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豐

1906年2月，生於萍鄉市湘東區老關鎮三角池村。

徠1925年夏，凱豐在萍鄉中學畢業，考入武昌高等師範。在此期間，他經常閱讀《語絲》《莽原》等進步書刊。為了抵制湖北的“反赤運動”，凱豐寫了一篇關於武漢“反赤”情形的通訊，登在魯迅主編的《莽原》上，署名“未名”。該校校刊也不時刊登凱豐署名何克全的文章，後來他擔任校刊的主編。

1927年2月，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2月，赴蘇聯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30年回國，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1年初，任團中央巡視員，不久任團廣東省委書記，化名“開封”，按諧音寫成“凱豐”。

1931年5月，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在獄中，凱豐堅貞不屈，3個月後，經黨組織的努力，終於被營救出獄，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長和《東方青年》主編。

九一八事變后，為了揭露國民黨政府的賣國行徑，愛護並引導學生運動，凱豐在《紅旗周報》《東方青年》等報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曆數國民黨罪行，充分肯定廣大青年學生的民族覺悟和愛國熱情。凱豐還分析了學生運動的特點，指出了學生的鬥爭應與工農的鬥爭密切結合，以及在新的形勢下共青團工作的任務。

1933年春，凱豐到江西瑞金中央蘇區工作，先後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長和書記，在1934年1月在瑞金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凱豐被增補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后又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執行委員。

1934年10月，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主力奉命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突圍轉移。出發前夕，中共中央派凱豐到紅九軍團擔任中共中央代表，隨九軍團行動。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凱豐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九軍團中央代表身份出席了會議。會議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這一切得到了與會大多數同志的擁護。凱豐由於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缺乏認識，不支持毛澤東，會後，中共中央撤銷了凱豐所任紅九軍團中央代表職務，不久，他改正錯誤並恢復職務。在長征路上，在與張國燾路線錯誤的鬥爭中，凱豐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態度堅決。

1937年春，凱豐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代部長，並常到抗大講政治經濟學課程，作形勢報告。1937年初，凱豐寫下了催人奮進的《抗日軍政大學校歌》，毛澤東審閱歌詞時說：“寫得不錯，完全符合抗大的辦學方針。”後來，由呂驥譜成歌曲，在抗大，在延安以及各解放區傳唱：“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

在洛川會議和12月政治局會議上，先後被選為中央軍事委員和政治局委員。

1938年2月，凱豐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宣傳部長，並參加黨報《新華日報》編委會。1939年1月。凱豐到重慶工作，配合周恩來做了大量統戰工作。1940年底，凱豐回到延安，任中宣部代理部長。這期間，凱豐參加了延安整風運動，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組織、督促、檢查工作。1942年9月，凱豐籌組了中央編譯局，親自編寫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教程》等著作，還編譯了幾本題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小冊子。

1945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凱豐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長，參加解放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凱豐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中共瀋陽市委書記。為抓好瀋陽這座幾百萬人口的大城市的生產、市政、社會秩序和抗美援朝戰爭後勤工作竭盡全力。

1952年11月，凱豐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馬列學院（今中共中央黨校）院長，為黨的宣傳理論工作付出了極大的心血。

1953年，凱豐為中宣部編寫了《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鬥爭——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中共中央指示各級黨組織應根據這個宣傳提綱對廣大幹部和群眾進行總路線的宣傳和教育。

凱豐自1927年參加革命后，一直沒有回過家鄉。他時刻牢記共產黨員的宗旨，廉潔奉公。1951年3月，凱豐得知二女兒淑英成家並參加了工作，就寫信勉勵女兒、女婿，“在工作中仍應繼續學習，提高政治文化。”告誡他們“應當時時注意廉潔奉公守法”，並在“廉潔奉公守法”幾個字下加了著重號，這充分顯示了一位革命家的精神風範。

凱豐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積勞成疾，終因醫治無效，於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終年49歲。

1955年3月24日，中央辦公廳在《人民日報》發布訃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辦公廳沉痛地宣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副部長何凱豐同志因病在1955年3月23日12時55分於北京逝世。何凱豐同志靈柩停在沙灘松公府夾道10號原北京大學舊址孑民堂內，定於1955年3月24日上午10時至下午6時舉行弔唁，11時起靈，安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追悼大會由中央委員會秘書長鄧小平主祭，陪祭有陸定一、徐特立、陳伯達、楊尚昆、張際春、李卓然、楊獻珍、周揚、張磐石。1955年3月28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凱豐追悼會的消息。

