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文瑞

馬文瑞同志，1912年11月4日出生於陝西省米脂縣（今子洲縣）一個農民家庭，早年接受進步思想，參加進步學生運動。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米脂縣三民二中上學期間，因組織學生開展反帝反封建鬥爭，遭到國民黨軍警鎮壓，被迫離校，從此全身心投入秘密革命工作。先後任共青團綏德西區區委書記、共青團綏德縣委書記，在白色恐怖日趨嚴峻的形勢下，堅持對敵鬥爭。1928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同年任中共綏德縣委常委。1929年，他參與領導了綏德饑民鬥爭，在陝北產生重大政治影響。1930年8月起，先後任中共安定縣（今子長縣）北區區委書記、縣委宣傳部部長、縣委書記，共青團陝北特委書記。他自覺抵制“立三路線”的嚴重干擾，在陝北黨的組織遭受嚴重破壞的形勢下，保存了安定縣的革命力量。1931年9月，吳岱峰、閻紅彥率中國工農紅軍晉西遊擊大隊突破黃河天險進入陝甘，馬文瑞和陝北人民傾其所有大力支持自己的子弟兵，使游擊隊得到極大的發展壯大，由100人不到迅速擴大到500餘人。1932年2月，任中共陝北特委南路特派員，負責恢復清澗、延川、安定、延長、延安等縣黨的組織。他不畏艱險，堅持發動群眾開展地下鬥爭，為當地基層黨組織的恢復和發展做了大量艱苦工作。其間還到橫山、榆林等白色恐怖更為嚴重的地區開展工作。同年7月，任中共陝北特委委員兼團特委書記，參與領導籌備召開陝北革命史上重要的第四次特委擴大會議。會後面對敵人的瘋狂鎮壓，他毫不畏懼，堅持鬥爭，組建神府等十多支游擊隊，為創建陝北革命根據地和陝北紅軍建立了不朽的功勛，是陝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

1934年，為了發展壯大革命武裝力量，馬文瑞同志奉命隻身赴“三邊”地區國民黨部隊中開展兵運工作，經過半年艱苦努力，成功地將敵騎兵一個排的人槍帶入南梁根據地。1935年3月，他受中共陝甘邊特委派遣，率領武裝工作隊進入延安南泥灣、臨鎮一帶開闢陝甘邊根據地東地區，建立了赤川、紅泉兩縣政權，先後任黨代表、蘇維埃主席。馬文瑞同志作為西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與劉志丹、習仲勛、謝子長、吳岱峰等西北紅軍和西北革命根據地領導同志一道，為陝甘邊根據地的創建、為北紅軍完成反圍剿鬥爭的勝利，把陝甘邊、陝北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使之成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陝北的落腳點和抗日戰爭的出發點，作出了重大貢獻。1936年，他任中共陝北省委秘書長兼白軍工作部部長、安塞縣東北軍中共工作委員會書記，在周恩來、葉劍英領導下，開展對國民黨東北軍和西北軍的爭取工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做了大量基礎性工作，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稱讚。1937年春，他進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擔任四大隊九支隊黨支部書記。同年6月，任中共陝北西地區黨委書記。

1938年3月起，馬文瑞同志先後任中共慶環分區黨委書記兼分區保安司令部政委、中共隴東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八路軍三八五旅政委，駐守陝甘寧邊區的西南大門。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他堅決抵制王明錯誤路線的干擾，帶領隴東軍民開展了整風運動、大生產運動，戰勝了國民黨頑固派的經濟封鎖和軍事進攻。他率先在隴東地區各級政府中實行“三三制”，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陝甘寧邊區的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民主政治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毛澤東同志親筆為他題寫“密切聯繫群眾”的獎狀予以嘉獎。1942年10月，他在延安參加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就西北的歷史問題作長篇發言，得到中央肯定和絕大多數同志的擁護。

