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定一

青年時期受進步思想影響，1925年秋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冬季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6年畢業於交通大學（現西安交通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1926年任共青團南洋大學支部書記及上海法南區團委書記。同年秋調團團中央宣傳部工作，編輯《中國青年》。

1927年5月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團中央候補委員，任團中央宣傳部部長。1927年起擔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共青團駐少共產國際代表。長征時，在紅軍第一方面軍“紅章”縱隊政治宣傳部工作，後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建國后，是中共第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十二屆、十三屆中顧委常委。讀書時參加五卅運動。

他寫的文章《金色的魚鉤》被選進五年級下冊人教版《語文》課本第四單元第二課和北師大版小學語文六年級下冊以及冀教版語文五年級上冊中。《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老山界》編入蘇教版八年級上冊3課。《老山界》編入上海版七年級上冊第十九課。《老山界》編入長春版七年級上冊八課。

在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汪精衛即將叛變革命的危急關頭，陸定一根據任弼時同志主持召開的團中央緊急會議精神，參與起草了團中央《致黨中央政治意見書》，請求黨迅速行動起來，組織武裝，開展對國民黨右派的堅決鬥爭。隨後，陸定一以共青團代表身份參加了在中國革命緊急關頭召開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八七會議。這期間，他以犀利的文筆撰寫了大量文章，鞭撻黑暗勢力，鼓舞青年投身革命。大革命失敗后，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他堅韌不拔地進行鬥爭。

1928年初，陸定一根據團中央的指示，到廣東幫助廣東團省委工作，協助組織了1000多名青年參加紅軍。1928年秋，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陸定一被選為團中央委員，仍擔任宣傳部部長，主編《中國青年》。他撰寫了《中國革命的前途》等文章，闡述中國革命的發展道路，批判各種錯誤思想，在理論和宣傳方面作出了很大貢獻。1928年底，根據黨的決定，陸定一赴蘇聯莫斯科，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駐少共國際代表、少共國際執委、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在此期間，陸定一與瞿秋白、鄧中夏等同志一起同王明等人的錯誤進行了鬥爭。

1930年陸定一回國后，繼續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部長。

1931年，王明“左”傾路線在黨內佔據統治地位后，陸定一被錯誤地撤銷了團中央委員、團中央宣傳部部長職務。

1934年10月，陸定一隨中央第二縱隊幹部隊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當年28歲。遵義會議后，他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主編《紅星》報。紅軍到達陝北后，他參加了東征、西征，後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宣傳部部長。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陸定一歷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八路軍前方總部野戰政治部副主任，領導《新華日報》華北版的工作。

1940年底，陸定一奉命回延安。延安整風運動期間。

1942年4月，他負責編輯《解放日報》的《學習》副刊，撰寫了《從實際出發》等比較有影響的文章。同年8月，擔任《解放日報》總編輯。他撰寫的《我們對於新聞學的基本觀點》一文，強調新聞要堅持唯物論的反映論，堅持新聞的本源是事實，提出新聞的定義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同時，他在該文中提出了“把尊重事實與革命立場結合起來”，新聞事實必須置於革命立場的統帥之下，正確的“無產階級新聞觀”應該使發布新聞的快慢完全服從於黨的需要。以上觀點給中國的新聞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1945年，陸定一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

1946年1月11日《新華日報》發表了陸定一的文章《報紙應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文章指出：“戈培爾的原則，就是把所有報紙、雜誌、廣播、電影等完全統制起來，一致造謠，使人民目中所見，耳中所聞，全是法西斯的謠言，毫無例外。到了戈培爾手裡，報紙發生了與其原意相反的變化，謠言代替了真實的消息，人民看了這種報紙，不但不會聰明起來，而且反會越來越糊塗。看德國，不是有成千成萬人替希特勒去當炮灰么。”文章指出報紙有兩種："一種是人民大眾的報紙，告訴人民以真實的消息，啟發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聰明起來。另一種是新專制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前者，對於社會，對於國家民族，是有好處的，沒有它，所謂文明，是不能設想的。後者，則與此相反，它對於社會，對於人類，對於國家民族，是一種毒藥，是殺人不見血的鋼刀。"

1947年1月，他發表了《對於戰後國際形勢中幾個基本問題的解釋》一文，透徹地闡述了毛澤東同志關於當時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關於美國反蘇戰爭口號的實際意義是侵略美蘇之間的中間地帶、關於世界規模的統一戰線等戰略思想，在全國和世界上引起廣泛注意。1947年3月胡宗南進攻陝北時，陸定一兼任中央直屬隊政委，隨同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同志轉戰陝北，做出了出色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陸定一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員會副主任。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他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

1957年，他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團員，隨毛澤東同志赴莫斯科參加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

1958年倡導創辦新中國第一所農村職業中學。

1959年，陸定一任國務院副總理。

1960年，他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團員，隨劉少奇、鄧小平同志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81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

1962年，他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65年，他兼任文化部部長。

在1962年的廣州會議上，周恩來和陳毅等提出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都已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不應該再戴“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開始毛澤東對此沒有表示不贊成，但中央有一些人不贊成，主要是陸定一明確表示反對。陸定一說知識分子沒有什麼變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就不能摘。他和周恩來就此爭論的很厲害，僵持不下。陸定一當時是中宣部長，主管這方面的事情，中央尊重他的意見，就把為知識分子“摘帽”的事情放到一邊去了。

陸定一長期負責黨的宣傳文教工作，為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建設和發展黨的宣傳文化教育事業，推動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傾注了畢生的精力，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文化大革命”中，陸定一遭受林彪、“四人幫”的嚴重迫害，被關押近13年之久。

