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伯愷

一九一六年，楊伯愷與好友石瓊同往上海求學，一九一九年三月，楊伯愷作為第一批勤工儉學生，從上海乘日輪因蟠丸號前往法國。時值歐戰剛剛結束，法國出現經濟不景氣，工作難找，楊伯愷只得在里昂當普工，干粗活。不久，被解僱，才到三德澗和石瓊、趙世炎等進入製造火車頭的史乃德工廠。楊伯愷十分勤奮，工作之餘，總是手不釋卷，刻苦學習。一年之後，他和石瓊、傅昌矩、李仲元等來到威鐵工廠做工。

一九二一年初，法國經濟危機加劇，工廠大量倒閉，工人失業，法郎貶值，生活費用暴漲，勤工儉學學生過著挨餓的日子。這時楊伯愷和王良翰、毛顯球、石瓊、趙世炎、羅成鎔等二十二人，聯名寫了一封信給巴黎華法教育會學生事務部的執事先生，提出切實解決留法勤工儉學生所面臨的工作、學習和生活問題。當時楊伯愷和趙世炎等是分散在相距不遠的幾個地方工作學習，平時交往極密，是一批相知很深的朋友。當他們的合理要求得不到執事先生們的認真看待時，便決定召開學生大會，選出趙世炎、蔡和森、王若飛等十人為發言人，於二月二十八日到中國駐法公使館請願，釀成一次爭取吃飯權和學習權的學生運動。

一九二二年五月，趙世炎從法國北方返回巴黎，為籌建中國少年共產黨奔忙，六月三日在巴黎西部開成立大會，一九二三年二月更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原“少共”中夠黨員條件的，即轉為正式黨員。楊伯愷就在這個時候作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支部書記，與趙世炎、石瓊、李富春等同志在一起，在法積極進行黨的活動。

1.一九二五年三月，楊伯愷離法回到上海后，時值“五卅運動”爆發，楊伯愷立即行動起來，到處向群眾作反帝愛國演說，晚上熬夜寫宣傳稿，交給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石瓊拿到當時中央的機關報《熱血日報》上發表，如《是毒計也是蠢想》、《是叛徒不是強盜》等文章，揭露了帝國主義侵華罪行，鼓舞廣大愛國群眾的鬥志。

2.返楊伯愷川參加主辦中法學校和中共重慶地方組織領導工作：由於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急需一批馬列主義水平較高的新幹部，因此黨中央命吳玉章、楊闇公等在重慶辦中法學校，還特地調派新從法國歸來的楊伯愷，專門負責這所幹部學校的教育工作。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四日，中法學校（大學部分為中法大學）正式開學了。吳玉章任校長，童庸生任教務主任，楊伯愷任訓育主任，張克勤任事務主任，楊闇公、冉鈞、周貢植等做兼職教員。由於吳玉章經常不在校，實際是楊伯愷全力代行校務。楊伯愷對學生的教育特彆強調：“在行動上，一切策略都要與革命理論適合。”在群眾運動中，必須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以“提高學生群眾的覺悟力，吸收更多的新同志、新戰士。”否則，他認為就是一種只憑意氣用事的盲動。繼后，楊伯愷被選為中共重慶地方委員會教育委員會委員。

3.回家鄉建立中共的基層組織和農民協會開展農運：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楊伯愷給黨中央寫報告說：“營山現在尚無支部，年假回家定要組織，因有可靠青年及成人多人可以立即介紹。”幾天後，楊伯愷離校返鄉，立即著手籌建中共營山縣支部。二月九日夜，又寫報告給黨中央，定於二月十一日開成立會；並請中共中央對於新加入的三位同志予以批准。楊伯愷還特地向中央表示：“新加入三人，我必使其在最短期中，對於主義及組織有相當的了解，且使其為全縣工作努力。”楊伯愷在營山家鄉期間，還與陳同生、郭金階等一起，為解決本鄉失學兒童入學問題，在駱市興辦了一所鰲山模範學校；還辦起一個旨在掃盲的農民夜校，自編教材，推動農民的反封建鬥爭。與此同時，他們大力籌組農會，很快就在駱市建立起農民協會，開展減租減息鬥爭。不久楊伯愷回校后，農會工作由其老父楊光普領導，經過一年的努力，駱市、黃渡、小蓬等鄉的農會會員已經發展到一千多人。楊伯愷又重返家鄉與陳同生、郭金階等，積極推進農運。不久，營山全縣即建立起區農會二十二個，鄉農會四十八個，會員發展到五千餘人。至一九三三年紅四方面軍解放營山時，楊光普帶頭與原農會中許多積極分子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

