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鼎丞

張鼎丞（1898年～1981年）

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閩西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之一。福建永定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參加並領導了龍岩、永定、上杭等縣的農民武裝暴動。1928年6月領導永定縣農民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府，進行土地革命，並組成一個營的紅軍部隊，任營長。后歷任中共閩西特委委員、中共閩西特委組織部部長、閩西暴動委員會副總指揮、閩西工農紅軍第七軍第19師第57團團長，中共閩西特委軍委書記，第四軍第4縱隊黨代表。參加古田會議后，率部轉戰贛南、粵東北，反擊國民黨軍“會剿”。1930年後，歷任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閩粵贛邊紅軍學校政治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兼土地人民委員，任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1934年秋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留在閩西地區堅持游擊戰爭，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委員、閩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閩粵邊省委書記、新四軍第二支隊司令員、中共中央黨校第二部主任。

張鼎丞同志是福建省永定縣人。

1898年12月出生在一個貧農家庭里。青年時期在做小學教師時，參加了青年運動和農民運動，從事反帝反封建鬥爭，在實踐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於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不久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8年，張鼎丞同志同鄧子恢等同志一起，領導福建西部龍岩、永定、上杭等縣農民舉行武裝暴動，開展游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張鼎丞同志是閩西革命根據地主要創建者之一和卓越領導者。

1929年7月，張鼎丞同志任中共閩西特委委員、軍委書記、紅四軍第四縱隊黨代表。同年12月，參加了在古田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會後跟隨毛澤東、朱德同志轉戰贛南。

1930年擔任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

1931年出席第一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工農兵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委員、土地部長。

1932年，被選為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后，積極組織召開縣、區、鄉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蘇維埃政府，為發展人民武裝力量和建設革命根據地作出了重要貢獻。這個期間，張鼎丞同志同羅明等同志一起，積極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向王明的左傾錯誤進行了堅決鬥爭。

中央主力紅軍被迫長征前，毛澤東曾對張鼎丞說：“你還是回到閩西去，那裡你熟悉，可以堅持，可以發展。”張鼎丞果真沿著毛澤東指引的路走去，在那特別艱難的歲月里擎起南方一角天。中央紅軍長征后，張鼎丞同志任閩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同鄧子恢、譚震林等同志一起，在這個地區堅持了三年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在敵強我弱、敵我力量極為懸殊的情況下，打破了國民黨反動派多次清剿，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配合了南方其他地區的游擊戰爭，支援了紅軍北上抗日。西安事變后，張鼎丞同志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同閩西南的國民黨當局談判，堅持我黨獨立自主的方針，建立了閩西南抗日義勇軍第一支隊，為推動國共兩黨聯合抗日起了積極作用。毛澤東對閩西南紅軍游擊隊的功績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其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抗日戰爭爆發后，張鼎丞同志擔任新四軍第二支隊司令員，在蘇南戰場沉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延安整風期間，張鼎丞同志擔任中央黨校二部主任。他認真執行中央的整風指示，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方針，堅決抵制了搶救運動的嚴重錯誤，受到了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表揚。

解放戰爭時期，張鼎丞同志先後擔任華中軍區司令員、中共中央華東局常委兼組織部長。這個時期，他領導廣大軍民英勇作戰，剿匪反霸，培養幹部，恢復和發展生產，為華中、華東根據地的開闢和建設以及徹底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以後，張鼎丞同志曾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兼省人民政府主席、省軍區政委，中共中央華東局第四書記，華東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兼政法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從1954年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以來，堅持黨的正確路線和政策，在保護人民群眾、打擊敵人和刑事犯罪活動、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鬥爭中，成績卓著。在十年內亂中，張鼎丞同志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嚴重迫害，但他始終顧全大局，堅持原則，同他們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粉碎“四人幫”后，他堅決擁護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

幾十年來，張鼎丞同志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兢兢業業、勤勤懇懇，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勝利，進行了堅持不懈的鬥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從而受到黨的表彰，贏得了廣大幹部和群眾的尊敬。張鼎丞同志是一位品德高尚、黨性很強的共產黨員。他心裡總是不忘人民，始終不渝地保持同群眾的密切聯繫，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廉潔奉公。他一貫忠誠於共產主義事業，無論在白色恐怖下自己的親人都慘遭敵人殺害，還是在自己身處逆境蒙受誣陷的時候，始終保持了共產黨員的革命信念。他精心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不計較個人恩怨，不嫌棄犯有錯誤的幹部，對待同志心平氣和，熱情誠懇，寬以待人，嚴以責己，自己學而不厭，對人誨人不倦。他一貫堅持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發揚黨的優良傳統。1973年患病以來，他以堅強的毅力同疾病作鬥爭，繼續為黨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張鼎丞同志積極響應和推動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主動向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請求辭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受到了黨和人民的高度讚揚。張鼎丞極為關心農村，特別是老區的生產和建設，雖然身居高位，但極為體貼民情，習慣了往基層跑。他多次強調，共產黨的幹部“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人民生活得怎麼樣，是頭等大事”，“應當把人民的生活時刻掛在心頭”。他永葆“人民最好的勤務員”的本色。1953年、1958年和1961年，他三次回到閩西老區，搞調查研究，並指導工作。晚年身患重病住院時，他還渴望回福建、回閩西走走看看，那片生養他並長期戰鬥過的紅土地讓他魂牽夢繞。張鼎丞同志生前曾向中央要求，在他逝世后辦喪事要從簡，不要搞遺體告別，不要開追悼會。他這種移風易俗的革命精神是十分可貴的。

