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

1901年11月8日生於山西五台永安村。

1917年因貧困失學，當過雜貨店學徒。

1919年春考入山西國民師範速成班。

1921年畢業后曾在陽曲縣和五台縣河邊村任小學教員，均因向學生宣傳愛國主義、反封建思想，被校方辭退。9月被編入孫中山衛隊前往韶關參加北伐誓師。

1924年4月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后留校任排長。

1925年春，參加討伐軍閥陳炯明的第一次東征。後到國民軍第二軍第6旅任教官、參謀、團副等職。

1926年11月到武漢后，任南湖學兵團指導員。

192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4月任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隊長。曾率學生隊參加攻打叛軍夏斗寅部，后被派往張發奎部任司令部參謀。

1927年後，歷任工人赤衛隊第6聯隊隊長，中國工農革命軍第4師第10團黨代表，4師參謀長、師長等職。

1929年6月，被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派往鄂東北，先後任中國工農紅軍第31師副師長，中共鄂豫邊特委委員，鄂豫邊革命委員會軍事委員會主席。

1930年春，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副軍長兼第1師師長。

1931年初，第一軍與第十五軍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任軍參謀長。協助軍長曠繼勛等指揮部隊連續挫敗國民黨軍對鄂豫皖蘇區第一、第二次“圍剿”。7月，任第四軍軍長。11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兼第四軍軍長。組織指揮了一系列戰役，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鄂豫皖蘇區的第三次“圍剿”。

1932年10月，由於敵人強大和張國燾戰略指導的錯誤，鄂豫皖紅軍未能打破國民黨軍的第四次“圍剿”，紅四方面軍主力2萬多人被迫撤出鄂豫皖蘇區，開闢川陝革命根據地。

1933年11月至1934年8月，指揮所部參加抗擊國民黨軍20多萬人的川陝蘇區反“六路圍攻”。

1934年2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

1935年6月，第一、四方面軍會師后，被任命為紅軍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曾獲金質紅星獎章。

1936年7月，第四方面軍與第二方面軍會師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8月，再次率軍北上，指揮了通（渭）庄（浪）靜（寧）會（寧）戰役。會寧會師后，中央軍委指示，第四方面軍一部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11月，奉軍委命令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西路軍總指揮。

抗日戰爭爆發后，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洛川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被選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1937年8月，任八路軍第129師副師長。

1938年4月，率第129師和第115師各一部進入河北省南部，創建冀南抗日根據地。

1939年6月到山東，任八路軍第一縱隊司令員。

1942年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副司令員，後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代理校長。

1945年，先後任晉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華北軍區副司令員兼第一兵團（后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1948年3～5月，指揮臨汾戰役，以大部分新組建之部隊，攻克設防堅固的臨汾城。6～7月指揮晉中戰役，以6萬兵力殲國民黨軍10萬餘人，解放縣城14座。

1948年10月到1949年4月初，帶病組織指揮太原戰役，任太原前線司令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共太原前線總前委書記。

1949年10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1954年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和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65年起，任第三、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66～1987年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參與領導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和國防建設。

1966～1976年期間，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鬥爭。

1978～1980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

1983年6月～1988年4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副主席。他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二屆中央委員，第八屆（十一中全會補選）、第十一屆、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徐向前，字子敬，1901年11月8日出生於山西省五台縣的永安村。它位於滹沱河北岸，原名薄家村。他的父親徐懋準是清末秀才，母親趙金鑾，是一位典型的家庭主婦。徐向前在母親身邊長大，伴隨著母親勞動，母親也就成為他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師。徐向前的母親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勤勞善良，平素積德行善，她那賢惠、助鄰的行為深深地影響著兒時的徐向前。兒時，他幼小的心靈雖然還理解不了那些難以捉摸的深奧的事理，但他從人與人的關係中認識母親，開始朦朦朧朧地意識到，人與人之間應該相互愛護、和睦相處。父親的行為同樣給徐向前以很大影響。他以父親為榜樣，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周圍的人。