1944年9月起，馬文瑞同志先後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組織部副部長、西北局常委、組織部部長，兼任西北局黨校校長。他堅持實事求是的作風，大膽糾正邊區審干反奸中“左”的錯誤，先後給一大批蒙冤的同志平反。他作為中共“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成員，協助彭真同志參加了大會籌備工作。1945年4月至6月，以代表身份出席中共“七大”。這一時期，他領導西北局組織部，為東北、山東等新區抽調培訓了大批領導幹部，同時致力於加強邊區幹部隊伍建設，在思想理論教育和組織機構完善及幹部作風建設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性工作。1947年春，國民黨胡宗南部大舉進攻陝甘寧邊區。馬文瑞同志隨軍轉戰陝北，負責支前戰勤，為西北野戰軍的勝利殲敵作出了重要貢獻。同年冬季，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他到“三邊”、隴東等地檢查指導土改工作，糾正了一些地方出現的極左傾向，保證了陝甘寧邊區的土改工作順利開展。1948年4月，西北野戰軍收復延安后，西北大部分地區陸續解放，新區需要大批工作幹部，他領導西北局組織部和西北局黨校夜以繼日加緊工作，在短短數月之內，分期分批抽調培訓兩萬多名幹部，派往新區。

1949年5月，馬文瑞同志隨中共中央西北局機關進駐西安，投入了接管城市的工作。他深入實際調查研究，針對基層普遍存在“組織多、官員多、會議多、文件多和報表多”之弊，撰寫調查報告上報中央，得到毛澤東同志的重視並很快批轉各地，迅速在全國範圍內掀起反對“五多”活動，使進城不久剛剛露頭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風氣得以遏制，也為我黨奪取政權以後進一步加強黨的各級組織思想作風建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他維護民族團結，注重培養使用民族幹部，積極推薦一批民族幹部走上重要領導崗位。1949年底后，他任西北局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監察委員會主任，為西北地區的黨風、幹部作風建設和“三反”、“五反”運動的健康開展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1950年1月至6月，他參加中共組織工作者代表團赴蘇聯學習訪問，回國后提出不少改進組織工作的建議和意見，受到黨中央的肯定和重視。

1952年冬，馬文瑞同志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兼管西北局宣傳部、農村工作部、統戰部及工青婦工作，為建國初期西北地區的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人民安康，做了大量的工作。1954年，他列席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隨後又參加了高崗問題座談會。他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決定，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同年9月任勞動部部長、黨組書記，為新中國勞動用工和調配製度、工資福利制度、勞動保護制度、職業技術培訓體系及勞動科學研究體制的建立作出了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歷史貢獻。他針對“大躍進”給勞動用工和勞動保護工作造成的災難，提出並實行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整改措施。特別是在三年困難時期，他堅決執行中央“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夜以繼日地工作，為國家渡過難關、實現國民經濟形勢好轉作出了重要貢獻。

“文化大革命”期間，馬文瑞同志受到嚴重衝擊。在遭受殘酷迫害的日子裡，他抱病堅持讀書思考，堅決抵制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倒行逆施，共產主義信念毫不動搖。

1977年6月，馬文瑞同志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同年12月，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並主持日常工作。他堅決貫徹中央精神，恢復黨校辦學宗旨，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培養中高級幹部和黨的理論工作者，對黨校工作及其所開課程實行全面調整。他奮力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積極主動地做好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迫害的老同志集中到黨校的短期培訓，有力地支持在全國範圍內大批解放老幹部的工作。他在主持黨校工作期間，中央黨校校刊《理論動態》率先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堅決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1978年12月馬文瑞同志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省人大常委會主任。他深入實際，團結和依靠廣大幹部群眾，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使陝西百廢俱興，政通人和，經濟得到很大發展。1984年5月，馬文瑞同志被補選為政協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88年當選政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兼任法制委員會主任，中共政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黨組成員。他不顧年事已高，積極協助鄧穎超、李先念同志主持常委會工作，堅持調查研究，建言獻策，先後就經濟建設、精神文明建設、民主法制建設和黨風廉政建設以及祖國統一、國有資產保護等重大課題，撰寫了大量調查報告和署名文章，受到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和有關方面的肯定和重視。

1993年3月，馬文瑞同志退出領導崗位后，仍一直關心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堅決擁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決擁護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體現了一個老共產黨員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的精神。

馬文瑞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第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四、五、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馬文瑞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政治工作傑出的領導人。他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不懈奮鬥，鞠躬盡瘁，在黨內和人民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

