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子恢

早年經歷

1896年8月17日，鄧子恢生於福建省龍岩縣(今新羅區)東肖鄧厝村。兄弟姐妹8人，排行第二。鄧子恢幼年就讀於桐岡小學，13歲時，母親因病去世。十七歲入龍岩中學堂（今福建省龍岩第一中學）丙班，受到辛亥革命影響，接受了孫中山的救國思想。1915年秋加入中華革命黨，開始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1916年底以優秀的成績畢業。1917年3月，考取公費留日，到東京東亞補習學校學習留學一年多時間，因貧病交加而輟學回國。

1918年5月回到龍岩，到母校桐岡小學任教。由於鄉村學校支付的薪水很低，無法維持一家人的生活，於1918年底前往江西省崇義縣傑壩圩堂兄開設的“慶昌和”雜貨店當店員。五四運動后，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1921年春，與進步青年在龍岩白土桐岡書院組織奇山書社，創辦《岩聲》月刊，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

1926年秋，北伐軍挺進贛南，解放崇義縣，在傑壩圩成立國民黨(左派)區黨部，鄧子恢任常務委員。同年12月，在大革命的風暴中，經陳贊雍介紹，於崇義縣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陳贊雍和鄧子恢又發展了十幾個黨員，成立了中共崇義縣支部。 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后，鄧子恢被國民黨通緝。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1927年冬，任中共龍岩縣委宣傳部長。1928年3月4日，根據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和福建臨時省委決議，參與領導龍岩后田暴動，建立7閩西第一支農民游擊隊，開始了創建閩西蘇區的鬥爭。

1928年4月，任中共上杭縣委宣傳部長，負責該縣北四區蛟洋農民運動。深入蚊洋一帶，協助當地領導人發動蛟洋農民暴動。6月底永定暴動后，建議暴動隊伍撤離縣城，到農村開展土地革命。他與張鼎丞一起，領導分田鬥爭，創造了漠南分田經驗，並擔任紅軍營黨代表。7月中共閩西特委成立，擔任宣傳部長，並任閩西暴動委員會副總指揮兼任紅七軍第五十七團黨代表。1928年7月，在永定溪南正式成立了中共閩西特委，鄧子恢任特委宣傳部長；同時還成立了閩西暴動委員會，鄧子恢任副總指揮。

1929年3月任中共閩西特委書記，領導地方武裝，配合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四軍入閩作戰。鄧子恢聞訊朱毛紅軍已揮戈西進去了贛南，及時將閩西地區敵情變化情況寫成書面報告派人星夜送到紅四軍前委毛澤東、朱德處，要求紅四軍再次入閩。毛澤東、朱德根據當時敵情決定紅軍入閩開闢蘇區。5至6月，鄧子恢組織工農暴動，配合朱毛部隊進入閩西，並殲滅國民革命軍福建省防軍第一混成旅陳國輝部2000餘人。5月23日傍晚，鄧子恢在龍岩同毛澤東、朱德、陳毅首次見面。同年6月紅四軍攻打龍岩城后，任龍岩縣革命委員會主席。不到兩個月時間，龍岩、永定、上杭三縣大部分土地分配完畢。7月，在毛澤東指導下，主持召開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確定7閩西土地革命和工農武裝割據的總路線，併當選為中共閩西特委書記。

1930年3月18日，主持召開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閩西蘇維埃政府，併當選為主席，領導閩西人民鞏固發展了閩西革命根據地。期間還和董成榮一些戰友們一起革命。當年5月，閩西地方紅軍和各縣赤衛隊共3000多人正式編組為中國工農紅軍第12軍，鄧子恢兼任政治委員。閩西蘇區發展到縱橫300里，人口近百萬，黨組織發展到8個縣委、53個區委、546個支部，擁有萬名左右的黨員；建立了6個縣、60多個區、597個鄉的蘇維埃政府的鼎盛時期。

1930年7月8日，因抵制李立三“左”傾盲動主義錯誤，被免去特委書記、蘇維埃政府主席等職務，調離閩西，以中共福建省委農村巡視員名義，派往閩中、閩東、閩南等地開展白區工作。1931年11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財政部長，併兼任代理土地部長。1931年12月，調任中共廈門中心市委巡視員，指導漳浦、龍溪、雲霄、平和等縣土地革命和游擊隊發展為紅軍獨立第三團，創建了閩南遊擊根據地。