1981年12月16日，從客家山鄉躍出的千里馬——張鼎丞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魂兮歸來。

1982年1月1日，一架草綠色的“安二”型飛機，沿著“客家母親河”——閩西汀江兩岸緩緩低飛，張鼎丞的骨灰，撒落在他深愛著的熱土。他是客家山鄉的兒子。他又回到了客家山鄉。

張鼎丞（1898—1981年），原名福仁，1898年生於永定縣金砂鄉西湖寨村貧苦農民的家庭。小時曾就讀於本村私塾和初級小學，後到鄰近的豐稔市作新高級小學讀書。校長劉海垣見他品學兼優，特地為他取學名為“鼎丞”。

1924年秋，回鄉擔任金砂公學校長。

1926年6月，鼎丞到達當時大革命策源地的廣州投考黃埔軍校，但招生日期已過，只得返回，暫時到大埔縣青溪保靈寺小學當教員，在那裡他意外地結識了任縣教育局督學的共產黨員饒龍光。饒把《共產主義ABC》、《嚮導》等書刊借給他閱讀，使他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

1927年夏，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大革命失敗，一大批共產黨人慘遭屠殺。在這危難之秋，他卻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7月，他受黨組織的派遣回到金砂，秘密發展黨員，不久建立中共溪南支部。同年9月，南昌起義軍南下經過閩西，他到上杭城去見周恩來、朱德等起義軍領導人，得到周、朱的鼓勵。此後，他從外地請來工人，製造單響土槍和子彈，準備組織農民起義。11月當選中共永定縣委縣委委員。

1928年春天，領導金砂一帶群眾要求縣政府豁免冠婚喪祭屠宰捐，以及向地主借糧度荒。6月，中共永定縣委召開黨員代表會議，決定領導全縣農民武裝暴動，推舉鼎丞任暴動總指揮。7月他和鄧子恢從起義工農中挑選出數百人，建立起閩西第一個工農紅軍營，他任營長，鄧任黨代表，在溪南里13個鄉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區、鄉蘇維埃政府，約2萬人分得了土地。

1929年5月，毛澤東、朱德率領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第二次入閩，按照中共臨時閩西特委的部署，立即帶領永定農民武裝向國民黨駐軍和地主武裝——民團發起攻擊，策應紅四軍作戰。25日協同紅四軍佔領永定城，成立永定縣革命委員會，他出任縣革委會主席。6月，毛澤東、朱德將閩西各縣工農武裝合編為紅四軍第四縱隊，他被任命為四縱隊黨代表。7月下旬，中國共產黨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杭蛟洋召開，正式成立中共閩西特委，鄧子恢當選為特委書記，當選為軍委書記。

1930年6月率領部隊回到閩西。

1931年春，閩西蘇區發生了“肅清社會民主黨”的重大錯案。7月15日，閩西蘇維埃政府接受中共蘇區中央局的指示，成立以郭滴人為處長的閩西政治保衛處。同年11月，鼎丞率領閩西代表出席在瑞金召開的全國第一次工農代表大會，當選為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和臨時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土地委員（即部長）。

1932年3月，福建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汀州召開，鼎丞當選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在他主持領導下，制訂了各項法令、條例，建立了法制，健全了各級蘇維埃政府的工作制度。他身體力行，帶動政府工作人員深入基層，密切聯繫群眾，為工農大眾辦事。但是，王明“左”傾教條、宗派主義的執行者，在排擠打擊毛澤東的同時，對擁護毛澤東正確主張的大批幹部也進行排擠打擊，1933年秋，被撤銷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職務，調到中央工農民主政府任糧食部副部長。

1934年10月，紅軍長征。12月，被蘇區分局派回福建，經省委同意率劉永生、陳茂輝、范樂春等穿過國民黨軍的層層圍堵，回到杭、永邊堅持游擊鬥爭。第二年初夏，又和從江西突圍出來的鄧子恢、譚震林等匯合，共同召開在閩西南地區堅持游擊鬥爭的黨政軍領導人聯席會議，成立閩西南軍政委員會，他被推選為主席。面對10多萬國民黨正規軍和民團的殘酷“圍剿”，他和鄧、譚等遵照毛澤東制訂的靈活機動的游擊戰爭之戰略戰術，依靠人民群眾，堅持了艱苦卓絕的3年游擊戰爭。

