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的幹部都是職業革命家，除了搞地下工作的同志需要職業掩護外，大部分幾乎都脫離了生產，畢生從事革命鬥爭事業，從來沒考慮過退休問題。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從中央到地方都比較年輕，大部分的省部級幹部才40歲左右。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間，這些年富力強的優秀的幹部大多數被打倒，在此期間雖然也提拔了一些年輕人，但是優秀的年輕化的幹部隊伍卻沒有建立起來。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幫”后，伴隨著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展開，一大批曾經遭受打擊迫害的幹部又陸續重新回到各級領導崗位。這些老同志在長期革命和建設中為黨和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並積累了豐富經驗。然而，歲月不饒人，從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結束這中間大體歷經了20年。原來的年輕人已進入中年，而中年人也變成了老年人。這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幹部隊伍嚴重老化、領導班子普遍青黃不接的局面。面對改革開放這一偉大事業的歷史任務，新老幹部如何順利交替便成了新一代領導集體亟待解決的大問題。

作為新一代領導集體核心和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意識到了問題的嚴峻性。在他看來，如果讓剛剛恢復工作的老幹部一下子退下來，會出現一個幹部斷層的問題，這必然會影響改革開放的進程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實現幹部隊伍年輕化，順利完成新老幹部交替，有必要建立一個過渡性的機構。因此，設置中顧委便成為歷史的選擇。

顧問的級別不低於同級黨委成員，讓老同志們把自己的椅子移到這個地方，工作比較好做。顧問的主要責任是“傳、幫、帶”。鄧小平的這一層謀略用意很深。在設置顧問委員會期間，一定要選好接班人，並把他們放到領導崗位上加以扶植。接班人在一線干工作，老同志則利用他們的經驗在二線上做參謀。等到年輕人成熟了，顧問制自動取消，終身制過渡到常規退休制，新老交替順利完成。毋庸置疑，設置中顧委是鄧小平一項史無前例的創舉。雖然鄧小平完成這項工程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但是在醞釀成立中顧委的過程中，鄧小平採取的措施還是相當謹慎的。

鄧小平最早提出設顧問是從軍隊開始的。1975年7月14日，他在一次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指出，“設顧問是一個新事物，是我們軍隊現在狀況下提出的一個好辦法。設顧問，第一關是誰當顧問；第二關是當了顧問怎麼辦”。“顧問也有權，就是建議權”。這是鄧小平第一次提出設立顧問的主張，同時也是設立中顧委思想的雛形。但是不久，隨著鄧小平的再次被打倒，設置顧問一事也就被擱置起來。

1977年，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后，在多個場合論述他的思想，以便引起全黨的關注。1979年，在一次中央黨、政、軍機關副部長以上幹部會議上，鄧小平說道:“現在我們搞四個現代化，急需培養、選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這是一個新課題，也是對老同志和高級幹部提出的一個責任，就是要認真選好接班人。老幹部現在大體上都是60歲左右的人了，60歲出頭的恐怕還佔多數，精力畢竟不夠了，不然為什麼有些同志在家裡辦公呢？為什麼不能在辦公室頂8小時呢？我們在座的同志中能在辦公室蹲8小時的確實有，是不是佔一半，我懷疑。我們老同志的經驗是豐富的，但是在精力這個問題上應該有自知之明。就以我來說，精力就比過去差得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兩場活動還可以，晚上還安排就感到不行了。這是自然規律，沒有辦法。”鄧小平接著又說，“我們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選拔接班人這件事情不能拖。否則，搞四個現代化就會變成一句空話。”鄧小平的講話，實事求是地分析了老幹部所處的狀態，講明了新老幹部交替對於建設四個現代化的重大意義。

隨著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各項工作已經逐步進入正軌，鄧小平又把此事提上日程。

為了讓大多數幹部意識到實現這一轉變的重要性，鄧小平從黨和國家戰略利益的高度出發，在不同的場合給老幹部做思想工作，希望他們能夠顧全大局。1980年1月，在黨中央召集的一次會議上，鄧小平談到，“老同志最主要的任務，第一位的任務，是提拔年紀比較輕的幹部”。他還指出，“要從大局著眼，要從我們事業的前途著眼……各級業務機構都要有專業知識的人來擔任領導，現在特別要注意從40歲左右的人中間選拔”。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中央“正在考慮再設立一個顧問委員會（名稱還可以考慮），連同中央委員會，都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這樣，就可以讓一大批原來在中央和國務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們的經驗，發揮他們的指導、監督和顧問的作用。同時，也便於使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更加精幹，逐步實現年輕化” 。此時的鄧小平已經把設立顧問委員會這一問題提高到了戰略高度，這是鄧小平第一次全面闡述他關於設立顧問委員會的主張，他的這一主張立刻得到了全黨大部分同志的擁護和支持。