1932年7月初，鄧子恢隨紅軍東路軍回到龍岩。不久，前往瑞金就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財政部長之職。保證了紅軍在反對第四、五次“圍剿”中的供給。1933年又兼任國民經濟部長。他親自主持制定和頒布7一系列中央蘇區財政稅收的政策和法令，對統一中央蘇區財政、鞏固土地革命勝利成果等做出了重要貢獻。后曾受到“左”傾教條主義者的錯誤批判，降職為中央財政部副部長兼沒收徵發局工作。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后，鄧子恢留在中央蘇區堅持游擊戰爭，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員。

1935年4月回到閩西，組建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先後任宣傳、財政兼民運部長，副主席兼財政部長，同張鼎丞、譚震林、方方等一起，領導群眾開展游擊戰爭，保存和發展了革命力量。

抗日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爆發前後，遵照中共中央的方針，經過艱苦、複雜的鬥爭，同閩西國民黨當局達成和談協議，實現了閩西南第二次國共合作。1938年3月1日，鄧子恢與張鼎丞、譚震林率領的閩西南紅軍改編為新四軍二支隊，並任新四軍政治部副主任兼民運部長，部隊北上。1939年，鄧陪同新四軍軍長葉挺處理高敬亭問題，此後新四軍離開大別山，部隊進入江北地區。1939年5月5日，鄧子恢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政治部主任，開展皖東故后游擊戰爭。1939年7月1日，新四軍第四支隊分編成第四、第五支隊，鄧子恢直接指導第五支隊。1939年12月初，增補鄧子恢為中原局委員。1940年3月，鄧子恢親自指揮了半塔集保衛戰。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新四軍軍部被殲後於1月20日進行重組，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由於當時的淮南形勢很緊張，鄧子恢未立即赴軍部任職，仍留在半塔集領導新四軍第二師改編。1941年5月，鄧子恢到軍部就任政治部主任。1941年5月成立華中局，劉少奇任書記，陳毅、張雲逸、鄧子恢等為委員。不久，鄧子恢以華中局代表的名義率新四軍軍部巡視團到皖東北地區彭雪楓部檢查和幫助工作，穩定了部隊的情緒。8月11日，鄧子恢兼任新四軍第四師政委。

1942年11月25日，淮北地區實行黨政軍一元化領導，撤銷淮北軍政黨委員會，鄧子恢任淮北區黨委書記，同時兼任淮北軍區政治委員，堅持並發展了淮北抗日根據地。1944年7月25日，在豫湘桂會戰河南淪陷背景下，新四軍四師向路西發展恢復豫皖蘇邊區，開展河南抗戰局面，彭雪楓率領四師主力5個團執行西進任務，鄧子恢等率領兩個團和地方武裝堅持淮北路東根據地，配合支援主力西進。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

解放戰爭時期

1945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華中分局。鄧子恢為書記兼華中軍區政委。根據中央指示，他一面將華中各部隊整編為華中野戰軍，以內線作戰迎擊國民黨軍的進犯一面積極發動群眾進行土地改革與複查，創造了“中間不動兩頭平”的土改經驗，開創了華中與山東、渤海地區土改新局面。1946年4月，其與曾山奔赴延安會見毛澤東及其他中共領導，討論留守江北的新四軍戰略。次月，鄧子恢返回淮安，並組織土地改革。全面內戰爆發后，參與組織了漣水戰役，12月參與組織了宿北戰役，此後轉入山東作戰。

1946年底，華中分局與山東分局合併為華東局，鄧子恢任華東局副書記，主持土改複查工作。並對組建后的華東野戰軍負責後援供給。1947年7月下旬，與張雲逸等轉移到渤海地區，組成華東局工委，以鄧子恢為負責人。1948年5月9日，任中原局第三書記兼中原軍區副政委，主持中原局日常工作，領導中原財經工作走入正軌。擔負了淮海戰役的後勤及支前工作，為淮海戰役的勝利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1948年冬率中原局機關進駐開封。此後，當選為中原臨時人民政府主席，領導了剿匪反霸、減租減稅為中心的群眾運動，鞏固了中原解放區。 1949年5月12日，任華中局第三書記、第四野戰軍兼華中軍區（后改為中南軍區）第二政委。9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

