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飈

耿飈同志1909年8月26日生於湖南省醴陵縣北鄉嚴家沖一戶貧苦農民家庭，7歲時隨父母逃荒到湘南常寧縣水口山。他13歲到鉛鋅礦當童工，從小受盡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在水口山黨組織的教育和引導下，他開始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道理，立志救國救民，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他積極參加工人的罷工鬥爭，並於1925年5月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6年，湖南革命形勢進入高潮。耿飈同志按照黨的指示，同其他同志一道，從敵人的兵工廠秘密運出一批槍支，武裝水口山工人赤衛隊，開展革命武裝鬥爭。不久受黨派遣回醴陵，組建並率領農民赤衛隊參加醴陵暴動和十萬農軍攻長沙。在黨的組織和革命力量遭受嚴重損失后，他幾經輾轉，於1928年4月回到瀏陽，找到黨的組織，並擔任瀏（陽）、醴（陵）游擊隊隊長，積極開展游擊鬥爭，配合主力紅軍作戰。1928年8月，他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0年9月，耿飈同志奉黨的指示，率領游擊隊參加紅軍，歷任紅1軍團第3軍9師參謀、師幹部教導隊隊長、作戰教育科科長。1933年春，任紅1軍團第2師4團團長。先後參加了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和漳州戰役等重大作戰。他機智果敢，英勇善戰，率領部隊打了許多硬仗、惡仗。紅軍長征中，他率部擔任第2師前衛，攻克古陂，激戰九峰山，夜渡瀟水河，奔襲道州城，血戰湘江邊，沿途斬關奪隘，屢破強敵，有力地掩護了中央縱隊和主力紅軍突破敵四道封鎖線。紅軍進入貴州境內后，他率部在江界渡口強渡烏江，首奪天險婁山關，為中央縱隊和大部隊開闢前進通道。毛澤東同志曾就此事寫信表揚耿飈同志。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耿飈同志任紅1軍團第1師參謀長，率部參加四渡赤水、再克遵義、南渡烏江，從雲南境內巧渡金沙江等重要戰役戰鬥，為中央紅軍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贏得戰略轉移的主動權作出了貢獻。繼又率部通過彝族地區，搶渡大渡河，配合兄弟部隊奪占瀘定橋，使中央紅軍再次擺脫險境。紅軍長征抵達陝北后，他率部參加直羅鎮戰役和東征戰役。在攻打甘泉時頸部負重傷，仍堅持指揮戰鬥。他於1936年6月入抗日紅軍大學學習，同年12月任紅四方面軍第4軍參謀長。他認真執行黨的政策，努力消除張國燾錯誤路線的影響，為加強紅軍內部團結做了大量工作。

抗日戰爭時期，耿飈同志任八路軍第129師385旅參謀長、副旅長兼副政治委員，率部駐守隴東，保衛陝甘寧邊區。他於1941年7月入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44年9月任晉察冀軍區副參謀長兼聯絡部部長。1945年8月，他指揮部隊向盤踞在張家口的日偽軍發起進攻，一舉收復被日軍佔領多年的這座塞外重鎮。抗戰勝利后，他於1946年1月至8月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副參謀長兼交通處處長，在葉劍英同志領導下，同國民黨破壞和平、挑起內戰的陰謀進行了堅決鬥爭。

