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
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於1934年1月22日在瑞金召開。大會選舉產生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
為適應新形勢以及總結蘇維埃運動的經驗,1933年6月8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作出了召集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決議,成立了以梁柏台、謝覺哉、趙寶成等委員組成的“二蘇大會”準備委員會。通過蘇區軍民的積極努力,“二蘇大會”準備工作都按時完成,不僅選出“二蘇大會”主席團成員和“二蘇大會”代表,而且大禮堂、博生堡、烈士塔、公略亭、檢閱台、烈士亭等獻禮工程也於1933年底全面竣工。
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
在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的區域內是國民經濟總崩潰,與成千百萬工農勞苦群眾的破產,失業,與凍死餓死。但在蘇維埃區域內,不論帝國主義國民黨怎樣殘酷的進攻,怎樣用經濟封鎖政策,企圖來制蘇區千百萬民眾的死命,蘇維埃區域內的經濟建設在第一次全蘇代表大會之後,尤其在去年一年內,在臨時中央政府正確執行第一次全蘇大會關於蘇維埃經濟政策的原則決定之下,得到了極大的成功,保障了前方紅軍四次戰爭中的給養,大大的改善了廣大工農群眾的生活!
在提高生產方面,由於蘇維埃政府領導了群眾的春耕夏耕以及秋耕冬耕運動,發動了農民群眾的勞動熱忱,使土地生產量得到了極大的增加,在中央蘇區去年穀子的收成比前年增加了一成半,閩浙贛蘇區增加了二成,甚至二成以上。雜糧的收穫,則有了更大的增加。荒田是大大的減少了。即在江西一省,去年開墾的荒田達二十萬擔以上,福建省亦在三萬擔左右。許多手工業的生產如象制鐵,織布,燒石灰,造紙,開煤礦與鎢礦,製鹽,製藥,制油等不但開始恢復,而且有了新的發展。
在組織廣大群眾於合作社中的運動,也有了顯著的成績,生產合作社,消費合作社,糧食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即在中央蘇區吸收的社員,已達五十萬人以上。閩浙贛省加入合作社的人數達全省人口百分之五十。在有些區鄉則全體勞苦群眾已經加入了合作社。為了加強對於各種合作社的領導,在中央蘇區,在各省都已經有了總社的組織。這些廣大群眾的組織同蘇維埃政府的對外貿易局糧食調劑局以及蘇維埃商店等正在發生更加密切的關係,而且他們從蘇維埃政府方面得到了人力與財力方面有力的幫助。
在糧食價格的調劑,糧食的貯藏,以及對外貿易的發展上,也得到了不少的成績,糧食調劑局與對外貿易局的建立,和他們同群眾的各種合作社的密切聯繫,在保障紅軍給養,改善群眾生活上都起了極大的作用,蘇維埃政府國民經濟部的建立,更使蘇維埃的經濟建設工作,有了集中的與有計劃的領導。
一切這些事實證明蘇維埃政府不但是革命戰爭的領導者與組織者,而且也是群眾經濟生活的領導者與組織者。蘇維埃政府不但能夠破壞舊的經濟制度,而且能夠建設新的。但是第二次全蘇代表大會除批准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與人民委員會在這一方面所採取的主要辦法與決定之外,認為:
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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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必須更進一步來發揚與提高蘇區工農群眾的勞動熱忱。鄉村中由農民自己所組織的生產突擊隊,衝鋒勞動隊以及國家企業中的革命競賽等,應該廣泛的散布出去,以提高生產,蘇維埃政府應該特別獎勵模範的鄉村的農戶,模範的工廠,生產隊以及個別的勞動戰線上的英雄。鼓勵廣大婦女群眾參加農業上與工業上的生產,對於發展蘇區生產是非常必要的。私人資本企業中,在工人自願,改善工人生活,在蘇維埃政府與工會監督的條件之下,亦得增加勞動生產率。必須每個工農群眾了解,蘇維埃政權下生產的發展,是同全體民眾生活的改善不能分離的。共產主義禮拜六必須真正開始。對於勞動的共產主義的態度,首先應該在國家企業內極大的發揚起來,教育工人群眾為蘇維埃政府的勞動,即是為了無產階級自身的最後解放,與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勞動。在蘇維埃企業內的勞動紀律,應該是無產階級紀律的模範。一切提高生產力的發明都應該得到蘇維埃政府的獎勵。熟練勞動力的培養亦是提高生產力的必要條件。