1912年11月4日，馬文瑞同志出生於陝西省米脂縣（今子洲縣）的一個農民家庭。他的青少年時代，正值中國社會危難深重和急劇變革的時期。他很早就開始接受進步思想，參加進步學生運動，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同年任中共綏德縣委常委，后參與領導了綏德饑民鬥爭，反對土豪劣紳和國民黨反動政府，在陝北產生了重大政治影響。1930年8月起，他先後任中共安定縣（今子長縣）北區區委書記、縣委宣傳部部長、縣委書記等職，在陝北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堅持發動群眾開展地下鬥爭，恢復和發展黨的基層組織，保存和壯大了革命力量。1932年7月，他任中共陝北特委委員兼團特委書記，參與領導籌備召開陝北特委第四次擴大會議，提出發動游擊戰爭、創建革命根據地等重要方針。面對敵人的瘋狂鎮壓，他毫不畏懼，組建十多支游擊隊，堅持武裝鬥爭。1935年3月，他受中共陝甘邊特委派遣，率領武裝工作隊開闢陝甘邊根據地東地區，為西北紅軍順利完成反“圍剿”鬥爭、建立和鞏固陝北革命根據地作出了重要貢獻。

抗日戰爭前夕，馬文瑞同志擔任中共陝北省委秘書長兼白軍工作部部長、安塞縣東北軍中共工作委員會書記。在周恩來、葉劍英等同志領導下，他積極開展爭取國民黨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工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做了大量基礎性工作。1937年春，他進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后，他奉命率部駐守陝甘寧邊區“西南大門”，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堅決抵制王明右傾錯誤的干擾，帶領隴東軍民開展了整風運動、大生產運動，戰勝了國民黨頑固派的經濟封鎖和軍事進攻。他率先在隴東地區按照“三三制”原則建立多級民主政權，為抗敵鬥爭和陝甘寧邊區的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民主政治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1944年9月起，他先後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組織部副部長、西北局常委、組織部部長，兼任西北局黨校校長，給一大批在邊區審干反奸中蒙冤的同志平反，在邊區幹部隊伍建設方面做了大量探索性工作。這期間，他還參加了黨的七大籌備工作。

解放戰爭期間，馬文瑞同志隨軍轉戰陝北，負責支前戰勤，為西北野戰軍勝利殲敵作出了重要貢獻。西北大部分地區陸續解放后，他領導西北局組織部和黨校夜以繼日加緊工作，在數月之內分期分批培訓兩萬多名幹部派往新區，保證了新區工作的順利開展。

新中國成立初期，馬文瑞同志先後任西北局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監察委員會主任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等職務，他積極參與領導了西北地區的黨風建設和“三反”、“五反”運動，為建國初期西北地區的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人民生活改善做了大量工作。1954年9月至1966年秋，他擔任勞動部部長、黨組書記，為新中國勞動用工和調配等制度的建立作出了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歷史貢獻。在黨的八大上，他當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文化大革命”期間，馬文瑞同志受到嚴重衝擊，仍抱病堅持讀書學習，堅決抵制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倒行逆施。

1977年6月起，馬文瑞同志先後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和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等職務。在黨的十一大和十二大上，他都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在中央黨校主持日常工作期間，他堅決貫徹中央精神，恢復黨校辦學宗旨，堅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培養黨的中高級幹部和理論工作者，同時奮力撥亂反正，積極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在主持陝西省工作期間，他緊密團結和依靠廣大幹部群眾，狠抓經濟建設、社會治安整治等各方面的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

1984年5月，馬文瑞同志被補選為政協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88年當選政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兼任法制委員會主任。他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積極協助鄧穎超、李先念同志主持全國政協常委會工作，團結帶領廣大政協委員認真履行政協職能，為人民政協事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不顧年事已高，經常深入基層開展調查研究，就經濟建設、精神文明建設、民主法制建設、黨風廉政建設以及祖國統一等重大課題建言獻策，受到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的肯定和重視。

馬文瑞同志1993年3月退出領導崗位后，仍然十分關心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堅決擁護黨中央的重大決策部署。他長期擔任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會長，為繼承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研究、宣傳和弘揚延安精神作出了重要貢獻。