解放戰爭時期，耿飈同志回到晉察冀軍區，任晉察冀野戰軍參謀長。他先後參與組織了正太戰役、青滄戰役、保北戰役。在戰略進攻階段，他參與指揮了著名的清風店戰役、石家莊戰役。1948年5月任華北軍區第2兵團（后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9兵團，即著名的楊羅耿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率部參加平津戰役、太原戰役、寧夏戰役，為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1950年初，黨中央決定調耿飈同志到外交部工作，開始了他長達20多年的外交生涯。至1971年，他先後擔任中國駐瑞典王國大使兼駐丹麥、芬蘭公使，駐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黨委委員、副部長，駐緬甸、阿爾巴尼亞大使等職。他在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的直接領導下，認真貫徹中央的外交方針和政策，為開創和發展新中國的外交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樹立了我國老一輩外交家的崇高風範。他具有很高的理論和政策水平，十分重視形勢調研，力求掌握實際情況，並根據形勢發展變化適時提出政策建議，為中央外交決策提供可靠依據。他作為我國派駐西方國家的第一位大使，積極開展對外交往，促進我國同駐在國的友好關係，努力宣傳我國的內外政策和建設成就，擴大新中國的影響。他與瑞典、丹麥、芬蘭三國的經貿部門及經貿界人士積極交往，創造了我國同西方國家開展貿易和經濟合作的契機。在任駐巴基斯坦、緬甸大使期間，耿飈同志積極推動中巴、中緬政府和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以及經貿、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為中巴、中緬睦鄰友好關係的發展作出了不懈努力。巴基斯坦政府曾經專門向耿飈同志頒發勳章，以表彰他對增進中巴友誼的功績。緬甸政府領導人也多次讚揚耿飈同志為發展中緬友好合作關係所作的貢獻。

耿飈同志在外交鬥爭中，善於將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統一起來，針對不斷發展變化的形勢提出自己的獨到看法和創造性見解，表現出很高的政策水平和鬥爭藝術，積累了豐富的外交工作經驗。他擔任外交部副部長期間，協助陳毅副總理兼外長處理了大量涉外案件，參與或主持起草了一批重要的外交文件。在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期間，他向中央提出了關於改進外交和外援工作的意見。毛主席看了報告后說：“耿飈敢說真話，反映真實情況，是個好大使。”他以身作則，忘我工作，勤於鑽研，善於思考，深得外交部幹部、職工的好評。在使館工作期間，他把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的豐富經驗與使館工作特點緊密結合起來，有針對性地開展思想政治工作，使外交幹部的思想政治素質不斷得到提高。他關心下屬，重視培養年輕幹部，經常告誡他們要學外交、學技術，全面鍛煉自己。

“文化大革命”中，耿飈同志同林彪、江青一夥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面對林彪、“四人幫”對中央外交路線的嚴重干擾和破壞，他堅持原則，頂住壓力，堅定不移地執行中央制定的外交政策，遭受殘酷迫害。他在逆境中仍然堅貞不屈，表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無私無畏的氣概。

1971年1月起，耿飈同志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他頂住壓力，堅決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把一大批幹部解放出來，從“五七幹校”調回部里恢復工作，並充實到各級領導班子中去。他按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堅決糾正“四人幫”在對外交往工作中“左”的錯誤做法，積極恢復和擴大我黨對外交往工作。他向中央提出恢復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和其他一些共產黨的關係，並同各國社會黨、民族民主政黨建立聯繫和交往的建議。他十分重視對國際問題的研究，強調將研究工作與黨的對外工作相結合，並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發展黨際關係的一些重要原則。

1976年10月6日，黨中央粉碎了“四人幫”反黨集團，耿飈同志當晚奉黨中央之命，到中央廣播事業局掌握了被“四人幫”長期控制的廣播電台、電視台。他在擔任中央宣傳口負責人期間，為消除“四人幫”在宣傳輿論戰線的破壞和影響做了大量工作。他支持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呼籲儘快讓鄧小平、陳雲等一大批老同志重新出來工作。

1978年3月，耿飈同志任國務院副總理，負責處理外交事務，並分管民航總局、

旅遊總局和軍工部門的工作。1979年1月，他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秘書長，協助軍委主席、副主席處理中央軍委日常工作。1981年3月任國防部長。1982年5月任國務委員。他堅決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策、指示，為推動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為新時期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1980年7月，他根據鄧小平同志關於軍隊要“消腫”和改革體制的指示精神，主持制定了《中央軍委關於精簡整編的方案》。

1983年6月，耿飈同志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併兼任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在全國人大工作期間，他堅持黨的基本路線，認真履行憲法賦予的職責，圍繞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大局積極開展工作。他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為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出