1949年12月，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后改為中南行政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南局工作，領導中南地區人民出色地完成了恢復國民經濟、建立和鞏固人民政權等項艱巨任務。他在這一時期的光輝業績，特別是在農村土地改革和群眾工作方面的獨特創造，受到黨中央的充分肯定。

1952年10月，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1954年9月，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農業、林業、水利、氣象、供銷和信用合作等部門。在50年代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實事求是地提出要“從小農經濟的現狀出發”，也就是從中國農村貧窮落後的現狀出發，堅定不移地實行黨中央確定的自願互利、穩步前進的發展方針。在隨後糾正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左”的偏差時，提出了一系列調整經營體制的意見，主張建立包括包產到戶在內的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

1955年4月，毛澤東主張在原有65萬個農村合作社的基礎上翻一番，增加到130萬個；鄧子恢主張原計劃不動，即在65萬個社的基礎上翻半番，發展到100萬個。為此，毛澤東曾幾次約見鄧子恢就此問題進行商談。鄧子恢堅持意見，毛澤東建議中央召開會議進行解決。隨後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指出像“小腳女人”那樣東搖西擺的走路，犯了“右傾”錯誤。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擴大的七屆六中全會上，鄧子恢提出“農業合作化發展速度不宜過快，要求不能過急”的意見，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受到批判。

1956年4月2日，鄧子恢在全國農村工作部長會議上講：整頓鞏固現有合作社的基本關鍵，主要是做好三件事：一、搞好生產，保證增產增收，改善社員生活。這是鞏固合作社的物質基礎，這一條做不到，一切都完了。要勤儉辦社，發揮群眾的潛在力量，把勞動定額包工包產搞好。二、政策上要補課，提高合作社幹部素質。要確立社內民主制度、選舉制度，確立社干之間、社員之間、社員與幹部之間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制度。

1961年，在下鄉調查后，鄧子恢仍然堅持主張保留土地責任制、進行包產到戶，對毛澤東的過激農業合作化政策有所抵制。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鄧子恢提出的支持包產到戶的主張被當作“修正主義綱領”，受到嚴厲批判，撤銷了鄧子恢領導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

1965年1月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分管計委財經工作。此外，他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七、八、九屆中央委員。“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嚴重迫害，處逆境而不消沉，處困境而思奮進，始終顧全大局，堅持原則，同他們進行堅決的鬥爭。

1972年12月10日，由於政治上長期受迫害和歧視，因病在北京逝世。

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為鄧子恢同志平反的通知，其中指出“他對農業集體化運動中一些重要問題所提出的意見，大都是正確的，過去黨內對他和中央農村工作部的批判、處理是錯誤的，應予平反，強加的一切不實之詞，應予推倒，恢複名譽。”

鄧子恢是新中國的農業專家，曾身居國務院副總理的高位。他在農業問題上曾與毛澤東發生 過矛盾，但兩個人是生死與共的老戰友，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閩西的革命歲月中就結下了牢不可破的戰鬥情誼。前不久，鄧子恢的兒子鄧淮生深情講述了父親和毛主席的一段交往，並稱這一直是父親引以為豪的一段歷史。

鄧子恢與毛澤東的初次見面頗費周折。1929年3月，一直在閩西鬧革命的鄧子恢聞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軍從井岡山出發，經贛南殺向閩西、長汀時異常興奮，他深知紅四軍的到來將極大改變閩西的局面，便星夜趕往長汀會見毛澤東。還沒有趕到，紅四軍又撤離長汀向瑞金進發。鄧子恢知道紅軍神出鬼沒，於是寫信請求紅軍入閩，紅四軍決定重返閩西時，毛澤東也回信要求鄧子恢務必於5月22日在蛟洋見面。等鄧子恢到了蛟洋，紅軍因戰鬥需要又向龍岩推進，一心想見毛澤東的鄧子恢馬不停蹄又奔向龍岩，最後終於在龍門追上了紅四軍大部隊。紅軍官兵平等，憑肉眼很難辨認出誰是部隊的指揮員。經多次打聽，才見到了衣著簡樸，而威名遠揚的毛澤東、朱德。首次見面，舉止不凡的毛澤東給了鄧子恢深刻的印象。