4.消除分歧增強團結：早些時候，楊闇公、童庸生去廣州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後，返川路經上海時，會見了陳延年、穆青、石瓊等同志，他們十分關切重慶中共黨組織領導間的分歧問題，希望楊伯愷回川后很好地加以解決。一九二六年四月，在重慶開展了一次由楊闇公主持，有冉鈞、童庸生、楊伯愷、劉成輝、程秉淵（程子健）等參加的，富有布爾什維克黨優良傳統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從而消除了童庸生和楊伯愷兩人之間，一個因處事急躁、態度生硬；一個因性情孤傲、疑心較多所引起的不和，進一步增強了領導班子的戰鬥團結。

楊伯愷-“三·三一”慘案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國民革命軍攻下南京，英、美、日、法、意等帝國主義，借口僑民和領事館“侵害”，命令停泊在下關江面的軍艦炮轟南京城，打死打傷軍民兩千餘人。消息傳到重慶，楊闇公等中共重慶地方委員會領導，會同中國國民黨（左派）負責人商定，三月三十一日在打槍壩召開市民大會，抗議帝國主義者屠殺南京市民的暴行。屆時楊伯愷和中共重慶地方委員會楊闇公、冉鈞等領導同志都提前到會。大會剛一開始，突然幾響槍聲，混在群眾中的暴徒掏出手槍、鐵棍、鋼刀大打出手，當場打死二百餘人，重傷三百餘人，輕傷六七百人，逮捕三百餘人。混亂中，楊伯愷頭部被打傷后僥倖逃脫，楊伯愷和陳宣三一道轉移武漢，在血花劇社為北伐軍同志宣講重慶“三·三一”慘案實況，聽者無不髮指。從這時起，楊洵改名為楊伯愷，由中共黨組織安排楊伯愷在湖北第二中學教書。不久，去上海，執教於招商公學。

上海泰東書局、世界書局和招商公學的共產黨員組成的文化支部（受中共滬東區委領導），由楊伯愷作支書，因為他對當時黨在活動中某些“左”的作法，如每逢節日就要搞“飛行集會”等，多次提出不同意見，以致在一九二九年春被頭腦“左”的發昏的領導人割斷了黨組織關係。但是，楊伯愷沒有放棄革命，一如既往，與黨內同志保持親密關係，如當時在黨的軍委工作的劉子華，仍時時到楊伯愷住處隱蔽。一九三三年夏，共產黨員任白戈被捕，楊伯愷花了大洋一千元把他營救出獄。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楊伯愷在滬著手籌辦辛墾書店，計劃出版一些有益的進步書刊。同年底，因受聘於成都大學任教而回到成都。一九三零年十月，川西發生廣漢起義，反動派揚言與楊伯愷有關，要抓他就地處決，於是楊伯愷重返上海，帶著由川軍將領陳離資助辦書店的兩萬元錢和十來個青年學生，在海寧路三德里四十五號開起了辛墾書店，由楊伯愷任經理，編輯工作由任白戈、沙汀、危淑元等擔任。

楊伯愷除了經營書店，還花了不少精力翻譯出版十八世紀的多部西歐哲學名著，如：該世紀思想革命家中，最有權威最光榮的物質論者和無神論者荷爾巴赫的《自然之體系》；法蘭西物質論哲學諸大家中，對認識論有獨特貢獻的恭第納克的《認識起源論》；法蘭西物質論哲學最主要的代表赫爾維修的《精神論》；在哲學史上，最初揭示一切現象的相對法則與辯證法則的哲學家赫拉克里特的《哲學思想集》；物質論哲學思潮主角之一德尼斯·第德諾的《哲學原理》；以及《哲學道德集》、《學說與格言》、《財產之起源與進化》、《思想起源論》等等。此外，楊伯愷還編輯出版了刊物——《二十世紀》．