1979年6月，陸定一在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被增選為副主席。同年9月，在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委員。

1980年3月，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顧問。

1983年6月，在政協第六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副主席。在黨的第十二、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

陸定一同志學識淵博，對古典文學和歷史造詣較深，在自然科學方面也有豐富的知識。他的英文水平較高，青年時代翻譯了不少文章在報刊上發表；在延安時期，曾參與毛澤東同志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話的翻譯工作。他注重調查研究。

1991年他85歲高齡時，還主持編輯了他從1926年到1990年的文稿，在親自撰寫的文集的自序中，以簡練的文筆頌揚了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歷史。著有《金色的魚鉤》、《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老山界》等等。

陸定一一貫忠於黨、忠於人民。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努力學習、研究和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具有高度的黨性，顧全大局，一切服從黨的安排，把畢生精力奉獻給黨的宣傳思想和教育文化事業。他尊重知識，愛惜人才，對知識分子熱情關懷，對黨外民主人士坦誠相待。他擔任兩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為人民政協事業和黨的愛國統一戰線做出了貢獻。他作為早期從事青年工作的老同志，始終十分關注共青團的工作，對青年一代寄予了無限期望。

他的《老山界》已被納入《九年義務教育課本-七年級第一學期-語文》的第十九課。他的另一部作品《金色的魚鉤》被納入北師大版小學語文第十二冊，人教版小學語文第十冊和冀教版小學語文第九冊（五年級上）

陸定一在中央蘇區時任蘇區共青團宣傳部長，長征時任《紅星報》主編、總政宣傳部部長、陝甘支隊政治部宣傳部長等職，對長征的政治宣傳工作做出了積極貢獻。這位出身於詩書世家的職業革命家文章寫得很好，他還善於寫詩。在長征途中，陸定一寫了許多詩歌。在革命戰爭中，這些詩篇適應了鬥爭的需要，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但很可惜，這些不同尋常的作品除了少數幾首外，大都沒有保留下來。 1935年5月，中共中央在會理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北渡大渡河，同紅四方面軍會合。為此，紅軍必須經過大涼山，借道彝族(當時稱為“夷”)聚居區。由於歷史上反動政府長期歧視與壓迫少數民族，致使彝民疑忌漢人，加上語言不通，更易造成誤解。因此，通過彝族聚居區成為一個難題。中央決定：用政策的感召力建立友好關係，要求全軍模範地執行紀律和黨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為此，部隊上下開展了一場黨的民族政策的宣傳教育。對內，教育指戰員了解和尊重彝民的民情風俗，嚴守紀律，做到秋毫無犯；對外，發布告，貼標語，向群眾宣傳，講明共產黨主張各民族一律平等，解釋紅軍的性質和任務。根據中央的精神，陸定一撰寫了一份布告，以紅軍總司令朱德的名義發布，布告全文如下：

“布告詩”

中國工農紅軍，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人貧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軍閥，壓迫夷人太毒；苛捐雜稅重重，又復妄加殺戮。紅軍萬里長征，所向勢如破竹；今已來到川西，尊重夷民風俗。軍紀十分嚴明，不動一絲一粟；糧食公平購買，價錢交付十足。凡我夷人群眾，切莫懷疑畏縮；趕快團結起來，共把軍閥驅逐。設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傳，將此廣播西蜀。

紅軍總司令朱德這張布告為“六言韻文”，或者稱為“布告詩”，六字一句，一韻到底，通俗簡明，朗朗上口，易記易傳。布告深刻揭露了四川軍閥的罪行，準確而扼要地表述了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的宗旨、任務、政策、紀律，在當時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宣傳作用，許多彝族群眾就是通過這個布告了解到世界上還有共產黨和紅軍的。紅軍先遣隊司令劉伯承在動員時，也特彆強調要執行、宣傳這個布告。他對部隊宣布：“彝人會射箭打槍，疑忌漢人，和我們語言不通，但他們不是奉蔣介石的命令，他們和國民黨軍隊不是一回事。我們要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廣泛宣傳朱總司令安定彝民的布告，爭取和平通過彝民區。”由於正確地執行了民族政策，所以，紅軍一路上不僅沒有和彝民發生衝突，反而吸收了不少彝族群眾參加紅軍。還應當指出的是，這一“布告詩”是第一次使用“紅軍萬里長征”這一具有光輝歷史意義的特定用語的。也就是說，“萬里長征”這個詞，是陸定一的創造，並經過朱德總司令的首肯而傳播開來的。

兩大主力軍會合歌

1935年6月12日，紅一方面軍翻過夾金山，同先期到達懋功地區的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遠道而來的戰士噙著熱淚，在雪山腳下翹首佇立、等候已久的兄弟互相擁抱，兩軍都沉醉在狂歡的熱潮里。慰問品源源不斷地送到了紅一方面軍指戰員手中，戰士們高昂的歌聲震撼山河。紅一、四方面軍的會師，是紅軍長征史上一件大事，它大大增強了紅軍的力量，使集結在這個地區的紅軍兵力達到十多萬人，為開創新局面創造了有利條件。兩軍會合后的行動方嚮應當指向哪裡？是就地發展，還是繼續北上？這是關係到紅軍今後命運的頭等重要的問題。中共中央決定紅軍繼續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將長征與抗日聯繫起來；而張國燾卻提出了相反的意見。在這種形勢下，陸定一寫下《兩大主力軍會合歌》，歌詞如下：