(四)要使生產品的增加真能滿足革命戰爭的需要與改善工農群眾的生活,首先必須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與發展蘇維埃的對外貿易,將蘇區內的許多重要生產品,如鎢砂,紙,木材,米穀等輸出,而將工農日常的必需品如油鹽布匹等輸入。蘇維埃對外貿易局,各種商業公司與採辦處等的設立,在發展對外貿易上是需要的。以後應該特別加強對這些商業機關的領導,與這些機關的組織工作。對外貿易的壟斷在目前是錯誤的。一切蘇維埃的商業機關必須盡量利用私人資本與合作社資本,同他們發生多方面的關係。蘇維埃政府除以關稅政策來調劑各種商品的輸〈出〉入外,保證商業的自由,並鼓勵各種群眾的與私人的商業機關的自動性,去尋找新的商業關係與開闢通商道路。在目前蘇區現金特別困難的情形之下,蘇維埃政府對於蘇區生產品的輸出,維持進出口的平衡應該用更大的注意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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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會特別指出在蘇維埃貿易的發展中,糧食問題的解決是蘇維埃經濟建設目前的戰鬥任務。過去糧食調劑局雖起了相當調劑糧食及糧食價格的作用,但離開這一問題的解決還是很遠。象去年中區春夏兩季糧食困難的危險,在今年依然威脅著我們。這一時期糧食價格的幾倍的提高對於蘇維埃財政上也是極大的損失。為得以後保證紅軍與蘇維埃政府的給養,保證民眾食糧的調劑,適當的輸出剩餘糧食與調劑糧食價格起見,大會認為在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下創立糧食人民委員部專管這一工作,是必要的。糧食部的任務,除調劑糧食價格以外,必須進行糧食〔部〕的調查,收集儲蓄,運輸等一切關於糧食的工作。整個蘇維埃〈政府〉應該用極大力量來加強對於他的領導。但蘇維埃改府壟斷糧食的買賣的企圖在目前是不適當的。在遵守蘇維埃政府法律的條件之下,商人的糧食買賣是不禁止的。糧食困難問題的解決,應該盡量依靠廣大群眾自己組織糧食合作社。糧食合作社應該是糧食部的群眾基礎,必須用極大力量,發展糧食合作社的組織,並加強對於他的領導。
(七)資本的缺乏,是目前發展蘇維埃經濟的極大困難之一。但大會必須指出蘇維埃政府在利用群眾資本與私人資本上,還是非常不夠。就是我們現有生產與消費合作社的資本的一大部分,還是由於國家的直接幫助,國家資本的運用,由於各機關缺乏聯繫,也是異常不經濟,國家銀行除發行銀幣,給財政部保管金庫外,在調劑與流通金融,放款儲蓄等工作方面,還沒有得到應有的成績,糾正一切金融上的這種無計劃件與無組織性,盡量節省各種不能容忍的浪費,是蘇維埃資本積累的必要條件。在群眾中發展信用合作社,是解決群眾缺乏資本的主要辦法,而且也是同城鄉高利貸做鬥爭的有力武器。大會認為上屆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為了開〔發〕展蘇維埃經濟所發行的三百萬經濟建設公債是適當的。
(八)蘇維埃政府對於紙幣的發行應該極端的審慎。紙幣的發行如超過市場所需要的定額之外,必然會使紙幣跌價,會使物價騰貴,使工農生活惡化起來,以致影響到工農的聯合。大會指出在長期國內戰爭的條件之下,增發紙幣常常是彌補財政收支不敷的一個辦法,但蘇維埃政府必須採取一切辦法把革命戰爭的負擔放到剝削階級的身上,盡量在蘇維埃經濟的發展中增加各種稅收的收入。同時為了免去蘇維埃紙幣跌價的危險,蘇維埃政府必須更注意於對外對內貿易的發展,盡量輸入現金與限制現金的輸出,使蘇維埃金融在經濟建設的發展中極大的活潑起來,是增加市場吸收紙幣的容納量與保持紙幣信用的重要辦法。至於更有計劃的來發行紙幣,發展擁護國幣的運動等,亦可在相當限度內維持紙幣的信用。大會責成湘鄂贛省蘇維埃用一切方法收回他們過去濫發的紙幣,維持蘇維埃紙幣的信用,並且告訴湘鄂贛的同志只有湘鄂贛國家銀行省分行,才有發行紙幣的權利。
(九)大會必須指出,帝國主義,中國地主資本家,不但在軍事上向我們舉行絕望的五次“圍剿”,在經濟上封鎖我們蘇區,而且在蘇區內部也必定要利用地主殘餘,商人,資本家等來擾亂與破壞我們蘇維埃的經濟,如歇業,停工,經濟上的怠工,破壞國幣的信用,擾亂金融,投機買賣,有意提〔抬〕高物價等,蘇維埃政府對地主商人資本家等這種反革命行動,必須做最堅決的鬥爭,從罰款,罰苦工,禁閉,沒收,一直到槍決。同時對於那些鑽在蘇維埃經濟機關與合作社內反革命分子的偷竊搗亂貪污腐化與破壞的活動,蘇維埃政府必須保持高度的無產階級警覺性,給他們以嚴厲的蘇維埃法律的制裁。工人監督生產,必須在資本家的企業內立刻開始,以有系統的防止資本家的反革命活動。但蘇維埃政府對於那些遵守蘇維埃法律進行生產與貿易的商人與資本家,則保護他們生命與財產的安全以及營業與生活上的自由。對於在蘇維埃的經濟機關與合作社內忠實地為蘇維埃與民眾工作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專門家與智識分子,蘇維埃政府則給他們以優待。