馬文瑞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輝戰鬥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立的不朽功勛，深深銘刻在我們心中。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風範，是激勵我們開拓前進的寶貴精神財富，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我們紀念馬文瑞同志，就是要學習他信念堅定，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的革命立場。馬文瑞同志一生歷經革命道路的艱難險阻和個人命運的跌宕起伏，但他始終堅持追求真理，對共產主義信念無比堅定，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文化大革命”中他雖身處逆境，卻始終毫不動搖，堅持真理。改革開放以後，他堅決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和重大問題上，始終保持著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和堅強的黨性原則，自覺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愧為我們黨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我們紀念馬文瑞同志，就是要學習他奮發有為，勇於開拓的進取精神。馬文瑞同志一生擔任過多個地方和部門的領導職務，無論是戰爭年代創建革命根據地、領導武裝鬥爭、加強幹部隊伍建設、進行土地革命，還是和平時期致力於經濟建設、推行勞動工資制度改革、從事紀檢監察工作等，他都始終保持著旺盛的革命鬥志和積極的進取精神，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實踐。他在陝甘寧邊區民主建設中創造的一系列符合鄉村選民特點、方便群眾參與的民主形式，為組建和鞏固、發展抗日民主政權發揮了積極作用。他在領導隴東土改試點工作中形成的“具有創造性的成功經驗”，受到黨中央充分肯定並作為典型推廣。在擔任勞動部部長期間，他提出和推行堅持按勞分配改革工資制度等一系列舉措，在我國勞動事業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們紀念馬文瑞同志，就是要學習他好學深思，理論聯繫實際的優良作風。馬文瑞同志一生熱愛學習、勤于思考，善於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和解決問題。他堅持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幾十年如一日地博覽群書、追求新知。他特別重視理論聯繫實際，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強調每個黨員和幹部都要牢固地掌握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他堅決支持在中央黨校刊物上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推動思想解放運動不斷深化。他還十分重視總結經驗和進行新的理論概括，以指導實踐不斷向前發展。

我們紀念馬文瑞同志，就是要學習他光明磊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尚情懷。馬文瑞同志一生堅持原則、淡泊名利，始終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革命戰爭年代，他帶領隴東軍民開展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有效改善了群眾生活，毛澤東同志親筆為他題寫“密切聯繫群眾”的獎狀。他對延安等廣大老區人民懷有無限深情，關心支持老區經濟社會發展和群眾生活改善。他堅持親自處理群眾來信，千方百計為群眾排憂解難。他長期從事黨的政治工作和組織紀檢工作，一身正氣，剛直不阿。他生活簡樸、廉潔自律，時時處處以身作則、率先垂範，充分體現了一名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

馬文瑞，漢族，1912年11月生，陝西子洲人。曾用名馬發海。

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6年參加革命工作，初中。早年在陝西省米脂縣三民二中求學。

1928年起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陝西省綏德西區區委書記、共青團綏德縣委書記，中共綏德縣委常委。1930年起任中共陝西省安定縣北區區委書記、安定縣委宣傳部部長、安定縣委書記。

1932年起任中共陝北特委南路特派員、陝北特委委員兼共青團特委書記。

1935年起任陝甘邊根據地東地區革命委員會主席，中共陝北省委秘書長兼省委白軍工作部部長，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

1937年春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任四大隊九支隊黨支部書記。同年6月起任陝北西地區黨委書記。抗日戰爭爆發后，任陝甘寧邊區慶環分區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員。

1938年起任慶環分區黨委書記兼慶環分區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員（時任司令員吳岱峰），中共陝甘寧邊區隴東地委書記兼隴東軍分區政治委員，八路軍三八五旅政治委員。

1944年入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同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組織部副部長。抗日戰爭勝利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組織部部長、西北局常委、副書記，兼西北局黨校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3年1月任西北局常委、組織部部長，其間：兼任西北局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1950年4月起）、西北局黨校校長（1950年9月起）、西北軍政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1950年4月起）。

1953年1月至1954年12月任西北局副書記兼西北局組織部部長、西北局紀委書記、西北局黨校校長、西北行政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1954年9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勞動部部長、黨組書記（1955年1月起）。