兩大主力軍邛崍山脈勝利會合了，/歡迎四方面軍百戰百勝英雄弟兄。/團結我們工農武裝不可摧毀的力量，唉！/團結我們工農武裝不可摧毀的力量，/堅決赤化川陝甘。/萬餘里長征經歷八省險阻與山河，/鐵的意志血的犧牲換來偉大的會合。/為了實現抗日救國解放民族的事業，唉！/為了實現抗日救國解放民族的事業，/高舉紅旗向前進。

這首《兩大主力軍會合歌》熱情奔放、鏗鏘有力，不但謳歌了兩大主力紅軍會師的偉大勝利，而且將中央的精神寫進了歌詞，通過傳唱，使每個紅軍戰士明了會師后的主要任務。這對於統一全軍的思想無疑起了重大的作用。

打騎兵歌

紅軍進入川西北后，經常遭到反動騎兵的襲擾，並屢屢受挫，這是長征以來遇到的亟待解決的新問題。為此，中央軍委於1935年8月6 日頒布了《關於對敵人騎兵作戰的指示》，詳細講解了騎兵的基本特徵及缺點，在各種情況下與騎兵作戰的基本要求及注意事項；劉伯承、葉劍英等分別講授打騎兵的基本知識；紅軍各部也掀起學習打騎兵戰術的熱潮。為了配合鬥爭的需要，陸定一與楊尚昆的妻子、紅軍中著名的歌唱家和戲劇教育家李伯釗合作寫了一首《打騎兵歌》，將打騎兵的要點編成歌曲，在部隊中傳唱。

《打騎兵歌》的歌詞如下：敵人的騎兵不需怕，/沉著勇敢來打它，/目標又大又好打，/排子槍齊放易射殺。/我們瞄準它！/我們打垮它！/我們消滅它！/無敵的紅軍是我們，/打垮了敵人百萬兵。/努力再學打騎兵，/我們百戰要百勝。歌詞寫成后，李伯釗配了曲，在《紅星報》上發表，立即引起了廣大紅軍指戰員的興趣，很快傳遍了紅一方面軍的各 個連隊。紅四方面軍的指戰員也很喜歡這首歌，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宣傳部長劉瑞龍回憶道：“這首《打騎兵歌》，寓戰術要領於歌曲，情趣盎然，朗朗上口，廣大指戰員都喜歡唱。”歌曲獲得如此廣泛的反響，更激發了李伯釗的創造熱情，於是，她又編了《打騎兵舞》，紅軍政治部通知各宣傳隊派人到毛爾蓋學跳這個舞。歌舞結合，歡快熱烈，紅軍戰士們學習的興緻更濃了。一首好的歌曲所起的效果是難以估價的，據紅一軍團宣傳隊幹部回憶：“《打騎兵歌》及其舞蹈的推廣普及，的確發揮了應有的效用，以後紅軍遇到騎兵，再也不感到驚慌失措了，一排子槍打過去，打得敵人人仰馬翻。”

陸定一同志的著名新聞學論文《我們對於新聞學的基本觀點》是1943年春天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的產物，也是以延安《解放日報》改版為標誌的中國第一次新聞改革的產物。它用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觀點與方法，闡述了無產階級新聞學最基本的問題，即新聞的本源問題，同時闡明了“新聞如何能真實”的問題。論文提出，新聞工作者要“做人民的公僕”；辦報的人要有群眾觀點，辦報要走群眾路線。這些觀點與當前我國中央領導要求新聞工作“三貼近”（貼近生活、貼近實際、貼近群眾）正是一脈相承的。我們正面臨著新一輪的新聞體制改革。但不管時代怎麼變遷，不管事業怎麼開拓創新，陸定一同志的《基本觀點》所闡述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新聞觀與辦報要堅持正確的立場、堅持走群眾路線的思想，永遠是我們搞好新聞工作、加強自身修養的思想準則與行動指南。

第一，是用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觀點與方法，闡述了無產階級新聞學最基本的問題，即新聞的本源問題。“唯物論者認為，新聞的本源乃是物質的東西，乃是事實。就是人類在與自然鬥爭中所發生的事實。因此，新聞的定義，就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新聞的本源是事實，新聞是事實的報道，事實第一性，新 聞第二性，事實在先，新聞（報道）在後。這是唯物論者的觀點。”並且進而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論的“性質說”，闡明事實與新聞政治性的關係：一定要認識事實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質”、包括“政治性”在內，與事實比起來都是派生的、被決定的、第二性的。在闡明新聞本源的同時給“新聞”下了一個唯物主義的定義。陸定一同志當時在文中強調的：“一定要認識我們革命的新聞工作者必須尊重事實，而且尊重事實是與政治上的革命性密切結合不可分離的。反之，凡是不尊重事實的，那怕裝得象很‘革命’，實際上一定是反動的傢伙。”“只有把尊重事實與革命立場結合起來，才能做個徹底的唯物主義的新聞工作者。”這一系列至理名言與精闢論述，不僅在當時是揭批德意日法西斯造謠的“新聞理論”、國民黨反動特務所謂“三民主義的新聞理論”的有力思想武器，也是揭批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與“假、大、空”文風的銳利思想武器，還是我們新聞工作者加強自身修養的準則。論文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新聞觀：重讀陸定一《我們對於新聞學的基本觀點》。

