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日事變

馬日事變發生在1927年5月21日（馬日）晚上長沙的一件歷史事件。共產黨在北伐戰爭期間在湖南實行土地革命，鬥爭地主；當中不少為北伐戰爭中的國民革命軍軍官家庭，於是引起軍內極為不滿。當時由許克祥作指揮，王東原、陶柳等人包圍封鎖湖南省共產黨黨部、總工會、農民協會、省黨校、省特別法庭等二十多處為共黨機關，解除了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武裝。5月23日，許克祥等人組成中國國民黨湖南救黨辦事處，5月28日又組成中國國民黨湖南救黨委員會，引發部分縣市遂有類似之舉。

本來就反對孫中山三大政策，對兩湖工農運動深懷仇恨的第35軍軍長何鍵，在蔣介石的唆使下，早在1927年4月底，就在漢口召集了一次高級將領會議，邀集了一批軍官，密商反共清黨，舉行軍事政變，推翻武漢國民政府的陰謀。5月17日，獨立14師師長夏斗寅公開叛變革命，何鍵立即響應，率領他的部隊，在湖南各地進行屠殺，他們先殘害了臨湘農民協會委員長和常德近郊農民協會委員長，后又佔領了益陽縣工會、農民協會等革命機關，繳了農民自衛軍和工人糾察隊的槍。

5月21日早晨，何鍵率領他的部隊，將常德所有革命團體包圍起來。工人糾察隊進行抵抗，遭到機槍掃射。當時，共產黨員、革命群眾80餘人被打死。當天夜晚，駐長沙的何鍵部下第33團團長許克祥，率兵1000多人發動反革命政變，對革命黨和工農群眾進行了突然襲擊。長沙城頓時火光衝天，槍聲四起，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反動軍隊向中國國民黨省黨部，省、市總工會，農民自衛軍總部，省黨校，特別法庭等機關、團體以及工人糾察隊發起進攻，奪取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的槍支，放走了關押在監獄里的土豪劣紳等犯罪分子，撕毀了“擁護武漢國民政府”，“打倒蔣介石”，“剷除土豪劣紳”的標語，代之以各式各樣的反動標語。大批共產黨員、工農群眾以及青年學生倒在血泊中。這伙叛匪，在長沙戒嚴司令部集會，成立了所謂“中國國民黨湖南省臨時救黨委員會”，作為反革命叛變的公開指揮機關。

湖南工農運動的迅猛發展，引起了湖南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資本家、中國國民黨右派分子和一些反動軍官的恐懼與仇視。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這些人迅速地集聚起來，迫不及待地在長沙發動了反革命的“馬日事變”。

隨後，何鍵委託其心腹軍部中校參謀余湘三去湖南具體策劃。余湘三到長沙后，取得了代省主席兼軍事廳長張翼鵬的支持，選定許克祥的獨立三十三團充當叛亂主力。許克祥本是一個慣於在軍閥廝殺中東奔西投的亡命之徒，其父在湘鄉老家受到農民鬥爭，對共產黨懷有刻骨仇恨，一經余湘三等人誘以官祿，激以父仇后，就毅然充當了反共急先鋒。1927年5月17日，叛亂幹將余湘三、王東原、許克祥、陶柳、李殿臣、晏國濤、魏鎮等人在小吳門外許克祥團部開會，決定用公開軍事行動徹底摧毀共產黨和各革命團體機關，推定許克樣擔任指揮，於5月21日晚上行動。

1927年5月19日晚，三十五軍駐長沙留守處部隊開始公開尋釁，收繳了工人糾察隊10多人的槍支。三十三團許克祥部唆使傷兵向維持秩序的工人糾察無理取鬧，並進行毒打。長沙城已呈“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面對劍拔弩張的敵人，中共湖南省委（原中共湖南區委）、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和湖南省政府雖然於5月20日夜採取了一些對付反革命的緊急措施。但由於全省工農武裝尚未組織起來，各縣農民的自衛武裝還處於零散狀態，又沒有掌握可靠的部隊，因此無力阻止反動武裝對革命政權的進攻。

5月21日，即星期日的晚上，一場駭人聽聞的反革命武裝政變在長沙發生了。是晚11時許，1000多名荷槍實彈的叛軍，在許克祥的指揮下，分途向長沙城內各革命機關進行突然襲擊，湖南省總工會、湖南省總工會省農民協會和國民黨湖南省黨校是他們攻擊的主要目標，其他革命機關，如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三分校、湖南省特別法庭、中國國民黨省市黨部及工運訓練班、黨員訓練班等，均遭叛軍瘋狂襲擊。至5月22日上午，被搗毀和襲擊的革命機構達70餘個。叛軍在長沙整整捕殺一夜，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人士和革命群眾達100餘人，被捕的40餘人，被臨時拘押的則無法計算。與此同時，在押的土豪劣紳則全部開獄釋放。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總隊奮起抵抗，同敵人展開激烈的戰鬥，但是，由於敵我力量懸殊，沒有能夠擊退敵人的進攻。因21日的電報代日韻目為“馬”字，所以這次長沙反革命事變稱為“馬日事變”。

