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

1877年2月1日出生於湖南省長沙府善化縣四都觀音塘（今長沙縣江背鎮觀音塘）。

1905年入長沙城寧鄉速成中學，畢業后在長沙周南女校任教。后興辦私學（如梨江學校、長沙平民夜校等）。

1910年往日本考察教育，支持武昌起義，被選為湖南臨時議會副議長。

1913年任長沙師範學校校長。

1919年-1924年6月，42歲時，遠赴法國勤工儉學，並考察了比利時和德國的教育。

1924年回國后創辦長沙女子師範學校和湖南孤兒院。

1927年5月，在“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南昌起義。

1928年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30年回國後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長，創辦了列寧小學、列寧師範等。參加了長征。在延安曾任邊區政府教育廳廳長。抗日戰爭爆發后，以八路軍高級參謀長的名義任八路軍駐湘辦事處主任，後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1931年11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教育部代部長，兼任蘇維埃大學副校長。

1934年10月他以57歲的高齡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董必武、徐特立一起編入中央機關縱隊幹部休養連，表現了老英雄的大無畏的革命氣魄。

1940年創辦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並任院長。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共第七、八屆中央委員等職，后因身體原因請辭。

1968年11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徐特立，1877年生於湖南長沙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從小就體味到農民所受的殘酷剝削。9歲時，父兄因憤於不識字受欺壓，湊錢讓他讀私塾。他讀了六年書，又因無錢輟學在家，曾跟隨一個和尚學習禪宗。後來他在家勞動，又教私塾。1905年因清政府廢科考辦新學，長沙辦起師範學校，他考入該校讀速成班，畢業后當高小教員，又應聘長沙周南女校。

1907年發生清政府向外國屈辱妥協的教案時，徐特立在學校作時事報告，講到激憤之處，熱淚如傾，竟拿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小指砍掉，蘸著血寫了抗議書，寫完當場暈倒。這一“抽刀斷指”的舉動，頓時蜚聲全省，徐特立也被當時有進步思想者譽為最有血性的激進人物。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徐特立積極參加湖南起義，被推為長沙副議長，翌年又任省教育司的科長。他一身清正進入官場后，頓覺黑暗無比，不久返回教育界，任長沙師範學校校長。1919年，國內興起赴法國勤工儉學熱潮，年已42歲的徐特立也報名前往，成為年紀最大的留學生。在法國四年間，他邊做工邊學法語，后入巴黎大學學習自然科學。回國后，他任長沙第一女師校長，被公認為湖南的教育界名流。1927年初大革命高潮時，徐特立參加了湖南農民協會並任教育科長，又在左派掌權的國民黨長沙市黨部任農工部長。同年夏天，大革命失敗，在不少共產黨員叛變脫黨時，徐特立卻以50歲年齡入黨。隨後，他參加了南昌起義，任師黨代表。部隊失敗后，他決定同賀龍一起上山打游擊，只是因病未能跟隨，被派赴莫斯科入中山大學。他學通俄語后，系統研究了馬列主義，並同吳玉章、瞿秋白共同研究了漢語拉丁化拼音。

1930年末，徐特立潛回國內，赴江西根據地，后在中華蘇維埃政府任教育部副部長（部長為瞿秋白）。1934年，他隨軍長征。一路上，他拄著一根竹杖，扛著防身用的紅纓槍，和大家一同行軍。瞿秋白在告別時還給他一匹好馬，他卻總是讓給傷病員騎。據統計，長征兩萬里，徐老騎馬不過二千里，人稱“徐老徐老真是好，不騎馬兒跟馬跑”。

新中國成立后，徐特立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因年老記憶力減退，他自動申請免職。但是，他仍關心國事———“大躍進”時不表贊成，“文革”開始后又憂心不已。1966年國慶節上天安門時，他守在電梯旁等毛澤東，想傾訴心中想法。毛主席遠遠看見他后，馬上打招呼並想走過來，可惜被突然出現的一群高呼“萬歲”的人隔開。徐老此後身體日衰，難以外出，於1968年去世。