第二，是闡明“新聞如何能真實”的問題。論文基本肯定了資產階級新聞學中新聞必須具備“五要素”（即何時、何地、何人、何事、何因等）的觀點，也基本肯定了資產階級新聞學主張記者採訪必須“親自踏看”是對的，但同時指出這是很不夠的。因為“五要素”俱全的新聞中還是有可能出現假新聞，因為記者“親自踏看”還是有可能只見表面與片面，乃至被假象蒙蔽，而且記者不可能事事都能到現場。因此陸定一同志提出：“只有為人民服務的報紙，與人民有密切聯繫的報紙，才能得到真實的新聞。”具體要求：專業的記者要與非專業的新聞工作者結合。這些原則、觀點與傳統，至今繼續有效。特別當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辦報、辦廣播電視、辦網站等，都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新聞觀來指導工作，萬萬不能以為是老生常談而麻痹大意。

唐義貞

陸定一的第一位夫人唐義貞比陸定一小3歲，出生於湖北武昌金口鎮一個中醫家庭。唐義貞14歲進入董必武主持教務的湖北省立女子師範讀書，那時正是大革命時代，新文化運動活躍。她接受黨組織交給的任務，冒著危險在車站、港口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給市民傳遞北伐軍節節勝利的消息。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向革命者舉起屠刀。18歲的唐義貞被黨組織送到蘇聯，進入共產國際東方部辦的中山大學學習。在這裡，她遇見了也在莫斯科的陸定一，那時他是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成員。兩人一見如故，在1929年結為夫婦。 1930年夏天，陸定一先她回國。不久唐義貞也來到了上海，與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長的陸定一一起工作。1931年春天，在顧順章叛變革命的最嚴峻時刻，陸定一夫婦在住所接待了周恩來。1931年5月，唐義貞要求去蘇區工作的願望得到批准，她和陸定一分別後，和何叔衡扮作父女坐海船在汕頭登岸，沿著秘密交通路線，到達閩西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福建永定。7月，國民黨軍隊開始了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唐義貞協助蘇維埃政府準備轉移，不意有一天竟遇見陸定一，兩人大喜過望。陸定一告訴愛妻，他被打成奉行調和路線的人，已被撤銷了團中央宣傳部長和中央委員職務，幾經輾轉，才從上海來到這裡。9月，隨著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唐義貞隨陸定一到了瑞金。此時陸定一已由團中央巡視員改任蘇區團中央局宣傳部長。他們在葉坪附近一座廢廟裡安了個家，第一個女孩也是在這裡降生的，她被取名“葉坪”。

1932年初，唐義貞擔任紅軍衛生材料廠廠長，並加入了黨組織。這年9月，中央軍委設立總衛生部，唐義貞任下屬的藥材局局長，並仍兼任廠長。為了不影響工作，他們將孩子寄養在當地一位工人家裡。一天，她突然接到陸定一的信，原來蘇區團中央局在“左”傾思想指使下，指控陸定一犯了“右傾”錯誤，又撤銷了他現任職務，他重新被派回上海去當團中央組織部幹事。就在這之後不久，唐義貞還意外地遇見被押解著的面容憔悴的鄧小平。她請看守將他帶到自己的住處，用僅有的一個銀元買了兩隻雞，讓鄧小平打了一回牙祭。臨走還讓鄧小平將沒吃完的雞帶回他的禁閉室。 1932年下半年陸定一從上海經贛東北又回到中央蘇區，他的案子也得到中組部平反，一對患難夫妻再次相聚。1934年10月，由於“左”傾錯誤路線的惡果，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大轉移。唐義貞還有一個月就要生產，被留了下來。望著腹部隆起，步履蹣跚的她，陸定一依依不捨。唐義貞清楚這可能是最後一別，但兩人都儘力抑制自己的感情。紅軍主力撤出中央根據地后，把持蘇區的當權者卻在宗派主義影響下，無端開除了唐義貞的黨籍。1934年11月，她隨被派往閩西的福建省委秘書長毛澤覃一行人前往長汀。11月19日，唐義貞在鄧子恢母親楊老太太陪伴下，到達長汀圭田，20日生下一個男孩，取名小定。十幾天後，她含淚和新生嬰兒分別，回到自己的隊伍。1935年1月中旬，部隊處境日趨險惡，他們決定往江西方向轉移，去尋找陳毅的部隊。隊伍通過兩山夾峙的一座獨木橋時，有人為切斷追兵，拆毀了這座橋，哪知反而暴露了去向。敵36師迅速包抄過來，唐義貞預感形勢危急，向身邊的少共福建省委宣傳幹事陳六嬤託付自己身後事說：“你是本地人，可能突圍出去。我送你一對銀鐲留作紀念。我若犧牲了，日後有人問起，就告訴他：我丈夫叫陸定一。前不久，我在圭田生下一個男孩，名叫小定，送給圭田鄉的范其標、聰秀妹夫婦撫養。”經過一場殊死戰鬥，困在烏蛟塘大山中的唐義貞等二十餘人，終因寡不敵眾被俘。1935年1月31日凌晨，堅貞不屈的唐義貞倒在敵人的槍口下，當時她還不滿26歲。

1943年11月，陸定一在延安得知唐義貞壯烈犧牲的消息時心都碎了。他失眠半個多月，在那些不眠之夜，懷念著英勇獻身的親人，思念著不知流落何處的骨肉――女兒葉坪以及不知性別和名字的另一個孩子。陸定一後來回憶說：“最壞的事情發生了。我失眠半個多月。從此，不論是大喜事或大悲事，我都流不出眼淚來了。”

