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世恩

解放戰爭期間（1946年至1949年），他擔任晉縣綏雁門軍區政治部主任、一野三軍九師政治部主任等職，參加了保衛延安和榆林戰役、瓦子街戰役以及解放蘭州的戰鬥，為新中國的建立做出了積極貢獻。

1949年至1955年任玉門油礦軍事總代表、黨委書記，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長，北京石油管理總局局長。燃料工業部石油 管理總局局長，石油工業部部長助理、副部長兼大慶油田會戰指揮部總指揮，華北石油 勘探會戰部總指揮，石油工業部主要負責人、黨委書記，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兼江 漢石油會戰指揮部副指揮，燃料化學工業部主要負責人，石油化學工業部部長、黨的核 心小組組長，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 主任、黨組副書記，國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國家能源委員會副主任、黨組第二書記，國務委員兼石油工業部部長等職。1955年7月至1956年9月任石油工業部部長助理、黨組委員（1955年10月起）。1956年10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石油工業部副部長、黨組委員、黨委書記（1965年2月起）。

六十年代初，康世恩同志參與領導和直接指揮了大慶石油會戰，為我國石油自給做出了重要貢獻。當時，國家面臨著三年困難時期帶來的巨大困難，蘇聯又撤走專家，中斷我國的石油供應，在最困難的條件下，作為石油會戰總指揮的康世恩，代表石油部黨組向黨中央表示：下決心拚命也要拿下這個大油田。他親自組織調遣各油田力量，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展開大規模的勘探開發工作。

期間，康世恩同志身先士卒，率先垂範，住帳篷，戰嚴寒，帶領幾萬名會戰工人，發揚“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革命精神和“三老、四嚴”作風，敢打硬拼，艱苦奮鬥，奪得了大慶石油會戰的勝利，開創了陸相地層尋找大油田的先河。在大慶石油會戰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之後，康世恩揮師南下，進入地跨遼寧、河北、山東、河南等省的渤海灣地區，組織指揮勝利、大港、遼河等石油會戰。創建了一個又一個新的石油基地，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石油工業的面貌。

1967年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衝擊。1969年至1971年任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兼江漢油田會戰指揮部副指揮。1970年6月至1971年9月任燃料化學工業部革委會第一副主任、黨的核心小組第一副組長。1971年9月至1975年1月任燃料化學工業部革委會主任、黨的核心小組代組長。1975年1月至1978年3月任石油化學工業部部長、黨的核心小組組長。1978年3月至1982年5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其間：1978年3月至1981年3月兼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1978年6月至1981年2月任國家經委黨組書記；1978年9月至1979年3月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1979年3月至1981年3月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

1979年11月25日，渤海2號鑽井船在渤海海面上翻沉，72人遇難身亡，直接經濟損失3735萬元，當時主管石油工業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康世恩對這一事故沒有認真對待和及時處理，在國務院領導工作中負有重要責任，決定給予記大過的處分。這樣的處分決定，在共和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對一向紅旗飄飄、戰功顯赫的石油工業戰線來說，這種打擊是空前的，以往一聲吼，也能讓地球抖三抖的百萬石油工人，此時一下在全國人民面前抬不起頭來，受到的屈辱不言而喻。

“渤海2號”翻沉事故的發生，是由於石油部領導不按客觀規律辦事，不尊重科學，不重視安全生產，不重視職工意見和歷史教訓造成的。石油部領導對此負有不可推諉的重大責任。

1980年至1982年5月兼任國家能源委員會第一副主任、黨組第二書記；1981年3月至1982年5月兼任石油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1982年5月至1988年4月任國務委員。1987年11月至1992年10月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主任，除滿腔熱情地做好培養青少年的工作外，還時刻關心著我國石油工業的發展。

康世恩同志是中共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中共十三大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常委。

康世恩同志在長期領導石油工業的過程中，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按照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矛盾論》指導中國的石油勘探和油田開發，他善於把石油科學的一般原理和中國地質條件結合起來，解決實際問題，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石油地質、油田開發的理論和應用科學。他參與領導和組織指揮了克拉瑪依、大慶等十大石油會戰和其他油氣田的勘探開發，對新中國石油工業的開拓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1995年4月21日，康世恩同志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0歲。

知道石油工人王鐵人的人大都聽說過康世恩這個名字。他曾是建國以來受記大過處分的國務院副總理第一人，也是被譽為本世紀中國最受敬重的“石油赤子”第一人。這看來似乎有點不可思議。

