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圍剿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據地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在中革軍委博古等領導人實行軍事冒險主義、軍事保守主義的戰略指導下，屢戰失利，蘇區日益縮小，形勢日趨嚴重。

此次反“圍剿”持續1年之久，中央蘇區軍民全力以赴，為保衛蘇區，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付出了巨大代價，給予國民黨軍大量殺傷。但由於中共中央實行錯誤的軍事戰略和作戰原則，使這次反“圍剿”作戰始終處於被動，以致在紅軍遭到嚴重削弱、中央蘇區大部喪失的情況下，被迫進行長征。

1934年10月10日夜間，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悄然從瑞金出發，率領紅一、三、五、八、九軍團連同後方機關共8.6萬餘人進行戰略轉移，向湘西進發，開始了悲壯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1934年至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以血肉之軀譜寫了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英雄史詩：兩萬五千里長征。那傳奇式的犧牲和堅韌不拔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始終是中國革命和建設賴以成功的基礎，它激勵著一個有13億人口的中國朝著一個無人能夠預言的未來前進。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是舉世無雙的壯舉，它像一條永遠銘刻在地球上的紅飄帶，成為人類堅定無畏的象徵。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在江西省南部、福建省西部地區，反擊國民黨軍50萬兵力圍剿中央蘇區的戰役。1933年—1934年，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紅軍經過一年奮戰，未能打破敵人的“圍剿”，被迫放棄中央根據地，開始進行長征。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當時“左”傾中央實行的軍事政策有直接關係，這一點，已為歷史學界廣泛注意，作為一場跨時一年，交戰雙方擁有各自疆界、政權和社會組織具有總體戰性質的戰爭，導致戰爭成敗的因素當然不僅僅在某一方面，而應有著十分複雜的內容。

國民黨軍採取堡壘主義的新戰略發起圍剿，紅軍倉促應戰。1933年初，日軍大舉入侵華北，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然而國民黨政府主席蔣介石卻置民族危亡於不顧，仍然堅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決心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5月，他在南昌設立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軍政事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親自組織和指揮對各蘇區進行更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並決定採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同時對蘇區實行經濟、交通封鎖，企圖逐步壓縮並摧毀蘇區。是年夏秋，蔣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國大量借款，購置軍火，聘請軍事顧問和專家；一面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開辦剿匪軍官訓練團，並著手制定圍剿計劃，加緊進行圍剿準備。這次圍剿，蔣介石調集100萬兵力，其中，直接用於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達50萬人。其部署為：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指揮第1、第2、第3路軍，計33個師又3個旅。其第1路軍4個師又2個旅位於吉水、新淦(今新干)、永豐、樂安、宜黃地區；第2路軍6個師位於金溪、騰橋、崇仁地區；以陳誠任總指揮的第3路軍18個師又1個補充旅為此次圍剿的主力軍，集結於南城、南豐、臨川地區。北路軍的任務是：由北向南，構築碉堡封鎖線，實施對中央蘇區的主攻。以第3路軍在第1、第2路軍策應下，向廣昌方向推進，尋求紅軍主力決戰；由北路軍總司令部直接指揮的2個師扼守贛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軍維護贛江交通；總預備隊3個師位於撫州(今臨川)附近。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指揮11個師又1個旅，築碉扼守武平、安遠、贛縣、上猶地區，阻止紅軍向南機動，相機向筠門嶺、會昌推進，配合北路軍作戰。西路軍總司令何鍵所部9個師又3個旅，和浙贛閩邊守軍5個師又4個保安團分別圍剿湘贛、湘鄂贛和閩浙贛蘇區紅軍，並阻止紅一方面軍向贛江以西和贛東北機動。第19路軍總指揮蔡廷鍇指揮6個師又2個旅，負責福建防務，並阻止紅軍向東機動。空軍5個隊配置於南昌、臨川、南城，支援作戰。