嚴慰冰

陸定一和嚴慰冰的婚姻，是陳雲作主介紹的。嚴慰冰是一位才女，能詩擅詞。她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取台灣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開學時正逢抗戰爆發，她就毫不猶豫地奔赴延安，進了抗日軍政大學，不久即上了前方。與陸定一結合后，她撫養了3個孩子。 “文革”開始后，嚴慰冰成了林彪上台“祭刀”的第一個犧牲品。她寫了封匿名信，懷疑林彪夫人葉群歷史有問題，被打成要兇惡地“謀害林彪全家”的現行反革命分子，1966年4月被捕入獄，身陷囹圄13年。寫匿名信是嚴慰冰個人行為，但也株連到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長兼文化部長的陸定一。嚴慰冰的母親過瑛老人，在抗戰初期帶著三個女兒，歷盡艱難，行程萬里，到達延安。這位對共產黨作過貢獻的革命老人，七十高齡，竟也被抓進南京老虎橋監獄，並於1968年冬天死於獄中。嚴慰冰的三個妹妹：嚴昭、嚴梅青、嚴萍，也無一倖免地被關進秦城監牢。陸定一的兒子也被抓進監獄六年，批鬥時眼睛被打傷，還被打斷兩根肋骨。嚴慰冰在“四人幫”被粉碎後於1978年12月無罪釋放。陳雲80壽誕時，嚴慰冰前去祝賀，陳雲親筆書寫條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贈給嚴慰冰。一身是病的嚴慰冰於1986年辭世，終年不足70歲。

一雙兒女

本來1949年全國解放時，他就動過去江西尋找失去前妻及兒女下落的念頭，但是由於公私兩方面的原因，沒有成行。到了晚年，他思念愈熾，總覺得這種牽掛，生前該有個了結。他拜託了江西、福建兩省有關政府部門。他們為尋找革命前輩和烈士留下的兒女，盡了最大的努力，詳細研究唐義貞烈士的生平事迹，到處查找有關線索。所幸唐義貞託孤的陳六嬤仍健在，最先找到的是當年撫養在范其標家的兒子小定，隨後才在江西贛南一個縣裡，找見了他的女兒葉坪一家。 1985年春天，長汀縣人民政府在唐義貞烈士英勇就義的四都下賴村，豎起了一座漢白玉紀念碑。與陸定一失散五十餘年的一雙兒女也被尋找回來，他們都有了自己的家和兒女。陸定一知道這喜訊后，和兒女們取得了聯繫。農家出身的知識分子、他的外孫賴章盛，率先去北京探望了從未見過面的外公。外公仔細看了他們寄來的各自家庭和孩子們的照片。當看到女兒葉坪生的女娃，他的外孫女，一個風華正茂的女青年時，老人眼睛定住了，隨即老淚縱橫，不能自持。因為，這孩子的容貌、神氣，太像她的外婆唐義貞了！對於將要到來的團聚，老人和兒女、孫輩，彼此都很慎重。兒女和孫輩考慮到老人已過八旬高齡，體弱多病，不能讓他太激動。而老人方面，又覺得和失散多年的兒女、孫輩團聚，是一件隆重的值得紀念的大事，要選擇好日子和好地點。他選擇了在江西南昌見面。 1987年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在南昌一家旅舍，陸定一和失散多年的親人們重聚。按陸定一的要求，外孫女穿著紅絲絨旗袍同他見面。相見的那一剎那，真似五十多年前青春煥發的唐義貞形象的復活。外公擁著自己的外孫女痛哭失聲，滿座的人都默默飲泣。在唐義貞墓前的石碑上，留下了陸定一的親筆題辭：“義貞知己，我的夫人。”

《陸定一晚年的幾個反思》由陸定一同志長子陸德整理出版。

該書一共十部分，這十部分的標題是：一、如何對待歷史問題；二、毛主席犯的錯誤，我也有份；三、對林彪提出"四個念念不忘"的反思；四、懲治黨內腐敗問題，要有外力；五、黨的"雙百"方針，應該用"二元論"來解釋；六、對自由、民主的認識；七、共產主義事業是個漫長的歷史進程，我們過去理解得過於幼稚，犯了急躁病；八、共產主義事業必定會勝利；九、中國應該走一條不同於歐美"自由市場原教宗"理論的第三條路，來創建自己的改革發展模式。十、最終遺言。

如何對待歷史問題——對歷史問題的處理和政策上，應"宜粗不宜細"；但對歷史教訓的分析和總結上，則應該"宜細不宜粗"。

對歷史問題的處理上（註：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央的政策是"宜粗不宜細"，這是正確的。這是要求從大局出發，認清大是大非問題，統一思想認識，而不要糾纏到具體的小事中，去計較個人恩怨得失。應拋棄前嫌，顧全大局，團結一致向前看。

但在對歷史教訓的分析和總結上，則應"宜細不宜粗"。總結是為了什麼？是為了不再重犯。對歷史性的錯誤，分析得越透徹、越準確，吸取的教訓才能越深刻，也才能防止重犯這類的錯誤。從"反右"、"大躍進"到"文革"，我們黨有過多少深刻的教訓？"一言堂"，我們又分析過幾次了？從分析陳獨秀的"家長制"開始，還不是屢析屢犯，就是不敢觸及到它是封建主義專制殘餘（的根子上）。為不重蹈歷史的覆轍，認真分析和總結歷史的教訓，是十分必要的。這是個"必要條件"。

恩格斯曾說過："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的錯誤中學習來得快。"敢於承認錯誤並認真分析和改正錯誤的黨，才是偉大的黨。不要怕！（周）總理是黨內最敢於進行自我批評的同志，我遇見的就不下幾十次。但他在黨內的威望和人民對他的信任，卻是最高的。

深入分析得出的結論，還不是結束。一個結論的是否正確，還需經過時間的檢驗，才能完成一個歷史結論（正確與否）的全過程。

懲治黨內腐敗問題，要有外力——懲治黨內腐敗，光有"自律"不成，還要加上"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的作用。

