望以加強政治工作使紅軍更加強大，保證第五次反“圍剿”一如既往獲得勝利，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還是把事情的結果引向了反面。主力紅軍不得不於1934年10月10日晚拱衛中央機關，從紅都瑞金撤離，踏上西征之路，作戰略大轉移——長征。賀昌也被留下，擔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員、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而此時，陳毅、賀昌都是腿傷未愈的半殘廢。

主力紅軍走後，國民黨軍隊很快佔領了中央蘇區。然而，項英執迷於主力紅軍很快就會打回來，重建中央蘇區，遲遲不肯轉變思想方法、組織方式與鬥爭方式，致使蘇區人民和留下打游擊的紅軍陷入越來越艱險的境地。1934年11月23日，蘇區的最後一個縣城會昌縣城被敵佔領。這期間，中央分局開會討論目前形勢及對策。以項英為代表的一方仍然主張傾全力保衛蘇區，等待主力回師反攻。中央軍區的主要任務是“掩護主力紅軍的轉移，保衛中央革命根據地。”以陳毅為代表的另一方則主張轉變思想，分散游擊，保存力量，待機而動。賀昌這些日子常跟陳毅在一起談論局勢與出路，總結紅軍歷次反“圍剿”和根據地建設的經驗教訓，兩人的看法不謀而合，會上便理所當然地支持了陳毅的意見。但項英此時是“老大”，他說了算，事情就只有一天天壞下去。賀昌和陳毅多次提出改變鬥爭方式，開展游擊戰爭。這一建議在12月中旬召開的蘇區中央分局會議上，得以通過。

這時，嚴重的營養不良加上操勞過度，賀昌的身體己很虛弱了。可他不肯稍怠，為了組織、指導群眾游擊戰爭，他和中央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李翔梧一道，天天工作到深夜，趕寫《中共中央給中央分局訓令的討論提綱》和供各紅軍獨立團、營及游擊隊使用的政治軍事教材《節省子彈和收集子彈殼》、《鞏固我們的部隊》等文件，把雙眼熬得血紅血紅。為了適應開展游擊戰爭的需要，開辦了游擊隊幹部訓練班，賀昌親自為學員們講解游擊戰爭中如何加強部隊政治工作。這些措施，對於鞏固部隊，穩定軍心和民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當時跟中央分局一起行動的工農劇社的小演員們，卻沒有賀昌他們那樣的焦慮與煩惱，一派“少年不識愁滋味”的樣子。孩子們仍然滿以為紅軍出征不過像往常一樣，一兩個月打了勝仗就歸來，開個祝捷會，大家歡歡喜喜。因而還是每天天剛亮就起身排演、操琴、練歌，準備祝捷會上的演出。賀昌見此情景，只有苦笑。他思量著應當把眼前的真實情況告訴劇團的孩子們，使他們有個心理準備和行動準備，才能應付各種突發事變。一天早上，賀昌帶著徹夜工作的疲憊之身，一顛一跛地來到同在中央軍區政治部工作，擔任政治部破壞部長兼地方游擊政治部主任的袁血卒面前，笑微微地叫他一聲“丘八”(因為袁血卒一直在軍隊工作)，接著說：“劇團的小孩子們太天真了，整天‘勝利的號炮’(歌詞中的一個重句)……你去告訴他們，我們中央蘇區的形勢是緊張的，任務是艱苦的，過份的樂觀的宣傳是脫離實際的。告訴他們準備吃苦，準備爬山，準備背包袱打仗……”劇團與政治部各住一個山頭，看得見，靠得近。賀昌讓袁血卒去傳達他的意見，除了袁血卒年輕力壯外，還因為袁血卒的愛人也在劇團工作，可以趁便會會面，說說體己話。這也是他對同志關懷的意思。

進入1935年後，形勢更加兇險。地主還鄉團和國民黨軍隊，窮凶極惡地對中央蘇區的每一個地方進行反攻倒算、搜山“清剿”。他們的口號是：“茅草過火，石頭過刀，筷子過斬，人要換種”。中央蘇區眼看大勢去了。這時，發生了原中央政府秘書長、時任中央政府辦事處秘書長的謝然之叛變投敵的事。賀昌得悉后十分氣憤，當即要李翔梧寫篇文章予以揭露抨擊。李翔梧奮筆疾書，寫成《給叛徒們以無情的打擊》一文，以社論名義發表在《紅色中華》報上。

這年2月4日，恰逢農曆春節，賀昌參加了中共蘇區中央分局在駐地井塘村召開的專門討論突圍問題的會議。2月5日，是農曆正月初二，遵義會議上剛剛確立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和詩人，中共、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袖、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毛澤東領導地位的中共中央，十分關注項英、賀昌與陳毅等留守蘇區的紅軍將士的安危，接到在蘇區的中共中央分局的兩次請示急電后，迅速發來“萬萬火急”的指示電，明確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變組織形式和對敵鬥爭方式，將部隊和機關划整為零，分散行動，使之與游擊戰爭的環境相適應，同時指示成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區分會，由項英任主席，賀昌與陳毅任委員。項英收到“萬萬火急”電報，很快在分局駐地——時屬瑞西縣小密區公館鄉的井塘村（今江西于都縣黃麟鄉井塘村）召開分局會議，對中共中央書記處指示進行討論。賀昌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決定將分局、辦事處和軍區人員分散到各地去打游擊。正月初四即2月7日晚上，工農劇社的“火星”、“戰號”、“紅旗”三個劇團舉行了在中央蘇區的最後一次演出。此後，他們就要分散到贛南軍區去打游擊。袁血卒為此先到贛南軍區駐地——於都南部的黎板橋，與紅軍早期高級將領、革命家、時任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一道進行具體安排。劉伯堅很擔心賀昌的傷腿，讓袁血卒從他那兒挑了一匹黑騾子帶回去給賀昌用。