了重要貢獻。他主持起草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加入各國議會聯盟的報告，並率領全國人大代表團出席在日內瓦舉行的“各國議會聯盟”第七十一屆大會。在他兼任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根據我國的對外方針、政策，利用多種渠道，採取靈活多樣的形式，積極開展同各國議會的交往和聯繫，堅持了我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對一系列重大國際問題的原則立場，促進了國家之間友好關係的發展。

耿飈同志離開領導崗位后，仍然關心黨和國家大事，多次給黨中央、中央軍委寫信，提出有關經濟建設、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建議。他十分關心人民疾苦，多次為貧困地區和災區群眾捐款捐物。他熱心老齡事業和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他堅持黨的基本路線，衷心擁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充滿信心。

耿飈同志是中共第九屆、第十屆、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在黨的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常委。他是黨的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特邀代表。1988年7月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新華社北京6月29日電，耿飈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00年6月23日1時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2000年6月29日上午，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里莊嚴肅穆，哀樂低回。“沉痛悼念耿飈同志”的黑底白字橫幅懸掛在正廳的上方，橫幅下方是耿飈同志的半身遺像。剛剛走完91年人生旅程的耿飈同志，安卧在鮮花翠柏叢中，鮮紅的中國共產黨黨旗覆蓋著他的身軀。耿飈同志的夫人趙蘭香率子女敬獻的花圈擺放在遺體前。

8時30分，胡錦濤、李嵐清、田紀雲、李鐵映、遲浩田、張萬年、曾慶紅、喬石、劉華清、鄒家華、布赫、鐵木爾·達瓦買提、蔣正華、司馬義·艾買提、王忠禹、王兆國、阿沛·阿旺晉美、任建新、李貴鮮、陳俊生、錢正英、朱光亞、羅豪才和李德生、張勁夫、黃華、廖漢生、谷牧、馬文瑞、王恩茂、楊白冰、王漢斌、張震、陳慕華、洪學智、鄧力群、張廷發，中央軍委委員傅全有、于永波、王克等，以及曾與耿飈同志一起戰鬥或工作過的老戰友緩步來到耿飈同志的遺體前，肅立默哀，向這位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老同志三鞠躬，並最後送別。隨後，與其家屬握手，表示深切慰問。

中央黨政機關有關部門、解放軍四總部、駐京各大單位和武警部隊領導同志以及耿飈同志的親屬、生前友好、家鄉代表也前往送別。

耿飈同志病重期間和逝世后，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瑞環、尉健行、丁關根、李長春、吳邦國、

吳官正、羅干、姜春雲、賈慶林、錢其琛、黃菊、溫家寶、吳儀、萬里、宋平、榮毅仁、薄一波、宋任窮、帕巴拉·格列朗傑、王光英、程思遠、吳階平、彭佩雲、何魯麗、周光召、曹志、丁石孫、成思危、許嘉璐、肖揚、韓杼濱、葉選平、楊汝岱、巴金、錢偉長、盧嘉錫、宋健、張思卿、丁光訓、孫孚凌、霍英東、馬萬祺、萬國權、胡啟立、陳錦華、趙南起、毛致用、白立忱、經叔平、張克輝、周鐵農、王文元和肖克、張愛萍、段君毅、習仲勛、彭沖、王芳、楊成武、呂正操、鄭天翔、劉復之、倪志福、費孝通、孫起孟、雷潔瓊、李錫銘、王丙乾、吳學謙、賽福鼎·艾則孜、楊靜仁、錢學森、胡繩、蘇步青、董寅初、韓光，中央軍委委員王瑞林、曹剛川等同志，前往醫院看望或以各種形式對耿飈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並向其親屬表示親切慰問。

耿飈同志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和堅強的黨性原則，對黨對人民赤膽忠心。他十分珍視在紅軍時期的一張黨證，雖然經歷了無數次槍林彈雨的洗禮，這張黨證仍完好地保存至今。他具有強烈的革命事業心和高度的政治責任感，不怕困難，不畏艱險，堅韌不拔，能夠在各種艱難複雜的環境中開拓新的局面。他光明磊落，坦誠正直，剛直不阿，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場堅定，旗幟鮮明。他待人寬厚，作風民主，善納群言，勇於批評和自我批評，能夠團結同志一道工作。他勤於學習，注重調查研究，工作嚴謹細緻，一絲不苟，反對弄虛作假和敷衍塞責的不良風氣。他密切聯繫群眾，注意體察民情，想方設法為群眾解決實際困難。他嚴於律己，大公無私，從不計較個人的名利地位，在生活上從不搞特殊，對家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要求十分嚴格，始終保持了艱苦奮鬥的政治本色。

