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震林

譚震林，漢族，1902年出生於湖南省攸縣城關鎮工人家庭。曾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1911年，譚震林入私塾學習，兩年後，在書紙店當學徒，並廣泛閱讀了進步書籍，從而接受了革命思想。20年代初期，在攸縣、茶陵組織發動兩次工人鬥爭。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擔任攸縣工人糾察隊長、縣總工會宣傳幹事、縣黨部工農運動特派員。曾組織發動家鄉人民支援北伐，開展農民運動，解除反動武裝。“四一二”后，發動萬人遊行示威。“馬日事變”后，由於反動派下令通緝，他奔走長沙、武漢仍無法找到黨組織，被迫回攸縣進行地下革命活動。

1927年冬，工農革命軍攻佔茶陵縣城，譚震林被推舉為茶陵工農兵政府主席，同時恢復了茶陵工會組織，並任工會主席。年底，隨工農革命軍撤離，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投入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鬥爭。先後當選為中共湘贛邊界副書記、書記和工農兵政府土地部長，在江西省永新縣成功地領導土地分配工作。1929年，任紅四軍第二縱隊政治委員、黨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和紅四軍前委委員。1930年，率紅十二軍攻克湖南攸縣和江西吉安。1930年至1932年任紅十二軍政委、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紅一方面軍軍委委員和福建軍區司令員、政委。

抗日戰爭時期，譚震林是江南抗日根據地的開拓者。1938年，先後任新四軍第二、三支隊副司令員，在皖南廣泛展開游擊戰爭，打敗日寇對清水潭、馬家園的進攻，繁昌保衛戰以小勝大，七戰七勝，粉碎日寇奪取繁昌、掃蕩皖南的計劃。1940年，譚震林在江蘇突出抓抗日武裝建設，將組建的江南抗日義勇軍第一、二支隊合併組成江南抗日義勇軍司令部，自任司令員兼政委，創建東路抗日游擊根椐地。1941年任新四軍第6師師長兼政委、蘇南區黨委書記。同年夏，率部主動出擊敵人80餘次，粉碎日寇瘋狂進攻，同年初冬，親自深入領導開闢新區，所部十六旅遭偷襲后，回蘇南，同敵人展開頑強戰鬥，保護了以茅山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1942年調任新四軍第二師政委兼淮南區黨委書記。1944年，譚震林率部解放淮安-寶應以東廣大地區。

1947年譚震林任華中野戰軍第一副政委；指揮內線“兵團”取得膠東戰役的勝利。1948年，同許世友指揮發起膠濟線西段戰役、濰縣戰役、兗州戰役、濟南戰役。隨後，同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粟裕組成總前委指揮淮海戰役，親率3個縱隊脅迫國民黨馮自安部起義，並與兄弟部隊全殲黃伯韜兵團。1949年，譚震林出席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此間，中央軍委對全軍實行整編，華東野戰軍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譚震林任第三野戰軍第一副政委。

新中國成立之初，譚震林任浙江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省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並主持華東局工作，順利完成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工作，組織實施浙江省建設發展規劃，領導修復杭州風景區。1957年譚震林回湖南攸縣成功地開展民主辦社試點工作，整個農業合作化期間，譚震林對中國農業發展道路作了長期艱苦努力的探索。十年內亂期間，譚震林氣魄雄偉，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膽略同林彪、江青反黨集團作堅決鬥爭，嚴厲斥責張春橋並揭露江青的野心，雖慘遭迫害仍不畏強暴，毫不妥協。1973年至1977年間，譚震林先後當選為中共十大、十一大中央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譚震林主動退居二線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和中顧委副主任。1983年9月30日在北京病逝。

抗日戰爭時期，歷任新四軍第二、第三支隊副司令員，江南人民抗日救國軍東路指揮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新四軍第6師師長兼政治委員，中共蘇南區黨委書記，新四軍第2師政治委員，中共淮南區黨委書記。解放戰爭時期，歷任中共中央華中分局副書記，華中軍區副政治委員兼華中野戰軍政治委員，華東野戰軍副政治委員兼內線兵團（又稱東線兵團）政治委員。第三野戰軍第一副政委兼第七兵團政治委員等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歷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省軍區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三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江蘇省人民政府主席等職。

1954年12月後，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等職。文化大革命期間，同林彪、江青集團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第八屆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委員，第十、十一屆中央委員。1982年被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曾被選為第四、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83年9月30日卒於北京。

1911年，譚震林入私塾學習。兩年後，在書紙店當學徒，並廣泛閱讀了進步書籍，從而接受了革命思想。

20年代初期，在攸縣，茶陵組織發動兩次工人鬥爭。

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擔任攸縣工人糾察隊長，縣總工會宣傳幹事，縣黨部工農運動特派員。曾組織發動家鄉人民支援北伐，開展農民運動，解除反動武裝。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消息傳到攸縣后，發動縣城萬人遊行示威。“馬日事變”后，由於反動派下令通緝，他奔走長沙，武漢仍無法找到黨組織，被迫回攸縣進行地下革命活動。

1927年冬，工農革命軍攻佔茶陵縣城，譚震林被推舉為茶陵工農兵政府主席，同時恢復了茶陵工會組織，並任工會主席，年底，隨工農革命軍撤離，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投入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鬥爭。先後當選為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常委、副書記、書記和工農兵政府土地部長，在江西省永新縣成功地領導土地分配工作。

1929年，譚震林任紅四軍第二縱隊政治委員、第四縱隊黨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和紅四軍前委委員。

1930年，同羅炳輝率紅十二軍攻克湖南攸縣和江西吉安並投入中央根據地反圍剿戰爭。

1930年至1932年任紅十二軍政委，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紅一方面軍軍委委員和福建軍區司令員、政委。

1935年任閩西南軍軍委軍事部長，1936年任閩西南軍委副主席。整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譚震林是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和優秀紅軍指揮員。