1933年5月，蔣介石調集50萬大軍，準備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這次圍剿，蔣介石確立了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相結合的戰略和以守為攻、合圍之法的戰術，在蘇區周圍廣築碉堡。紅軍的反圍剿鬥爭形勢十分嚴峻。就在敵人緊鑼密鼓準備"圍剿"時，6月，臨時中央決定紅一方面軍實行分離作戰，一部組成東方軍入閩作戰，另一部組成中央軍在贛江、撫河間活動，創造會攻撫州、南昌的條件。這種兩個拳頭打人的戰略，造成紅一方面軍東方軍打得十分疲勞，而中央軍置於無用地位，使紅一方面軍既不能集中優勢兵力打擊敵人，又失去了進行反"圍剿"準備的寶貴時間。9月25日，國民黨軍大舉進攻黎川，中央蘇區和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鬥爭拉開戰幕。中央蘇區取得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后，範圍擴大到30多個縣；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都取得很大成績；主力紅軍擴大到約10萬人；地方部隊和群眾武裝亦有很大發展。但面對國民黨軍採取堡壘主義新戰略和重兵進攻，也存在不少困難。而中共臨時中央領導人博古(秦邦憲)等卻認為，這次反圍剿戰爭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階級決戰。在軍事戰略上，拒絕和排斥紅軍歷次反圍剿的正確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繼續實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戰略指導，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方針，企圖以陣地戰、正規戰在蘇區外製敵，保守蘇區每一寸土地。這時，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又名華夫，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國共產黨黨員)從上海到達中央蘇區，直接掌握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指揮權。因而，在國民黨軍圍剿前夕，未及時有效地組織蘇區軍民進行反圍剿準備，而是命令由紅3軍團、紅19師為主組成的東方軍和由紅1軍團、紅14師為主組成的中央軍，繼續在閩西北地區和撫河與贛江之間地區對國民黨軍實行不停頓的進攻。紅一方面軍主力在持續作戰而未休整和補充的情況下，即於9月下旬倉促開赴中央蘇區北線迎擊國民黨圍剿軍。

紅軍在北線受挫，放棄決戰計劃9月25日，完成圍剿準備的北路軍，以3個師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發起進攻。東方軍奉命由福建省將樂、順昌北上，擬首先消滅進逼黎川之國民黨軍，進而與敵在撫河會戰。28日國民黨軍佔領黎川。中革軍委為恢復黎川，再令東方軍以一部阻止黎川國民黨軍南進，主力進攻硝石、資溪橋、黎川；令中央軍由永豐、樂安地區東移，攻擊和牽制南城、南豐地區的國民黨軍主力，以保障東方軍收復黎川。10月6日，東方軍在向硝石前進途中，於洵口、飛鳶與由黎川前出偵察之國民黨軍3個團遭遇，將其大部殲滅后，於9日進攻硝石。國民黨軍依託堅固堡壘據守，東方軍攻堅數日不克，傷亡嚴重。中央軍主力阻止南城援軍也未達目的。13日，圍剿軍4個師進抵硝石，東方軍被迫撤出戰鬥。17日，蔣介石命令圍剿軍繼續構築綿密的碉堡封鎖線，穩紮穩打，逐步推進。18日，駐南城4個師由硝石進到潭頭市，其先頭和黎川之3個師又1個旅進佔資溪橋。在此情況下，中革軍委仍令紅一方面軍主力插入國民黨軍堡壘密集地區實施強攻。22日，紅軍以3個師攻擊資溪橋和潭頭市，主力集結於石峽、洵口、湖坊地區，準備突擊被牽動之敵。國民黨軍據碉堅守，紅軍連攻4天未克。28日，中革軍委決定組建紅7、紅9軍團。此後，中革軍委又令紅7軍團伸入撫州附近地區活動，企圖調動金溪及南城、南豐之國民黨軍。11月11日，紅7軍團向滸灣進攻時，在八角亭附近遭到由金溪縣城、琅琚和滸灣出擊之國民黨軍的夾擊。紅3軍團馳援，在八角亭東南受阻，12日向敵陣地攻擊，遭受重大傷亡，被迫撤出戰鬥。紅7軍團也在陣地被突破後撤退。15～17日，奉命由薦源橋至棠陰的國民黨軍堡壘線間隙北出作戰的紅軍中央軍主力，在雲蓋山、大雄關遭圍剿軍5個師的攻擊，傷亡嚴重，被迫向蘇區內轉移。至此，紅軍雖經近2個月浴血苦戰，卻未能禦敵於蘇區之外，反使部隊遭受很大損失，完全陷於被動地位。

