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周報
紅旗周報
《紅旗周報》(1931.3.9～1934.3.1)，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四份機關報。1931年3月9日，在上海創刊。
《紅旗周報》是由《紅旗日報》改名而來，並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和江蘇省委機關報”恢復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在創刊號上發表了《中國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法令草案》、《擊破國民黨進攻紅軍的新計劃》和《本報編者給讀者的信》。
【紅旗周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1931年3月9日繼《紅旗日報》停刊后在上海創刊，初為周報，從1933年8月第59期起改為半月刊。1934年3月1日停刊。共出64期，另有附刊13期。秘密發行，封面曾採用《光明之路》、《平民》、《時事周報》等。該報在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內容受王明“左”傾錯誤思想的影響嚴重。
《紅旗周報》第61期的假封面
第1期刊登王明等人起草的《土地法草案》。這些 個《草案》共14條，除了繼續堅持關於沒收地主階級土地分配給無址及少地農民這一重要原則之外，還規定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等若干過左的政策。
1931年2月，張聞天從莫斯科回國抵達上海。不久，接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后又成為臨時政治局主要成員之一。他根《紅旗周報》第61期的假封面 據開展革命宣傳的需要，及時對黨報工作進行了調整。同年3月9日，他主編的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周報》在滬問世。 《紅旗周報》的前身是《紅旗》、《紅旗日報》。 《紅旗》創刊於1928年11月20日，由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開始為周刊，第24期起改成三日刊；1930年8月15日， 《紅旗》與中共江蘇省委主辦的《上海報》合併，出版《紅旗日報》，仍為中共中央機關報。 《紅旗日報》從多方面宣傳黨的方針和政策，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問世不滿一個月發行數即達1.2萬份以上；后因印刷所連續遭到反動派破壞，該報難以正常出版。就是在此情況下，張聞天果斷地決定將《紅旗日報》停刊，改出秘密發行的《紅旗周報》。張聞天在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期間，出版《紅旗周報》為其重要任務之一。當時，為保證《紅旗周報》按期出版，曾在上海東百老匯路（今東大名路）1180號設立專門的秘密印刷所。這是幢臨街的單開間三層樓房，底層開有“萃豐祥”煙雜店作為掩護，二樓是工作人員卧室，三樓是印刷工場。在印刷工場里，安放著排字架和圓盤印刷機，由於地板和牆壁都以棉毯等物隔音，開印時不會傳出較大聲音。每次印完的《紅旗周報》，均以煙雜店送貨的名義傳遞到有關聯絡地點。
《紅旗周報》第1至9期，以報紙形式出版；第10期起，以書的形式偽裝封面掩護髮行，先後使用過《實業周報》、《時代周報》、《摩登周報》、《佛學研究》、《平民》等16種偽裝封面；第59期起，又改為《紅旗》半月刊。其間還曾出版附刊13期。
《紅旗周報》主要刊登中共中央的工作報告、決議、政策、通電、宣言等，轉載共產國際的文件，報道蘇聯和各國共產黨的消息，反映國內外政治形勢發展狀況，指導全黨工作的開展。所辟“蓬蓬勃勃的中國蘇維埃運動”專欄，發表了大量通訊，介紹革命根據地各方面情況。如張聞天在1932年7月10日署名“洛甫”發表的《蘇維埃政府怎樣為糧食問題的解決而鬥爭》，是綜合幾個大的蘇區文件和報告中的典型材料撰成的，生動闡述了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能夠不斷發展的充分依據。在白色恐怖下，張聞天不得不多次變換寓所。如在1932年，他大部分時間居住於上海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平和里27號；到11月，轉移到坐落於跑馬廳西南側的“摩律斯新村”（今人民公園附近的重北公寓）。當時，張聞天除了埋頭工作，還撰寫了許多文章，如他署名“歌特”在《鬥爭》第30、31期上發表的《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是30年代我黨在文藝和宣傳方面較早提出反“左”的文獻。
1933年1月，張聞天隨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 《紅旗周報》堅持辦到1934年3月1日，共出版64期。
1932年4月25日，張聞天在中共臨時中央機關報《紅旗周報》第37、38期合刊上發表了《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國共產黨的機會主義的動搖》的長篇文章。文章認為：黨內存在著"非常嚴重的機會主義思想，在許多地方障礙著國際與中央路線的執行"。文章說，世界革命方面，右傾機會主義最明顯的表現是不了解帝國主義"極端地加強了武裝進攻蘇聯的危險";在中國國內鬥爭方面，最明顯的表現了不了解"國民黨政府是在迅速地走向鞏固與發展"。
同時，文章也強調了農民地主資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這一問題正是中國革命問題的中心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