1.奉黨組織派遣作抗日川軍統戰工作：抗戰軍興，楊伯愷攜眷從上海到南京，在八路軍駐京辦事處會見了葉劍英同志，聽取回川工作的意見。然後乘輪至武漢，讓妻兒先行返川，自己和陳同生接受黨組織上派給的任務，去山西作抗日川軍的統戰工作。一九三七年初冬，他們在山西洪洞訪問了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營山同鄉人鄧錫侯將軍。當由軍中另一同鄉朋友張雪岩安排同鄧見面時，楊伯愷談共產黨對時局的主張，使鄧深為感佩。隨即又和陳同生一路，往見當時正在洪洞地區布置防務的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轉達了鄧錫侯願意捐棄前嫌，與八路軍攜手抗戰的誠意。

2.在蓉教學宣講愛國培養革命師生：一九三七年底，楊伯愷返川到成都后，常常與黨內或民盟的老同志羅世文、車躍先、張曙時、張秀熟、李筱亭、王干青、田一平和川軍師長、愛國將領彭煥章等聚會，談論時局，研究工作，在文教界和川軍上層中搞統一戰線工作。這時，楊伯愷應成都協進中學校長、川軍進步將領陳離的聘請，擔任該校教務主任。平時，對學生曉以民族大義，灌輸抗日愛國思想，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指導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並有機會就介紹一些師生去延安抗大學習。當時，國民黨反動派視協進中學為陝北公學第二，對楊伯愷非常嫉恨，不斷給以訛詐威脅。一九四零年三月，成都發生“搶米”事件，國民黨特務機關藉此造謠，說是共產黨利用春荒，煽起饑民暴動。一時間，黑雲壓城，敵特四齣捕人，羅世文、車躍先等被捕。楊伯愷不得不辭去協中職務，避居外西土橋。那時，日機不斷肆虐，物價飛漲，為糊口計，楊伯愷和好友江子能以飼養雞兔補貼生活，結果得不償失，只好重操粉筆生涯，執教於疏散來蓉的朝陽大學，不僅溫飽問題得以勉強解決，而且又有機會向青年學生宣講共產黨的主張、愛國主義和革命理論了。楊伯愷困居土橋時，老朋友彭煥章經常前往看望他。早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楊伯愷曾為彭煥章等川軍七將領起草過倒王（纘緒）通電，實際上是反對蔣介石在川軍中收買爪牙、把持川政的勾當。通過這個活動，使黨在四川軍政上層的統戰工作，得以開出一個新的側面。

主筆《華西日報》創辦《民眾時報》吶喊人民民主，彭煥章在任《華西日報》董事長后，一九四二年起，特意聘請楊伯愷作主筆，專為該報撰寫社論，楊利用這個崗位，緊密配合《新華日報》的宣傳方針辦報。周恩來同志特為此報派黎澍，陳白塵前來協助；《新華日報》社社長潘梓年也親自到《華西日報》，研究兩報言論統一口徑的問題。

楊伯愷對工作認真負責，經常寫稿至深夜，嚴冬酷暑如一日，從未稍事鬆懈。抗戰後期，國內主張民主呼聲高漲，要求蔣介石結束法西斯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成立多黨派的民主聯合政府。楊伯愷在《民主洪流為何不能遏止》一文中強調：“民主為和平所必需，永久和平的高尚理想，需要民主政治普及於全世界才能實現；”特別指出：“民主為絕大多數人民自由幸福生活所必需，要經濟上有保障的民主。”最後舉出許多已經解放的國家，“都先後採用各民主政黨的聯合政府，向民主政治邁進，因此中國當然不能例外。”他還在《怎樣實現民主》一文中說：“不能不承認，只有召集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再由這個政府籌備召開國民大會，產生民選政府，才能順利地消弭一切政治糾紛，而達到實現民主的目的。”