1981年7月2日，十一屆六中全會的帷幕剛落下沒幾天，鄧小平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上又一次提到設顧問委員會以容納一些老同志的設想，並說，“這是為後事著想”。1982年1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要讓中青年幹部上來接班的問題時，還把它比喻為“一場革命”。

鄧小平真正考慮成熟並下決心設立顧問委員會是在黨的十二大召開前夕。1982年2月18日，鄧小平在會見柬埔寨的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及其夫人時說，幹部老化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1982年7月4日，鄧小平在軍委座談會上談到老幹部在上面，中青年幹部上不來的問題時曾這樣表述：聶榮臻同志提出步子要穩妥，我贊成，他有一個好意見，就是要結合，老的一下丟手不行，老的要結合中、青。幹部年輕化，台階可以上快一點，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我們這些人就交不了賬。

1982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即將向十二大提交的新黨章修正案時，鄧小平指出:“顧問委員會，應該說是我們幹部領導職務從終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種過渡，我們有意識地採取這個辦法，使得過渡比較順利，……顧問委員會是個過渡，這個過渡是必要的，我們選擇了史無前例的這種形式，切合我們黨的實際。”

1982年8月6日，十一屆七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修改後的新黨章草案。胡耀邦在大會閉幕時透露，將有相當一部分德高望重、年高體弱的老同志退下來，轉到中央顧問委員會，擔負起支持幫助新中央委員會的重任。

1982年9月6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決定成立中央顧問委員會，並通過了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新黨章規定，中央顧問委員會“是中央委員會政治上的助手和參謀”。它的任務是：“對黨的方針、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提出建議，接受諮詢；協助中央委員會調查處理某些重要問題；在黨內外宣傳黨的重大方針、政策；承擔中央委員會委託的其他任務。”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的條件是：“必須具有40年以上的黨齡，對黨有過較大貢獻，有較豐富的領導工作經驗，在黨內外有較高聲望。”黨章還規定：“委員會委員可以列席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它的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在中央政治局認為必要的時候，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常務委員也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

在十二大上，選舉鄧小平為第一屆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薄一波、許世友、譚震林、李維漢為副主任。並選舉產生了172名委員，一大批原先在中央、國務院、軍隊系統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以及政府中擔任主要領導職務，並在黨內外享有崇高威望的老幹部率先垂範地退出領導崗位，進入中央顧問委員會，開創了新老幹部交替與合作的進程。同時，老同志的模範行動，也帶動了全國幾百萬超齡的在職幹部陸續退下來。

在172名委員中，抗日戰爭以前入黨的有169人(其中1927年以前入黨的74人)；全部委員都是正部級以上幹部，大多在中央、國務院、軍隊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擔任過主要領導職務；在北京的委員119人，超過三分之二；軍隊系統的委員54人，將近三分之一；有20多位委員仍在第一線擔任實職，還有20多位委員在原單位擔任顧問等職，工作比較繁忙；有30多位委員年高多病，不能經常參加活動；委員中年齡最大的86歲，最小的63歲，平均年齡74歲。

1982年9月13日，在新產生的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鄧小平同志就中顧委的性質、任務、工作方法、注意事項等作了全面闡述。小平同志再次強調：“中央顧問委員會是個新東西，是根據中國共產黨的實際情況成立的，是解決我們這個老黨、老人實現新舊交替的一種組織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員會年輕化，同時讓老同志退出一線後繼續發揮一定的作用，顧問委員會就是這樣一個組織。可以設想，我們再經過10年，最多不要超過15年，取消這個顧問委員會。”這樣，在成立之初，鄧小平就為“中顧委”定了調子，也大體定下了行程時間表。接著，鄧小平又講了中顧委的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項，強調中顧委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妨礙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同時成立一個由薄一波、耿飈、程子華、王首道、劉瀾濤、肖克等六位同志組成的臨時工作小組，研究中顧委的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並擬出幾條，提交中顧委常委會議討論后報中央政治局。