抗日戰爭時期，譚震林是江南抗日根據地的開拓者。

1938年，譚震林先後任新四軍第二、三支隊副司令員，親率第三支隊在皖南廣泛展開游擊戰爭，還打敗日寇對清水潭，馬家園的進攻，繁昌保衛戰以小勝大，七戰七勝，粉碎日寇奪取繁昌，掃蕩皖南的計劃。1940年，譚震林在江蘇突出抓抗日武裝建設，將組建的江南抗日義勇軍第一，二支隊合併組成江南抗日義勇軍司令部，自任司令員兼政委，創建東路抗日游擊根椐地。

1941年任新四軍第6師師長兼政委，蘇南區黨委書記。同年夏，譚震林率部主動出擊敵人80餘次，粉碎日寇瘋狂進攻；同年初冬，親自深入江都、高郵、寶應等地區，領導開闢新區。新四軍6師十六旅遭偷襲后，請求回蘇南，兼任十六旅旅長，總結經驗，整頓部隊，同敵人展開頑強戰鬥，保護以茅山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

1942年譚震林調任新四軍第二師政委兼淮南區黨委書記，狠抓了機關作風整頓和生產自救運動。

1944年，譚震林率部解放淮安、保應以東廣大地區，取得了占雞崗反頑戰鬥的勝利，扭轉淮南地區抗日被動局面。

1945年，譚震林任華中分局副書記、華中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華中野戰軍政委，併當選中共七屆中央委員。同粟裕指揮部隊作戰40多天，完成華中戰場作戰任務后揮師山東。

1947年譚震林任華中野戰軍第一副政委，指揮內線“兵團”取得膠東戰役的勝利。

1948年，同許世友指揮發起膠濟線西段戰役，濰縣戰役，兗州戰役，濟南戰役。

1949年，譚震林出席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此間，中央軍委對全軍實行整編，華東野戰軍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譚震林任第三野戰軍第一副政委。

新中國成立之初，譚震林任浙江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省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並主持華東局工作，順利完成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工作，全面部署並組織實施浙江省建設發展規劃，親自領導修復杭州風景區。

1954年調任中央副秘書長兼書記處第二辦公室主任，1956年當選為黨的八大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

1957年譚震林回湖南攸縣成功地開展民主辦社試點工作。整個農業合作化期間，譚震林對中國農業發展道路作了長期艱苦努力的探索。十年內亂期間，譚震林氣魄雄偉，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膽略同林彪、江青反黨集團作堅決鬥爭，嚴厲斥責張春橋並揭露江青的野心，雖慘遭迫害仍不畏強暴，毫不妥協。

1983年9月30日在北京病逝。

應《紅旗》雜誌約請，譚震林撰寫了一篇紀念毛澤東誕辰85周年的文章，文中宣傳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這與《紅旗》不捲入的態度相悖，譚震林又不願刪改，只好將文稿報送中央常委裁決。1978年11月中旬，鄧小平在對譚震林文章的批示中，嚴肅地批評了《紅旗》對真理標準討論的消極態度。他說：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改了一點，如《紅旗》不願登，可轉《人民日報》登，為什麼《紅旗》不捲入？應該捲入。可以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看來不捲入本身，可能就是捲入。鄧小平的支持，有力地推動了真理標準討論在全國的深入展開。

1902年4月24日生於湖南省攸縣，9歲入私塾讀書，12歲到書店學徒。1925年冬在當地結識中共黨員，開始參加革命活動。1926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攸縣工農糾察隊隊長。

1927年冬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任茶陵縣總工會主席、縣工農兵政府主席、中共縣委書記。1928年5月在中共湘贛邊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湘贛邊特委委員，后負責湘贛邊工農兵政府土地部工作。6月起任中共永新縣區委書記，湘贛邊特委代理書記、書記，中共紅軍第4軍前敵委員會委員兼工農工作委員會主任。參與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1929年隨部隊進軍贛南、閩西，先後任紅4軍第2縱隊政治委員、第4縱隊政治部主任。參加了中共紅4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次年5月起，任閩西紅軍學校校長、紅1軍團第12軍政治委員、紅一方面軍總前敵委員會委員，率部參加了中央蘇區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圍剿”。

1931年11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32年任福建軍區政治委員、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組建地方部隊，為主力紅軍輸送大批武裝力量，並參加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

1933年在“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開展的反“羅明路線”鬥爭中，受到錯誤批判，被調往瑞金任國家政治保衛局科長。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任中共中央（蘇區）分局委員、國家政治保衛局分局長。閩西南軍政委員會軍事部部長、副主席，與張鼎丞、鄧子恢等一起領導閩西地區軍民堅持了極其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見閩西紅軍三年游擊戰），抗擊國民黨軍的多次“清剿”，保存了革命武裝力量。

抗日戰爭爆發后，先後任中共閩粵邊特委軍事部部長，新四軍第2、第3支隊副司令員。率領第3支隊進入皖南地區開展游擊戰爭，開闢抗日根據地。指揮部隊同日軍作戰，曾取得馬家園、繁昌等戰鬥的勝利。

1940年4月調往蘇南，主持東路地區黨、政、軍工作，領導該地區人民武裝，打擊日偽軍和頑固勢力，擴大抗日局面。後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國軍指揮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1941年皖南事變后，任新四軍第6師師長兼政治委員、中共蘇南區委員會書記，領導蘇南軍民挫敗日偽軍“掃蕩”、“清鄉”和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進攻。1943年1月任新四軍第2師政治委員、中共淮南區委員會書記，領導淮南抗日根據地的鬥爭，擴大抗日武裝。1945年6月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后，任中共中央華中分局副書記、華中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華中野戰軍政治委員。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後，他同司令員粟裕指揮蘇中戰役，取得重大勝利。1947年1月任華東野戰軍副政治委員，參與指揮萊蕪、孟良崮等戰役。后兼任東線兵團（后稱山東兵團）政治委員，與司令員許世友一起組織指揮了膠東保衛戰，周張、濰縣等戰役。1948年9月參與指揮濟南戰役，在促使國民黨軍吳化文部隊起義中，做了大量工作。淮海戰役中，是中共總前委成員之一，參與戰役的組織和指揮。1949年2月任第三野戰軍第一副政治委員，4月兼任第7兵團政治委員，指揮第7、第9兵團強渡長江，進軍浙江。同年5月杭州解放后，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浙江軍區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第三野戰軍暨華東軍區副政治委員。1952年起，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三書記、代理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土地改革委員會主任和治淮委員會主任，江蘇省人民政府主席，華東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