紅軍轉入陣地防禦，與國民黨軍進行消耗戰紅軍在北線進攻受挫后，中共臨時中央轉而採取消極防禦的戰略，要求紅軍處處設防，節節抵禦，以制止國民黨軍的圍剿。此時，駐福建省的國民黨軍第19路軍於11月20日發動了反蔣介石的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蔣介石慌忙從北路軍中抽調11個師前往鎮壓。此時，毛澤東提議，紅軍主力應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而中共臨時中央卻將紅軍主力從東線調到西線永豐地區，進攻國民黨軍的堡壘陣地，從而使紅軍喪失了打破圍剿的有利時機。12月11日，蔣介石為保障其進攻第19路軍的翼側安全，以第8縱隊3個師從黎川向團村、東山、德勝關推進。12日，該縱隊2個師向團村附近紅5軍團陣地發起攻擊。紅一方面軍急調紅3軍團、紅3、紅34師，從東、西兩個方向反擊。但因兵力不集中，僅擊潰其一部，未能大量殲敵。蔣介石在鎮壓了福建事變以後，即將入閩部隊改編為東路軍，協同北路軍、南路軍，於1934年1月下旬重新開始了對中央蘇區的進攻。主力從東、北兩個主要方向採取堡壘攻勢，向廣昌方向進攻，其第3路軍主力向建寧推進，第6路軍2個縱隊從永豐向沙溪、龍岡推進。

在國民黨軍新的進攻面前，中共臨時中央仍然要求中央紅軍(1934年1月由紅一方面軍改稱)處處設防，廣築碉堡，以陣地防禦結合短促突擊頂住敵人的進攻。從1月下旬開始，紅軍全線開展陣地防禦戰。在贛東方向，國民黨軍北路軍4個師奪取建寧，分兩路進攻黎川、建寧間要點橫村和樟村，突破紅5軍團防禦后，再攻邱家隘、坪寮，紅9軍團和紅3軍團第4師抵禦失利，被迫南撤。2月9日，紅1、紅9軍團分別在樟村以西雞公山及熊家寨與國民黨軍各1個師激戰，失利后被迫南撤。15日，紅1、紅9軍團、紅3軍團第4師、紅5軍團分別在鳳翔峰、司令岩、蘆坑與國民黨軍3個師激戰，均未獲勝。25日開始，紅1軍團等部為保衛建寧，在建寧西北山岬嶂與國民黨軍激戰3天，擊潰其1個師。3月上中旬，中央紅軍與國民黨軍北路軍頻繁交戰，紅軍節節失利，損失嚴重，逐步向廣昌撤退。至此，北路軍完成了樂安至黎川的堡壘封鎖線，開始準備進攻廣昌。在閩西北方向，2月24日～3月下旬，紅7軍團等部先後在沙縣、將樂、泰寧、歸化(今明溪)等地區與國民黨東路軍展開激戰，失利后被迫向西退守建寧、寧化一線。國民黨軍東路軍亦築碉步步進逼，向建寧推進，並與北路軍第3路軍在閩贛邊界的德勝關會師。各路圍剿軍的合圍緊逼，迫使中央紅軍主力在廣昌、建寧等地與之決戰。