少年時的徐向前讀了3年多的私塾，《詩經》還未讀完，就有了不讀“五經”的學校。1914年，他被送到東冶鎮沱陽高等小學校去讀書。他非常喜愛這所學校，在那裡，開始接受新事物。因家境不濟，兩年後徐向前又回到本村讀私塾。即便如此，徐向前的學業也未能繼續，一年後徐向前便結束了少年時期的學校生活。這對於一個渴望讀書的少年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輟學在家的徐向前在無奈之中過早地承擔起了成人的重擔。16歲至18歲，徐向前在河北省阜平縣書店裡當學徒，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份社會職業。兩年艱辛的學徒生涯，磨鍊了他頑強的意志和善於忍耐的品格。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間，他還閱讀了大量的中國古典小說，萌生了為國捐軀的雄心壯志，激發了學軍習武的濃厚興趣。

1919年3月，徐向前考入了山西國民師範第一期速成班學習，可以說這是他一生中“時來運轉”的第一步。給他帶來這次機遇的是中國歷史的大變革即辛亥革命后開始興辦貧民教育，也是與他一河之隔的“五台老鄉”閻錫山提倡“民智”、大辦教育。他在這裡不僅接受了較為系統的智力教育，而且受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從國民師範畢業后，徐向前本想一心一意當好教師，但是，世道同他作對，使他不能如願。

五台徐氏，文有繼畲，武有向前。五台徐氏是明初移民的產物，至第五世分為十股，徐繼畲本支為二股。子孫繁衍漸多，散居滹沱河兩岸建安、東冶、永安等十餘村，到繼畲已經是第十五世。最初累世力耕而食，到明末，這個家族已殷實到足以使部分成員讀書深造的程度。七世之後，才有人從文從武，漸成清門望 族。

據1934年徐永信等續修鉛印的《五台徐氏宗譜》，徐繼畲系第二股第十五世。徐向前元帥系第三股第十九世，譜名叫象謙，此名一直用到大革命失敗后才改為“向前”，但修譜者並不知曉，父親“懋淮，字次江，庠生。氏梁、氏趙，子二：受謙，象謙。”“受謙上尉科員，氏朱，字大亨”。“象謙字止敬，氏朱”。該譜卷七名秩譜中記載：“象謙，黃浦（應為埔）軍官學校”。其時，33歲的徐向前正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在川陝根據地與圍剿紅軍的國民黨軍隊進行殊死鬥爭。可見徐繼畲、徐向前是同族同譜，前者是後者的族高祖。徐帥晚年，多次聽取徐繼畲研究的情況彙報，為徐繼畲紀念館、徐繼畲研究會、徐繼畲全集等先後題字。筆者從北京圖書館發現龍夫威英文版《徐繼畲及其瀛環志略》后，徐帥很感興趣，讓秘書郭春福將軍借出閱讀。徐帥也是有世界影響的人物。他1990年逝世后，紐約時報於次日即發表了N.N.克里斯托夫寫的特稿《88歲的長征老兵徐向前逝世》。

1924年，在黑暗中求索的徐向前終於探出一條光明的大道來——成為孫中山創辦的黃埔軍校的第一批優秀學生，在革命征程上邁出了第一步。在黃埔軍校學習時期，徐向前接受了正規軍事訓練。按學程規定，一個月入伍教育，六個月正式教育，七個月後畢業。課程按典範論、各種條令外還有戰術、兵器、築城、地形和交通通信五大教程。七個月的學習，為徐向前後來在海陸豐、鄂豫皖、川陝以及以後戰爭中發揮軍事才能打下了堅實基礎。

黃埔軍校開學不久，徐向前參加了平定廣州商團叛亂的戰鬥。畢業留校期間，他和同學們一道參加了第一次東征。在東征中，徐向前第一次率兵作戰，看到學生軍中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不怕流血犧牲的英勇獻身精神以及彭湃同志領導的海陸豐農民支援東征軍的革命盛況，使他深受鼓舞。