積極求新

徐特立生於1877年，當時的中國正一步一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世界形勢來看，英、法、美等國家在全世界大肆侵略擴張，搶佔殖民地；國內，清王朝即將走到盡頭，對內政治腐朽，對外卑躬屈膝。在這種形勢下，有識之士紛紛探尋救國救民的道路。

年幼的徐特立生活在湖南長沙縣的農村，母親的早逝、父親的整日勞累和生活的極度窘迫，使他初嘗人世的艱辛。1886年，飽嘗沒有文化苦頭的父親東拼西湊了一點學費，將9歲的徐特立送進私塾讀書。

在私塾讀過的詩歌、古文中，明末清初學者朱柏廬寫的《治家格言》和明代忠臣楊椒山感情充溢的遺囑，對徐特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6歲時，徐特立因家中親人去世，必須自謀生計而不得不輟學。經過幾年摸索，18歲時徐特立終於作出從文的決定，“確定教書兼習科舉業”“可以進步，又可謀生”。

於是，徐特立一邊在家鄉教蒙館，一邊“兼習科舉”，苦讀八股。但他反對考秀才用得死八股，特別是在得到長沙舉人陳雲峰的勸告后，徐特立立志求真知而不再把精力放在八股文上，“從此我不做八股了，成了一個好漢學的青年”。他甚至制定了“十年破產讀書計劃”，一心“讀書求學問，進學不進學不去管他”。在博覽經史子集的同時，徐特立積極閱讀《湘學報》、《湘報》等傳播西方文明的書刊，特別喜愛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寫的那些針砭時弊、議論時政、激情洋溢的文章，一度自命為康梁的信徒。

1905年，清廷明令取消八股取士，改考經義，並加歷史、地理。28歲的徐特立參加考試，在3000名考生中名列第19名。雖然後來因經濟困難而又不願接受富家子弟的資助而放棄了複試，但他的名聲不脛而走，各處學堂爭相聘用，他不再需要為生計擔憂。然而，他並不安心於農村塾師的職業，更不迷戀於個人的小康家庭。他考慮的問題，已經迥異於20歲以前主要為個人職業、家庭和前途著想，進而覺得應該為國家民族分憂了。他覺得自己應該離開家鄉，到更為廣闊的天地中去學習新的知識，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他考入了由同盟會會員周震鱗在長沙城創辦的寧鄉速成師範，學習教育學、自然科學等新知識和西洋史、東洋史等講授資產階級革命的課程，開始接受資產階級民主思想。

教育救國

改良主義在中國行不通，必須通過革命推翻清政府的統治。於是，他向革命黨人林伯渠等人了解革命形勢，表示要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在湖南還是黑雲壓城之際，徐特立約集一些進步教員，到處宣傳演講，號召大家支持革命。

湖南光復后，徐特立擔任省臨時議會的副議長，一心為新政權的建設出力。然而官場的腐敗，使他很快感到失望和憤慨。他相繼辭去省議會副議長和省教育司科長的職務，決心回到教育界，用教育來改革人心，以實現教育救國的願望。他創辦並苦心經營著長沙師範，併到湖南第一師範等學校任教。他的崇高品德、淵博學識以及強烈的愛國熱情，對毛澤東、蔡和森等許多有志匡時救國的學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逆境入黨

1924年夏，徐特立回到國內，繼續致力於湖南教育。他創辦長沙女子師範並擔任校長，同時兼任長沙師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的校長，精心治理三所學校，繼續實踐他教育救國的宏願。

國民黨左派，以圖“一起來促進國民革命”。1926年12月，他會見了回湖南考察農民運動的毛澤東，隨後於1927年春回家鄉調查農民運動的情況。農村翻天覆地的變化令他驚喜不已，他開始認識到“少數學生無法挽回國運……教育救國是我30年來的一種幻想”，於是積極投身農民運動，加入大革命的洪流。1927年3月，他擔任湖南農民協會教育科科長兼湖南農民運動講習所主任，還被選為國民黨長沙市黨部工農部部長，為發展湖南的工農運動做了大量的工作。

