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坂參三

野坂 參三（のさかさんぞう，1892～1993），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前名譽主席。山口縣人。慶應大學畢業。大學學習期間加入“友愛會”（日本勞動總同盟前身），畢業後任該會常任書記。1919年7月以友愛會特派員身份赴倫敦，考察英國工會運動。1920年8月加入英國共產黨。1921年5月被英國政府驅逐出境。1922年回國，同年加入日本共產黨。1923年3月在日共臨時大會上任黨綱起草委員會委員。後任日本共產黨機關報《無產者新聞》編輯。1926年3月參加組建農民勞動黨。1928年3月“三一五事件時被捕入獄，1930年3月假釋出獄。1931年1月當選為日共中央委員，同年2月至1940年在莫斯科任共產國際日本代表。1940年4月到延安，曾以林哲、岡野進為筆名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宣傳活動，同年5月創立由日本士兵（俘虜）組成的“反戰同盟”，10月創辦“日本工農學校”。1942年6月創立在華“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1944年2月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聯盟”。1945年4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1946年1月12日回到日本，同年4月當選為眾議員。1955年當選為日共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1956年7月當選為參議員，此後連續4次當選。1977年辭去參議員職。1958年8月日共第七次大會後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1982年第十六屆日共大會後，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職，任名譽主席。1992年因在共產國際時期的告密事件被公布而被解除名譽職務，並開除黨籍。著有《野坂參三選集》、《風雪歷程》等書。

1892年（明治25年）3月30日，野坂參三出生在日本山口縣萩町（現稱萩市）一個肥料商人的家庭里，其父小野五右衛門，其母野坂氏，家中兄妹六人。萩市在歷史上是日本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陰開辦“村下學塾”的地方，曾在這裡培養過大批有志青年，對明治維新運動起過重要作用；此地的革新風氣較盛，對少年的野坂有很大的啟發。他在萩町明倫尋常高等小學畢業后，升入神戶商業學校。此時，1910年5月，日本國內發生了鎮壓革命者的所謂“大逆事件”，著名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等24人被捕，其中12人（包括幸德秋水）被刺死。這件事對野坂參三震動很大，促使他開始對社會主義思想產生興趣，並且認真地研究它。1911年3月，野坂參三寫出《論社會主義》一文，肯定了社會主義才是人間的“正義”和“人道”，揭露了“資本家、財產家”現今世界的上流社會種種罪惡。由於文章思想尖銳，受到校方的斥責。

1912年3月，野坂從神戶商校畢業，4月入慶應義塾大學深造。這不僅因為該校有一定自由風氣，更重要的是該校有象堀江歸一這樣的進步教授。堀江擔任“社會政策”課的教授，很受進步學生的歡迎。這對剛剛步入社會的野坂參三來說有極大的吸引力。在大學的野坂關心著日本的社會運動，當年就加入了剛建立的友愛會，這是個以鈴木文治為會長，以團結友愛為宗旨的工人群眾聯合組織，該組織後來發展為日本勞動總同盟。可以說，這是他參加日本工人運動的開始。

1914年11月，他參加創辦友愛會機關報《勞動與產業》月刊工作，後來成為該刊的負責人。當時，日本社會上有改良主義、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在傳播。野坂為了弄明白哪種主義是真理，對勞動人民的鬥爭有指導意義，對各種思潮進行分析比較的探索。當他從剛由歐洲回來的小泉信三教授處看到英譯本的《共產黨宣言》時，他受到很大的啟發，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有了進一步了解，開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1917年3月，他在慶應義塾大學通過了《論工聯主義》論文畢業，之後就專職擔任友愛會的常任書記，開始了他職業革命家的生涯。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加深了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同年11月24日，他在由友愛會與學生聯合召開的演說大會上，發表了激動人心的演講，並仿效俄國“勞農蘇維埃”名稱，組織了日本的“勞學會”團體，把工人與學生聯合起來。