1954年12月後，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兼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主任、中央財經小組副組長、國務院副總理兼農林辦公室主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

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鬥爭。是中共第八屆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委員（1958年增補），第十、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四、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82年被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1983年9月30日在北京病逝。

在井岡山時期，譚震林到新成立的紅四軍四縱隊擔任政治部主任，毛澤東問他：“四縱隊靠什麼起家？”譚震林很風趣地回答：“把政治上堅定、打仗勇敢的人提拔起來，把這方面不合格的人撤下去，四縱隊不就有戰鬥力了嗎？”他是這麼說的，在實踐中也是這麼做的。早在1927年11月，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紅色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府成立，譚震林是縣政府主席，韓偉是警衛排長，負責縣政府警衛工作，他倆時常在一起。原來韓偉參加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和葉挺獨立團，攻打過汀泗橋、賀勝橋和武昌城。譚震林在獨立團攻打攸縣時，主動為獨立團帶路送飯，組織架設浮橋，曾受到團領導讚揚。韓偉被譚震林那種謙虛認真的態度所感動，越發尊重譚震林，而譚震林也非常信任韓偉，他們之間的感情越來越深。

1929年，由於紅四軍在一次戰鬥中失利，前委機關和軍領導險遭不幸，為加強前委的保衛工作，毛澤東親自指派譚震林組建主要負責警衛工作的混成大隊，併兼任大隊黨代表，譚震林立即舉薦韓偉擔任該大隊副大隊長。1930年，譚震林擔任紅十二軍政委，不久，就把韓偉從團長提拔到師長，1931年底，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指令韓偉代表紅十二軍指戰員從朱德手中接過綉有“沉著殺敵”四個大字的軍旗，可見譚震林對韓偉的信任程度。1932年成立福建軍區，譚震林先是擔任軍區政委，后又改任司令員兼政委，不久，把韓偉提升為軍區參謀長。在短短4年時間裡，韓偉連升三級。紅軍主力長征后，譚震林領導留在閩西的紅軍開始了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1936年，他到郎車組織領導岩南漳邊區人民開展游擊戰爭，當時，陳戊己剛入黨，本來準備跟隊伍上前線的，譚震林到郎車后，時常叫他去辦一些事情，每次他都圓滿地完成任務，得到了譚震林的信任。

當郎車需要選一名共產黨員的交通員時，就把陳戊己留在地方擔任了交通員。剛開始陳戊己想不通，認為在後方不能打敵人，報不了家仇國恨。譚震林發現陳戊己的情緒后，主動又嚴肅地對他說：“黨的交通員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當的，一定要是共產黨員來當。戊己同志，黨組織選拔交通員是經過嚴格考察和審查的，要求不是一般的。作黨的交通員需要根子正，出身好，思想覺悟高，立場堅定，對黨對革命事業忠誠，不怕艱難困苦，不怕個人犧牲。做到人在文件在，寧可犧牲自己，決不能讓文件落到敵人手裡。即使被敵人捕住，刀子按在你的脖子上，也得死死保住黨的機密。要懂得黨的交通員肩負重任，黨的機密就是黨和紅軍的生命，關係到革命事業和戰鬥的成敗。干交通員工作，非同小可啊！干這項工作是非常光榮的，也是非常艱苦的，是要隨時準備犧牲的呵！”聽著聽著，陳戊己被深深地打動了，也受到很大的教育，連連點頭，斬釘截鐵地說：“請首長放心，我陳戊己不是河邊柳牆頭草，決不辜負黨的期望。請首長看我的行動吧！”臨走時，譚震林站起來緊緊地握著陳戊己的雙手，情深誼長地說：“好同志，你是共產黨員，要聽從黨的安排，眼下組織需要你，你暫時不到前線去，要安心留下來當交通員，這是黨對你的信任，我們相信你會想通的！”以後，譚震林又多次找陳戊己談心，鼓勵他好好學習，並告訴他怎麼才能當好交通員，笑著對他說：“一個好的交通員不但要政治立場堅定，思想品德好，對黨對革命事業有一顆赤誠的心，還要有機警勇敢的精神，臨機應變的本事，妥善處理危機的能力。”從此，陳戊己始終牢記譚震林的教導，不管是送情報，還是做其他工作，都出色完成任務，沒有辜負譚震林的期望。

在無錫縣甘露地區盤踞著一支以楊筱南為首的國民黨游擊隊。楊筱南這個人見風使舵、反覆無常。抗戰初期，他曾拉起游擊隊救護過國民黨傷員，也曾炸過外鐵路阻止日軍進犯，還打死過日本兵。1939年，楊部曾被葉飛收編為“江抗”獨立第4支隊。可葉飛領導“江抗”西撤後，楊筱南便翻了臉，投靠國民黨第3戰區司令冷欣。1940年7月，他還把我插入楊部工作的共產黨員膝宵吊在樹上，親自揮鞭抽打，以示與“江抗”勢不兩立。