1930年與廖似光（1911—2004原名廖嬌）結婚，后離婚。1948年8月，東北解放，廖似光以“勞動者協會”常務理事的身份出席了在哈爾濱召開的“全國第六次勞動大會”，當選為全國執行委員。從延安隨凱豐到東北的秘書李士彬，回憶說，儘管她和凱豐早已解除了夫妻關係，但她與先期到達哈爾濱的凱豐還是以同志相稱，互相噓寒問暖。凱豐后與王茜結婚，王茜原名房紀，曾與陳辛仁有過一段婚姻。

在陳辛仁的回憶錄里，和後來有些人的文章里，用了凱豐"有了新歡“；因王茜後來得了神經病，說凱豐在娶趙淑璧之前，散布過”王茜已經死了“的話；還以凱豐”移情別戀、薄情寡義“等語言指責凱豐。替陳辛仁思考，這話可以理解，但對一些不知內情的同志的文字表達，卻值得商榷。戰爭年代，居無定所，尤其是從事地下工作的人員，許多時候往往是身不由己。王茜進入中央機關，肯定不會是個人行為，寶雞離延安還有很遠的路程。凱豐與一個基層普通幹部王茜肯定未曾謀面。在那個特殊時期，她能調到中宣部工作，肯定經過組織的反覆挑選。進入延安，據當時擔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員的李耀宇在《一個革命者的私人記錄》中記載說：“作為中宣部的研究員，王茜欽佩他（凱豐）的革命經歷和學識，加上兩人有共同語言和興趣愛好，才日久生情的。”這話說得公允。

凱豐從重慶中共中央南方局回到延安，擔任中宣部長時，正是抗日戰爭最為艱難、又發生了皖南事變的特殊時期。這時，正被毛澤東重用、日夜操勞著整風運動和對外宣傳工作的凱豐，迫切需要一位有較高文化知識、有共同語言、能理解支持他工作的幫手，這一切，王茜已經具備。而第二任夫人廖似光，儘管革命資歷長，與凱豐有過同生共死的戰鬥生涯，經歷過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但她的文化水平可能不及王茜，性格也有很大差別。她很可能不願老待在凱豐身邊，做些文件、信函的收發、整理、謄抄工作。加上王茜和陳辛仁分別四年之久，“不知音訊”，“相見無期”，因此造成王茜與凱豐的重新組合，確有其客觀原因。

歌曲《抗日軍政大學校歌》，作詞：凱豐，作曲：呂驥。

2015年9月3日上午，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式直播中，凱豐作詞的《抗日軍政大學校歌》為第一首抗戰合唱歌。

知錯改錯

1935年1月，在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批判了博古的“左”傾軍事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在會上，凱豐卻站出來為博古辯護，挖苦毛澤東說：“你懂什麼馬列主義，頂多是看《孫子兵法》、《三國演義》打仗！”這話極大地傷害了毛澤東，以致後來多次提到這件事。1962年1月，毛澤東對日本一個訪華代表團談話時說：“遵義會議時，凱豐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麼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只看過一本《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我並沒有看過，那個同志硬說我看過。我問他《孫子兵法》共有幾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麼？他答不上來。其實他也沒有看過。從那以後，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孫子兵法》。”

凱豐不僅在會上站在博古一邊，而且會前受博古指使，三番兩次找聶榮臻談話，要聶支持博古，但是未成功。凱豐向博古彙報說：“聶榮臻這個人真頑固！”在會議的最後階段，他不得不承認博古和李德犯了軍事路線錯誤，但又反對撤掉他們的指揮權。遵義會議后，凱豐還說：“誰正確，誰錯誤，走著瞧！”

凱豐的可貴之處在於知錯改錯，不搞陰謀。

兩個月後，他想通了，馬上轉為擁護毛澤東。此後，在長征途中的許多政治關口，凱豐都站在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一邊。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西北部的兩河口召開了擴大會議，並通過《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否定了張國燾向川康退卻的主張。凱豐明確支持北上。他寫了長文《番民工作的幾個問題》，刊登在中共中央機關報《前進》上，批評張國燾搞的西北聯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聯邦”進去。張國燾看了凱豐的文章極為惱火，並向張聞天等發泄。這是最早公開批評張國燾的文章。

7月18日至22日，中央在黑水縣的蘆花召開兩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解決紅軍統一指揮和組織領導問題。凱豐在發言中當面批評張國燾隨意退出通(江)、南(江)、巴(中)蘇區的錯誤。在8月間中央召開的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和9月間召開的俄界會議上，凱豐都是旗幟鮮明地維護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的統一，反對張國燾分裂中央、分裂紅軍的活動。在沙窩會議上政治局委員分工時，讓凱豐負責長征路上的少數民族委員會工作。在不久后的班佑會議上，他又受命組織中央宣傳委員會，並負責審查關於民族問題的宣傳材料。後來，他又擔任中共中央理論刊物《幹部必讀》的編委，日益顯示出他的理論和宣傳才幹。