4月上旬，國民黨軍北路軍和東路軍進到南豐縣的康都、西城橋至泰寧一線，並集中11個師分兩個縱隊沿盱江兩岸向廣昌進攻。中共中央在紅軍連續作戰、十分疲勞、減員很大的情況下，以紅1、紅3、紅9軍團及紅5軍團第13、第23師共9個師的兵力，採取集中對集中、堡壘對堡壘、陣地對陣地的正規戰，以求阻止國民黨軍進佔廣昌。10日開始，國民黨軍7個師又1個炮兵旅，在大批飛機的配合下，向廣昌交替攻擊。紅軍輾轉苦戰，難於應付。14日，甘竹失守。19日，大羅山、延福嶂陣地丟失，紅軍反擊未能奏效。至下旬，紅軍被逼至廣昌城下。27日，國民黨軍向廣昌城發起總攻，紅軍拼力抵抗，並組織反擊，但未能阻止國民黨軍的連續攻擊。28日，紅軍退出廣昌。4月下旬～5月中旬，國民黨軍東路軍加緊進逼建寧，相繼佔領太陽嶂、將軍殿、弋口、挽舟嶺、江家店。16日，東路軍在北路軍和空軍配合下攻佔建寧。南路軍於5月上旬佔領筠門嶺要塞。6～7月間，紅軍在古龍岡以北地區進行了反擊作戰，均未能阻止國民黨軍的進攻。蘇區範圍逐漸縮小。紅軍6路分兵抵禦失利，被迫實行戰略轉移蔣介石為了加緊對中央蘇區中心地區的圍剿，重新調整部署，於7月上旬開始全面進攻。此時，中革軍委以紅7軍團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隊，從江西省瑞金出發，經福建省向閩浙皖贛邊挺進。但此舉亦未能牽動國民黨圍剿軍回援和減輕對中央蘇區的壓力。這時，中央蘇區的人力、物力都很匱乏，紅軍已失去了在內線打破國民黨軍圍剿的可能。在此情況下，中共中央採取了6路分兵、全線抵禦的方針，將紅軍主力分別配置在興國、古龍岡、頭陂、驛前、連城、筠門嶺等地區，繼續同國民黨軍拼消耗。

8月5日，北路軍9個師在空軍、炮兵的支援下，向驛前以北地區發起攻擊。紅3軍團和紅5軍團第34師奉命在高虎腦、萬年亭到驛前約15公里縱深內，實施陣地防禦。至月底，擊退國民黨軍多次集團衝擊，使其第89師喪失了戰鬥力。但紅軍也傷亡嚴重，不得不放棄驛前以北的全部陣地。8月底9月初，紅1、紅9軍團等部雖在溫坊(今文坊)地區伏擊、襲擊離開堡壘之國民黨軍，殲滅東路軍1個多旅，卻未能改變紅軍的被動局面。下旬，中央蘇區僅存瑞金、會昌、雩都(今於都)、興國、寧都、石城、寧化、長汀等縣的狹小地區。21日，中革軍委決定，組建紅8軍團。10月上旬，北路軍和東路軍加緊對興國、古龍岡、石城、長汀的進攻，南路軍由筠門嶺向會昌推進，企圖迅速佔領上述各地，進而佔領寧都、雩都、瑞金，以實現圍殲紅軍的目的。這時，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決定，放棄中央蘇區。10月7日，中革軍委下令地方部隊接替各線防禦任務，主力紅軍撤到瑞金、雩都、會昌地區集中。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從瑞金出發，率領主力紅1、紅3、紅5、紅8、紅9軍團和中央、軍委直屬隊共8.6萬餘人，開始向湘西實行戰略轉移。