前人民日報總編秦川的回憶文章說：1992年陸定一生日那天，對前來看望的秦川等同志講："秦川，我們黨已經開始腐化了！"

執政黨的腐敗，是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問題。列寧從建立蘇維埃政權后，就一直十分重視這個問題，在黨內建立專門機構，監督和解決黨員幹部的腐敗。但是，有一個問題始終擺在這裡：反腐機構也是黨領導的，它要聽從黨的指揮，如果黨的領導人甚至一把手腐敗了，那麼該由誰來管？對這個問題，列寧也始終沒有提出解決的辦法來。

毛主席問"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他老人家是主張用"大民主"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去解決。如果是整個黨變質了，人民活不下去了，採用"二次革命"的辦法，推翻腐敗政權，這是對的，歷史上歷來如此。但如果全黨不是這種狀態，只是個別或局部問題，那就不能採用革命的辦法。在我們用革命的手段奪取了政權，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消滅了剝削階級之後，我們解決內部的問題，就不能使用"革命"和"暴力"的這種手段來解決問題。"文化大革命"就是個教訓。此時專政的職能，主要逐漸轉向對外，而對內部，則要建立民主政治，要靠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的力量，來解決貪腐問題。

靠"自律"解決黨內的腐敗，當然是個好的辦法。利用黨自身的力量和覺悟，加強自律，去克服貪腐。

但從社會學和管理學的角度，光依靠自律，是不能徹底解決黨內腐敗問題的。反腐中，自己既是"運動員"，又當"裁判員"，這在管理學中就會出現（功能的）"缺失"，達不到預期的管理效果。就像"自我戒煙"和"強制（加外力）戒煙"一樣，"自我戒煙"的成功率向來低於"強制戒煙"，就是因為沒有外力。也像治病一樣，小病可以靠"自愈"，大病就一定要用"外葯"，要外葯和內力一齊作用，才能治癒。內部的毛病越嚴重，

就越需要用外力。從管理學的角度看，黨的反腐問題，其"裁判權"和"監督權"，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礎上，再加上群眾和輿論的監督作用，才能更上一層樓。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眾說了才算，而不是自己。特別是在市場經濟下，權錢交易、權力資本化是個普遍現象，要增加反腐的透明度、增加群眾和輿論的監督作用，才能奏效。這種監督利大於弊，不要怕別人講話。對於群眾的意見和不滿，不要壓制，壓是解決不了問題的。要學大禹（註：因勢利導）而不要學他的父親鯀（註：圍、堵）。不管是好的意見還是壞的意見，都要妥善處理。對於執政的黨，它掌握著全部的"政府資源"，所以一定要強化外部的監督和制衡，才能有效抵制腐敗現象。香港的廉政業績，排在世界前列，其中有80%以上的案件，是靠外部的曝光和民眾的舉報。

要加強這兩種監督，就必須首先要加強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

黨的"雙百"方針，應該用"二元論"來解釋

——對待"雙百"方針，應採用"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的"二元論"理論來解釋和執行，而不應用單純階級鬥爭的"一元論"理論來指導。

——在"社會屬性"方面，對行為主體知識分子的階級劃分，應看其政治表現，而不應以思想劃線。

——"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中，自然屬性是"第一性"的，社會屬性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決定的。

——政策管理和"有為"、"無為"管理。

1956年4月（27日），我在中央《論十大關係》會議（註：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專題發言，（毛）主席很贊同，並被拍板確定為是黨的"雙百"方針。主席對"雙百"方針，是全力支持的，他的確希望我國的科學和文化藝術能有個蓬勃的發展。但到1957年，主席的態度有所變化。"反右"鬥爭后，雖仍一直提黨的"雙百"方針，但不能認真貫徹和執行了。

在文革被關押的13年中，我對林彪、四人幫批判我的（所謂）《反動鳴放綱領》（註：指陸定一的《雙百方針》講話）進行了反思，13年的反思，我愈來愈意識到：對"雙百"方針的理解，應該用"二元論"來解釋，而不能用主席"一元論"的思維來解釋。在這一點上，可能我與主席的思想是不同的。世界觀的轉變，是個長期的過程，在這一個長過程中，如何去看待知識分子，如何去貫徹執行黨的"雙百"方針，是個重大的問題。否則，一旦有個"風吹草動"，可能又會爆發個"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對於"雙百"方針，我認為應採用"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這"二元論"的觀點來進行解釋。主席支持百家爭鳴，但後來又提出百家爭鳴實際上是兩家，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一家。老人家把"百家"變成了"兩家"，把"學術爭論"變成了"階級鬥爭"，又回到了"社會屬性"這"一元論"的觀點上。郭沫若和范文瀾對封建社會的劃分是觀點不同的，吵得水火不容，你說定哪一家是無產階級的觀點，又定哪一家是資產階級的？學術之爭嘛，應該允許百家。

同樣，在"二元論"的"社會屬性"方面，又有個對行為主體知識分子的階級劃分問題。是以思想（世界觀）劃線，還是以政治表現劃線，這涉及到黨對知識分子政策是"團結"還是"依靠"的重大問題。在這方面，周總理"以政治表現劃線"的主張，是正確的。總理的主張，也教育了我。而林彪、四人幫的"以思想劃線"並施以專政的做法，是極端反動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個例證。

就像馬克思在"勞動二重性"和列寧在"企管二重性"（Duality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中所指出的，生產勞動、科學技術和管理都有其"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這兩重性一樣，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對於學術、藝術、技術性的問題，同樣存在著"二元論"的概念。