耿飈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光輝的一生。他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他的逝世是我們黨、國家和軍隊的重大損失。他的光輝業績將永載史冊！他的崇高品質和革命精神，將永遠銘刻在人們的心中！

耿飈同志永垂不朽！

耿飈同志在生活上從不搞特殊，對家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要求十分嚴格，始終保持了艱苦奮鬥的政治本色。他密切聯繫群眾，注意體察民情，想方設法為群眾解決實際困難，關心人民疾苦，多次為貧困地區和災區群眾捐款捐物，熱心老齡事業和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獲得了幹部群眾的愛戴。

給毛主席送老虎、給特務送葯

1969年，耿飈作為黨的“九大”後派出的第一位大使，來到阿爾巴尼亞。毛主席臨行前叮囑他，阿爾巴尼亞是“歐洲的社會主義明燈”，我們要加強和發展中阿友好關係。

“肩負‘聯誼’重任的父親，卻看到這樣的現實：當我國自己黑白電視機都少得可憐的時候，阿方向我國提出，援助他們每個農業社都有電視；當我國動用本來就少得可憐的外匯，為阿方進口棉花、織成布、做出成衣時，他們反過來要賣給我們從中賺錢。我國援助的化肥被堆在地里，任憑日晒雨淋……1954年以來，我國給阿爾巴尼亞的經濟、軍事援助，高達90億元人民幣。當時，阿爾巴尼亞總人口才300萬，人均接受中國援助3000元，而同期中國農民一年的收入，最多也就幾十元。”

該不該勒緊中國人褲腰帶，去援助阿爾巴尼亞？耿飈大膽提出調整援阿方略。“父親回國述職時，李先念風趣地對他說，你膽子真不小，敢說阿爾巴尼亞的‘壞話’！你是第一個提出這種意見的人。後來，中央肯定了父親的建議。”

耿瑩說：“我父親是文武雙全的將帥之才。”曾有一位北大學者說：“耿飈是上山能打獵，下水能摸魚，出門能談判，回家能做飯的人物。放到古代，就是趙子龍、秦叔寶。”

耿飈生於湖南醴陵縣一個貧困家庭，從小讀過私塾，背過詩文。耿飈的曾祖父是靠苦讀起家的舉人，祖父是遊方郎中。耿飈的父親則闖蕩江湖，混到撫台的親兵營里學了9年武功，差點被選入皇宮。因為使過皇上賜予的虎頭雙鉤，有“雙鉤大俠”的美稱。後來回鄉，先後學過木匠、鐵匠、瓦匠和醫術，又跟株萍鐵路的德國工程師學會了看圖紙。

1909年出生的耿飈，自小從父親那裡學會了南拳、氣功、單刀、點穴等很多本事。他7歲隨父母逃荒到湘南常寧縣水口山，13歲到鉛鋅礦當童工。一般童工都瘦弱不堪，耿飈卻身體健壯，上樓梯都是用腳尖一次跳四五級。耿飈在革命戰爭中，經常徒手殺敵，以一當十。他1925年入團，1928年入黨，是井岡山紅軍的骨幹之一。

1940年，陝甘寧邊區正興起“大生產運動”，耿飈率部隊來到一處偏遠山地屯田開荒。深山叢林里野獸眾多，不僅糟蹋莊稼，還傷害人畜。“父親組織部隊打獵，一個月下來，打了4隻老虎、七八隻豹子、上百條狼和狐狸以及上千隻野兔。他們把獸皮剝下來，去城裡賣錢。父親將一隻虎送到延安，給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毛主席童心大起，‘引誘’朱總司令說，‘你能不能一個人把它舉起來？’朱總司令還真試了試，然後說，‘不行’……”耿瑩邊說邊笑得前仰後合。