一、國民黨方面的作戰準備和作戰方針

第四次“圍剿”失敗后，經過短暫休整，蔣介石開始準備第五次“圍剿”。1933年7月，蔣在江西廬山開辦陸軍軍官訓練團，分期分批訓練中級以上軍官。訓練“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滅‘赤匪’，所以一切的設施，皆要以‘赤匪為對象’。對應其“從前剿匪剿不了，並不是我們武力不夠，而是我們精神不良”的認識，訓練團特別注重戰鬥、團結精神的教育。訓練結果，按蔣自己的說法：“因為時間過於短促，對於學術科沒有多大的進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現的儀容、態度、動作，比兩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同時，幹部集中、朝夕相處對來自各地方、各派別的軍官“把眼前畛域派別的觀念，和頻年交相火併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滅”，也發揮了一定作用。以紅軍作為假想敵，鄭重其事地開辦廬山訓練，反映蔣介石對再一次與紅軍作戰的充分重視，吸取前幾次“圍剿”失敗的教訓，蔣將新一次“圍剿”定位為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的總體戰。基本原則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戰，用七分的力量來推行作戰區的政治”，“一方面要發揮軍事的力量，來摧毀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運用種種方法，消極地來摧毀土匪所有的組織，及在民眾中一切潛勢力”。秉著總體戰的思路，國民黨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政策，嚴密統治、收攬人心，其中，對蘇區最具威脅的是封鎖政策。通過實行嚴密的經濟、交通和郵電封鎖，嚴禁糧秣、食鹽、工業品和原材料等物資流入蘇區，斷絕其與外界的聯繫，蔣介石判斷：“匪區數年以來，農村受長期之擾亂，人民無喘息之餘地，實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嚴密封鎖，使其交通物質，兩相斷絕，則內無生產，外無接濟，既不得活動，又不能鼠竄，困守一隅，束手待斃。”

二、國民黨方面作戰基礎的增進

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選擇持久消耗的作戰方針，和當時國內外相對有利的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周恩來曾經談到，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時能動員五十萬軍隊發起進、實行封鎖，那是他勢力最強大的時期”。確實，和前四次“圍剿”幾乎一直在國內外動蕩局勢中進行相比，第五次“圍剿”進行過程中，南京政府內外環境相對寬鬆，給了其從容展布的機會。

從外部環境看，當時對國民政府壓力最大的日本壓迫有所緩和。長城抗戰並簽訂《塘沽協定》后，日本在華北活動告一段落，北方的壓力暫時有所減輕，此後直到第五次“圍剿”結束，日本在華北一直未有大的動作，南京政府獲得第三、四次“圍剿”以來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注意發揮前線指揮官主動性，不過多干預具體作戰，是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期間指揮作戰的一個突出特點，而前線指揮官尤其是主力部隊第三路軍指揮官陳誠也表現出相當強的主動精神，對戰役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蘇區作戰資源的困窘

當國民黨方面制訂出持久消耗的作戰方針時，其所依恃、針對的即為中共作戰資源的短缺，應該說，這確實擊中了中共反“圍剿”作戰的弱點。作為被迫面對戰略決戰的一方，中共在作戰資源上遠遠無法和國民黨抗衡。中共自己承認：“照物質上的力量比較起來，白軍真可以兩三個月‘蕩平赤匪’。”當紅軍未能打破國民黨軍的封鎖，被迫退入蘇區基本區域進行保衛戰時，這一弱點更暴露無遺，長期從事後勤工作的紅軍將領總結道：“根據地人民竭盡全力，也不能保證及時供應，這也是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之一。”

四、自毀長城：政治資源的破壞

中央蘇區是人民革命的產物，民眾的支持和蘇區的存亡息息相關。不可否認，通過土地革命和一系列的社會革命措施，中共在中央蘇區獲得了相當高的支持度。但是，1933年前後“左”傾領導人在蘇區中央逐漸掌握控制權，推行一系列過左的社會、政治、經濟政策，這些政策相當程度上損害了中共政權與民眾間的關係，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中共對民眾這一政治資源的擁有和發展。加上中共在早期政權建設過程中經驗不足，行政體制和監督機制不健全，在初期理想主義的熱情消退後，各級政權中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現象滋生，也影響到了中共政治力量的發揮。這些問題在軍事緊張的特殊形勢下，更進一步被暴露和放大。

綜上所述，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中，國共雙方的成敗得失有著多方面的原因。國民黨方面有針對性地制訂戰略、戰術並堅決加以貫徹，是其獲勝的主要原因，而蘇區物質、人力、政治資源的短缺與破壞則是中共在這場持久消耗戰中遇到的難以逾越的陷阱。應該說，在內外環境較為穩定、國民黨已經逐漸實現對中心區控制的背景下，因著國民黨政權內部衝突得以發展壯大的紅軍及根據地，繼續在國民黨政權中心區域附近生存已經十分艱難，而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國共雙方力量在多種因素制約下形成的此消彼長局面，更加劇了中共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長征進行戰略大轉移以開闢新的生存區域，可以說是中共尋求繼續生存、發展的必然之舉。