1918年，日本國內發生了全國規模的“米騷動”。野坂認為，有一千萬日本人民參加的、波及全國的“米騷動”，使勞苦大眾的階級覺悟大大提高。鬥爭的結果告訴人們，單靠自發鬥爭是不可能取勝的。他指出，“米騷動”是最早發生的群眾英雄行為，它之所以失敗就是由於當時沒有黨的領導核心，日本無產階級必須建立自己的政黨。他認識到日本勞動大眾需要象俄國那樣建立自己的工農政權。

為了能親自了解與考察俄國革命的實際情況以及學習歐洲工人運動的經驗，他於1919年夏天，以友愛會特派員身份前往英國調查訪問。1920年7月31日，在英國參加了英國共產黨。1920年英國共產黨也才成立，野坂參三是最早的黨員，說他是英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一點不為過。當英國共產黨召開各派合併大會時，他又以倫敦中央支部代表身份參加了大會。1921年春天，他在英國工人罷工時多次在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說，支持工人的罷工鬥爭，因而被英國當局驅逐出境。然後，他又應赤色工會國際的邀請經過德國、法國、瑞士等國到達莫斯科，訪問了社會主義俄國。

1922年3月，他回國後繼續參加和組織工人罷工鬥爭。7月，他與其他革命家一起在勞動總同盟內部組建了革命的左翼聯盟，這個組織成了當時日本工會運動的核心力量。隨後他參加了日本共產黨的建黨活動。對日本共產黨的建立，野坂參三認為：“片山潛在共產國際和日本共產黨之間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領導和幫助，不但日本共產黨無法建立，就是它後來的成長和發展也是不可想象的。”同年秋季，他應慶應大學的聘請擔任講師，講授《世界社會運動》課。他培養了一批進步學生，例如，當時的學生野呂榮太郎後來成為著名的共產主義者和歷史學家。他還在慶應大學內組織了以研究科學社會主義為宗旨的“社會科學研究會”，宣傳馬克思主義。

1923年3月，他出席日本共產黨臨時代表大會，擔任黨綱起草委員。6月，他第一次被捕入獄，12月保釋出獄。1923年3月，創辦了“產業勞動調查所”，擔任所長。這個組織是日本共產黨調查研究和宣傳鼓動的公開機構，發行與編輯《產業勞動時報》。他曾寫過許多論文。

1925年4月，日本勞動總同盟分裂，重新組成在野坂思想指導下的日本勞動組合總評議會，同時他還負責日本共產黨的機關報《無產者新聞》的主編工作。1927年5月，他參加組織勞動農民黨的活動。1928年，日本共產黨遭到第二次大鎮壓，他在“三·一五事件”中又一次被捕。1930年因眼病手術而暫時出獄。

1931年1月，野坂被選為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根據中央決定，他被派往莫斯科，以日本共產黨代表資格參加共產國際的工作，從1931到1940年。當時，他用岡野進的名字公開活動。他在共產國際一段時間裡，參加制定日本共產黨的《三二年提綱》工作，維護了日共《二七提綱》中關於日本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這一結論。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侵略中國，對外，日本帝國主義者即走上侵略戰爭的道路，正在加緊實行擴軍備戰；對內通過侵略戰爭來維護和加強天皇制的軍事的、警察的統治，對勞動人民實行前所未有的，專橫的暴力鎮壓，對農村加強賦役統治，進一步降低了人民生活水平。

1935年8月，他參加共產國際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接替日本共產黨領袖片山潛的工作，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並且在大會上就日本問題作了專題報告。野坂與山本懸藏聯名於1936年2月寫了《給日本共產主義者的信》，分析了日本社會的各種矛盾和社會性質，指明日本共產主義者現階段的鬥爭任務應是：反對反動派和軍部法西斯獨裁的威脅，建立全部政權屬於人民的民主的日本。為此，共產主義者要參加一切合法鬥爭，動員廣大人民群眾加入到統一行動的組織中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要加強共產黨的建設。這封信對指導當時的日本社會革命運動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