徠鄧小平講話的第二天（1982年9月14日）上午，薄一波就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了中顧委第一次常委會議，討論如何學習貫徹小平同志講話精神。會議根據薄一波的提議，決定用一周時間學習小平同志講話和黨章有關規定。薄一波帶領臨時工作小組的同志，很快擬定了《關於中央顧問委員會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的暫行規定》（草稿）。規定共分九條，要點是：

一、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如就黨的方針政策向中央提出建議，在一般情況下可以用個人名義或聯名方式提出，但屬重大建議，需經中顧委全體會議或常務委員會討論通過後，用顧問委員會或常務委員會的名義提出。

二、根據中央對有關問題的諮詢要求，在縝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集體的或個人的參考意見。

三、受中央的委託或經過中央的批准，協助中央調查某些重要事宜和承擔其他交辦的任務。

四、確定退居二線尚未離職的中顧委委員，在過渡期間，應當從實際出發，積極協助所在單位把機構改革工作和領導幹部接交工作認真做好。

五、中顧委委員要深入實際，聯繫群眾，了解情況，向黨內外宣講國際國內形勢和黨的重大方針政策。

六、中顧委委員要協助中央和有關省、市、自治區黨委發現和選拔年輕有為的幹部。對已經選拔到領導崗位的中青年幹部，要積極支持和熱情幫助。

七、中顧委委員在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方面，在遵守黨章和憲法、法律方面，都要以身作則，並且同各種違法亂紀和敗壞黨風的行為進行鬥爭。在同各級組織和幹部的交往中要謙虛謹慎，密切合作，切不可以老領導自居，發號施令。

八、中顧委的工作一般說來宜少不宜多，宜虛不宜實，量力而行，儘力而為，工作方式可以鬆散一些。

九、中顧委的辦事機構要精幹，秘書、信訪、行政工作由中央辦公廳負責。

1982年9月22日，薄一波又主持召開中顧委第二次常委會議，討論並通過了《關於中央顧問委員會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的暫行規定》，並於當日上報中央書記處和中央政治局。

1982年9月30日，中央批准並轉發了這一暫行規定。至此，中顧委的日常工作步入正軌。

中顧委成立后始終注意擺正自己的位置，鄧小平曾經對中顧委老同志的工作方式提出過三點意見：“量力而行，宜虛不宜實，宜少不宜多。”薄一波也說，對中央的工作有意見先內部談，是否提交上去，提交什麼，統一把關，提交上去了也不要催。除非中央指派的，具體工作不應插手。

1983年10月16日，薄一波在中顧委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提出：“老同志在退居二線、三線以後，生活要求要適可而止，說話做事要慎思而行。不要過於計較生活、政治待遇，不要干預過去領導過的地方和部門的工作，使新上來的同志為難。中央在政治上、生活上對我們老同志是很照顧的。在生活上我們不應該有更多的要求。在政治上，黨和國家的大事，我們都能參與一份意見，盡一份力量，中央已經給了我們這種機會，使我們能夠盡到自己的義務，參加整黨工作就是這樣。至於慎思而行，就是我們要多做調查研究，多了解些情況，把事情搞得準確一點，把握得好一點。”在談到老同志如何看待自己的作用時，薄一波語重心長地強調“要服老，還有用”六個字。

1986年4月，薄一波在湖南省顧問委員會會議上以《退居二三線的老同志怎樣做工作》為題，發表講話。薄一波說：據組織部門統計，中顧委和各省、市顧委委員共有2000多人，如加上全國離退休的老同志，總起來有200多萬。退居二線、三線的老幹部應該怎樣做工作呢?1983年我曾經在黑龍江省顧委講過三句話，叫做“宜少不宜多”，“宜虛不宜實”，“宜粗不宜細”。總之，就是“量力而行，儘力而為”，現在，經過三年多的實踐，又總結了幾條，叫做“六要六不要”。