然而，1927年4月國民黨右派公開叛變革命，5月21日長沙發生“馬日事變”，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遭到瘋狂屠殺。面對血雨腥風的白色恐怖，徐特立拒絕了反動派對他的拉攏、利誘，毅然決然地拋棄一切，冒著殺頭的危險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對此，陸定一在《人民教育家》一文中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人民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就這樣給全黨同志上了第一課：困難時不要動搖，應當更堅定地奮鬥，革命是一定勝利的。徐老給我們的教科書，就是他的入黨，這本沒有字的教科書，比什麼教科書都好，也比什麼教科書都重要。”

老驥伏櫪

1949年3月，徐特立隨中共中央機關進入北平，先後參與國共和平談判、全國文化教育事業的接管等工作。在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上，他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1949年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門城樓，親眼目睹了毛澤東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親耳聆聽了毛澤東莊嚴宣告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歡慶他為之奮鬥了近50年的革命理想終於成為現實。

這年，徐特立已經72歲，在常人看來實在可以頤養天年了，然而他卻從不因年老而鬆懈。歡慶之餘，他想到的不是革命大功告成，可以坐享清福，而是國家在經濟、文化建設方面面臨的艱苦任務。他在《祝吳老（指吳玉章）七十大壽》的詩篇里寫道：“……百年殖民地，從此永完結。前途之艱巨，基本在建設。幸勿過樂觀，成功在兢業。您我勵殘年，盡瘁此心血。”表現出他敏銳的眼光、對革命事業的高度責任感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宏偉志願。他對好友謝覺哉說，人一天沒停止前進，就沒有老，一旦停止前進就老了。為了勖勉和策勵自己，他制訂了一個20年學習和工作計劃，作為晚年的奮鬥目標。

此後，徐特立不顧年事已高，仍朝氣蓬勃地投身於新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領導一批黨的宣傳幹部和史學工作者從事中國通史、中國革命史和黨史等的編纂工作，並繼續以各種方式關心、指導教育工作：或報告講演，或撰文著述，或視察調研，或接待來訪，或書信交流……為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教育事業而不懈地奉獻著光和熱。這位堅強的老戰士，生命不息，奮鬥不止，與時俱進，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1968年11月28日與世長辭，享年91歲。

徐特立與時俱進的可貴品質，早已得到眾多稱頌。

“對自己是學而不厭”，“對別人誨人不倦”，“中國傑出的革命教育家”（黨中央評）

“堅強的老戰士”，“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毛澤東評）

“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劉少奇評）

“人民之光，我黨之榮”（周恩來評）

“你是革命模範的人，你是革命前進的人。不管革命歷史車輪轉得好快，你總是推著它前進的”（朱德評）

“先生永遠是發展的，永遠是站在我們的前頭，是大家的先生”（柳湜評）

1、徐特立在湖南任教二十年，愛學生如子。他任師範校長時，將自己的月薪與校內主任、庶務等同樣定為20元，還經常接濟窮學生。

田漢（我國國歌作詞者）入學時買不起蚊帳，徐特立便買了一頂相送。而他卻把自己的家小安排在鄉下，以節省開支。逢假日回家，他要步行往返80公里。一次查夜時，他發現有新生爛腳呻吟，便親自打水給他洗腳上藥。此事傳出后，一些教師認為太失校長“身份”，學生卻對他更為敬仰。

他到第一師範任課時，支持毛澤東等學生反對校長專橫的活動。毛澤東曾說過，當時最敬佩的兩位老師，一位是楊昌濟先生（即他後來的岳父），一位是徐老。

2、徐特立一生勤儉，追求理想而從不為口腹折腰。赴法國后，他積極支持學生組織反對中法反動派的活動。國內軍閥政府為了籠絡他，通過使館告知可給一個“赴法考察”的名義，每年有1000塊大洋的薪俸。徐特立對此嗤之以鼻，仍在鋼鐵廠勤工儉學，給乾重活有困難的同學做飯。