(十)大會認為為了發展蘇維埃經濟,完成上述的任務,下屆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與人民委員會,必須加強對於國民經濟部,財政部,糧食部以及國家糧行的領導,使各機關間能夠更好的配合與集中的行動,更靈敏的與迅速的來完成一定的具體任務。反對在經濟建設上一切“左”右傾機會主義以及官僚主義的領導,是轉變這些機關的工作的必要前提。必須培養大批新的經濟建設的幹部,把這些幹部來充實這些機關。必須特別加強無產階級在經濟建設 上的領導作用,並且提拔大批的勞動婦女負擔國內戰爭時期經濟戰線上的工作。在目前中國革命的階段上我們還不能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但我們一切工作的中心,應該是在創造將來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去的前提和優勢。
(十一)最後,大會認為只有國內戰爭的澈底勝利,大的中心城市的奪取,蘇維埃區域的擴大與鞏固才能克服我們前面的許多困難,更順利的來進行蘇維埃的經濟建設。這一建設將不是為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將是為了社會主義的勝利。因此,我們目前的經濟建設是同革命戰爭不能分離的,我們的經濟建設應該服從於革命戰爭的需要,並且在革命戰爭的勝利中找到許多困難問題的解決。大會相信中國蘇維埃經濟建設的道路,將是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的道路,只有這一道路能夠使中國的國民經濟猛烈的向前發展,使全中國的勞苦群眾得到最後的解放。
根據一九三四年三月人民委員會出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刊印
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謹向全世界與全中國的勞動群眾宣布他在中國所要實現的基本任務,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大綱。這些任務,在現在蘇維埃區域內已經開始實現。但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認為,這些任務的完成,只有打倒帝國主義及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在全中國建立蘇維埃共和國的統治之後,而且在那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大綱才能具體化,而成為詳細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謹號召全中國的工農勞動群眾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指導之下,為這些基本任務在全中國的實現而鬥爭。
大禮堂由“二蘇大會”準備委員會監造,錢壯飛擔任圖紙設計,總務廳主任袁福欽組織實施,並在江西和福建各選調了200多名技術人員和建築工人擔任大禮堂的具體施工任務。大禮堂由8月1日動工興建,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經常到工地慰問工人,工人們都說:“這是我們自己選出的代表集會之處,請主席放心,我們一定會按時間、保質量把大禮堂建好。”果然只用了4個月時間,一座宏偉的建築撥地而起,整個外形也非常別緻,從空中往下看,就像一頂紅軍的八角帽。當時整個建築用了48根木柱,這些木柱都是原有的大樹,為防止被敵人空軍發現,樹頂上的枝杈都還保留著,是很有創意的。這個大禮堂樓上樓下可容2000餘人,有三個特點:一是門多,便於疏散,在這四周共有17道門;二是視線好,無論坐在大廳內的哪個位置,都可以看見主席台;三是迴音效果佳,不用麥克風,可以清晰聽到台上的講話。另外,在禮堂的北側10米處,還修築了一個回字形空洞,可容上千人。在大禮堂的門首上方還嵌著黃亞光書寫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大禮堂”17個楷書大字和他設計的地球儀圖案。大禮堂有三個特點:一是視線非常好,在樓上、樓下每個角度都可以看到主席台;二是大禮堂的迴音效果很好,在主席台講話不用麥克風大家也可以聽得清楚;三是門窗特別多,大禮堂四周共有17道雙合扇大門,四十一扇窗戶,便於人員疏散、通風和採光。從安全形度考慮,大禮堂完工後在後側修建了可容納2000多人的防空洞。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長征后,國民黨軍隊捲土重來,下令拆除大禮堂,大禮堂僅存殘垣斷壁。現在的大禮堂是1956年按原貌修復的,196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