“六要”：

第一，要支持新的領導班子的工作，這是六要中最根本的一條；

第二，要關心下一代，包括教育好自己的子女；

第三，要公正嚴明，說公道話，辦公道事；

第四，要拾遺補缺，做各級黨委、政府沒有精力顧及的事情；

第五，要學習，包括學習政治理論著作、中央的方針政策、新的科學文化知識和先進的管理知識，以便更新我們的知識結構，開闊我們的思路；

第六，要做表率，特別要做維護黨的團結的表率。

“六不要”：

第一，不要干擾新班子的工作，特別是在人事安排問題上不要干預；

第二，不要違反黨和國家的有關政策規定，不要經商做買賣；

第三，不要向組織上提過分的要求；

第四，不要介入無原則的糾紛；

第五，未經中央或省委批准，不要當全國性或全省性組織的名譽會長、董事長之類的職務；

第六，不要發牢騷，即不分場合、不看對象，隨便議論黨的現行政策和人事方面的問題。

薄一波還對每一條都作了詳細解釋和舉例說明。這“六要六不要”比中顧委成立初期的規定更加全面，更加具體了。

為加快中央領導機構成員新老交替工作的步伐，1985年9月中央決定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對中央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成員做一次比較大的調整，退出一批年齡較大的同志，增補一批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幹部。

為了中顧委的調整順利進行，薄一波主持召開中顧委常委會議，研究中顧委的人事調整問題。對哪些同志要退出中顧委，薄一波提出：一、85歲(含)以上的同志；二、80歲(含)以上身體不大好的同志；三、身體多病、喪失工作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的同志；四、在人大、政協有職務的中顧委委員，只能在一頭任職，職務不交叉。參加這次會議的同志一致贊成薄老的意見。會議還決定，成立一個由薄一波牽頭，肖克、伍修權、陳野蘋、榮高棠參加的五人小組，具體負責這項工作。根據薄一波提出的四條杠杠，五人小組經過兩個多月的反覆研究，最後擬定了36位老同志退出中顧委的名單。薄一波還要中顧委秘書長、副秘書長分頭走訪這36位委員，徵求本人意見，了解他們還有什麼困難和要求。這些中顧委委員都是受黨教育多年的老革命家，以黨的利益為重，一致表示擁護中央的決定和中顧委的規定，並聯名致信中央，請求不再擔任中顧委委員職務，以實際行動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在這次中顧委的調整中，中顧委退出36人，增補56人。

1986年10月，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前後，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同志共同約定“一齊退下來”，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員會，不再擔任任何職務。彭真、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同志也要求“全退”。據薄一波說，對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同志全退的要求，尤其是對鄧小平同志“全退”的要求，許多同志表示不能接受，特別是老同志。後來，經過中央政治局反覆討論醞釀，並徵求多方意見，才決定鄧小平、陳雲、李先念3人“半退”，即退出黨的中央委員會，但仍擔任一定職務——鄧小平擔任中央軍委主席，陳雲擔任中顧委主任，李先念擔任全國政協主席；彭真、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全退”，即退出黨的中央委員會，不再擔任任何職務。

1987年11月10日，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新一屆中央顧問委員會。這次換屆，退出31人，增補59人，共200人。中顧委主任為陳雲，副主任為薄一波、宋任窮。在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在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帶動下，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區又有一批老幹部退出第一線的領導崗位，增選為中顧委委員和各省、市、自治區的顧問委員會委員，一批年輕幹部走上了一線領導崗位。

從十三大以後，薄一波就吩咐下去，要逐步減少中顧委的活動。1989年9月，鄧小平明確提出十四大以後不再設立顧問委員會。1991年上半年，陳丕顯同志在上海看望了陳雲同志。陳雲要陳丕顯同志回京後向薄一波、宋任窮同志轉達他的意見。陳雲同志說：“我十四大以後不再幹了，我考慮了，決定了。至於一波、任窮同志干不幹，中顧委以後還設立不設立，請他們研究。”薄一波和宋任窮聽了陳雲的意見后，共同表示，他們兩人也都要退下來，十四大以後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並把意見向陳雲同志作了報告。

十四大召開前夕，薄一波讓中顧委辦公廳起草中顧委向十四大的工作報告。報告除了總結五年來的工作外，還根據薄一波的指示，在報告中寫了這樣一段話：“鑒於黨的幹部離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並正在順利執行，實現新老幹部的合作與交替已取得預期的進展；鑒於中顧委已歷時兩屆，委員們的年事都很高了，已基本上完成了作為一種過渡性組織的任務，為此我們建議，黨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可以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大家對中顧委五年來的工作沒有提出異議，但對十四大以後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建議則反應強烈。多數委員主張中顧委再保留一段時間。第二天上午繼續討論，意見仍不統一。