王明

王明（1904～1974）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領導人。原名陳紹禹。安徽金寨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得到校長米夫的賞識。在米夫的支持下，他逐步成為教條主義宗派的首腦人物，1929～1930年間王明和其他一些教條主義者陸續從蘇聯回國。12月米夫以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身分來華。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共中央於1931年1月召開六屆四中全會。王明在這次會議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實際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同年10月去蘇聯，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書記處候補書記。1931年到1934年間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領導權，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推行教條主義、“左”傾冒險主義，使中國革命事業遭到嚴重危害。1935年1月遵義會議批評了這種錯誤，結束了他們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王明在1937年11月回國，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主張對國民黨只要團結、不要鬥爭，使他領導的地區革命事業又受到嚴重損失。1938年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免去他的書記職務。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他受到了嚴厲批評。1945年4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當時王明給全會寫信對決議表示“完全同意和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任中央法律委員會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職。1956年被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但已去蘇聯就醫，從此拒不回國。60年代及70年代他寫了許多文章和小冊子，攻擊中國共產黨。1974年3月27日卒於莫斯科。

顧祝同

顧祝同(1893～1987)中國國民黨軍將領。字墨三。江蘇漣水人。1916年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步科。1922年任粵軍第二軍參謀。1924年黃埔軍校初創時任中校戰術教官兼管理部主任。次年東征中任教導第2團營長、第2團團副，后升任國民革命軍第3師參謀長、副師長。1926年北伐中任第一路軍第3師師長。次年9月任第九軍軍長。1930年2月蔣閻馮中原大戰時，任第十六路軍總指揮、洛陽行營主任。次年調任國民政府警衛軍軍長，年底任江蘇省政府主席。1933年參與對紅軍的第五次“圍剿”，任北路軍總司令。1935年任重慶行營主任兼貴州省政府主席。西安事變后，兼任西安行營主任。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開始后，任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司令長官，兼江蘇省政府主席。1941年1月，根據蔣介石的指示，在安徽涇縣策劃指揮了皖南事變。1945年5月，當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後任徐州綏靖主任等職。1946年任陸軍總司令。1948年任國防部參謀總長。1949年4月，重任陸軍總司令，12月任“西南軍政長官”。1950年去台灣，曾兼台灣“國防部”代部長。1972年任“總統府”戰略顧問。1987年1月17日卒於台灣。

錯誤方針

第四次“圍剿”失敗后，經過短暫休整，蔣介石開始準備第五次“圍剿”。1933年7月，蔣在江西廬山開辦陸軍軍官訓練團，分期分批訓練中級以上軍官。訓練“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滅‘赤匪’，所以一切的設施，皆要以‘赤匪’為對象”。對應其“從前剿匪剿不了，並不是我們武力不夠，而是我們精神不良”的認識，訓練團特別注重戰鬥、團結精神的教育。訓練結果，按蔣自己的說法：“因為時間過於短促，對於學術科沒有多大的進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現的儀容、態度、動作，比兩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同時，幹部集中、朝夕相處對來自各地方、各派別的軍官“把眼前畛域派別的觀念，和頻年交相火併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滅”，也發揮了一定作用。以紅軍作為假想敵，鄭重其事地開辦廬山訓練，反映蔣介石對再一次與紅軍作戰的充分重視，如他所說：“此次剿匪，實關黨國與本軍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輕易出之。”這和第一、二次“圍剿”時視紅軍為“地方事件”，僅出動一些雜牌部隊有重大差異。吸取前幾次“圍剿”失敗的教訓，蔣將新一次“圍剿”定位為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的總體戰。基本原則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戰，用七分的力量來推行作戰區的政治”，“一方面要發揮軍事的力量，來摧毀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運用種種方法，消極地來摧毀土匪所有的組織，及在民眾中一切潛勢力”。秉著總體戰的思路，國民黨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政策，嚴密統治、收攬人心，其中，對蘇區最具威脅的是封鎖政策。通過實行嚴密的經濟、交通和郵電封鎖，嚴禁糧秣、食鹽、工業品和原材料等物資流入蘇區，斷絕其與外界的聯繫，蔣介石判斷：“匪區數年以來，農村受長期之擾亂，人民無喘息之餘地，實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嚴密封鎖，使其交通物質，兩相斷絕，則內無生產，外無接濟，既不得活動，又不能鼠竄，困守一隅，束手待斃。”用心既狠且辣。