8月的一天，楊筱南一反常態，備好美酒佳肴，邀請譚震林赴宴，說有要事相商。夏光同志機警地勸告譚震林說：“不要去，說不定這是擺的‘鴻門宴’哩!”譚震林沉思一會兒鄭重地說：“老夏，楊筱南對日軍沒有妥協過，這是我們爭取他的一個重要機會。像他這樣的人，我們不去做統戰工作，把他爭取過來，他就會死心塌地倒向國民黨。既然他請我赴宴，就是他擺‘鴻門宴’，我也要去闖一闖！不過，”譚震林將話鋒一轉，“我們也要提防他。你讓部隊駐在甘露鎮附近，再帶上七個精明強悍的警衛員，見機行事。”次日上午，譚震林帶著夏光、溫玉成以及凌伯泉等七八個警衛員直赴楊筱南的深宅大院。只見大院四周，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哨兵荷槍實彈，刺刀閃著寒光。突然，從大廳里走出一個彪形大漢，向譚震林迎來，滿臉堆著笑，連聲說：“今日我楊某有幸，諸位大駕光臨，蓬蓽生輝。請！譚司令，請入座。”“楊司令有請，盛情難卻，我們不得不來。”譚震林風趣地說著，雙目環顧四周。大廳正中，已擺好兩張八仙桌，桌上大盤小碟，盛著雞鴨魚肉，還有芳香四溢的佳釀美酒。“有酒助興，我們邊吃邊談吧。今日英雄聚會，人生難得幾回醉，來，譚司令，我們喝酒。”楊筱南高高舉起酒杯，等待譚震林站起身來碰杯。“且慢，眼下國難當頭，敵情迫在眉睫，我們應以抗日大事為重。酒嘛，談好后再喝不遲。”譚震林沉穩應對。楊筱南放下酒杯“突然襲擊”道：“貴軍言而無信，我等難以心服。你們以合作抗日之名，行吞併收編之實。‘江抗’東進，把我楊某數百抗日武裝席捲而去。譚司令，這事你一定早有所聞吧？”譚震林不慌不忙地繞了個彎子問道：“楊司令，你本是地方商賈，拉起武 裝，又為哪般？”“打鬼子，保家鄉。”楊筱南脫口而出。“‘江抗’早把地方武裝組織起來，開赴抗日前線，難道不是打鬼子嗎？既然都是為了抗日，又何必分彼此？楊司令是一個深明大義的人，為什麼心甘情願的事，突然反悔，耿耿於懷呢？”譚震林步步緊逼，“這不是被人挑唆吧？”譚震林一語擊中楊筱南要害，“合作抗日嘛，應該一如既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我們‘江抗’是不會幹出這種事情的。”楊筱南一時語塞，滿臉漲得通紅，支支吾吾地說：“這——這麼說，你譚司令同葉司令一樣，看中了我楊某這支武裝，意在吞併!”說罷，他猛然拔出手槍，“啪”的一聲，重重地拍在八仙桌上，一隻酒杯被震落在地，砸得粉碎。大廳氣氛頓時緊張起來，楊筱南的衛兵劍拔弩張，只等上司一聲令下。譚震林毫不退讓，“呼”地站起，溫玉成、夏光和跟隨的警衛員也一齊亮出武器。“譚司令，我直言相告，我楊某帶出來的部隊不是吃素的！‘江抗’欺人太甚，楊某決不手軟！”楊筱南繼續威脅道。“楊司令，請你聽明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楊司令敢先發一槍，‘江抗’就有來有往，奉陪到底。趙北、丁松林部就是你楊某的歸宿！”譚震林憤怒斥責。不過譚震林又緩和下來，繼續說：“如果‘江抗’真的要欺侮你，我們還會來甘露拜訪你這司令嗎？我們從來是以誠相待的，難道我們能幹出互不信任、自相殘殺的蠢事嗎？！”譚震林入情入理的一席話，使楊筱南陷入沉思。這時，一個哨兵慌慌張張地走進大廳在他耳邊耳語：“甘露鎮到處埋伏‘江抗’部隊。”楊筱南聽到這裡，張大嘴巴，在心裡“啊”了一聲，頓時癱軟下來。“算啦！”楊筱南暗地思量，“事到如今，何必以卵擊石；譚司令親自登門，總算給我楊某留點面子。”在民族正義和武裝壓力面前，楊筱南只得同意和“江抗”互不侵犯，共同對敵。

1941年蔣介石卑鄙地發動了“皖南事變”，開始了大規模的反共行動。針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卑劣行徑，譚震林在黨中央的領導下率部進行了堅決的反擊，其中黃金山三戰三捷，就是在“皖南事變”以後的關鍵時刻進行的，它有力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囂張氣焰，揭露了頑固派的無恥讕言，提高了我軍的士氣，為堅持江南抗戰的勝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批評是多種多樣的，有和風細雨式的，有疾風暴雨式的，也有不痛不癢的。當然還有那種是批評了你還叫你心裡熱乎乎的……

面對各種各樣的批評人們的表現也是千奇百怪的。一觸即跳者有之，聽了不改者有之，虛懷若谷者有之，文過飾非者有之，推諉責任者也有之。因此，有人說，面對批評，最能看出一個人的品格。

“譚老闆”（當時人們對華野東線兵團政委譚震林的俗稱）對批評有一套自己的見解。他曾說：“對來自上頭的批評，你要敢攬起來。對來自下級的批評，你要能聽下去，要當下級幹部的‘出氣筒’。”這是“譚老闆”的經驗之談。

這句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兒。且看“譚老闆”如何表現——昌維戰役打響以後，為配合作戰，政治機關起草了《昌維戰役政治工作指示》和一個瓦解敵軍的電報。起草和發出文件的用意自然是很好的，想儘快讓昌維的敵人投降。可問題就出在這后一份電報上。這份電報主要是講對敵方人員的寬大政策，提出該地區的國民黨黨政軍各類人員一律“既往不咎”，立功可以受獎等……電報發出時，兵團政治部還把這個內容印成了傳單，在下邊縱隊開展了對敵廣播。隨著電波，這個消息被傳了很遠很遠。消息傳到中央大本營，第二天就有了反映。一份措詞嚴厲的批評電報，傳到了兵團機要室。

電徠報明確指出：對罪大惡極分子和其他敵方人員不加區別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是直接違反我黨政策及人民解放軍宣言“首惡者必辦”一項規定的……最終將是一種欺騙！兵團政治部接到電報之後，氣氛頓時緊張起來了。這是中央明令批評——這種事情在華野東線兵團是很少見的。大家很快想到了要“追究”責任——戰爭年代是很講責任的。一個命令，一個電報的差錯，往往就會造成多少人的犧牲。因此權力和責任是緊密相聯的。中央要“追究責任”的消息傳出后，政治部門的一些同志心情十分沉重。他們私下議論著，認為這次處分輕不了，說不定要給有關同志黨內嚴厲處罰。起草電報的同志們更是悶悶不樂，寢食不安。兵團政治部主任謝有法同志深感責任重大，立即收回傳單，停止對敵廣播，以挽回影響，同時準備向中央檢討。