於是，在（1991年）10月8日下午舉行的全體會議上，薄一波作了一個頗具說服力的講話。關於十四大以後不再設立中顧委的問題，他說：這是我要講的最重要的問題。我們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考慮這件事不是現在，而是兩年前。當時，他從北戴河回來，請尚昆同志通知我：一波，你要考慮十四大取消中顧委，有什麼意見？我表示，我沒有意見。中央和小平同志怎樣考慮決定，我就怎樣執行。出於遵守紀律，沒有對別人講。我估計，尚昆同志不只對我，也對中央常委講過小平同志的意見，直到十四大前，小平同志又嚴肅地講：中顧委必須撤銷。

薄一波接著講述了陳雲同志托陳丕顯同志帶話給他和宋任窮，以及他們的表態等情況。然後薄一波語重心長地說：“小平同志講了話，陳雲同志講了話，他們兩位先後是十二屆、十三屆的中顧委主任，中央又作了決定。面對這個嚴肅的問題，我和任窮同志只有執行，不可能有別的想法。”薄一波提出：“為了把這個問題解決得好一些，體面一些，我們還是主動提出撤銷中顧委為好。”對薄一波的講話，大家鼓掌表示贊同。薄一波接著說：“聽到大家的掌聲，表示大家同意，這件事就這麼定了。”會場又一次響起掌聲。

1992年10月9日，薄一波主持第九次也是最後一次中顧委全體會議。會上一致通過了中顧委向十四大的工作報告。

1992年10月18日，中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中央顧問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大會同意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建議。大會認為：中央顧問委員會成立十年來，協助黨中央為維護黨的團結和社會穩定，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新的歷史時期為黨、國家和人民建立了歷史性功績。

大會高度讚揚老同志為廢除實際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制，實現新老幹部的交替與合作，保證黨的事業繼往開來、後繼有人所作出的重大貢獻。大會向中央顧問委員會和老同志們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大會號召，全黨要繼續尊重和關心老同志，學習老同志堅定的政治立場、實事求是的精神、治黨治國治軍的豐富經驗和優良傳統，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奮勇前進，把老一輩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至此，由鄧小平、陳雲同志領導，薄一波同志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在經歷了兩屆、10年之後，光榮地完成了歷史使命。

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自1982年成立，到1992年撤銷，共產生了兩屆。

第一屆（1982－1987）

有委員172名

主任：鄧小平

副主任：薄一波、許世友、譚震林、李維漢

常務委員：（按姓氏筆劃為序）

王平、王首道、鄧小平、伍修權、劉瀾濤、江華、許世友、李井泉、李維漢、蕭克、肖勁光、何長工、宋時輪、陸定一、陳錫聯、段君毅、耿飈、姬鵬飛、黃火青、粟裕、程子華、傅鍾、譚震林、薄一波。

委員名單：（按姓氏筆劃為序）

于光遠、萬毅（滿族）、王平、王一平、王子綱、王世泰、王幼平、王必成、王尚榮、王首道、王新亭、天寶（藏族）、韋傑（壯族）、區夢覺（女）、方強、方誌純、尹林平、孔原、孔石泉、鄧小平、甘渭漢、平傑三、帥孟奇（女）、白如冰、馮鉉、馮文彬、馮紀新、馮基平、成鈞、成仿吾、呂正操、廷懋（蒙古族）、伍修權、任白戈、任質斌、劉傑、劉曉、劉田夫、劉轉連、劉建章、劉順元、劉俊秀、劉道生、劉景范、劉瀾濤、江華（瑤族）、江一真、江渭清、許世友、孫冶方、杜平、杜義德、李達、李貞（女）、李強、李一氓、李豐平、李井泉、李任之、李成芳、李志民、李運昌、李堅真（女）、李卓然、李維漢、李葆華、李頡伯、李楚離、李聚奎、楊尚奎、楊獻珍、蕭克、肖勁光、肖望東、吳德、吳克華、吳亮平、吳富善、曠伏兆、何長工、汪鋒、宋黎、宋時輪、宋侃夫、張策、張才千、張平化、張令彬、張達志、張光年、張仲良、張邦英、張秀山、張啟龍、張維楨、張稼夫、陸定一、陳再道、陳野蘋、陳錫聯、陳漫遠、武新宇、範式人、林鐵、歐陽山、羅玉川、羅貴波、金明、周揚、周里、周林、周仁傑、鄭天翔、趙林、趙辛初、趙武成、趙健民、趙毅敏、鍾子云、鍾漢華、鍾期光、段君毅、賀彪、賀晉年、袁昇平、袁任遠、耿飈、聶鳳智、栗又文、夏衍、夏之栩（女）、夏世厚、夏征農、顧卓新、錢之光、徐立清、高揚、高克林、郭峰、郭化若、郭述申、郭洪濤、唐亮、姬鵬飛、黃鎮、黃火青、黃歐東、曹瑛、曹里懷、常黎夫、章蘊（女）、閻達開、閻揆要、彭嘉慶、彭德清、韓念龍、惠浴宇、粟裕、程子華、程世才、傅鍾、舒同、曾三、曾生、曾志（女）、詹才芳、雍文濤、廖志高、譚震林、薄一波、霍士廉、魏金水