1925年，徐向前告別了黃埔軍校，開始了他新的軍旅生涯。7月，他和白龍亭、趙榮忠、孔少林等來到了駐河南安陽的國民革命軍第2軍第6混成旅。在這支軍隊里，他目睹了軍閥貪污、吃空名額、軍紀敗壞的情況，感到非常失望。1926年，他追隨著廣州國民革命軍來到武漢。他從漢口走到武昌，看到標語滿目、歌聲震天，好一派革命的景象，又重新點燃了他內心革命的火焰。在這裡，他擔任了學兵團的一名指導員，不久又被任命為武漢軍校總隊政治大隊第一隊少校隊長。他常常利用工作之餘與活躍份子聚在一起，談理想，談志向，談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區別等。他先後閱讀了列寧的《二月革命》、《遠方來信》，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還有瞿秋白、魯迅的文章。徐向前從讀書、交談和爭論中，思想發生了飛躍，他終於認識到：三民主義救不了中國，國民黨多是一些官僚政客，昏庸無能，只有共產黨才是中華民族的希望，共產主義才適合中國的國情。1927年3月，在國共合作面臨分裂的嚴重關頭，徐向前選定了自己的奮鬥方向，由樊炳星、楊得魁兩同志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徐向前經歷了大革命的風風雨雨與廣州起義失敗的磨鍊后，在政治上愈加成熟、堅定。1929年6月，徐向前受黨中央派遣，到鄂東北任紅一軍31師副師長。紅31師轄四個大隊，300來人，幹部大多數是青年農民。領導這樣一個部隊，徐向前很注意發揮土生土長的“大老粗”的長處，從行軍打仗到軍民關係，處處以身作則，平易近人，和群眾打成一片。這樣，徐向前很快受到指戰員的愛戴。

徐向前剛到任不久，就遇上了敵人的三次圍剿。他總結了東江游擊戰的經驗，率領這支弱小隊伍同敵人周旋，避強擊弱，避實擊虛，多打小仗，積小勝為大勝，使“羅李會剿”、“鄂豫會剿”、“徐夏會剿”相繼被粉碎，紅31師在一次次戰鬥中得到鍛煉，逐漸成長壯大起來。通過三次反圍剿，基本上奠定了他的游擊戰術。1929年11月，在中共鄂豫邊第一次黨代會上，徐向前總結了海陸豐武裝鬥爭失敗的教訓和鄂豫邊鬥爭的經驗，和戴克敏、曹學楷等同志一道提出了《中共鄂豫邊關於軍事問題的決議案》。決議案規定了建軍和集中作戰、分散游擊、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等七項游擊戰術原則，對鄂豫邊紅軍的發展壯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30年春，徐向前升任紅1軍副軍長兼紅1師師長，他抓住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中原大戰的有利時機，率紅1師三次出擊平漢路，連克雲夢、光山、羅田等縣城，取得了三戰三捷三擴編的重大勝利。徐向前的威名從此在紅軍內部和敵人當中廣泛傳開。當地群眾曾編了歌謠，慶祝這些勝利：“平漢游擊五十天，三戰三捷三擴編，紅軍聲勢震武漢，革命烽火遍地燃。”

1931年初，紅1軍與紅15軍合編組成紅4軍，徐向前任軍參謀長，協助軍長曠繼勛指揮部隊接連挫敗國民黨軍對蘇區進行的第一、第二次“圍剿”，7月任紅四軍軍長。接著，徐向前與軍政委曾中生率部南下，一個月內連克英山、羅田、浠水、廣濟四城，殲敵七個多團。

1931年8月，蔣介石在對中央革命根據地周圍增兵的同時，又策劃對鄂豫皖區發動新的“圍剿”。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公然侵佔中國東北三省。在這國難當頭之際，蔣介石不顧民族利益，一面繼續與日本帝國主義妥協，一面聚集兵力蓄謀發動武裝進攻，圍攻革命新區。鄂豫皖人民在日軍侵佔國土之際，仍然面臨著國民黨反動派大規模的“圍剿”。