到了1929年6月底，毛澤東不再擔任紅四軍主要領導職務，他來到閩西休養，一蹲就是五個多月，特別是在蘇家坡的幾十個日日夜夜裡，鄧子恢與毛澤東交往甚密，朝夕相處，經常在一起探討馬列主義理論和根據地的建設等問題。鄧子恢為毛澤東傑出的軍事才能和獨到的見解所折服，視毛澤東為師長和益友，毛澤東也非常看重鄧子恢。那段時間裡，毛澤東不但處境不順，還患上惡性虐疾，身體腫得很厲害，十分虛弱。身為閩西特委書記的鄧子恢對身處逆境中的毛澤東非常關心，託人買來牛奶、白糖，每天燉牛肉湯、燉老母雞為其補充營養，並找來當地最好的醫生醫治。鄧子恢與毛澤東不以利交、不以勢交而是危難之中顯真情，這樣結下的戰鬥情誼是最深厚也是最牢固的。由於鄧子恢無微不至的關心和照顧，毛澤東漸漸恢復了健康。不久，痊癒的毛澤東精神抖擻地重新走上了紅四軍領導崗位。1934年，毛澤東隨主力紅軍開始長征，鄧子恢留在了南方堅持鬥爭，兩個人不得不拱手告別，這一別就是12年，直到1946年倆人才在延安重逢，毛澤東高興地送給老朋友一張照片和一條毛毯。

1931年端午節過後，剛熬過春荒的貧苦農民，又迎來青黃不接的夏荒季節。福安溪柄這個產糧區也五穀歉收，災荒嚴重，許多農民已絕糧斷炊，靠野菜充饑度日。而福安國民黨當局卻照樣橫徵暴斂。地主和糧行老闆都把糧食貯藏起來，囤積居奇，一面抬高米價，一面從水路偷運糧食到外地賣高價。此時，鄧子恢正到福安巡視，而馬立峰正在學校，鄧子恢了解到溪柄一帶農民因交不起麥債而愁苦怨恨，便決定以斷糧為導火線，發動農民破倉分糧，救濟饑民。他就和馬立峰來到溪柄馬厝。

鄉親們聽說馬立峰家裡來客，晚飯後便來串門，具有豐富農民運動經驗的鄧子恢通過馬立峰作翻譯，一會兒功夫就和貧苦農民談到一塊去了，農民的鬥爭熱情很快地被他調動起來。就像一股強勁的春風吹拂溪柄洋，各村紛紛成立農會。鄧子恢從農會中挑選骨幹，組織幾個隊伍專門對付地主糧行老闆，監視這些地主資本家的舉動。

一天，黎明前的時光，溪柄的街上寂無人影，只有幾盞忽明忽暗的“風不動”在夜風中搖曳，農會的會員們就埋伏在當地一個最大的地主兼糧行老闆家門口。過會兒，只見一個肥頭胖腦的老闆從大門口出來，在指手畫腳地指揮僱工偷運糧食。這些人偷偷摸摸地把一袋袋的糧食運往河邊，裝上船，準備起運。這時，突然一聲大吼：“不許把糧食運走”。農民們一擁而上，緊緊地圍住運糧老闆；有的還躍上大船，控制了糧倉。與此同時，其他幾支農會隊伍也都阻止了想外運糧食的老闆地主。

清晨，東方剛透露出一絲曙光。溪柄街上就擠滿了幾千從附近各村趕來“買”糧的群眾，很多糧行前聚集了許多農民。鄧子恢一面指揮大家扣住了糧船，一面派農會會員到交通要道放哨警戒，防止壞人的搗亂破壞，並派農會骨幹代表與地主談判，要求凍結米價，實行平。接著，以農會名義在溪柄街上公開貼出通告，規定米價。

糧船被扣留下了，米價也凍結了，可是農民手裡一元錢也沒有，還是弄不到米。鄧子恢、馬立峰與農會會員研究后，進一步發動農民向地主糧行老闆進行賒米的鬥爭。告訴農民：為管多少錢一斗，先賒下來再說。有些農民當心地主不肯，鄧子恢引導說：“怎麼不行，拖債、扣糧船、封河道、辦平都勝利了。賒米還有什麼辦不到？”有些農民說這樣乾沒良心。鄧子恢繼續引導說：“什麼叫良心？地主老闆向我們收租逼債時給你講良心了嗎？”這樣，農會便選出十幾人組織了平委員會，找地主老闆談判。