“父親英勇善戰。長征時湘江之戰，他的一個團阻擊了敵人整整15個團！這在戰爭史上是不可想象的。父親足智多謀。當年北平和平解放談判中，做地下工作也是一把好手。”一次，耿飈發現有個經常跟蹤他的特務幾天沒露面，一打聽原來是生病了。耿飈就買了葯去看他。特務被感化了：“我這工作不是人乾的。病了沒人管我，反倒是你們共產黨來照顧我。”

在長征途中，耿飈居然每天寫日記。“父親有一架相機，拍了不少照片。斯諾對長征的了解和描寫，很多得力於父親的日記。《西行漫記》里的照片，有的還是父親的作品。”

給六百萬軍隊“消腫”

在北京外交部舊址附近的一所公寓中，耿飈的長女耿瑩向環球人物雜誌記者回憶說：“我這個父親，上山能打獵，下水能摸魚，出門能談判，回家能做飯……”

在耿瑩心中，父親是個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物，實在難用一句話概括。

耿飈的夫人趙蘭香，已87歲高齡。談起丈夫，她和女兒有相同感受：“耿飈一生的經歷豐富多彩，由於工作需要，黨和國家安排他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從事截然不同的工作，但是他在每一個崗位上都能幹得很出色。”

五角大樓的特殊客人

耿瑩說，父親從童工到將軍，“大風大火”了一輩子。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多半時間是在外交崗位上。

1979年1月2日，中央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鄧小平宣布：軍委決定耿飈回軍隊任職。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國務院副總理耿飈兼任軍委秘書長，協助軍委主席處理軍委的日常工作。1981年3月，耿飈又兼任國防部長。

趙蘭香至今還記得耿飈回歸軍隊的那一天。

“工作人員送來了軍裝，等不得我給新衣服過水，耿飈當即就‘披掛’上陣了。他一連說了幾個‘好哇，穿什麼都不如穿它舒服。還是紅旗式的領章好，還是那顆紅五星好。’”

耿瑩回憶：“在父親兼任國防部長的前後兩年中，他為軍隊整編、民航改制、中美軍事關係等問題操碎了心。”

1980年5月25日，由耿飈率領的軍事代表團訪問美國，走進五角大樓。

“後來我聽父親講，五角大樓的工作人員不顧禁令，紛紛從窗戶探頭出來。他們沒想到，美國會為一位共產黨國家的軍隊領導人舉行歡迎儀式。”耿瑩說。

訪美期間，耿飈一行還登上了“小鷹”號航空母艦。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和科技人員首次踏上航空母艦。上艦后，其規模氣勢和現代作戰能力，給他們留下了極深印象。

在看到代表世界海軍最先進水平的裝備時，耿飈和同事們內心深處也萌動著儘快改變我國海軍面貌的激情。

趙蘭香還記得一個細節：5月28日晚，美方把中國軍事代表團請進白宮，卡特總統夫婦在晚宴后，邀請耿飈夫婦一起觀看了電影《星球大戰(Ⅱ)》。但美方因顧忌“如此過分招待中國人會刺激蘇聯”，所以當時沒有將看電影的情況對外公布。

這次訪美，中美雙方擬定了進一步加強兩國軍方聯繫的計劃，包括增加軍方人員接觸，美國同意向中國出口某些具有民用和軍用雙重價值的技術，並願意對可能向中國出口的某些軍事裝備提供技術和資料。

當時有記者問：“這是否意味著美國同中國在軍事上，哪怕是暫時性的結盟的開端？”美國國防部長布朗答道：“根本不是。美國和中國是朋友，不結盟也可以交朋友。”又有記者問：“同中國軍方發展關係是否終將導致美國向中國出售武器？”

耿飈說：“我認為目前沒有這個可能。我們的友誼要靠一步一步地來，一天一天地發展。”

組建反劫機警察特種部隊

耿瑩告訴記者，很多老帥對耿飈在就任國防部長前後執行的“軍隊消腫”政策，印象深刻。

“父親在鄧小平同志和幾位老帥的指導下，主抓了軍隊的精兵簡政，那是‘文革’以後人民解放軍的第一次大‘消腫’。”