1946年夏日的一個中午，身為晉綏雁門軍區政治部主任的康世恩，與離別10年的兒子衛平團聚了。上次 見面時兒子才剛剛1歲，康世恩正在清華大學讀書，因為得知妻子逝世，趕回家鄉河北懷安群山

康世恩陪同周總理接見石油戰線英雄代表。總理身後站立者為康世恩，左一為鐵人王進喜。

環抱的田家莊，辦完妻子的後事，他沒能認真愛撫一下兒子，就匆匆返回學校了。不久，他參加了“一二·九”學生運動，從此跟著黨輾轉戰鬥，和家鄉斷絕了聯繫。眨眼間10年過去了，在他心中還是剛剛蹣跚學步、牙牙學語的幼兒，已經成長為11歲的少年。10年裡他常想起兒子，只因為戰爭形勢嚴峻，沒把兒子接到身邊。如今，他見到兒子，又想起了早逝的妻子，不免傷感。

這次他們父子能團聚，純屬偶然。4月的一天，他的一位遠親在縣城看到《晉綏日報》上登載的“黑茶山事件”——葉挺、王若飛、秦邦憲等人飛機失事，負責處理這一事故的人員中有個叫康世恩的。他把報紙拿回家交給康世恩的三弟。三弟認定報上的康世恩就是親哥哥，馬上按報上的地址給康世恩寫信，告知衛平的情況。於是，康世恩想方設法把兒子接到了身邊。

康世恩的夫人楊華甫看到他們父子團聚的動人場面，禁不住流下了熱淚。1936年參加革命前，16歲的楊華甫已是山西朔縣完小的校長。她心地善良，很懂得孩子心理。楊華甫和康世恩1939年結婚以後一直沒生育，這更加深了她對小衛平的感情。小衛平從楊華甫那裡感受到母愛的溫暖，把她視同生母。

那時，曾有過這種說法：我們出生入死，就是為了後代幸福。康世恩夫婦就這麼一個兒子，按說該讓從小受窮受苦的兒子享享福。但康世恩卻認為，後代要有本領，就必須學習，也要能吃苦。解放后，康世恩曾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長。那時，衛平在北京住校讀書。康世恩多次到北京出差，但只帶兒子看過一次電影，上過一次小飯館，游過一次故宮，進過一次商店。衛平高中畢業要去南京軍事學院學習了，康世恩特地領兒子去買了一條毛毯，說南京冬天不生火，很冷。他反覆叮囑兒子一定要多讀書。

後來，康世恩調到北京，兒子也轉業回來。衛平因為所學專業一時難以找到對口單位，在家等待通知。照說，身居高位的康世恩要為兒子安排個工作是不費吹灰之力的，可他就是不開口，讓兒子等待組織安排。同住一個大院的余秋里認為衛平這麼呆著不好，於是主動幫忙，讓衛平進了石油部下屬的一個研究院。

“文化大革命”開始，康世恩在劫難逃。衛平不過是研究院小小的保衛科科長，也遭陪斗。1967年冬的一天深夜，衛平在被揪斗后突然失蹤了。康世恩、楊華甫四處打聽沒結果，老兩口心如刀割如鋸扯。後來他們母子終於在被揪斗的台上見面了，但由於在造反派嚴密監視下，他們彼此沒有說一句話，惟有讓淚水默默地流……

1993年4月中旬，74歲的楊華甫在即將走完一生旅程的時候，握著急匆匆從巴基斯坦趕回來的兒子的手久久不放。康世恩在一旁端詳著共同戰鬥生活了半個多世紀的伴侶，也悲痛地握著她的手久久不放。

康世恩一生廉潔，一塵不染，惟一破例的是為了未出世的孫子拿了食堂幾塊酸菜，那時，兒媳懷孕想吃酸菜，酸菜本是極便宜的東西，可1961年市面上哪都買不到，無奈，康世恩只好向食堂的師傅要了幾塊。這之後，他曾多次提到：“這也算是多吃多佔哪!”