代表們與地主和糧行老闆談判，要求賒借糧食。地主糧行老闆怒火中燒，氣洶洶地說：“你們要共產嗎？”堅決不答應農民的要求。

“不行也得行，你存糧，讓我們餓死呀！”

“好說不答應，我們就自己動手了”

這時糧倉外邊擠滿農民。有的提著麻袋，有的挑著籮筐，準備動手打開糧倉。老闆娘見勢不妙，嚇壞了，趕緊叫老闆同意農民的要求。地主老闆們在覺醒的鬥爭農民面前，失去了往日的驕橫霸道，乖乖地答應平委員會提出的條件。晌午時分，平委員會代表統計了幾個大糧倉的糧食，開始分糧。每個倉庫的糧食都被分得一乾二淨。農民們扛著糧食詼諧地說：“這叫老虎借豬，有去無還”，帶著勝利的喜悅回到各村去了。這場鬥爭，名義上叫賒糧，實際是分糧。它的勝利，鼓舞了溪柄一帶農民的鬥志，於是先後有一兩萬人捲入了這個鬥爭的浪潮中去。

“革命不坐車，坐車不革命”

洛陽戰場上的硝煙剛剛散去，陳毅、鄧子恢一行就風塵僕僕驅車進入這座古城。他們在陳賡的陪同下，視察了攻克洛陽時戰鬥最激烈的戰地現場，然後聽取了剛到任的洛陽市委書記周季方、市長楊少橋彙報的城市接管的有關情況。

鄧子恢特別關心城市交通問題，尤其是黃包車問題。因為在舊中國，公共交通很不發達。一般城市都沒有公共汽車或電車，黃包車是一般城市最流行、最普通、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它輕便靈活，遍布市區的各個角落。這種人拉人的賣苦力的社會現象，對於剛從解放區過來的農民出身的革命者來說，無疑很不習慣，也很不理解，甚至無法容忍。如何對待和處理黃包車問題，不僅是城市接管中的社會問題，而且也是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其政策性很強。鄧子恢特別關注這一問題。

擔任市長的楊少橋如實彙報：“我們進城后，老百姓不摸共產黨的底，不敢再坐黃包車。我們的幹部怕犯錯誤更不敢坐，怕群眾說共產黨的幹部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經過討論研究，大家統一了認識，認為黃包車是一種交通工具，可以坐，我們幹部應帶頭坐。我是新市長，第一個坐，還特意在大街上繞道而行。這樣，黃包車就重新活躍在街頭巷尾，城市交通很快恢復正常。”鄧子恢聽了楊少橋的彙報后，點頭稱好，特別是對市長能帶頭坐黃包車大為讚揚。他樂呵呵地對洛陽市的領導說：“你們做得很好，很好！我們進入城市，首先要讓群眾有飯吃，並通過對具體問題的處理，讓群眾了解我們人民政府是為群眾辦事的。這樣，敵人散布的謊言，就會不攻自破，我們就不會脫離群眾，並贏得市民的信任，社會才能穩定，人政權才能鞏固。”

1948年10月，中原地區的另兩座重鎮鄭州、開封宣告解放。鄧子恢調兵遣將，著手接管鄭州和開封的工作。開封市內主要交通工具也是黃包車。許多從老解放區來的幹部、戰士看不慣這種人拉人的黃包車，感情上通不過。他們認為一人坐車，一人拉車太不平等，想取消這個行業，但又拿不定主意，只好在革命隊伍內部規定幹部不得乘坐黃包車，並說明坐黃包車同革命者的身份不相稱。不久，“革命不坐車，坐車不革命”就成了一種“時尚”，而且傳遍開封城。廣大市民都以革命幹部為榜樣，也不去乘坐黃包車了。

無數輛黃包車冷冷清清地停放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大批靠拉黃包車謀生、養家糊口的車夫頓時失業。他們的家庭生活成了一大問題，人力車工會派代表到市政府請願上訪，要求發放救濟金。市民們也大為不滿，尤其是對老弱病人和商人們的出行交往很不方便。許多人叫苦連天，但又不敢明說。暗藏的敵對勢力，則趁機煽風點火，大肆散布各種謠言，利用市民的不滿情緒，製造混亂，暗中進行破壞活動。霎時間，整個開封都處於動蕩不安之中。誰也沒有料到小小的“黃包車”事件，在開封竟引來了如此眾多的社會問題。黃包車成了人們街頭巷尾的熱門話題。這對剛從解放區進入城市的革命者來說是始料不及的。