耿瑩曾在父親的回憶錄中看到，當年父親召開軍委會議動員部屬說：“現在這個樣子化不了(實現國防現代化)……我們都是從槍林彈雨中出來的，大家都懂得指揮機關人多了，高大了，並不能提高效率，反而很多事情難辦。過去辦事情簡單，一個電話，或者把人找來，當面幾句話一說，回去就辦妥了。現在辦事情有些人搞官僚化那一套……搞那麼多幹部，說是能上能下，實際上能上難下，提起來高興，降下去就不高興，還要罵娘。現在要消腫，做三年計劃，真正消腫！”

為保證簡編部隊在緊急情況下實施軍務動員，耿飈提倡首先把預備役搞好。轉業複員的官兵要搞預備役登記。耿瑩說：“父親還給他們講了《花木蘭》的例子。他說‘你們看朝廷里就有花木蘭父親的名字，一旦打仗，一個通知下來，哪一天集中，他自己帶弓馬，帶著保留的軍服就來了’。”

在耿飈等的積極努力下，經過這次精簡整編，人民解放軍的總員額由600多萬降到400多萬。從此，鐵道兵和基建工程兵在軍隊序列中消失。

耿瑩對耿飈在任國防部長期間組建特種警察部隊的事記憶猶新。“1981年6月，父親召開中央軍委辦公會議，研究如何應對國際上日益猖獗的劫持飛機等恐怖活動。”

1981年10月9日，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成立反劫機警察特種部隊。“他們從武漢軍區調集了一個團的兵力，開始封閉式訓練，當地老百姓稱他們是‘敢死隊’。”

就在訓練緊鑼密鼓進行時，1982年7月25日，中國民航發生了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劫機事件。民航蘭州管理局的一架飛機遭5名歹徒劫持，命令機組改飛台灣。“父親立即到突發事件指揮中心現場進行指揮。後來機組人員在乘客的配合下，制服了歹徒。”

1983年，耿飈倡建的警察特種部隊併入新成立的武警部隊，改稱“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特種警察大隊”，任務為反劫機、反恐怖、反暴亂。

“香港駐軍”事件

在駐軍這個問題上，這個高度敏感、高度關注的問題上，耿飈說了一句模稜兩可的話，結果引發了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 1984年5月15日起，耿飈參加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此之前的3月12日，他參加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按照這次會議精神，耿飈對參加全國人大六屆二次會議認真進行了會議發言準備，對需要審議的提案擬好了建議。此後就忙於出席世界議聯大會和接待“議聯”會員國來華訪問的代表團。然而，在六屆二次會議上一次突如其來的採訪，卻使耿飈陷入了一場嚴重的政治事件中。