為了統一指揮，加強紅軍建設，準備大規模的作戰行動，中共中央決定由紅1軍和紅15軍組建紅四方面軍，下轄四個師、12個團，計3萬餘人。由徐向前擔任總指揮兼紅4軍軍長。1931年11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正式成立。那一天，當宣布徐向前任總指揮時，全場掌聲雷動，一片歡騰。年僅30歲的徐總指揮，穿著平整的灰布軍裝，檢閱了部隊，顯得雄壯威武。徐總指揮檢閱后發表了簡短有力的講話，指出：紅四方面軍的成立，是鄂豫皖蘇區紅軍進一步發展壯大的標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鄂豫皖蘇區人民和廣大紅軍指戰員四年英勇鬥爭的勝利成果。他號召全體指戰員，要團結一心，戒驕戒躁，為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而努力奮鬥。紅四方面軍的成立，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自然也是徐向前革命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從此，他的名字和紅四方面軍緊密聯繫在一起。不久，徐向前組織指揮了黃安戰役、商潢戰役、蘇家埠戰役、潢光戰役，殲敵正規軍近四十個團，紅軍發展到4萬餘人。

鄂豫皖紅軍力量的大發展，嚴重威脅敵人的腹心統治地區——武漢、南京等地，引起國民黨陣營的極大恐慌。蔣介石於1932年親自出馬，調集二十四個師30餘萬兵力，部署第四次“圍剿”，企圖一鼓蕩平鄂豫皖根據地。此時，張國燾等人積極推行王明的“左”的路線，拒不採納徐向前同志關於休整部隊、作好反“圍剿”準備的建議，而是強令紅軍南下圍攻麻城，進逼武漢。徐向前和紅軍被張國燾捆住了手腳，不能進行擅長的運動戰，而去強行攻堅。這樣就使紅軍陷入被動地位。紅四方面軍在兩個月作戰中，行程3000里，幾乎無日不戰。紅軍多次陷入險境，徐向前臨危不懼，指揮果斷，常常使紅軍化險為夷，轉危為安。1932年寒冬，紅四方面軍1.4萬餘人在徐向前總指揮的率領下，渡漢水，攀烏道，越秦嶺，戰寒風，翻越人跡罕至的大巴山，直下通江縣城，開創川陝革命根據地。

1932年2月中旬，蔣介石委任川軍副軍長田頌堯、總指揮孫震糾集三十八個團近6萬兵力，分三個縱隊，向川陝根據地發動了三路圍攻。在作戰的第一個月中，紅四方面軍收縮陣地，國民黨軍雖占巴中、南江兩地，卻付出了近8000人傷亡的代價，士氣大挫。紅四方面軍達到了遲滯和消耗敵人的目的。敵人經過一個月的休整、補充，不久又發動全線進攻。紅四方面軍在徐向前的指揮下，集中兵力，誘敵深入，放棄通江，退到通江以北地區。敵人竟以為紅四方面軍“潰不成軍”，再次展開全線進攻。紅四方面軍再次完成了收緊陣地的任務。此時，紅四方面軍集中主力部隊，在老林中開闢道路迂迴敵之側后，出其不意，一舉在余家灣擊潰敵人主力。經過戰勝敵人三路圍攻的勝利戰鬥，群眾的革命熱情空前高漲，到處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紅軍也得到了大大地補充，地方武裝也隨之建立起來了。

收緊陣地的戰法是徐向前的一個創新。它是一種有陣地依託的誘敵深入，是節節抗擊的誘敵深入。根據實際情況確定作戰方針，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辯證法。粉碎了敵人三路圍剿后，紅四方面軍在木門召開軍事會議，總結了粉碎圍攻的經驗教訓，並提出整編隊伍，加強隊伍，提高戰鬥素質，為粉碎敵人的新圍攻和發展川陝根據地作好準備。會後，紅四方面軍擴編為四個軍。徐向前任總指揮。

1933年11月至1934年8月底，紅四方面軍連續發起了三次進攻戰役，即儀南戰役、營渠戰役、宣達戰役，又一次粉碎了敵20餘萬人的六路圍攻，取得了殲敵8萬餘人的輝煌戰績。田頌堯等部受到了沉重打擊，川陝根據地進入全盛時期。