在階級社會中，任何科學技術，都是為階級、為社會服務的，故有它的"社會屬性"，但是，任何科學和技術，又有它的"自然屬性"——它必須要符合其客觀的規律，符合自然規律性。原子彈、氫彈，只要研製它，就要符合裂變、聚變的規律，不遵照這一規律，哪怕你是社會主義，也造不出"兩彈"來。對這些屬於"自然屬性"方面的研究和發展，不能拿意識形態的東西去亂套。

馬克思主義是唯物的，自然屬性就是唯物的，是第一性的東西，意識形態是上層建築，是對社會的認識，它是第二性的。我們必須尊重第一性的東西，不能用第二性來否定第一性，扣上個"資產階級"的帽子，就否定了一切"自然屬性"。

我們應該堅持馬列"二元論"的觀點，不能用階級性、政治性這種"一元論"的觀點來對待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的研究和發展。凡是科學技術的東西，它的正確與否，只能從實驗中、從實踐中去驗證，而不是其它。

對"自然屬性"的問題，只有通過自由的討論、百家爭鳴、科學的論證來鑒別真偽，扣政治帽子是無用的，只能壓制了科學、藝術的發展。

我提的報告（註：指陸定一的"雙百方針"講話）中，除了不要隨意扣政治帽子外，在學術界內部，也不要有"門戶之見"，要一視同仁，平起平坐，平等討論，在學術上不要壓制、歧視對方。這是對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個是外部環境，一個是內部環境，兩個條件缺一不可。

是不是說凡對科學和藝術動用政治干預，都是不對的？不是！"社會屬性"是它的兩大屬性之一。科學和藝術的發展，衝擊了社會，社會也必然對它有所反彈，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關鍵是如何掌握這個干預的"度"和標準。干預的目的，是要促其健康和蓬勃地發展，如果是促其衰退了，就是生產關係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那這種干預就錯了，就要反思。對科學和學術的問題，輕易動用運動和鬥爭的手段，是沒有長期效果，也達不到目的的。

當時，我雖然提出了要把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嚴格區分開來的主張，但是，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等問題，還理不清，有偏"左"的認識，是周總理教育了我。總理把為誰服務的政治表現問題，作為劃分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唯一標準，而不是把世界觀作為評定的標準。這樣一來，"雙百"方針就完全解釋透徹了！（我曾問父親："如改革開放中，又出現了剝削和資本家，知識分子又如何界定？"陸答："這個問題，由你們去解決。"）

作為一個執政黨，主要要致力去抓大政方針，是要去創造出一個適合科學、文化藝術蓬勃、健康發展的大環境，如毛主席的"六項標準"，如黨的"雙百方針"等等，要在這些大的方面能"有所作為"，而對具體的學術、技術性問題，則應提倡"無為而治"，應以人為本，充分發揮每個科學家、藝術家和團體的積極性、創造性，發揮他們的潛能。"有為"和"無為"，是辯證的統一。

我們是一個政黨，而不是生產黨，也不是學術黨，很多東西我們不懂，也不可能全懂，什麼都要管，都要"越俎代庖"，想"事事有為"，結果反而會"事事不為"。

當然，唯物主義者一定要承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另一種屬性，即它的"社會屬性"，科學和技術是要為社會服務的。但這畢竟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決定的。沒有了屬於"自然屬性"這第一性的科學和藝術成果，你拿什麼去服務於社會？哪還有它的什麼"社會屬性"？早已不存在了！

對馬克思主義的"二元論"學說，不僅要重視對它二元論的研究，還要認真研究它的"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問題，研究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和相互轉換。沒有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和費爾巴哈的機械唯物論，哪會產生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有的同志只講"單元論"，有的同志把"二元論"中的第一性和第二性關係倒置，只講轉換，不講第一性，這些，我都是不同意的。

社會主義，是在一切社會的、科學技術成果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社會，我們應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如果說以前的一切人類文明成果，這個是封建主義的，那個是資本主義的，一切都不承認，一切要"從零開始"，沒有了基礎，哪有社會主義？"一切從零開始"，對體育比賽可以，對社會發展、對人類文明，不能說"從零開始"，而應說"繼承發展"。這個"繼承"，是在兼收並融基礎上批判地吸收和繼承，這個"發展"，是在人類文明基礎上的創新與發展。古人曰："不積跬步，難以進千里"，就是這種道理。社會在不斷進步，我們對自然的認識也永遠不會完結。

我國的政治民主化，還有待時日，我可能看不到了。但總希望在科學、藝術領域，能創出一個自由研討、暢所欲言的較為寬鬆的政治環境，促其蓬勃發展。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一個好方針，認真執行將使我國受益無窮，不執行就會吃虧。聽了李四光的地質學說，我國由無油國變成了有油國，不用馬寅初對人口問題的意見，吃了虧。都是例證。"（摘自陸定一為"雙百"方針30周年所寫的紀念文章《"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歷史回顧》。

註：陸定一對"雙百"方針"二元論"的解釋，以及對其中"有為"、"無為"（管理）和"第一性"、"第二性"的觀點等，有詳細的論述。請查閱《對父親陸定一提出"雙百"方針中"二元論"思想的回憶和整理》等文章。

對自由、民主的認識

——"自由"是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核心價值部分；

——我們對自由和民主的分析，應是"揚棄"，而不是"拋棄"。

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是人類的宿求，是每個人終生追求的理想和目標。你看過西方"行為科學管理"對人的需求分析嗎？（答：看過。有分5級的，有細分7級的，但以5級為主。）它說明人的需求，不僅是單純對物質的需求，那只是低兩層的基本需求，而更高的三層，是人對社會和精神的需求，是對人生、價值和自我表現的需求。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其革命和建設的最終目標，就是要實現人的自由和人與社會及自然的和諧發展。共產主義社會的本質，是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這是在《共產黨宣言》中早已被界定了的。《宣言》中講："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所以，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本質和基本社會形態，是一種"自由人"的"聯合體"。爭取人類的自由解放，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個核心價值部分。