1938年春，閩西南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第二支隊，任支隊司令員，率部到皖南軍部集中，待命抗日。

1939年5月，與周恩來等經重慶、西安到延安，向中央彙報工作。當毛澤東聽了他彙報在閩西南地區堅持三年游擊戰爭的情況后，他留在中共中央黨校高級班學習，結業後任中央黨校二部主任。

1945年4月，鼎丞參加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次年6月，蔣介石發動新的全國內戰，華中地區首當其衝，他和鄧子恢、粟裕、譚震林等指揮華中軍民自衛反擊，取得七戰七捷的勝利，然後轉移山東。

1949年7月，鼎丞與葉飛率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兵團南下解放福建，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省軍區政委，領導福建軍民順利進行清剿土匪、土地改革、恢復革命老區生產。

1954年初，他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代理部長。同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以後，又在第二、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繼續當選此項職務，他為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第九屆、第十屆、第十一屆代表大會上，他都當選為中央委員。在第四屆和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他連續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1980年8月，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他主動辭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職務，以實際行動響應中共中央關於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決定。

張鼎丞由於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迫害，健康受到嚴重損害，1981年12月16日，在北京逝世。

山東五蓮縣是老解放區，解放戰爭時期是我第三野戰軍的後勤基地和中共華東中央局、山東省政府的重要後方之一。1948年1月，華東局派出80人的工作團到五蓮幫助工作，提出“精簡編製、調整供給標準、清理資財”三大方案，確定五蓮縣為整黨、結束土改工作實驗縣(華東地區唯一的實驗縣)。實驗縣工作由時任中央委員、華東局常委、組織委員會主任張鼎丞負責。張鼎丞在五蓮雖不到一年的時間，但他優良的工作作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永遠留在五蓮人民心中。

張鼎丞來五蓮時，已是年過半百，加上工作勞累、伙食欠佳，身體很虛弱。負責給他號房子的同志因此想為他安排一個比較舒適的住所。張鼎丞卻偏偏選了一個普通農民的草房住下來。張鼎丞對號房子的同志說：“眼下，老百姓的生活這樣困難，我們住到那樣好的房子里，咋能心安？住在這裡就很不錯嘛！一來不影響工作，二來便於接近群眾，隨時都可以到他們那裡走走，了解情況。這樣工作起來心裡有數。”

一天，華東局黨校約百餘名準備到實驗縣工作的縣團級以上幹部，集合到華東局駐地附近的河灘上，等待張鼎丞給他們做動員報告。因天氣寒冷，他們有的頭戴羊皮帽，身穿棉大衣；有的帶了警衛員、通訊員和馬匹，黑壓壓地坐了一片。張鼎丞一見這副模樣，就問他們：“同志們來五蓮幹什麼的呀？你們這副裝束，還帶了警衛員、槍支，是來發動群眾還是嚇唬群眾呀？”

當時，五蓮的農村衛生條件較差，華東局機關和工作團的幹部就經常早起提水潑街，清掃垃圾。有人在掃街的隊伍里發現了張鼎丞，便說，您的工作這麼忙，就不必再來辦這些小事情了。他笑著說：“馬克思叫我們都做人民的公僕，公僕都是勤務員唄，咋能分大小事，你們干，我咋不能幹!”在他言傳身教下，華東局工作團的許多幹部與群眾同甘共苦，為人民做好事。這一切深深地感動了駐地的群眾。於是，大家約合著要去向他道謝。消息傳到張鼎丞那，他吃了一驚，趕忙打發人去勸阻群眾，說：“有什麼可感謝的？不為人民謀幸福，還叫共產黨的幹部？”

張鼎丞經常找華東局幹部和地方幹部談話，每次談話他都把黨的方針政策講得清清楚楚，教育大家密切聯繫群眾，兢兢業業為黨做好工作。他曾先後利用兩個半天時間與時任實驗縣縣委副書記的辛瑋談話。讓辛瑋敞開思想，有啥講啥，不必顧慮，使辛瑋受到強烈感染和莫大鼓舞，以至終生難忘。

一次，張鼎丞召集工作團的幾個負責同志開會。一開始他就笑著說：“召集大家來，是想同你們商量架‘橋’的事……”一聽說要架橋,大家都愣住了。見大家不甚理解，他就接著解釋說：“我們華東局的同志不會常駐五蓮，說不定哪一天就要走的。五蓮的事，主要還得靠縣委來管，要靠五蓮的縣、區、鄉、村幹部來管嘛！他們是黨聯繫群眾的橋樑。他們的思想啥樣子，作風啥樣子，直接關係到黨的政策能不能貫徹，關係到黨的威信能不能提高。我們一定要把這座‘橋樑’架牢靠。你們說對不對呀？”這麼一講，大家才恍然大悟：原來張鼎丞說的“架橋”是在為黨架設一座聯繫群眾的橋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