由於受到中央的嚴厲批評，這件事兒在兵團來說算件大事，因而只要一開會就會提到它。這天，兵團各部門的首長都在場，人們沉默了一陣又提起了這份電報。謝有法說：“電文是我們政治部起草的，我們當時沒有考慮到‘最終將是一種欺騙’，我們犯了錯誤，要向中央檢討。”

“譚老闆”此時站了起來，擺擺手說：“你們檢討什麼？電文是經我簽發的，由我個人向中央作檢討，不要你們負責。”此時的“譚老闆”是華野副政委兼東線兵團的政治委員，他說此話時的語氣是平緩的，也是沉重的。有人說：“這事兒不該譚政委寫檢討，是誰的責任就是誰的責任。”“譚老闆”說：“我簽發的，就是我的責任。”

此時人們還不知道，譚震林已經給中央寫了檢討，電報早已擺到了中央領導同志的案頭。他深刻檢討了自己的錯誤，沒有一句責怪下面的話。更沒有把責任往別人身上推。這件事，使謝有法等同志對“譚老闆”肅然起敬。因為在他們中有的人，就遇到過那樣的領導，有了戰功搶著上，出了問題一推六二五，甚至還倒過頭來整下級的……

人們說：“多虧了譚政委，要不，我們可是吃不了，得兜著走了。”

譚震林有自己的理論。他認為：上級的批評，我不承擔，要下級承擔，下級還怎麼跟你打仗？這不是“護犢子”，這是作為一個主管幹部應具備的素質。不承擔責任的主官，絕不是好的主官。我承擔了責任，中央無非批我一頓，像我這樣久經風雨的人，挨頓批評還不像吃家常便飯。要推給他們，那他們可是真的受不了喲！

新中國成立初期，譚震林擔任第一屆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省政府主席和中共華東局第三書記。分別20多年的幾個弟弟聞訊后先後都與哥哥接上了頭。老四譚雲，解放前被抓壯丁在國民黨軍隊幹了10多年，1949年杭州解放時他隨部起義，所以第一個見到了兄長。在各自介紹了曲折的經歷后，譚震林根據弟弟的實際情況介紹他到一家工廠當工人。弟弟不幹，硬要纏著哥哥要去公安部門去當幹部。譚震林嚴肅地說：“老弟，你要明白，共產黨不同於國民黨，不再是朝中有人好做官了，你在舊軍隊搞了那麼多年，難免沾染了一些壞習氣，去工廠當個工人，通過勞動可以洗刷一下舊思想。當幹部肯定不行，當公安幹部更不行！”譚雲見當官的要求沒有答應，很不高興地離開了省政府機關，回去以後又和軍管會的同志大吵起來。軍管會的領導向譚震林作了彙報，譚震林拍案而起，命令：“你們回去把他關起來！”軍管會遵照譚震林的指示，果真把譚雲關押。釋放后，仍按譚震林的意見把他安排在某廠當工人，一直到退休。

也是1949年冬，弟弟譚樂春專程從老家趕到杭州，一方面去看看近20年未見面的哥哥，另一方面想通過哥哥搞點本錢，開個礦，把家裡搞富一點。沒料想遭到譚震林的嚴厲訓斥。事後，譚震林又和風細雨地耐心開導譚樂春：“我是當浙江省的主席，不是我們譚家祠堂的主席，我要為了廣大人民謀利益，不能只為自己的家，自己的兄弟！現在解放了，沒有壓迫和剝削，只要你自己發狠勞動，暫時的困難是可以克服的。”譚樂春覺得老兄的一番話很有道理，春節后便告別兄長回到老家照舊經營著一個小商店。公私合營后，他一直在百貨公司當營業員。

家在農村的七弟譚德生，限於經費困難，沒有去浙江，只是在1950年初給兄長去了一封信。譚震林及時回了信，他寫道：“希望你和全家人聽從當地政府的安排，積極參加減租反霸鬥爭，為徹底剷除農村的封建而努力。”按照兄長的意思，譚德生在土改中成了積極分子，以後當上了鄉黨委書記。

他為人耿直不阿，在1967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帶頭“大鬧懷仁堂”，和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等老同志一起，同陳伯達、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中央文革”一伙人進行了英勇的鬥爭，被誣為“二月逆流”的主將。2月16日，譚震林向張春橋、姚文元提出向上海有關群眾組織打招呼，保陳丕顯，張春橋託詞要同群眾商量，當場拒絕。譚震林氣憤地說：“什麼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嗎？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這是形而上學。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蒯大富這些人是什麼東西，就是反革命嘛，搞了個‘百丑圖’，這些傢伙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這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任何一次。”說完后表示，即使坐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當時他的確很激動、很堅決，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他說：我一生三不應該，第一我不應該活這麼大歲數，看著國家這麼亂我心痛。第二我不應該參加共產黨。第三我當年不應該跟毛澤東去井岡山。江青說：你敢再說一遍嗎？馬上給毛澤東掛電話，說譚震林是這麼說的，毛澤東讓譚震林接電話，說譚震林你說這話什麼意思啊？你不上井岡山，井岡山是我請你去的嗎？當時井岡山上譚震林跟朱德毛澤東並列三駕馬車。毛澤東說你不加入共產黨你可以退出嘛！你不活這麼大歲數不也活了嗎？你現在也可以不活嘛！此後，譚震林即蒙受不白之冤，身處逆境。

對於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一伙人打倒老幹部的企圖和篡奪黨、國家和軍隊領導權的野心，譚震林是有思想準備的。但是他對於自己是有信心的，屬於“主席反覆說要保”的老幹部。經過考慮，譚震林曾於3月份幾次寫信給毛澤東，要求接見自己，以便彙報意見，使毛澤東直接聽到老同志的呼聲。譚震林還讓秘書幫他準備彙報材料，充滿信心地告訴身邊工作人員：“到了毛主席那裡，非把‘中央文革小組’這些人的問題，都抖落出來不可！”但是由於種種原因，譚震林要求毛澤東接見的願望並未實現。直到五一上了天安門城樓，譚震林才見到了毛澤東。但是單獨向毛澤東彙報的願望，卻再一次落空了。在譚震林等待毛澤東接見的同時，江青和“中央文革”已經準備徹底打倒譚震林了。1967年8月19日下午，在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安排下，人民大會堂召開了所謂“萬人大會”。周恩來不顧被林彪、江青誣為“二月逆流總後台”的困難處境，儘力保護譚震林等老同志。他在會前規定了不準掛“打倒”的大標語，不準喊“打倒”的口號，不準搞武鬥等“約法三章”，並對主持批鬥的人嚴正地指出：必須遵守，不得違反！