1966年冬至1973年夏“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監護”審查。

1977年6月至12月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黨的核心小組成員。

1977年12月至1978年12月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

1978年12月至1984年8月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兼陝西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1979年3月起），1979年12月至1983年5月任陝西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1984年5月增選為政協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1988年4月當選為政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同月起任政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黨組成員，同年6月起兼任政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法制委員會主任。政協第二屆、三屆、四屆、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任職至1985年9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因病醫治無效，於2004年1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1978年12月，馬文瑞同志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省人大常委會主任。他深入實際，團結和依靠廣大幹部群眾，在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培養選拔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幹部、實行農村改革、狠抓經濟建設和社會治安整治及中心城市建設等各項工作中，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使陝西百廢俱興，政通人和，經濟得到很大發展。

他對陝甘寧革命老區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事業非常關心，多次回到老區考察，先後就西部地區資源、稅制調整、環境保護和陝北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設、教育發展，以及渭河流域抗洪救災等問題，向中央有關領導和部門提出建議。他在病重期間，還念念不忘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的工作，不忘黨和國家大事。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政治工作傑出的領導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七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馬文瑞同志的遺體2004年1月10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

馬文瑞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04年1月3日6時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

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莊嚴肅穆，哀樂低回。在“沉痛悼念馬文瑞同志”的黑底白字的橫幅下，懸掛著馬文瑞同志的遺像。馬文瑞同志安卧在鮮花翠柏叢中，遺體上覆蓋著鮮紅的中國共產黨黨旗。

1月10日上午9時，賈慶林、曾慶紅、王兆國、賀國強、王剛、宋平、李鐵映、司馬義·艾買提、許嘉璐、蔣正華、顧秀蓮、華建敏、王忠禹、張思卿、白立忱和李德生、廖漢生、谷牧、楊成武、劉復之、楊白冰、田紀雲、遲浩田、王漢斌、張震、陳慕華、王光英、布赫、彭佩雲、宋健、錢正英、朱光亞、鄧力群等同志緩步來到馬文瑞同志遺體前肅立默哀，向其遺體三鞠躬，作最後送別，並與其親屬一一握手，表示深切慰問。

中共中央辦公廳、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全國政協辦公廳，中央和國家有關部委的負責同志，馬文瑞同志的生前友好及家鄉的代表也前往送別。

馬文瑞同志病重期間和逝世后，前往醫院看望或以各種形式對其親屬表示慰問的還有：胡錦濤、江澤民、吳邦國、溫家寶、黃菊、吳官正、李長春、羅干、王樂泉、回良玉、劉淇、劉雲山、吳儀、張立昌、張德江、陳良宇、俞正聲、曹剛川、曾培炎、李鵬、萬里、喬石、朱鎔基、李瑞環、劉華清、尉健行、李嵐清、榮毅仁、薄一波、宋任窮、何勇、何魯麗、丁石孫、成思危、熱地、盛華仁、路甬祥、烏雲其木格、韓啟德、傅鐵山、唐家璇、陳至立、肖揚、賈春旺、廖暉、劉延東、阿沛·阿旺晉美、巴金、帕巴拉·格列朗傑、李貴鮮、丁光訓、霍英東、馬萬祺、羅豪才、張克輝、周鐵農、郝建秀、陳奎元、阿不來提·阿不都熱西提、徐匡迪、李兆焯、黃孟復、王選、張懷西、李蒙以及肖克、張勁夫、段君毅、黃華、彭沖、王芳、呂正操、鄭天翔、丁關根、張萬年、姜春雲、錢其琛、倪志福、費孝通、孫起孟、雷潔瓊、李錫銘、王丙乾、鄒家華、程思遠、鐵木爾·達瓦買提、吳階平、周光召、曹志、韓杼濱、吳學謙、洪學智、錢學森、董寅初、葉選平、楊汝岱、錢偉長、任建新、孫孚凌、萬國權、胡啟立、陳錦華、趙南起、毛致用、經叔平、王文元、張廷發、韓光，中央軍委委員梁光烈、廖錫龍、李繼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