第二屆（1987－1992）

有委員200名

主任：陳雲

副主任：薄一波、宋任窮

常務委員：（按姓氏筆劃為序）

王平、王首道、伍修權、劉瀾濤、江華、李一氓、李德生、楊得志、蕭克、余秋里、宋任窮、宋時輪、張勁夫、張愛萍、陸定一、陳雲、陳丕顯、陳錫聯、胡喬木、段君毅、耿飈、姬鵬飛、黃華、黃鎮、康世恩、程子華、薄一波。

委員名單：（按姓氏筆劃為序）

于光遠、于明濤、萬海峰、馬光元、馬國瑞、王平、王芳、王林、王謙、王磊、王一平、王子綱、王從吾、王六生、王世泰、王幼平、王誠漢、王首道、王鶴壽、天寶（藏族）、韋純束（壯族）、尤太忠、鄧力群、文敏生、方強、孔石泉、白如冰、白棟材、馮文彬、馮紀新、成鈞、呂東、朱雲謙、朱穆之、廷懋（蒙古族）、喬曉光、伍修權、任仲夷、任質斌、向守志、劉傑、劉震、劉田夫、劉華清、劉志堅、劉轉連、劉明輝、劉建章、劉復之、劉景范、劉道生、劉瀾濤、江華（瑤族）、江一真、江擁輝、江渭清、池必卿、安平生、安志文、許家屯、孫大光、嚴政、蘇毅然、杜平、杜義德、杜星垣、杜潤生、李昌（土家族）、李銳、李一氓、李力安、李豐平、李化民、李東冶、李慶偉、李運昌、李啟明、李葆華、李登瀛、李德生、李耀文、楊易辰、楊秀山、楊得志、蕭克、肖全夫、肖望東、吳德、吳富善、曠伏兆、余秋里、汪鋒、汪東興、汪道涵、宋黎、宋任窮、宋時輪、張策、張震、張才千、張邦英、張達志、張光年、張廷發、張秀山、張勁夫、張愛萍、張銍秀、張曙光、陸定一、陳雲、陳彬、陳雷、陳仁洪、陳丕顯、陳偉達、陳國棟、陳野蘋、陳錫聯、陳璞如、武衡、林乎加、歐陽山、羅玉川、羅青長、羅貴波、金明、周林、周惠、周子健、周仁傑、周世忠、周建南、鄭天翔、鄭維山、項南、趙蒼璧、趙辛初、趙武成、趙健民、榮高棠、胡立教、胡喬木、鍾子云、段君毅、饒守坤、賀彪、賀晉年、袁昇平、袁寶華、耿飈、聶鳳智、夏世厚、顧卓新、錢信忠、鐵瑛、徐信、高揚、高厚良、郭峰、郭洪濤、姬鵬飛、黃華、黃鎮、黃羅斌、黃新廷、梅益、曹瑛、曹里懷、常黎夫、崔月犁、康世恩、閻達開、梁必業、彭嘉慶、彭德清、蔣南翔、韓天石、韓寧夫、韓念龍、惠浴宇、覃應機（壯族）、程子華、程世才、傅崇碧、焦若愚、魯大東、曾生、曾志（女）、謝振華、強曉初、雍文濤、廖志高、譚友林、譚啟龍、譚善和、薄一波、霍士廉、穆青（回族）、戴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