1934年，中央紅軍因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開始了戰略轉移。消息傳到紅四方面軍，領導人都深為震動。徐向前縱觀全國紅軍的處境，感到中國革命又處在一個嚴重困難的關頭。他期望中央紅軍行動順利，也為紅四方面軍的前景擔憂。川陝蘇區雖取得了輝煌的戰績，但經過十個月的戰爭消耗，徐向前和他指揮的紅軍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兵員、物力、財力短缺，大巴山下到處是荒蕪的土地，傷寒、痢疾等疾病威脅著人們的生命。在這樣嚴峻形勢下，徐向前果斷提出下一步的行動計劃，即依託老區，發展新區，以打擊胡宗南部為主要任務，奪取甘南成縣、康縣等地區，將川陝根據地發展為陝川甘根據地。徐向前提出更改戰略計劃，著眼於：川、陝、甘邊的胡宗南部戰鬥力較強，但同四川軍閥和陝南西北軍均有矛盾，處境孤立。該部又是蔣介石的“川陝會剿”的嫡系主力部隊；甘南等地位於漢水和白龍江流域，人口較多，也較富庶，利於紅軍擺脫眼前的物資和兵員問題；依託老區，向川陝甘邊發展，進退自由，迴旋餘地大，不致造成後方作戰的危險。

於是，紅四方面軍趁胡宗南部剛入川，立足未穩，先取廣昭，發動了廣昭戰役。同時，紅四方面軍為了配合中央紅軍的作戰，在嚴重關頭，徐向前率部隊強渡嘉陵江，衝破了“川陝會剿”的敵軍攔截，在川西懋功與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

兩軍會師后，徐向前忙於打開北進的通道，這時黨內出現了嚴重的分歧：張國燾不滿中央的北進方針，強令四方面軍南下。經勸說無效，黨中央率紅1、3軍團單獨北進，徐向前不忍目睹四方面軍一分為二，遂率右路軍隨張國燾踏上生死未卜的南下之路。在南下的歲月里，徐向前與朱德等同志同張國燾的錯誤路線進行了有理、有節的鬥爭，最後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張國燾不得不同意北上。1936年6月，紅二、四方面軍在甘孜地區會合后共同北上。10月9日，徐向前率部抵達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面軍會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勝利會師。此次會師，標誌著勝利結束了長征，在中國革命史上揭開了新的一頁。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為實現打通蘇聯道路之目的，奉中央軍委的命令，徐向前率紅軍第9軍、30軍、5軍強渡黃河，直取寧夏，后因蘇聯物援受阻，中央決定放棄取寧夏計劃，命河西部隊組成西路軍，徐向前任總指揮，伺機進取新疆，接應蘇聯外援。不久，西路軍於河西走廊遭反動軍閥“馬家軍”重圍，徐向前指揮西路軍孤軍奮戰四個月，終因彈盡糧絕，兵敗祁連山下。此次西征是一次無後方依託的孤軍征戰。徐向前率西路軍於河西走廊上上演了一部悲壯之歌。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開始了。徐向前為“七七事變”的槍聲所震動。盧溝橋的一聲槍響，民族仇恨超越了階級對立，他積極擁護中共中央確定的國共合作、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抗日的方針，決定放下舊仇，共雪民族之大恥。在8月召開的洛川會議上，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徐向前任129師副師長。會後，毛澤東對徐向前說：“你是山西人，和閻錫山是同鄉，下一步，你和周恩來同志去太原，做做閻錫山的工作。”這樣，徐向前隨同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人來到了太原。徐向前和周恩來一樣，夜以繼日地工作，會見各界人士，深入群眾，利用一切機會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在周恩來領導下，同閻錫山的談判進展順利。閻錫山同意成立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動員會，並答應為八路軍建立晉察冀抗日前線提供方便。

