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降一滅

三降一滅

康生蓄意編造並強加給“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一個罪狀。即“投降帝國主義、投降修正主義、投降反動派和消滅民族解放運動”。

提出


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對外聯絡部部長)針對當時在對外關係方面存在著的過分強調鬥爭、四面樹敵的傾向,認為需要根據毛澤東一貫主張的“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利用矛盾、各個擊破”的原則,緩和和約束某些方面的鬥爭,以便集中地打擊主要敵人,並使我們能夠集中更多的精力,來改善國內的經濟狀況。這個建議經中聯部核心領導幾次討論,取得一致意見后,寫成一個座位《黨內通訊》的文件送給中央少數領導,同時,還鑒於當時中國經濟十分困難,而中國答允的對外援助項目過多和數量過大的情況,王稼祥在主持草擬《關於我國人民團體在國際會議上對某些國際問題的公開提法》時,也討論研究了關於對外援助如何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問題。這些意見和建議都是那時迫切需要的,也是正確的。
但是,當時已插手中聯部工作的康生竟藉機生事,借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之機,攻擊中聯部在王稼祥領導下刮“三和一少”的“陰風”。1963年,毛澤東聽信康生的回報。他在一次談話中錯誤地指責說,我們黨內有人主張三和一少,對帝國主義和氣一些,對反動派和氣一些,對修正主義和氣一些,對亞非拉人民鬥爭的援助少一些。這是修正主義路線。1964年2月,毛澤東又一次把“三和一少”作為修正主義的國際綱領加以指責。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康生嫌“三和一少”的罪名不夠分量,又上綱為“三降一滅”。康生說:“研究了有關劉、鄧的許多材料,知道劉、鄧不是‘三和一少’,而是‘三降一滅’,對帝國主義降,對修正主義降,對反動派降,滅革命。他們不是走中國的道路,而是走印度道路。”“三降一滅”就被作為“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重要內容進行批判。其實劉少奇並不管外事工作,王稼祥的意見與劉少奇也沒多少關係,完全是強加的罪名。

平反


1979年3月9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發出《關於為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問題平反的通報》,指出:康生、“四人幫”等人強加於中聯部和整個外事戰線所謂“三和一少”、“三降一滅”修正主義路線的罪名,應予平反;強加於王稼祥等同志身上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應該推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