楊伯愷強烈指責國民黨反動派摧殘人民民主自由和文化事業。為此他撰寫一篇《請尊重言論出版自由》的社論，抨擊國民黨當局弄得“正氣漸滅，黑暗猖狂，民氣消沉，文化萎縮，國家民族的一線生機岌岌可危。”楊伯愷在《華西日報》的幾年中，不斷揮動筆槍，為民主而拼搏，先後寫出：《民主的理論性與現實性》、《實現民主的實際工作》、《民主與民權》、《掃除團結的障礙》……等論文數百篇。抗戰勝利那年，民盟成員張志和前往延安，毛澤東同志向張志和關切地問到楊伯愷，要張講講楊伯愷的近況。張從毛主席書房的報紙中揀出楊為《華西日報》撰寫的社論，毛澤東同志看后非常高興，稱讚他寫得不錯。然而這些說理錚錚的文章，使反動派大為惱火，他們只好大耍無賴，常常開天窗，削篇幅，撕報紙、砸印刷機，毆打工人職員；尤其對撰寫社論的楊伯愷，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一九四五年夏，國民黨地方當局下令改組《華西日報》，他才被迫離開該報社。

一九四六年春，楊伯愷開始籌辦《民眾時報》，經多方奔走，於五月一日創刊出報。這家由劉文輝出資、張瀾任社長，楊伯愷任總經理兼主筆的民間報紙，作為人民群眾的喉舌，打破了成都地區沉悶的空氣。在短短時期內，基本訂戶即達五千餘份，可惜出版不到三個月，竟又被當局勒令停刊。儘管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不斷遭到反動當局的摧殘壓制，但楊伯愷毫不氣餒，又先後辦起《青年園地》和《時代文摘》兩個刊物，繼續為廣大讀者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糧。

遠在楊伯愷夫婦避居外西土橋時，鄧穎超同志曾特地到楊家看望，代表周恩來同志傳達黨的工作指示。一九四四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時，楊伯愷為了進一步搞好黨的統戰工作，以適應當前民主運動蓬勃發展的新形勢，積極協助張瀾先生在成都建立中國民主同盟四川省支部；並以個人名義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民盟中央委員兼四川支部宣傳部長。楊伯愷在民盟中卓著成效的活動，又被國民黨反動派記上一筆新的黑賬。一九四五年初，張友漁同志受命到成都工作，根據黨的布置，把楊伯愷、張志和、田一平編成一個小組，從事對地方實力派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的統戰工作。張友漁對楊伯愷這段時間的工作非常滿意，還受楊伯愷夫婦的委託，將他們的大女兒楊潔送到延安參加革命。

一九四六年四月三十日，周恩來同志在重慶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了以吳玉章為書記、王維舟為副書記的的中共四川省委員會。這時，楊伯愷得到省委指示，參加由漆魯魚、李相符、田一平等組成的文化工作小組，負責成都地區文化界的統戰工作。為此，他常與成都各民主黨派、各大學教授以及文化界知名人士，如潘大逵、彭迪先、謝文炳、陳翔鶴、熊子駿、劉堃南、王干青等密切聯繫，不時舉行座談，商討時局和有關統戰、文化宣傳工作。

一九四六年五月，重慶《新華日報》總館調羅石生來成都分館負責。當時國內政治形勢險惡，成都市社會情況複雜，為了工作的順利展開，吳玉章親筆寫信給川康綏靖公署主任鄧錫侯，望助一臂之力。這封信由楊伯愷委託張雪岩轉交給鄧，羅石生和鄧見面洽談時，得到鄧的支持。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國民黨反動派強行封閉《新華日報》，成都警備司令部受命準備將成都分館人員，先行武裝押送西安胡宗南部再轉送延安。如此做法顯然是別有用心的。為此，楊伯愷又通過張雪岩等，向鄧錫侯講清利害關係以及由此可能引致的嚴重後果責任。於是鄧才命令警備司令嚴嘯虎，該派一班士兵送分館人員到重慶總館。

一九四七年夏，國民黨最高當局為了穩定其統治區日益動蕩的陣腳，竟密令各地黨政軍警憲特機關於六月二日凌晨，在整個國統區大中小城市中，抓捕手無寸鐵的革命人士。在成都，也是先由各敵特機關開具黑名單，報經省府主席批准執行。在“六·二”暴行的前兩天，已有風聲傳出，中共地下黨員周列三特意告訴楊伯愷，問他怎麼辦？楊伯愷斬釘截鐵地說：“我打定主意就是這樣，決不離開崗位。”充分表現出一個堅定的革命者威武不屈的大無畏氣概。當時，軍統蓉站，中統川調局，憲兵二團，警備部稽查處，省會警察局及省特委會都提出了要逮捕楊伯愷的黑名單，六月二日凌晨，即由成都警備部稽查處行動組執行逮捕。楊伯愷被捕后，羈押在成都將軍衙門四川省特委會看守所，迭經敵特頭子呂尚功、彭興道和軍法官陳仲琳等輪番審訊，迫令他交出民盟的秘密組織及其奉行的主義。楊伯愷冷笑說：“你們應該弄清楚，民盟從來沒有秘密組織，它是公開的、正大光明的政團；它的方針政策是民主和平、團結建國。這不但過去對，現在對，將來也是對的。”

