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降一滅

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對外聯絡部部長）針對當時在對外關係方面存在著的過分強調鬥爭、四面樹敵的傾向，認為需要根據毛澤東一貫主張的“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利用矛盾、各個擊破”的原則，緩和和約束某些方面的鬥爭，以便集中地打擊主要敵人，並使我們能夠集中更多的精力，來改善國內的經濟狀況。這個建議經中聯部核心領導幾次討論，取得一致意見后，寫成一個座位《黨內通訊》的文件送給中央少數領導，同時，還鑒於當時中國經濟十分困難，而中國答允的對外援助項目過多和數量過大的情況，王稼祥在主持草擬《關於我國人民團體在國際會議上對某些國際問題的公開提法》時，也討論研究了關於對外援助如何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問題。這些意見和建議都是那時迫切需要的，也是正確的。

但是，當時已插手中聯部工作的康生竟藉機生事，借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之機，攻擊中聯部在王稼祥領導下刮“三和一少”的“陰風”。1963年，毛澤東聽信康生的回報。他在一次談話中錯誤地指責說，我們黨內有人主張三和一少，對帝國主義和氣一些，對反動派和氣一些，對修正主義和氣一些，對亞非拉人民鬥爭的援助少一些。這是修正主義路線。1964年2月，毛澤東又一次把“三和一少”作為修正主義的國際綱領加以指責。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康生嫌“三和一少”的罪名不夠分量，又上綱為“三降一滅”。康生說：“研究了有關劉、鄧的許多材料，知道劉、鄧不是‘三和一少’，而是‘三降一滅’，對帝國主義降，對修正主義降，對反動派降，滅革命。他們不是走中國的道路，而是走印度道路。”“三降一滅”就被作為“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重要內容進行批判。其實劉少奇並不管外事工作，王稼祥的意見與劉少奇也沒多少關係，完全是強加的罪名。

1979年3月9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發出《關於為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問題平反的通報》，指出：康生、“四人幫”等人強加於中聯部和整個外事戰線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修正主義路線的罪名，應予平反；強加於王稼祥等同志身上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應該推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