但是，批鬥會的主持人口頭上答應，實際上卻另有打算。周恩來臨時有事要離開一會兒，臨走時再三強調要文斗不要武鬥。但周恩來剛一離開，會場的批鬥就不斷升級，甚至對譚震林拳打腳踢。就這樣，批鬥從中午12點開始直斗到下午4點多鐘。譚震林被警衛人員架著，才返回了中南海家裡。譚震林後來向有關人士描述當時的心情：“這件事，我永生都不能忘，是對我人格的侮辱！”

1967年秋天，南京軍區政治部的一位幹部，給“中央文革”寫來一封揭發信，說譚震林1932年被國民黨逮捕，關押在蘇州反省院。她在信中將譚震林在反省院的化名叫什麼，關押多長時間，供了什麼等等，寫得有板有眼。

江青接到這封信，喜出望外，信在文革小組傳閱后，轉給了周恩來。毛主席和林彪同意立案審查譚震林被捕問題。1967年11月中旬，譚震林的立案報告轉給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二辦公室饒漱石專案組，要他們負責審查清楚。12月份，成立了“譚震林專案組”，進行所謂的“調查”。

審查小組的同志經過幾個月的外調，反覆核實，弄清了譚震林的歷史上各項重要細節，終於完全證實譚震林1932年在江西中央蘇區任紅十二軍政治委員，一直沒有離開過蘇區，根本沒有被捕過，自然，也就不存在關押在蘇州反省院一說了。說譚震林是叛徒，毫無根據。

1968年3月21日，在康生、陳伯達、江青、姚文元等人接見江蘇省革委會“赴京彙報團”和以中央名義辦的“學習班全體學員”時，江青公然宣布：“我們有確鑿的證據，譚震林是個大叛徒！”3月24日晚，江青在中央召開的駐京軍隊團以上幹部萬人大會上，氣急敗壞地連呼了三句口號：“打倒譚震林！打倒譚震林！打倒譚震林！”她用右手高舉著一個檔案袋，向台下聽眾大聲說：“我之所以有氣，一、我曾經保過他；二、現在我們有確鑿證據，譚震林是個大叛徒。”說完，她又將檔案袋向大家晃了晃，示意證據就在她手裡拿著。江青這一宣布，頓時激起到會的不明真相的人的激憤，整個大廳被一片口號聲籠罩著。康生也謾罵道：“譚震林這個叛徒，這個‘二月逆流’的黑幹將，竟敢向黨威脅，在會議上他要猖狂進攻，並且聲明，砍掉他的腦袋，坐牢，他也要鬥爭到底。他這個反革命的氣焰多惡劣！”

對於康生、江青之流的誣陷，許多從井岡山時期就和譚震林一起工作過的老同志並不相信。肖克質問道：“說譚震林是‘叛徒’，請把他‘叛變’的時間、地點，‘投降’敵人的哪個部隊、交了多少槍給敵人等情況，詳細講一講。”

當審查小組的同志在人民大會堂親耳聽到江青大聲宣布：譚震林是個大叛徒，並說有確鑿的證據時，他們大吃一驚，還真的以為她掌握著什麼新的材料，過幾天必定會轉給專案組的。誰知大會過後，直到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垮台，江青也未能拿出什麼“確鑿的證據”來。後來，專案組的同志弄清，原來江青在大會上宣布的所謂“有確鑿的證據”，只不過是她看過的那封檢舉信而已。

繼陶鑄之後，譚震林成為又一個全國性的重點“打倒”對象。那時，譚震林一家還住在中南海慶雲堂二院。就在離譚家二三百米處的中南海西大門口，安了大喇叭，日夜廣播所謂譚震林炮打“中央文革”等“罪狀”，高喊“打倒譚震林”的口號。1967年4月4日，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一夥造反派衝進譚家，進行了抄家，並把譚震林的子女逐出了家門，六個子女被一個一個地逐出了北京城。造反派還把譚震林的夫人葛惠敏單獨押走了。從這天起，中南海原來的家裡，只剩下譚震林一個人，在所謂“專案組”派來的警衛人員監管下單獨生活。

“譚老闆”稱謂的來歷

1940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東南局和新四軍軍部發電給中共江蘇省委稱：現為加強東路工作，已調譚震林同志去組織軍政會，以統一黨軍指揮，不日出發。

這份只有幾十字的電報，引出了許許多多的故事。

當時，譚震林正在安徽省的涇縣。他的妻子田秉秀（葛惠敏）已經是懷孕9月有餘，眼看就要臨盆。軍令如山倒，妻子一邊為他整理行裝，一邊抹眼淚。他只能安慰說：“你放心，我很快就會回來的。”

妻子理解他，他也很為自己不能在妻子身邊而感到內疚——這畢竟是新婚剛一年，而且是自己第一次做父親啊！

“你身體不好，自己要注意。”妻子囑咐他。他患肺病尚未痊癒，還不時咳嗽。

譚震林沒有時間兒女情長，他匆匆告別妻子，乘著月夜上路了。

此行的目的地是“東路”，即津浦路東段的“蘇太常”、“澄錫虞”地區（蘇州、太倉、常熟、江陰、無錫一帶的簡稱）。

堅持蘇南抗戰，是有著重大戰略意義的。它西有日本侵華派遣軍司令部及汪偽政府所在地南京，東臨早已淪陷的上海市，中間是國民黨江蘇省政府所在地蘇州。要在這一帶發展抗日武裝，堅持抗日鬥爭，確實責任重大。

為了確保安全，譚震林和隨行人員都進行了一番偽裝。譚震林化名林俊，身份是上校銜的國民黨“三戰區參謀主任”。“從今以後，誰再叫出譚司令，我就不客氣嚕！”譚震林這樣說。