戰力懸殊

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選擇持久消耗的作戰方針，和當時國內外相對有利的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周恩來曾經談到，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時能動員五十萬軍隊發起進、實行封鎖，那是他勢力最強大的時期”。確實，和前四次“圍剿”幾乎一直在國內外動蕩局勢中進行相比，第五次“圍剿”進行過程中，南京政府內外環境相對寬鬆，給了其從容展布的機會。從外部環境看，當時對國民政府壓力最大的日本壓迫有所緩和。長城抗戰並簽訂《塘沽協定》后，日本在華北活動告一段落，北方的壓力暫時有所減輕，此後直到第五次“圍剿”結束，日本在華北一直未有大的動作，南京政府獲得第三、四次“圍剿”以來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與此同時，南京政府積極調整對外政策，與英、美等國加強聯繫，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宋子文於1933年4月開始長達半年的歐美之行，並與美國訂立5000萬美元的棉麥借款合同。宋子文之行被認為標誌著“南京政府對歐美國家實行經濟開放政策的起端”。在加強經濟聯繫同時，南京政府向西方國家大量訂購武器裝備，據中央信託局統計，1933年和1934年兩年間，購買軍火費用達6千多萬元。這些，既加強了南京政府與西方國家間的政治、經濟聯繫，又提高了其軍事裝備和統治能力。第五次“圍剿”期間，國民黨軍出動裝甲部隊，併購買一批德國山炮投入進攻，發揮了相當效果。粟裕回憶：“十九師是紅七軍團的主力，戰鬥力強，擅長打野戰，但沒有見到過裝甲車……部隊一見到兩個鐵傢伙打著機槍衝過來，就手足無措，一個師的陣地硬是被兩輛裝甲車衝垮。”紅軍兩個主要軍團指揮者彭德懷和林彪都注意到：“蔣軍在第五次‘圍剿’時，技術裝備比以往幾次有所加強。”“每連有多至六挺的機關槍，至少也有一挺。我們在敵機槍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衝就是傷亡一大堆。”

資源困窘

當國民黨方面制訂出持久消耗的作戰方針時，其所依恃、針對的即為中共作戰資源的短缺，應該說，這確實擊中了中共反“圍剿”作戰的弱點。作為被迫面對戰略決戰的一方，中共在作戰資源上遠遠無法和國民黨抗衡。中共自己承認：“照物質上的力量比較起來，白軍真可以兩三個月‘蕩平赤匪’。”當紅軍未能打破國民黨軍的封鎖，被迫退入蘇區基本區域進行保衛戰時，這一弱點更暴露無遺，長期從事後勤工作的紅軍將領總結道：“根據地人民竭盡全力，也不能保證及時供應，這也是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之一。”