馬日事變發生后，白色恐怖籠罩長沙。他們一方面改組省政府，召開所謂各界聯席會議，成立中國國民黨湖南救黨委員會，篡奪了湖南省的黨政大權；另一方面，採取賊喊捉賊的手法，聲稱此次事變是由省工人糾察隊要繳軍隊的槍械，軍隊被迫自衛引起的；與此同時通電攻擊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運動和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到處張貼“剷除暴徒”、“擁護勞苦功高的蔣總司令”等標語，大造反革命輿論。以此為掩護，在戒嚴的幌子下，繼續在長沙進行反革命屠殺。不僅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死於屠場，即使毫無關係的也往往身及橫禍。如北門外油鋪街一木工晨出做工，衣服濺了泥水，順手撕下一塊已經破爛的反革命標語揩拭，即被指為“共產黨撕毀標語”，就地梟首示眾。

反動軍官指揮的血腥大屠殺不僅僅發生在長沙，湖南其他各地也進行了同樣的血腥屠殺。常德、漵浦、湘潭、湘鄉、瀏陽、衡陽等20餘縣，都先後發生了反革命大屠殺事件。據統計，馬日事變后的半個月中，全省被屠殺的革命群眾在1萬人以上。

但是也有學者認為，“馬日事變”的總後台不是何鍵。楊學東在《求索》1997年第1期及其著作《何鍵傳》中著文指出，“馬日事變”並非單純軍事性叛亂，其中包含諸多政治因素，它是以張翼鵬為首的，許克祥等“長沙五團長”為中堅骨幹的，湖南“左社”集團密切配合的，黨、政、軍及社會各界反共群體的大反撲。臨湘5月17日“左社”控制的地方團防武裝叛亂，拉開了湖南反共軍事政變的序幕，益陽19日、常德20日反共事件是在湖南的蔓延。長沙“馬日事變”則是湖南反共軍事政變進入高潮的標誌，6月14日十路清鄉電令將其推向頂峰。其總後台、罪魁禍首不可能是何鍵，而是當時湖南實際上的最高軍政長官——湖南省主席張翼鵬。張的所作所為，理所當然與其門生兼上司唐生智有密切關係。故中共第13號通告，將“馬夜政變（即馬日事變）”的魁首點在唐生智的頭上，完全合乎邏輯。唐生智部第四集團軍發動的“馬日事變”，是武漢“七·一五”政變的預演和必要準備；而“七·一五”則是“馬日事變”發展的必然趨勢和最終結局。

“馬日事變”同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政變不大相同，它是發生在仍然維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的控制區內，這實際上就標誌著武漢國民政府也很快會同共產黨走向決裂。當年中國的社會情況決定了軍官的家庭大部分都是地主，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在湖南等地興起之後，激起了很多軍官強烈的反共情緒。

1927年5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就接到一些反映，說是駐軍已經在街上堆沙包，顯然是準備巷戰，當時長沙市內雖然還有一千多名共產黨領導的工人糾察隊，卻是白天上班，晚上把槍集中鎖起來回家，結果在突然襲擊面前被打了個措手不及。省委接到情報說會有突然事變，書記夏曦只留下一張紙條，說我到中央彙報去了，不告而別。省委其他人坐在一起開會又開會，討論又討論，拿不出辦法。5月21日白天，看到沒出事，臨時省委的負責人又樂觀起來，照常舉行黨的活動分子大會，會上說形勢已經好轉了，不過仍然需要應變，可是又沒有具體措施。當天晚上中共湖南省委又秘密開會，商量了工農武裝準備就地自衛，不過剛宣布散會，11點的時候外面就槍聲大作，除了領導人轉移之外，各種應變措施都來不及採取。許克祥率領1300名叛軍向湖南省黨部、省市總工會、農民自衛軍總部、省黨校、特別法庭和工人糾察隊全面發起了進攻，黃埔軍校三分校內的反動師生也對革命師生開火，實行了血腥的清洗。這天晚上，工人糾察隊仍然是多數人下班回家，只有幾十個值班人員進行了零星抵抗，結果一夜之間，許克祥一個團竟然封閉了革命機關70多處，長沙城全部被反動武裝控制。

“馬日事變”一發生，湖南省內各地的反動軍隊、民團聞風響應，到處屠殺農運骨幹，搗毀共產黨領導的團體，10日之內在長沙附近就殺了上萬人。缺乏準備而且處於消極防禦的各地農民武裝，雖然號稱有十萬人，可是短短几天都被打散。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看到這個情況還幸災樂禍，嘲笑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說，你們在湖南的十萬大軍還打不過許克祥一個團。

1927年6月，汪精衛與馮玉祥晤談，馮玉祥主張「寧漢合作」，共同反共。但因為汪精衛的態度始終左右搖擺，所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詆斥汪精衛「出賣革命」，違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並宣布從此撤出了參加武漢國民政府所有的中共黨員。

1927年6月14日，孫中山遺孀宋慶齡發表了「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指責南京和武漢都違背了孫中山革命的原則和政策，並宣布退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隨後便前往蘇聯。同時，中共黨書記陳獨秀則因堅持國共合作政策，所以被指為右傾的機會主義者，被中共黨中央開除黨籍。武漢中國國民黨中央通過《取締共產黨案》，26日下令免除各機關中共黨員的職務，正式「清共」。27日，蘇俄顧問鮑羅廷離開武漢，返回蘇聯。

“馬日事變”之後，白色恐怖遍及湖南。反動派一邊殺人，一邊嫁禍於共產黨。造謠說：此次事變，全是共產黨發號施令的結果，是“軍民衝突”，是“工農圍攻33團團部，搶劫槍支”所引起的。武漢國民黨反動分子，也大肆造謠說：假若沒有工農運動，夏斗寅、許克祥是不會叛變的。“馬日事變”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長沙附近就有一萬多黨員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革命事業受到了嚴重危害。此後，長沙等地的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革命，同反動派開展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第一次國共內戰(1927年-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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