1938年4月10日，毛澤東領銜發起成立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儘管凱豐沒有列為發起人，但在擬定學校董事會名單時，毛澤東還是把他列進來。他和毛澤東一起，關心和指導著這所高等藝術學院的成長，培養了大批革命文藝人才。

受到毛澤東的批評

1937年4月，凱豐受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因為他在指導批判張國燾錯誤路線的工作中，未能把張國燾與紅四軍廣大幹部戰士嚴格區分開來，傷害了四方面軍許多官兵的感情。

這年的2月27日，凱豐在延安發表了洋洋三萬言的《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裡》。該文引用了許多內部文件，是最早系統批判張國燾錯誤路線的文章。但是，凱豐在文章中又不恰當地說：“國燾路線的性質是蘇維埃運動中一種特殊形式的右傾機會主義和軍閥、土匪主義”，這就使人覺得他把人數眾多、有光輝戰鬥歷史的四方面軍貶成“土匪”、“軍閥”的隊伍，成為後來反張國燾路線擴大化的先聲，給四方面軍官兵帶來很大壓力，也引起他們的強烈不滿。

1937年4月3日，因鬥爭擴大化造成的悲劇終於發生了：延安紅軍大學原四方面軍的許世友、洪學智等因串聯三十多人，密謀“拖槍逃跑”的罪名而被捕。

毛澤東聽說后十分吃驚，他立即召見凱豐責問道：“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這麼多紅四軍高級幹部反對我們，你還能說你正確么？凱豐同志，我看你是把他們逼上梁山嘛。”

凱豐一時轉不過彎來，委屈地辯解說：“主席，我是認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

“什麼我的精神？”毛澤東厲聲批評說，“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張國燾，你卻不分青紅皂白，一竿子橫掃一大片。你還別出心裁，跑到紅軍大學、四方面軍中，搞什麼‘究竟是毛澤東水平高，還是張國燾水平高？’的討論。張國燾過去在四方面軍批我毛澤東，就沒有批一個戰士；可現在毛澤東批張國燾，居然連戰士都一起批了！”

說完，毛澤東即去看望被捆綁關押中的許世友等，一句“許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使許跪地大哭，這樣才化解了這場“危機”。之後，凱豐也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後來，在政治局召開的批判張國燾會議上，仍由凱豐作主報告，併到抗大指導這場鬥爭。

中共長江局期間

1938年3月，凱豐被派往武漢中共長江局工作。當時在武漢的政治局委員有王明、周恩來、博古和凱豐。王明在12月政治局會議上取得一些人的支持后，野心更大，幻想有一天成為黨的總書記，還企圖把武漢搞成第二中央，有時，竟擅自以中央名義發表談話。他的這些非法活動，遭到了周恩來和凱豐的並肩反對。

1938年4月2日，張國燾背著中央以祭黃陵為名離開延安，經西安，11日逃到武漢。奉黨中央指示，王明、周恩來、博古和凱豐一起，對張國燾做了耐心而緊張的批評和挽救工作。在這一政治事件的關鍵時刻，凱豐做了許多富有智慧的工作。

1938年7月7日，為紀念抗戰一周年，凱豐在《新華日報》發表《中國抗戰一周年》的長文。後來，武漢危機，凱豐隨長江局遷到重慶。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慶正式成立南方局，凱豐是六個常委之一，與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等一起，領導華南、西南各省黨的工作。經中央批准，凱豐擔任南方局宣傳部長，主抓宣傳和黨報工作，兼任《新華日報》董事會董事。在紀念“五·一”和抗戰二周年時，他都著文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紀念魯迅逝世三周年，蘇聯十月革命22周年等重要集會，凱豐都出席並講話。他還主持了中央青委在重慶召開的大後方青年工作會議。此時，儘管凱豐不在延安，沒有參加六屆六中全會，但他仍然是政治局委員，擔任新成立的中央宣傳教育部副部長和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

194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電示博古、凱豐立即回延安。凱豐回延安仍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在中央和毛澤東領導下主要負責黨的宣傳文化和幹部教育方面的工作。此後，他主持或參與制訂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以中共中央或中央宣傳部的名義向全黨發出，如：《關於調整刊物問題的決定》、《關於延安在職幹部學習的決定》等。凱豐還參與了《解放日報》的創刊(1941年5月16日)、延安大學的籌建(1941年9月22日開學)等工作。