1937年抗戰爆發后，徐特立以八路軍駐湘代表身份從延安返回長沙，一時城內轟動，每日前來拜訪探望者數以百計，其中不少還是親朋故舊。徐特立熱情地向他們宣傳黨的政策，終日長談，不過為節省辦公經費，只招待茶水而從不請人吃飯。兩年後他離開長沙時統計，只是會見法國記者時請過一頓便飯，共花了5塊錢招待費。當時，長沙城內國民黨高官衣裝筆挺，出入乘車。徐特立卻終日身穿八路軍粗布軍裝，撐一把雨傘，徒步在城中奔走，不識者多以為是軍中老伙夫。

一次，省主席張治中約談，徐特立走到省政府門口，門衛攔住說：“今天張主席會見八路軍代表，別人免進。”徐特立稱自己便是，門衛打量了一番，全然不信，竟把他轟走。張治中久等不至，派人再去八路軍辦事處相請，得知原委后，對比國共兩黨作風，對共產黨更為欽佩。

解放后，徐老始終保持勤儉的作風。他終生不抽煙不喝酒，直到晚年每天只泡一杯清茶，喝到深夜不許換茶葉。他只有一雙皮鞋、一套呢制服，而且是在外出活動時才穿。

公園

徐特立公園是為紀念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而建的一座紀念性公園。公園位於星沙大學城中央，毗鄰長沙師範學院、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長沙衛校，其前身為星沙生態公園，后改建為徐特立公園並於2005年8月正式向公眾開放，成為長沙市尊師重教基地。該公園位於長沙縣星沙鎮，突出紀念和緬懷的主題。在公園正門的蒼松翠柏之中，建有高大的徐特立銅像。塑像高8.5米，其中基座3米，銅像5.5米，系由我國著名雕塑家朱惟精創作設計。塑像兩側及身後為層層疊疊的仿自然石塊，具有瀑布效果的層層滴水，象徵著徐特立精神源遠流長。徐特立公園山坡中心為師恩台。師恩台正中間一個半圓形石牆上，鐫刻著毛澤東對徐特立發自內心的感言：“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現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將來必定還是我的先生。”石牆的背面刻著毛澤東1937年在延安祝賀徐特立60歲生日的親筆信。公園最高處，矗立著陳列徐特立生平事迹的師聖閣。師聖閣高達4層，主體為仿古懸挑式結構，屋頂具有現代建築氣息。公園繼承徐老的重教傳統，建有收藏圖書10萬餘冊的徐特立圖書館和建築面積達1000多平方米的藝術館。公園還建有滄浪池、長廊、寄語亭、荷花池、杏壇等20餘個特色鮮明的景點，並通過文字介紹了徐特立先生一生重教、憂國憂民的感人事迹。

圖書館

徐特立圖書館位於北京理工大學良鄉校區北校區，為紀念老院長徐特立而將圖書館命名為徐特立圖書館。圖書館一層大廳處立有徐特立雕像。圖書館共六層，一層為服務中心，二、三層為圖書閱覽室，四、五層為機房，六層為館長室。

圖書館三層大廳設有“老院長徐特立紀念展”，意在學習徐特立，以徐特立為榜樣。圖書館前立有石碑，上刻徐特立名言”實事求是，不自以為是”。

徐特立本人喜藏書，早年教書所得，半以購書。大革命以前，已有豐富藏書，后因戰亂，流散遺失頗多。延安時期至解放后，積書至2萬餘冊，內容有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各學科中外書刊，線裝書5000餘冊，新舊平裝書5600餘冊，外文書3000餘冊，報刊1800餘冊，另有地圖、圖片等。書中有不少眉批和註記。所藏圖書均全部捐獻給國家，1983年運抵長沙，移交湖南圖書館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