從此，徐向前與劉伯承、鄧小平一道，大刀闊斧地展開了創建以太行山為依託的晉冀豫抗日根據地的工作。在三個月的時間裡，取得了顯著成績：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迅速發展了抗日武裝，積極開展游擊戰，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在劉伯承、鄧小平、徐向前的領導下，129師先後取得了鳳凰山戰鬥、長生口伏擊戰、神頭嶺戰鬥、反六路圍攻、響堂鋪戰鬥和晉東南反九路圍攻戰役的勝利，累計殲敵近7000人。戰後，日寇被趕出了晉東南，以太行山區為中心的晉冀豫抗日根據地基本形成了。

1938年4月，毛澤東給劉伯承、鄧小平、徐向前發了電報，要他們在河北平原開展游擊戰爭。徐向前接受了任務，告別了劉伯承、鄧小平，率部隊挺進冀南，來到了一馬平川的河北大平原。徐向前從戎十餘載，多在山區轉戰，對山地的作戰指揮可說已駕輕就熟。來到大平原后，沒有了大山的依託，游擊戰爭怎麼展開是擺在徐向前和戰士前面的一個新課題。徐向前並沒有被困難嚇倒。他親自調查冀南的民情、民俗，找幹部、群眾談話，並與宋任窮、劉志堅等領導人研究如何開展平原游擊戰爭問題。最終他與幹部的思想不謀而合：人民群眾才是最高的山，最大的森林，要堅持抗戰，要生存發展，就要依靠人民群眾，在平原上造“人山”。徐向前寫了《開展河北的游擊戰爭》一文，闡述了建立“人山”的思想。這是一篇開展平原游擊戰爭的精闢論著，處處閃爍著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光輝。它不僅對冀南有直接的指導作用，也為全黨提供了堅持和發展平原游擊戰爭的重要經驗。

徐向前在冀南一年多的時間裡，與宋任窮、劉志堅、楊秀峰等同志親密合作，打開了冀南的抗日局面，妥善處理了許多複雜問題。根據地發展到西起平漢路、東至運河、南起豫北、北至滹沱河以南的廣大地區，人口逾800萬。

1939年6月初，徐向前奉命赴山東，任國民革命軍第18集團軍第1縱隊司令員，統一指揮山東和蘇北、皖北八路軍各部隊，堅持抗日游擊戰爭。在此期間，他聯合抗日民族力量，並與國民黨頑固派展開摩擦與反摩擦鬥爭，廣泛建立地方政權，有力地抗擊了日寇對山東的新“掃蕩”。

抗日戰爭勝利不久，蔣介石就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發動了內戰。根據中央軍委的命令，徐向前調任晉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不久又任華北軍區副司令員。在此期間，他克服劉鄧大軍挺進中原、晉冀魯豫軍區兵力不足的困難，一面與太岳軍區司令員王新亭一道組建新的兵團，一面指揮部隊參戰，藉此訓練部隊作戰能力。為更好地完成解放山西的任務，徐向前率部先攻破運城，拔除了閻錫山的晉南屏障。二打素有“卧牛城”之稱的臨汾。臨汾戰役付出較大的傷亡代價，但取得了寶貴的攻城經驗。徐向前當時以“傷亡大、勝利大、鍛煉大”之語評價臨汾戰役。第三仗是晉中決戰。在此戰中，徐向前成功運用了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創造了以寡敵眾，以少勝多的範例，也是運動戰的典範之作。

1949年4月，時任華北野戰軍第1兵團司令員的徐向前率部向太原發動總攻，此役共消滅敵人13.8萬餘人，盤踞山西達38年之久的閻錫山政權宣告滅亡。

徐向前從太原走出，又回到太原，為家鄉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建國后，徐向前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徐向前深深體會到了中央、毛主席對他的信任和關懷。他深知自己肩上的責任重大，卻又被病魔纏身，不能赴命，心急如焚。此後，他帶著疾病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道，經歷了漫長而艱苦的鬥爭歲月。1954年，他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副主席。1955年，他被授予元帥軍銜。