1935年2月上旬末，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中央軍區機關人員和紅二十四師余部，分頭離開井塘村，往福建長汀和於南禾豐（今江西于都縣禾豐鎮）轉移。中央政府教育部長瞿秋白、臨時法庭主席何叔衡，各以多病之身和年邁之軀參與轉移，不幸被敵包圍，瞿秋白被俘后被害，何叔衡投崖自盡，壯烈殉職。賀昌隨項英、陳毅雖然安全到達禾豐地區，形勢卻一日壞似一日。他們被敵人包圍壓縮在於南狹小地帶，隨時都有被消滅的危險。

2月下旬，中央分局決定，立即按照游擊戰爭的具體要求，組織被困機關及部隊陸續離開於都南部，分路突圍，紅二十四師第七十一團向湘南、第七十二團的大部分向閩粵贛邊開展游擊戰爭。賀昌與項英、陳毅等由第七十團擔任掩護，從禾豐轉移到上坪山區。

3月上旬，送走各路突圍部隊后，賀昌與項英、陳毅等領導同志身邊僅有紅二十四師第七十團和中央軍區直屬隊擔負掩護任務。突圍的目標是穿過會昌封鎖線，越過會昌的天門嶂山脈，向福建長汀西南山區轉移。

3月9日，紅七十團番號撤銷，全團官兵與中央軍區直屬隊編為4個大隊。下午3時，賀昌冒雨在山上一間老百姓的破爛香菇棚里，為4個大隊的指揮員布置了突圍任務，並作突圍前的最後動員。他拖著重傷的右腿，慢慢把它擱到長櫈上，鎮定而又堅毅地對大家說：“同志們，主力紅軍已經勝利地進入貴州的第二個大城市遵義，並在那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了中央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錯誤，並給了我們今後鬥爭的指示。現在，我們是在敵人的重重包圍之中，彈缺糧缺，特別在這深山之中，孤軍作戰，形勢是嚴重的。為了更好地開展游擊戰爭，我們必須突破敵人的包圍……。這是考驗每個共產黨員，尤其是紅軍幹部對人民忠心的時候，也是考驗每個同志對共產主義事業忠心的時候。為了保衛蘇維埃，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我們要以百倍的決心和勇氣，同敵人戰鬥到底，直到流盡我們的最後一滴血。”就在突圍動員的當天，賀昌要炊事員把他那匹黑騾子殺了，煮給已經3天沒有吃上一頓飯的同志們吃。

3月9日下午3時許，突圍開始。由於項英堅持要把發往中共中央的電報發出去，一直拖到下午4時，賀昌不得不帶領一個營的人先走。陳毅叮囑他：“你無論如何要過會昌河，你先過河掩護我們。我和項英同志在最後一批。”並交待他過會昌河很危險，要小心。

次日凌晨，會昌河那邊傳來槍聲，陳毅很為賀昌擔心。而不幸的事終於發生：敵人發現突圍轉移到會昌與福建交界的賀昌及其所部后，隨即重兵合圍，戰鬥進行得異常激烈。突圍中，賀昌雖身負重傷，但仍以非凡的毅力和必勝的信念，身先士卒，率部分戰士衝出了重圍。當他與戰士們轉移到會昌天門嶂山區歸庄村時，再次負傷，並重新陷入敵人的重重包圍之中。時大部分戰士英勇犧牲，重傷在身的賀昌寧死不當俘虜，在敵人向他撲來之際，高呼“紅軍萬歲”，舉槍射向自己的胸膛，為人民革命事業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實現了他自己的誓言。時年，賀昌29歲。當天下午，陳毅驚聞凶訊，頓足不已。在這次突圍行動中，像賀昌一樣為革命壯烈自我犧牲的，還有他的親密戰友李翔梧。

賀昌同志1906年誕生在永寧州柳林鎮羊道溝一個封建紳士家庭。其故居為青磚白灰建築四合院。院向坐北朝南。正前方列一柱香、水磨青磚雕飾大門。進院正面青磚拱窯洞3孔。東邊側窯洞4孔，瓦房一間。西側瓦房3間，馬棚一間。正窯頂東側建小樓一處。院前列蜈蚣牆，拱衛大門。總佔地面積530平方米。為了紀念賀昌誕生100周年，中共柳林縣委、柳林縣人民政府及有關單位已有具體規劃，準備在2006年前恢復賀昌故居原貌，建設賀昌烈士紀念館。開闢共產主義理想教育、革命傳統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發揮革命文物優勢，為柳林縣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服務。賀昌故居將在新的時期發揮其應有的歷史作用。

賀昌烈士紀念陵園位於柳林縣縣城西南，佔地面積20000平方米。陵園有賀昌烈士紀念碑、賀昌烈士陳列館、賀昌雕像、3個風景亭，50米花架、佔地4畝的蓮花湖，湖面為柳林地形圖，湖的中央有蓮花島，島內四面曲橋相通。中共、共青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領導人之一胡耀邦，和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開國元帥聶榮臻為賀昌烈士紀念碑題詞。陵園被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省級重點革命紀念建築物，呂梁地區愛國主義德育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