事情的起因是關於香港回歸后是否在香港駐軍的問題。“兩會”期間，香港記者到處採訪，打探中央關於香港問題的立場、決定。據時任香港回歸中方談判代表團團長的周南在2007年出版的《周南口述：遙想當年羽扇綸巾》一書中回憶：“1984年5月，香港一些大的傳媒派了一些女孩子來當記者。這些女孩子很難纏，有的還是奉命來摸底的。”前外交部長、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黃華持同樣看法，他在《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中說：“被邀請來的香港記者極想捕捉到一點有關中央對香港回歸問題談判的信息，其中焦點之一就是回歸後人民解放軍是否進駐香港問題。香港記者趁人大會議期間香港各界人士同中國高層人士聚集的時機，見到黨和國家領導人就劈頭蓋臉地提問。”耿飈就是在劈頭蓋臉的提問中出了紕漏的。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記者劉振敏回憶：有記者問耿飈副委員長：“香港老百姓怕駐軍，你們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駐軍？”耿飈副委員長作了含糊其辭的回答：我們可能不一定駐軍吧。第二天，香港報紙講香港不必駐軍，是“中國政府的意見”；“中共前國防部長說，香港恢復后，中國將不派軍隊進駐香港”。一時間，滿城風雨。有的認為，關於香港是否駐軍問題，中國的政策變了，鄧小平說的不算了。鄧小平大發雷霆的時候，耿飈還一無所知。大會結束后，他按計劃去萬壽賓館會見外賓並準備共進午餐時，突然接到通知，彭真委員長要他立刻趕回人民大會堂。司機和警衛參謀到另一個地方就餐去了。耿飈來不及找自己的車，就近抓了一輛便車，隻身趕到大會堂西南門，被告知彭真已經到北門等他了，看來事情十分緊急。耿飈疾步穿過大會堂，臉色嚴峻的彭真低而急促地告訴耿飈：小平同志發火了。彭真對耿飈說，香港的報紙發表了關於香港駐軍問題的言論，引起小平同志發火。彭真要求耿飈嚴肅對待這件事情…… 當彭真把這一情況告訴耿飈后，他第一個表情就是陷入了“努力回想中”。他與彭真說了10來分鐘的話，這時聞訊趕來的警衛參謀已經帶著耿飈的座車趕到大會堂北門廣場。耿飈上車后，司機問：“去哪？”因為司機知道，首長是在會見外賓的場合下趕過來的，還沒有用餐。耿飈說：“回家。彭真同志叫我這幾天哪裡也不要去了。”黃華也在當天知道了鄧小平對他的批評。據他回憶：事後，一位在場的同志告訴我上述情況。我當天晚上打電話給小平同志的秘書王瑞林同志說：請你轉報小平同志，我以我的黨性擔保，我沒有向香港記者說過不駐軍的話，希望小平同志查核。小平同志是個正直講信義的人，他隨後向香港船王包玉剛先生鄭重說明，黃華沒有說過香港回歸后不駐軍的話，並說：我錯怪了黃華同志了。包玉剛先生與我甚為熟悉和互相信任，他親自向我說了小平同志對他講的話。小平同志還向陪同他會見外賓的外交部的同志作過同樣的說明。

原來，黃華在此之前確實接受過香港亞洲電視台的採訪，談論香港問題，但是他並沒有就駐軍的問題發言。鄧小平批評黃華時，採訪過黃華的亞洲電視台的一位女記者就在場。她說，她聽了鄧小平那段話，害怕得連麥克風都舉不起來，以為鄧小平四川口音很濃的那番話，是指他們發播的新聞“胡說八道”。鄧小平的講話起到積極的作用。當天，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就播出了，它澄清了中央關於香港駐軍問題的立場，讓“炒作”耿飈答話的香港媒體不得不重視報道。26日，香港各報均以《鄧公宣布在香港駐軍》為通欄大標題，在頭版發布消息。對於鄧小平的講話，英國人相當震動。在鄧小平發怒的第二天，英方談判團的首席代表、駐華大使伊文思緊急約見了中方談判團團長周南。周南回憶說：伊文思那天表現得挺緊張，說話都有點磕巴。伊文思說，聽說昨天鄧主任在人民大會堂說某某先生胡說八道，英方很關注。伊文思不敢講出具體人的名字。他說：鄧主任的講話在香港各界引起很大的震動。港英當局還是很害怕這個問題，希望你們中國政府慎重考慮，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駐軍。我說：你不要再講了，我們講了已經多次，這是恢復行使主權。國防要中央管，就必須在香港駐軍。鄧主任已經發了脾氣，你還講什麼！他說：我是奉政府之命來表示這個態度。我說：你回去就說中國這個立場是堅定不移的，沒有談判的餘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從此不敢再提了。

1984年5月28日，經過反覆的回憶和思考，耿飈為此寫出了檢查。寫道：“費了兩天時間，仔細考慮，我確實講了‘解放軍不需要進駐香港，港人也可以不付軍費’。這是毫無根據的。一點也沒有考慮後果，是一次嚴重的失言。由於我說了錯誤的話，政治上影響很壞，使黨和國家蒙受嚴重損失。小平同志對我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我真誠地擁護。今後一定從頭學起，提高政治水平，兢兢業業地工作，把小平同志的批評當做座右銘。請丕顯同志轉彭真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