1967年1月24日夜，毛家灣的林彪住宅突然來了位闖入者。林彪雖然不高興，但一看是徐向前來了，就以元帥見元帥的禮節歡迎徐向前。徐向前元帥說了軍政機關被造反派衝擊的事，請做為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和國防部長的林彪來制止這類事。林彪也怕軍隊太亂沒法向毛主席交代，就商量制訂《軍委八條》，制止造反派的激進行為。毛主席做了部分有益的修改後批准了。

同年2月11日至16日，葉劍英、徐向前、譚震林、陳毅和李先念等老帥老將在中南海懷仁堂當面怒斥林、江反革命集團亂黨亂軍的做法。徐向前質問道：“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你們這樣亂下去，還要不要這個支柱？！”雖然他們的行為被四人幫誣為“二月逆流”，毛主席也很生氣，但究竟保護了他們。但是，徐向前仍然兩次被抄家。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說二月逆流是老帥不滿林彪發牢騷，等於為徐向前元帥平反。

1979年，徐向前決策了對越自衛反擊戰。1988年，他為支持鄧小平使幹部年輕化的政策，主動辭去了中央軍委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等職。

1990年9月21日凌晨4時21分，徐向前元帥與世長辭。從此，中國人民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軍旅中隕落了一顆璀璨的將帥之星。

生活中的徐向前心靈手巧、愛好廣泛，通攝影、喜戲曲、會樂器、能縫補、善手工、愛讀書、好書法。徐向前平常話不多，生活簡樸，不講究吃穿，一生說山西話，愛吃山西飯，平生沒有官氣，給人的印象比較“土氣”，人稱“布衣元帥”。

徐向前少言寡語，看似木訥，但卻是一個很有情趣的人。徐向前愛養動物。長征時，年輕的徐向前騎馬挎槍，威風凜凜，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的馬背上還有一隻猴子。這隻猴子在長征中陪他走了很久，也給戰士們增添了不少的樂趣。

徐向前喜歡聽和唱晉劇、粵劇、河北梆子，與粵劇名家紅線女和晉劇鬚生果子紅是朋友。自己還會彈揚琴、拉二胡，對攝影藝術也很在行，不僅自己拍攝照片，而且自己還動手布置暗房，配顯影液、定影液，很多早期珍貴的照片，都是他自己拍攝、放大、洗印的。

徐向前手巧，戰爭年代他曾自己縫補衣服，還會織毛衣，自己動手織了件毛背心，而且一穿就是30年，最後成了徐家壓箱底的寶物。他去世后，這件毛背心才捐給了博物館。

徐向前同志是中共第七屆至第十二屆中央委員，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是第十一屆、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他對共產主義具有堅定的信念，對黨、對人民、對革命事業無限忠誠，百折不撓，義無反顧，鞠躬盡瘁。他堅持馬克思主義與革命實踐相結合，好學不倦，實事求是，具有無產階級的革命膽略和政治遠見。他襟懷寬廣，光明磊落，顧全大局，維護團結，嚴守黨的紀律，是黨性堅強的模範。他謙虛謹慎，聯繫群眾，作風民主。他心裡總是裝著人民群眾，“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廉潔奉公，艱苦樸素，嚴格教育子女。徐向前同志為中國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深受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愛戴和尊敬。

徐向前同志在病重期間，仍然關心著黨、國家和軍隊的建設事業，希望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團結奮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宏偉目標。他表示，身後不搞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表現了一位老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和博大胸懷。

兒子：徐小岩，中將軍銜，畢業於清華大學計算機系和加拿大新斯克舍技術大學，曾任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部部長，2005年7月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2006年1月任解放軍總裝備部科技委員會副主任。

大女兒：徐松枝（又名徐志明），曾任解放軍某醫院醫生，已退休。

二女兒：徐魯溪，計算機專家，建國後到中科院物理所讀研究生，原國家信息中心主任，后創辦北京佳威頤信息系統有限公司，任董事長。

小女兒：徐小濤，畢業於北京醫學院，曾任解放軍304醫院小兒科、實驗室醫生。1993年隨丈夫到美國，從事會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