延安整風運動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主題是討論歷史上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路線問題，批判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次會議拉開了中央領導層整風的序幕，也為翌年開展全黨普遍的整風運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會中包括凱豐在內的28個人發言，或誠懇檢討自己的錯誤，或談認識，表示同意毛澤東的報告。10月8日，中央書記處又召開工作會議，集中批判王明的路線錯誤，凱豐出席併發言。會後，張聞天痛感過去所犯“左”傾錯誤的根源之一是缺乏實際工作經驗，決心補上這一課。經中央和毛澤東批准，他率農村調查團從1942年1月26日至1943年3月3日，到陝北的神府、綏德、米脂和晉西北的興縣等地的幾十個農村進行社會調查，長達一年多。這期間，凱豐擔任了中宣部代部長，全面負責黨的宣傳、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工作。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作《整頓黨的作風》報告后，2月8日，延安幹部大會召開，由凱豐主持會議。他先講了開會的宗旨，接著毛澤東作《反對黨八股》的報告，這標誌著延安整風運動全面展開。3月16日，凱豐任代部長的中 宣部發出《為改造黨報通知》，強調黨報要與黨的政治生活相連，反映黨的工作；4月3日，中宣部又作出《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又稱“四三決定”)，對整風運動中的學習文件和檢查工作，作了明確具體的指示，並規定了整風運動中的18個必讀文件(后又增加4個文件)。這個決定，指導著全黨整風運動順利進行。

1945年，黨的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時，凱豐遇到了麻煩。代表們因為他在江西蘇區時，積極參與推行王明、博古的“左”傾路線，在遵義會上又公然反對毛澤東，拒絕投他的票。毛澤東出於對凱豐關心，讓他在大會發言時，對過去所犯路線錯誤作了檢查，以爭取主動並取得代表們的諒解。毛澤東還做了三次解釋工作。在5月24日一次選舉前的會上，毛澤東對代表們說：“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就是積極領導或擁護四中全會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傾路線中犯過路線錯誤的一部分人，出來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現在人家把賬記在我身上，我聲明一下，沒有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傾路線的同志，包括犯過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沒有他們的贊助，遵義會議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儘管毛澤東苦口婆心引導、解釋，結果凱豐還是落選了。對此，毛澤東亦感惋惜和無奈。

中共東北局期間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央派出2萬名幹部和11萬大軍緊急開赴東北，凱豐與張聞天、彭真、陳雲等一起踏上征途。9月14日成立了中共東北局，凱豐任東北局委員和宣傳部部長。1945年11月1日，他在山海關領導創辦了東北局機關報《東北日報》，該報出刊一周年時，凱豐致信毛澤東，請求題寫報名。毛澤東欣然題寫並回信：

凱豐同志：

書四本及來信收到。報頭寫了一個如左，請斟酌採用。你身體諒好些？我病了大半年，現在好多了，大約再有半年，當更好些。

各同志均此問候。

毛澤東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延安魯藝於1946年上半年遷到東北后，凱豐一直關心著它的成長。學院的建制、機構的調整，主要幹部的任用以及教學方針等，他都給以指導。1947年7月4日，凱豐還專門來校講話，肯定魯藝在東北一年來的工作，並根據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論述革命文藝的目的和創作等重要問題。1948年4月，凱豐還仿照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方式，在哈爾濱召開了東北文藝工作者座談會，繼續貫徹毛澤東的《講話》精神，推進東北文藝運動。

1952年上半年，凱豐兼任瀋陽市委書記。此時他看到中央宣傳部2月19日編擬的《關於三反運動大型紀錄片攝製提綱》(草案)，其中有領導人鏡頭出現。凱豐認為不妥，便將他的意見反映給毛澤東。東北局書記高崗得知這一情況后，十分惱火，認為凱豐直接向毛澤東反映意見是瞧不起他，兩人發生了一些磨擦。為此，高崗2月26日給毛澤東打電報表達對凱豐的不滿。毛澤東接到電報后，第二天(27日)就複電高崗，說：“凱豐電報中主張拍軍隊一點是正確的，已採納。”“凱豐有意見(不論意見正確與否)打電報給我是好的，他以後有意見還可打電報來，有意見不打電報則不好。以上請轉告凱豐。”

由於和高崗之間的磨擦，凱豐在工作中困難重重。1953年，凱豐奉調進京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這年的12月，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因編“毛選”暫離北京並暫時離開宣傳部工作。毛澤東特批示：“喬木暫離時期，凱豐列席中央會(議)是必要的。”這樣，凱豐的崗位就更加重要。他及時了解中央精神，指導宣傳工作特別是報紙工作，切實貫徹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在批判胡適和《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思想”運動中，毛澤東還把許多要件批轉給凱豐，例如毛澤東1954年寫的那封著名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收信人就有凱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