他的兩個警衛員，一個化裝為馬夫，一個是挎盒子槍的。而隨行的廖海濤化名廖濤，是林俊的“秘書”，俞炳輝化名張德標，職務是“侍從副官”。

他們用特殊手段，製作了通行證，堂堂正正寫好，去東路“檢查工作”。這個“國民黨三戰區”的“檢查小組”，行色匆匆，奔走在皖南到江蘇的路上。行程是異常艱辛的。從皖南到蘇南，本來並不算遠的路程，走了整整18天。到達新四軍江南總指揮部水西村后，他們稍事停留，又匆匆趕路。

此時，譚震林的衣著打扮已經是“鳥槍換炮”了。——雪白的襯衣，毛料西褲，外披嗶嘰長衫，頭頂黑色禮帽。走路時前呼後擁，儼然一派“大老闆”的神氣。這還不夠，他還借用延陵鎮一家綢布店老闆的名字搞了良民證，證上的名字是：李明。

譚震林甩甩衣袖，對同行的同志說：“我走幾步，你們看看，像不像老闆！”說完，邁起四方步，把肚子挺一挺，搖搖晃晃，逗得人們大笑不止。

“笑什麼？像，還是不像？”

“像是像，就是有點太擺架子。”

“不擺架子怎麼行，我看很像。”

……

同行的吵吵鬧鬧，譚震林卻說：“像不像三分樣。我盡量擺出老闆的樣子，有什麼破綻，你們替我彌補著點。”

“老闆”的正式稱謂，自此而始。直到全國解放后，連毛主席見了他也叫他“譚老闆”。

偉大的淮海戰役

1948年11月，中共中央軍委決定由鄧小平、劉伯承、陳毅、粟裕、譚震林組成總前委，鄧小平為書記，統籌與指揮華東、中原兩大野戰軍。華東野戰軍16個縱隊、中原野戰軍7個縱隊和地方武裝共60萬人，於11月6日發動淮海戰役。

遼瀋戰役后，國民黨統帥部為避免徐州之部隊重蹈衛立煌集團全軍被殲的覆轍，決定將劉峙集團主力收縮到津浦路徐州生蚌埠段兩側，採取攻勢防禦阻止解放軍南下，必要時放棄徐州，憑藉淮河抗擊，確保南京、上海。以徐州為中心的國民黨部隊有5個兵團、共約80萬兵力。

1948年11月8日，國民黨第59軍、77軍，在第三綏靖區副司令何基灃、張克俠率領下，在淮海前線駐地台兒庄地區舉行起義。第59軍、77軍原為馮玉祥西北軍舊部。張克俠、何基灃皆為中共地下黨員。為組織起義，周恩來與葉劍英曾分別對張克俠和何基灃做過指示，經過張、何二人的工作，該部在淮海戰役開始前已做好了起義准齋。同年11月6日，戰役打響。8日凌晨，何基灃、張克俠等人宣布起義，下午該部按計劃撤出防地，向運河北岸開進。9日，起義部隊從台兒庄一線北渡運河。10日進入嶧縣解放區。張、何起義為解放軍創造了全殲黃伯韜兵團的有利條件。

11月11日，美軍副參謀總長魏德邁與同民黨代表、民社黨的蔣勻田1948年在華盛頓研究中國戰場形勢，為蔣軍設計了一個防守方案，他對著中國地圖說：“如徐州失守，惟有退保中國東南與台、澎地區。照地理的形勢說，自福州至昆明三角地帶，較易防守，所以我劃一條代表戰略地帶的紅線。惟四川省的經濟價值甚高，不應輕易放棄，所以我劃一條虛線，以為試守之計。”“現在美國海軍尚固守青島基地，目的即在支持平、津三角地帶傅作義的守軍，使能牽制中共軍隊，不能即刻大批南進，盼拖長時間，以便布置防守東南半壁的戰略基地。”

11月22日，蔣軍第七兵團司令黃伯韜，在淮海戰役碾庄戰鬥中被解放軍擊斃。黃伯韜祖籍今廣東梅州市梅縣區，1900年生於天津，1918年入陸軍第九混成旅學兵營，后又進江蘇軍官教育團第五期學習。歷任營長、師參謀長、副旅長、師長、軍令部高參、軍長等職。孟良崮戰役時，任第1兵團第4縱隊司令，74師被全殲，受到“撤職留任”的處分。在蘇北和豫東作戰中頗為努力，博得了蔣介石的信任。9月，升為新組建的第7兵團司令，所部被解放軍包圍於碾庄地區，全軍覆沒。

1948年11月29日，正當雙堆集地區的戰事緊張進行之際，國民黨第85軍110師5000餘人，在師長廖運周率領下，舉行戰場起義。110師原為馮玉祥西北軍舊部，廖運周是中共地下黨員。淮海戰役開始后，110師所在的第12兵團於11月24日被解放軍包圍在安徽宿縣雙堆集地區，廖運周和其他中共地下黨員決定乘突圍之機舉行起義，並把起義計劃和有關軍事情報通知了解放軍。28日，廖運周向全師宣布了起義計劃。29日，110師按解放軍事先指定的路線開到解放軍的陣地上，起義成功。這一行動打亂了黃維兵團的突圍計劃，使其全部被殲。

向徐州西逃的杜聿明所部3個兵團，被華東野戰軍11個縱隊包圍於永城東北青龍集、陳官莊地區，並將其突圍的孫元良第16兵團殲滅。1949年1月6日，華東野戰軍對青龍集、陳官莊地區被圍之敵發起總攻，經4日戰鬥，全殲第2兵團、第13兵團，活捉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擊斃第2兵團司令邱清泉。戰役至10日勝利結束，歷時65天，消滅國民黨軍5個兵團和1個綏靖區的部隊，計22個軍56個師（內有1個半師起義），共55萬餘人。此外擊退由南京方面來援的第6、第8兩個兵團。至此基本解放長江以北的華東、中原地區，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已處於解放軍直接威脅之下，國民黨統治集團已陷入土崩瓦解狀態。