作為中原解放區主管城市和財經工作的鄧子恢，得悉這一情況后深感震驚，決定親自過問此事。一天，他穿著軍裝，帶了幾個警衛員，大模大樣地坐上黃包車，讓車夫拉著他和警衛員，穿行於開封繁華的商業街上，有意引起市民的注意。鄧子恢在開封帶頭坐黃包車穿行於繁華的市區，等於在城市上空投放了一枚重磅的政治炸彈。“共產黨的大官坐黃包車了！”這條富有爆炸性的社會口頭新聞，迅速在開封的大街小巷傳播開來，產生了積極影響。

自從鄧子恢帶頭坐黃包車出行后，一度鬧得滿城風雨的黃包車風波，很快平息。黃包車行業繼續開張營業。各種人力車一如既往地穿行於大街小巷。黃包車車夫為廣大市民提供交通服務的同時，自食其力，再也不到人民政府上訪告狀、要求救濟。市民們出行和商業往來的交通運輸車輛有了保障，城市商業又恢復了繁榮景象。敵人散布的共產黨“要共產、要取消商業”的謊言不攻自破。開封出現的黃包車風波，對共產黨、解放軍接管城市的能力是個嚴峻的考驗。處事穩健、富有魄力的鄧子恢，在這場考驗面前，向黨和人民交了一份滿意的答卷，贏得了人民的尊敬。

中國共產黨的七千人大會後，中國社會政治、經濟關係得到逐步調整。在農村，由原來以人民公社為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以生產隊為單位后，農民的積極性有了較大提高，於是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又在許多地方自發地搞起來。1961年，安徽省委主張對這種形式進行支持和引導，當時負責農村工作的鄧子恢經過廣泛的調查研究，支持安徽省委的意見。

1962年7月9日、11日，鄧子恢在中央黨校作關於農業問題的報告。在報告中，鄧子恢肯定了“包產到戶”的做法。他說，現在集體經濟的經濟管理大部分沒有搞好，集體經濟的優越性沒有發揮出來，表現在社員的積極性不高，責任心不強，責任制沒有建立起來，派工不能因材施用，不能真正做到分工而又合作。鄧子恢主張要固定所有制，使所有權、生產權、管理權、分配權統一起來，都在生產隊，使土地、牲畜、大農具都歸生產隊所有。鄧子恢提出要建立嚴格的生產責任制，實行隊（生產隊）包產，組包工，田間管理包到戶；對一些特殊的技術活，可以實行聯繫產量超產獎勵的個人責任制。他不同意把單獨幹活等同與單幹，說：“認為集體勞動就是一窩蜂，單獨幹活就是單幹，單幹就不是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這是不對的”。又說：“不能把作為田間管理責任制的包產到戶認為是單幹。”在1962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鄧子恢受到毛澤東的批評，並被認為是刮“單幹風”。

鄧子恢是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農業工作的卓越領導人。

鄧子恢紀念館，位於福建省龍岩市東肖鎮中心小學內，系利用革命舊址白土桐岡書院設立的名人專題紀念館。1987年，利用東肖鎮桐岡書院設立了佔地面積300平方米的鄧子恢紀念館，大廳正中安放著鄧子恢塑像，分為8個展區，展出圖片96幅、文物76件。

桐岡書院建於清同治年間，坐北朝南，為一院二廂房土木構平房建築，佔地面積1050平方米。1921年春，鄧子恢、陳明、章獨奇等在此舉辦進步讀書會"奇山書社"。1923年9月，在此基礎上創辦閩西第一個宣傳馬列主義的刊物《岩聲》報，對閩西革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該館分8個部分展示了鄧子恢在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三年游擊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建立后在農業合化方面所從事的革命實踐和重要貢獻，對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和農村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鑒和現實指導意義。2001年6月，鄧子恢紀念館被中共龍岩市委宣傳部列為首批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鄧子恢紀念館展出圖片120幅、文物85件、展線11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