在消耗作戰中，人力資源是決定戰爭成敗的重要一環。作為全國廣大區域控制者，國民黨進行持久消耗的人力資源和兵力來源可保無憂，而中央蘇區本身地域有限，且位於人口稀少的山地地區，數量上處於絕對劣勢。蘇區總人口僅300萬人左右，經過累年軍隊輸送后1933年初樂觀的估計“尚有七十萬壯丁”，1933年5月至7月，擴大紅軍約5萬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擴大紅軍數達到11.2萬多人，總計約16萬人，已佔到可徵召壯年男子的近1/4。這其中還不包括各級政權工作人員、工廠工人、前後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隊的地主、富農分子等，如果總計起來，大部分可以參加紅軍的青壯男子實際都已被徵發。據毛澤東1933年底的調查，興國長岡鄉全部青壯年男子（16歲至45歲）407人，其中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320人，佔79%。上杭才溪鄉全部青壯年男子1319人，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1018人，佔77%。大量青壯年男子投入前方后，農村勞動力嚴重缺乏，1934年4月，興國縣的紅軍家屬達61670人，留在後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殘。雖然蘇區中央努力動員婦女參加田間勞動，並加緊“調動地主富農舉行強迫勞動”，以最大限度地“節省我們工農群眾自己的勞動力”，但勞動力缺乏仍然成為突出問題，1934年春耕期間，主要因勞動力缺乏，各地“尚未蒔好的荒田，不下十二萬擔”。

自毀長城

中央蘇區是人民革命的產物，民眾的支持和蘇區的存亡息息相關。不可否認，通過土地革命和一系列的社會革命措施，中共在中央蘇區獲得了相當高的支持度。國民黨方面編撰戰史承認：“現匪軍之所謂戰鬥員，蘇區農民，幾佔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偽政府所欺騙利誘，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於所謂‘紅軍眷屬優待條例’，故在匪軍中較為堅決可靠。”紅軍在前幾次“圍剿”中的勝利，除戰略戰術運用成功外，民眾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一環。第一次“圍剿”失敗后國民黨軍所編戰報注意到：“匪區民眾，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轉告匪軍。”參加第三次“圍剿”的蔡廷鍇談到其進入蘇區后的情況：“地方群眾在共黨勢力範圍下，或逃亡，或隨紅軍行動，欲雇挑夫固不可能，即尋嚮導帶路亦無一人，至於偵探更一無所得，變成盲目。”對中共與民眾間的良好關係，蔣介石在1933年初也曾自嘆不如：“講到軍紀方面，土匪因為監督的方法很嚴，無論官兵，紀律還是很好，所以在戰場上能勇敢作戰，而對於匪區一般民眾，還是不十分騷擾。我們的情形老實說起來，是不如他們！”民眾的擁戴是中共反“圍剿”作戰可資倚賴的最寶貴的政治資源。但是，1933年前後“左”傾領導人在蘇區中央逐漸掌握控制權，推行一系列過左的社會、政治、經濟政策，這些政策相當程度上損害了中共政權與民眾間的關係，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中共對民眾這一政治資源的擁有和發展。加上中共在早期政權建設過程中經驗不足，行政體制和監督機制不健全，在初期理想主義的熱情消退後，各級政權中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現象滋生，也影響到了中共政治力量的發揮。這些問題在軍事緊張的特殊形勢下，更進一步被暴露和放大。

此戰，持續1年之久，是我軍戰史上第一次重大的軍事失敗，其根本原因是戰略指導上的失誤，中央蘇區軍民全力以赴，為保衛蘇區，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付出了巨大代價，給予國民黨軍大量殺傷。但由於中共中央實行錯誤的軍事戰略和作戰原則，使這次反“圍剿”作戰始終處於被動，以致在紅軍遭到嚴重削弱、中央蘇區大部喪失的情況下，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開始長征。不過李德回憶說在國民黨採取逐步結營穩紮穩打的前提下，如何進行游擊戰，這個問題沒有得到回答。

在紅軍的多次反“圍剿”中，第五次反“圍剿”歷經時間最長，紅軍損失最大，教訓最深刻。總之，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以及湘江之戰的失敗，給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中國革命幾乎造成滅頂之災，說是一場“浩劫”。此次反圍剿，持續1年之久，中央蘇區軍民全力以赴，為保衛蘇區，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付出了巨大代價，給予國民黨軍大量殺傷。但由於中共中央實行錯誤的軍事戰略和作戰原則，使這次反圍剿作戰始終處於被動，以致在紅軍遭到嚴重削弱、中央蘇區大部喪失的情況下，被迫進行長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