由此可見，共產黨對人類自由的追求，從來未被輕視，也從來未敢放棄。這是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

自由，是人類文明的標誌。馬克思、恩格斯是怎樣來索求和達到的呢？研究馬列的著作和他們的思路，他們不是通過"毀滅"和"拋棄"，而是通過"揚棄"。它與無產階級通過"暴力"奪取政權，"徹底砸爛舊的政權"，是不一樣的。對於人類文明的進化，對於自由、平等、博愛，不是採用"否定"和"砸爛"，而是採用"揚棄"的辦法。

這是我對馬克思主義論述"自由"的認識，也是我與一些理論家的認識不同之處。

馬克思的"自由人"觀點是從哪裡來的？他是從對"自由主義"理論的研究和揚棄中發展來的，而且，在未來的"自由人"身上，保留了"自由主義價值"部分。

馬克思是從研究古希臘哲學、民主建制、德國哲學和宗教，以及英國、法國的政治和唯物主義影響等方面入手，研究他所稱之為的"真正人道主義"的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國家雛形。從他研究的理論依據中，可以看出，是基於"自由主義理論"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這兩大理論基礎的。而後者（理論）則是用作對前者的批判和揚棄，即批判性地繼承和發展。

傳統的"自由主義"，由於長期處於私有制社會環境，故它的核心原則是"自我"。即"自由"是受個人自我利益的驅動，而在法律限定條件下的自由飛翔。馬克思認為，這是私有制下對自由的核心原則。此時，人類並未達到真正的自由。馬克思認為，通過革命，消滅私有制度，大力發展生產力，提高人的素質，解決人與社會和自然界異化的矛盾，將會建立起一種新的對自由的核心原則。這種自由，將是"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它是涵蓋了自由主義價值（"每一個人的自由"）和共產主義價值（"一切人的自由"）的這樣一種對自由的核心價值原則。在這樣一種理想的社會中，起源於自由主義的"自由思想"與表達共產主義的"公有（集體）思想"，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故它對傳統的自由及價值，是一種"揚棄"，而不是"取消"。百多年來，在理論界，還沒有什麼新的"理論"，可以去駁倒馬克思的這一論述。所以，自由、平等、博愛，不能狹義地理解為是"資產階級的旗幟"、是它的"專利"。共產主義社會也包含著它的基本要素，而且，是更進步、更高級的自由和民主。公有制就是這種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

"每一個人的自由"和"一切人的自由"，是相互依存的關係，也是一種制約的關係。單純強調"一個人的自由"，他要殺人放火的"自由"，就沒有了"一切人的自由"。至於"自由化"的問題，"自由化"說到底，就是"無政府主義"，就是無限度地放任自由。對於無政府主義，無產階級反對它，資產階級也是反對的。他們（註：指資產階級）對自由有許多潛規則，並不是無度的。"自由主義"我懂得，"資產階級自由化"我不懂，在馬列經典著作中，沒有對它的論述和界定。

對民主和自由，第一，我們應該把口號接過來，因為這體現了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核心價值"部分，且這一口號也能團結、爭取更廣泛的人，有廣大的統一戰線；第二，應該加以科學地解釋，是揚棄它，而不是一味地否定它。

最終遺言：要讓孩子上學！要讓人民講話！

1996年5月初，父親陸定一病危。在父親臨終的前兩天，兒子陸健健、孫子陸繼朴去探望臨危狀的父親。陸定一斷斷續續地說：

"……要讓孩子上學！……要讓人民講話！……"

第二天，父親就陷入深度昏迷，再也說不出話來。

這是為黨工作了70多年的老人，向黨提出的最後遺願。

無錫和京城故居

位於無錫市西河頭28號，為清末民初建築，房屋前後三進，有數十間房屋，第三進為轉盤樓結構，帶有後花園。陸定一同志1906年6月9日出生在無錫西漳，在1925年“五卅運動”的波濤中，他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7年後，他先後歷任團中央、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八路軍總政治部的宣傳部部長，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在黨的“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此宅原是美國鋼鐵大王洛克菲勒基金會董事長在1918年用建協和醫院的剩餘材料為其父母建造的一所住宅，直到1942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后才離去。1946年1月，這裡成為軍調部國民黨代表駐地，後為龍雲家所有。新中國成立后，陸定一居住在此，去世后仍歸龍家。

該宅院現存建築面積近千平方米，坐北朝南。院西牆中南部辟一大門出入。門南側有一座四角攢尖頂方亭子。院內房屋稀少，北部五級水泥台階上為宅院的主體建築，為一幢中西合璧式房屋，“工”字形平面，混凝土結構，地下一層，地上一層，中式大屋頂，中間為廡殿頂，四角為四角攢尖頂，均為灰筒瓦屋面。南部中間有一露台。院中栽植海棠、蘋果及槐樹等花草果樹。庭院中甬路呈S字形。院內散落有石獅、石觀音等雕刻，西南處地面上有圓形龍紋石刻。

1984年1月10日公布為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保護情況較好。

1996年5月，陸定一在北京逝世，其骨灰安葬在無錫太湖邊的華僑公墓。

2016年9月29日，經中央批准，陸定一骨灰遷入八寶山革命公墓新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