百萬雄師過長江

中共中央軍委決定以百萬大軍發起渡江戰役，奪取國民黨的政治經濟中心。1949年2～3月，中共中央軍委依據向長江以南進軍的既定方針，命令人民解放軍第二、第三野戰軍和中原、華東軍區部隊共約100萬人，統歸由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和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毅、副司令員粟裕、副政治委員譚震林組成的總前委（鄧小平為書記）指揮，準備在5月汛期到來之前，由安慶、蕪湖、南京、江陰之線發起渡江作戰，殲滅湯恩伯集團，奪取國民黨政府的政治經濟中心南京、上海以及江蘇、安徽、浙江省廣大地區，並隨時準備對付帝國主義可能的武裝干涉。同時決定，第四野戰軍以第12兵團部率第40、第43軍約12萬人組成先遣兵團，由平（今北京）津地區南下，歸第二野戰軍指揮，攻取信陽，威脅武漢，會同中原軍區部隊牽制白崇禧集團，策應第二、第三野戰軍渡江作戰。

茶陵湖口遇恩人

譚震林，1902年出生於湖南攸縣；1926年10月，譚震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翌年1月，他被推選為攸縣總工會宣傳幹事，不久增選為攸縣地執委宣傳委員。這年11月27日，在毛澤東率領的紅軍幫助下，根據地第一個縣級工農兵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府成立，譚震林被推選為主席。年底，湘敵第八軍向茶陵進攻，因寡不敵眾，譚震林帶領赤衛隊及政府工作人員撤出縣城追趕部隊。在湖口，赤衛隊團長陳皓企圖叛變，遭到譚震林嚴辭批駁。正當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毛澤東帶人趕到這裡，處理了陳皓一夥叛變投敵分子，並作了入情入理、激人奮發的演說。譚震林等二百多人當即要求入伍，后被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團第二營。這是譚震林第一次見到毛澤東，也是他與毛澤東情誼的開始。

井岡山上指路燈

1927年底，譚震林跟隨毛澤東上了井岡山。毛澤東對譚震林說：“你去開闢寧岡、永新交界的工作。”

“這工作怎麼個開展好？”譚震林帶著為難情緒向毛澤東請示。“你看著干。”毛澤東回答。譚震林就這樣接受了任務。從此，譚震林每當接受新任務時，無論碰到什麼新問題，他總會想起毛澤東的這句話，也正是這句話，使譚震林在革命生涯中受益匪淺。隨後，譚震林奉命去湘贛邊界調查土地狀況，以便開展根據地的土地革命。毛澤東向他交代任務時，譚震林提出是否給些武器，毛澤東幽默地告訴他：“你到了山區，就會有梭標，就會有武器。”

譚震林進入山區后，用樸素的話語向貧苦民眾講道理擺事實，深深地打動了他們的心靈，群眾逐步發動起來。他把調查的情況向毛澤東寫信彙報。毛澤東指示說：“要深入地開展土地革命，健全組織，加強對土地革命的領導。”後來，譚震林在進行試點工作中，把全區的工作按宣傳、劃分等級、制訂方案、公布和徵求意見、分田到戶、登記造冊的六個步驟進行，這一做法得到大家的贊同，從而指導和推動了井岡山根據地的分田運動。

轉戰閩西情亦深

1929年2月，譚震林跟隨毛澤東、朱德、陳毅率領的紅四軍向贛南、閩西進發。一天正在吃早飯，突然聽到“噼噼啪啪”一陣響聲，起初還以為是過年放鞭炮，譚震林和江華仔細一聽，發現不對，原來是敵軍向紅軍包圍過來。危急時刻，譚震林急令警衛員速向毛澤東等領導報告，同時與陳毅、江華等監視敵人。朱德聞報后火速端起機槍，率警衛班與敵交火，護送毛澤東等人轉移。事後，毛澤東握著譚震林的手說：“要不是你及時發現並採取措施，紅軍可又要遭難了。”

紅四軍攻佔長汀，消滅了軍閥郭鳳鳴后，前委決定恢復政治部，毛澤東兼任主任，譚震林為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同年6月，紅四軍在連城新泉成立了4縱隊，譚震林任政委。這個縱隊有八百餘人，四百多支槍，大多數都是剛剛入伍的農民戰士，為了提高他們的軍事、政治素質，譚震林首先抓黨的建設，在幹部、士兵中發展黨員，在大隊、支隊建立支部和支隊委，縱隊成立了黨委。使幹部戰士的軍事、政治素質得到了快速提高。

遭受打擊不氣餒

王明為推行“左”傾路線，反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由此譚震林被撤消職務。毛澤東獲知真情后，對他說：“暫時遭受打擊，對革命的信念不能削弱，不要氣餒，要振奮精神，干好革命事業，要看到前途。”對黨無限忠誠的譚震林時刻以大局為重，1933年7月13日，他與周子昆率部隊協同彭德懷攻打敵十九路軍，晝夜追擊九十多公里，連打兩個勝仗；11月上旬，蘇區中央局派他帶一個營的兵力攻打佔領在清流縣的“刀匪”童子兵，他採取智取戰術，不費一槍一彈活捉三百多名敵兵。紅軍主力長征后，他又與陳毅、項英、張鼎丞、鄧子恢等留下堅持游擊戰爭，在艱苦卓絕的鬥爭中，出色地牽制了國民黨軍隊。

新中國成立后，譚震林被中央委派到浙江省任省委書記，這期間，毛澤東多次到浙江視察，看望老戰友。1967年5月1日，他受毛澤東邀請，同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登上天安門的城樓。

由於江青、張春橋等誣陷，譚震林被送往桂林。1972年，譚震林向毛澤東寫了信，請求回京治病，毛澤東當即批示同意。1973年，譚震林在毛澤東的關心下，恢復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生活待遇，並參加了黨的“十大”，被選為中央委員。1975年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對來自上頭的批評，你要敢攬起來。對來自下級的批評，你要能聽下去，要當下級幹部的“出氣筒”。

我簽發的，就是我的責任。

把政治上堅定、打仗勇敢的人提拔起來，把這方面不合格的人撤下去，四縱隊不就有戰鬥力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