經多方營救，得到川康綏靖公署主任鄧錫侯的許諾可以保釋。但省特委會秘書長徐中齊，以楊伯愷系最高當局指名逮捕的政治要犯，不便開釋為借口，不肯放人。延至李宗仁上台代理總統，在中共和全國人民一致要求釋放政治犯的強烈呼聲中，重慶行轅不得不準予保釋楊伯愷。但省特委會軍法官許致和等，卻趁機逼誘楊伯愷寫悔過書，他們假惺惺地說：“楊先生，不要生氣，你的事情，我們絕對幫忙；不過，暫時要委屈你一下，只要你隨便辦個手續，就出去了。”楊伯愷立即嚴辭拒絕說：“我絕不寫一個字，就是馬上提去槍斃我也不寫。死怕什麼，人生自古誰無死？但要死得有價值。”愚蠢的敵人仍不識相，還死皮涎臉地問：“你到底想不想出去？”楊伯愷憤怒已極，當場掀翻軍法官的公桌，凜凜然對敵特宣布：“放不放由你，我決不請求。”一九四八年四月蔣介石新委任的反共老手、省府主席王陵基聽到敵特報告后，惱羞成怒，下令對楊伯愷不準再提保釋二字；並且蠻橫無理地嚎叫：“他平時罵我都罵得，我多關他一下都關不得嗎？”楊伯愷對敵人從不妥協，絕不假以半點顏色。可是他對獄中難友卻異常親切體貼，經常把家裡送來的肉、蛋、奶粉和糖果等營養食品，分給大家共享，對有病的同志更加特別照顧。有位當年在獄中還是個青年的王覺群，至今回憶起這些往事，仍然十分感動地說：“老楊通過上層關係，每月送進來的菜，他都要把大部分送給各室的難友，自己留下來的只有很少一點點。他見我身體不好，有幾次，還把自己留下的一點點也讓給我吃了。”

楊伯愷總是利用各種機會對獄中難友特別是青年同志，宣講馬列主義和黨的方針政策。他常常說：“我們幹革命入了獄，這是我們的光榮。敵人要我們悔過，而我們沒有過，所以無過可悔。”一位剛從華西大學哲史系畢業，為追求進步而被投入黑牢的年輕女學生毛英才，每當敵特誘逼她寫悔過書時，她就想起楊老的教誨，對軍法官許致和理直氣壯地說：“是的，我是大學畢業生，會寫文章，唯獨不會寫悔過書，因為我無過可悔。”

楊伯愷還十分注意對監獄看守兵做瓦解爭取工作。楊伯愷和於淵、許壽真、王干青、晏子良、王伯高、皇子萬、王俠夫、曾鳴飛、谷時遜等戰友一起，教育爭取了好幾個憲兵棄暗投明，經常托他們傳書帶信，溝通獄內外的聯繫；還叫他們經常帶一些報紙進來，讓大家知道人民解放軍的勝利消息。楊伯愷通過對報載消息的分析，向難友們悄悄傳話說：“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黑暗快到盡頭，苦難即將結束。”

楊伯愷的人品學問和大無畏的革命氣概，贏得了全獄難友的極大尊敬，稱他為鐵骨錚錚的老英雄，從不妥協的老戰士，克敵制勝的“精神堡壘”！

1949年12月7日深夜，國民黨反動派將楊伯愷和31名共產黨員、進步人士秘密殺害於成都十二橋。楊伯愷遇難后的遺體，1950年1月3日，成都軍管會將楊伯愷烈士遺體遷葬在文化公園。新中國成立后，中共營山縣委、縣政府為了緬懷先烈，激勵後人，特在縣城近郊建立楊伯愷衣冠墓和駱市革命陵園。

女兒：楊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