康世恩自當年安頓完結髮妻子的後事之後，就一直沒回過家鄉。但他很想念家鄉，那裡的一草一木時常出現在他的夢中，可他卻始終沒有回去看看的打算。他私下對兒子說：“我一回去，家鄉不會不接待，村裡鄉里興師動眾的。還有，家鄉有困難，若提出要點油要台車，我辦不辦?”此外，他還有難言之隱：祖父靠從內蒙古往保定一帶販運牲口維持生計，晚年置下一些土地，年紀大了干不動后，雇了幾個長短工；父親在縣城教書，曾在縣教育局任職；土改時，他的家庭成分被定為地主；如今自己身為國家的副總理、部長，回去會不會給“地主家庭”光宗耀祖呢？為此，他連母親去世也忍痛不歸。後來，家鄉人寄來了一張墓地的照片，康世恩一眼就認出了那是結髮妻子的墳，他告訴兒子說：“這就是你媽的墳。”

康世恩的家鄉實在貧困，沒有可通車的路。縣裡想找有關部門批准建個化肥廠，修條山區公路，找康世恩幫忙。康世恩幾經考慮后幫了忙。後來，他家鄉開發了一種油田緊缺的鈣質膨潤土，還出口到美國與澳洲。這件事讓他心裡很高興。

康世恩逝世后，康衛平和妹妹(康世恩的養女)把父親的17000元稿酬捐贈給了父親的母校田家莊小學。如今，田家莊小學經過中國天然氣石油總公司多次關懷，也以全新的面貌出現在大山裡邊，懷安更是邁上了改革開放的大道。

康世恩從1949年出任玉門油礦中國人民解放軍總代表起，幾乎半個世紀沒離開過石油。

“鐵人”王進喜，就是康世恩和余秋里在大慶石油會戰中發現的，這面映紅了一個時代的紅旗，今天仍鼓舞著千萬個建設者。康世恩與王鐵人的感情非比尋常，他總是親切地叫王鐵人為“老鐵”。

一天，王鐵人因勞累過度在井場邊睡著了，突然覺得有人推了他一把。他大吼了一聲：“一邊去!”隨即，他聽到一陣熟悉的哈哈大笑聲，立時揉著布滿血絲的雙眼彈了起來，不好意思地撓著腦袋笑了。原來，站在他跟前的正是石油部部長康世恩！康世恩看到王鐵人疲憊的樣子，大聲命令道：“就是鐵打的漢子也經不起4天4夜的煎熬啊，你立即回屋給我睡覺去!”說完轉身就走，沒走幾步又倒回來說：“你是隊長，是英雄，全國人民還等你鑽井進度超蘇聯，超美國呢！你要是垮了，我可饒不了你!”康世恩的口氣雖硬，心裡可是疼著王進喜的啊！後來，王進喜的兒子聽老師說王鐵人帶領的鑽井隊日進尺已超過美國的名牌隊，一放學就唱啊、跳啊，蹦蹦跳跳地回家。還沒進家門，他就聽到滿屋子的笑聲。進了門，他看到一位戴眼鏡的伯伯正大聲地對父親說：“你老鐵可不能驕傲哇，不拿下大油田，咱們什麼時候也不能歇氣……”這個戴眼鏡的伯伯就是康世恩。後來，他常看到一身工人打扮的大部長康伯伯在他家進進出出，和父親親熱得像兄弟倆。逢年過節，康世恩總要親自登門看看王鐵人，有一年春節沒什麼可拿的，就提上了幾塊凍豆腐。

1970年5月，王鐵人在京又一次受到周總理接見，此時，他胃病複發到醫院檢查，結果竟是“胃癌”。周總理立即批示讓王進喜住進301醫院。康世恩聞訊焦急萬分，多次到醫院看望，並親自聯繫了好幾位著名中醫會診，想盡一切辦法為他醫治。可這一切都沒能挽留住王鐵人的生命。

王鐵人逝世后的多年裡，康世恩對他仍感懷不已。在王鐵人逝世后的20多年中，康世恩對他的家屬始終關懷備至。王鐵人的妻子王蘭英後來患上糖尿病來京求醫，適逢301醫院床位緊，康世恩便親自給院長寫信，王蘭英得以住院診治。一個月後，王蘭英病情好轉要出院了，康世恩又派人把王蘭英接回家中，與夫人楊華甫一起陪王鐵人的妻子、兒女們吃飯，噓寒問暖。王蘭英離京回大慶時，康世恩還用專車把她和她的兒女送到火車站。

1979年11月25日拂曉，渤海灣風急浪高，突然一排幾丈高的大浪湧來，幾十噸重的一艘石油鑽井船翻了，72人頃刻沉入海底。這就是震驚國內外的“渤海二號事件”。

當時主管石油工業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康世恩對這起重大事故極為震驚，他及時果斷地向有關部門作出指示，令全力查清事故原因，向遇難者家屬表示深切的慰問。那些日子，康世恩悲痛之餘，時時思索事故的諸種因素。

1980年8月25日，康世恩列席了黨中央書記處、國務院召開的聯席會議，會議在研究“渤海二號事件”時，認為康世恩負有直接責任，決定給予他記大過處分。康世恩成為了我國國務院副總理中受記大過處分的第一人。

這天傍晚，康世恩回家一反常態，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一屁股坐在沙發上，臉色蠟黃。衛平感到父親有事，忙問：“爸，你咋啦？哪兒不舒服?”康世恩伸出手來，有氣無力地說：“今天心慌，你給我號號脈。”衛平一號脈就嚇了一跳，那脈搏在停停跳跳的。衛平急了，要叫人送他到醫院。康世恩擺擺手，輕聲說道：“病也有一點，我受處分了，心情當然不愉快。”兒媳(北京一家大醫院的婦產科醫生)哭著勸他說：“您別不顧身體地幹了!”康世恩沉重地說道：“犧牲了72個同志啊，他們的老婆、孩兒怎麼辦？這個事情可真不好辦啊！孩子小的要上學，上完學的要安排工作，我得給人家想想辦法。”楊華甫深知他一向的為人處世，一個勁勸他想開點。他最後認真地說：“我受了處分也好，這可以減輕其他同志的責任。”不久，康世恩在國家經委黨組擴大會議上做了認真的檢查，他為犧牲了72位同志而深感痛苦和內疚。

1981年初，我國石油工業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原油產量趨於下降，再不採取措施後果嚴重。國務院為解決石油“滑坡”的局面，考慮調康世恩回石油部兼部長。康世恩當時因“渤海二號事件”剛剛受到處分，思想上有壓力，身體狀況又不太好，但面對嚴峻的局面，他不顧個人得失，毅然主動提出回石油部工作，要力挽狂瀾，扭轉頹勢。要知道，他這可是從國務院副總理的崗位上退到部門工作呀！而康世恩坦然地下來了。

同年，在第五屆人大代表提案的呼籲下，沉船被打撈上岸，基本查清了翻沉的真實情況：經科學鑒定，確認不是石油部的責任事故，而是該船體在設計上存在嚴重缺陷。

1982年6月15日，國務院發出《通知》指出：“鑒於近兩年康世恩同志在石油工業部的工作卓有成效，國務院決定撤銷對康世恩同志記大過的處分。”

襟懷坦白的康世恩在任何情況下，始終把國家利益和組織決議放在第一位，雖背上了處分，但他仍抱病上陣，從不氣餒、不鬆勁。他在油田與技術人員和工人一起經過反覆論證，提出了生產1億噸原油的包干方案。

康世恩一工作起來就進入忘我境界，眼前和心裡除了工作外，一切都淡出了。有這樣的小插曲。他主持半天會也不上廁所，回家一進院子卻直奔廁所。楊華甫這時會說：“你就這麼顧家？連泡尿都捨不得尿在外頭!”康世恩的家人都知道，他辦公室的燈光每天總要亮到午夜。

康世恩關心工人、愛護工人，他再次到石油第一線時仍像當年一樣和工人在一起。一位老工人患有肝炎不敢和康世恩握手，而康世恩卻主動上前拉住他的手。有陪同的幹部提醒康世恩，康世恩卻說：“我就不信握握手就會沒命!”

老工人也許不知道，眼前的部長不久前曾與死神惡戰並戰勝了死神——他1985年因患膀胱癌住院並戰勝了癌魔。

在康世恩和石油系統各方面同志的努力下，第二年石油生產形勢就出現了新的生機，產量開始穩步回升，後備儲量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石油工業改革方案也一項項隨之出台。康世恩為中國石油工業立下了新功。

康世恩後來任國務委員，退居二線后又先後任中顧委常委、中國關心下一代委員會主任。1994年，癌魔再次向康世恩襲來。身卧病榻的康世恩面帶愧疚地對兒子說：“我這一生，只知道工作，到死也沒給你留下任何東西。”衛平含淚安慰父親：“您不要考慮這個，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一次，衛平扶著父親去廁所，父親說：“我快不行了，可還有兩件事情想做：一是還想去大慶，他們的薄層採油搞得好，我想去看看；二是我想回老家去看看，出來60多年了，我老不回去也不見得好，畢竟那是我的鄉土嘛!”

康世恩彌留之際，用力睜開眼睛，手微微顫動。衛平及工作人員知道他有話要交代，急忙拿來紙和筆。老人艱難地寫下了一個歪歪斜斜的“油”字，筆突然從他手中滑落——他懷著深深的不了情走了。

石油戰線的人忘不了康世恩，稱他為“石油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