野坂參三在共產國際東方支部工作期間認識了中共代表任弼時、康生等人。1940年2月，在莫斯科皇宮醫院治療臂傷的周恩來決定回國，早想回日本參加鬥爭的野坂獲此消息后，有意與周恩來同行，到中國再轉道潛回日本。此建議得到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同意。

1940年3月，野坂參三丟下患難16年的夫人，與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領導人阿里亞罕分別裝扮成華僑和周恩來的隨員，與任弼時、鄧穎超及師哲等人一起秘密離開大雪紛飛的莫斯科，於當月25日到達延安。但安頓下來不久，野坂就發現：在不遠的將來，他根本不可能從中國潛回日本，共產黨的根據地幾乎都被國民黨軍隊和日本軍隊包圍著。這種情況下，野坂只得從長計議，做好長留延安的準備。經中共中央研究，由周恩來、王稼祥代表毛澤東，邀請他留在延安與中國人民一起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爭，野坂參三欣然從命。他放棄了共產國際高官的優厚生活（據說當時月收入高達1600盧布），只帶了一套做工考究的蘇聯西裝，住進了延安王家坪附近一座一進兩孔的套窯，與朱德住地相鄰。從那時起，野坂參三有了中國名字：“林哲”（1943年使用共產國際期間的姓名“岡野進”，1946年回到日本后又恢復“野坂參三”本名）。

1940~1945年，野坂參三“蝸居”延安“日本問題研究室”，從事反戰和反法西斯宣傳，併兼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對敵工作部顧問等職。據1989年出版的野坂參三回憶錄《風雪歲月》載：“周恩來建議我工作的內容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第一，調查研究日本的軍事、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實際情況，將其報告給中共中央……第二，希望對前線日軍士兵的宣傳工作給予指導和幫助……第三，希望我親自抓俘虜的教育工作……”當時，野坂參三提議，由八路軍總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一所以日軍戰俘為主體的化敵為友的特殊學校。后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反覆磋商並在1940年10月決定建校，野坂參三擔任這所日本工農學校校長。教育改造了大批日俘。

他也是抗戰期間常駐延安的唯一國外兄弟黨領導人。後來，根據國際形勢發展，為了推動日本革命運動，決定公開使用岡野進的名字。1943年2月，在延安的反戰同盟改名為“日本人民解放聯盟”。並創立了反戰組織的核心組織——在華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還主持召開了一系列在華日人反戰團體代表大會，統一了華北的日人反戰力量，為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1945年4月至6月，野坂參三作為唯一的兄弟黨代表參加了中共七大，並在大會上作了《建設民主的日本》的書面發言。他分析了日本的各種民主力量的現狀之後，著重提出建設民主日本的一系列主張：嚴懲戰爭罪犯、清除封建的和反民主的制度，實現民主政治、區分天皇與天皇制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改革教育，保證持久和平以及關於戰後經濟改革的各項政策方針與措施。在這個演說發表后的第三個月，日本帝國主義國家就無條件投降了。正如趙安博（時任日本工農學校副校長）所言：“野坂參三在華5年半時間裡，為協助中國人民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為準備回國后的鬥爭，作出了獨特重大的貢獻。”卡蘿爾卡特說：“岡野進是在中國的3個著名日本革命家之一，他致力於宣傳和情報工作。”（《延安使命》，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版）這是符合事實的。

野坂參三在延安的5年中，與中共高層領導特別是毛澤東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他在延安期間對日本的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等情況進行了大量調查，毛澤東對此一點都不吝嗇自己的讚美。1943年3月15日，野坂參三以“林哲”之名在《解放日報》發表《在日本工農學校紀念三一五》一文，毛澤東讀後，當天就向他致函：“向你建議，多寫些日本革命史料在《解放日報》上發表，請你考慮。”“你的文章我都喜歡看，並勸同志們學習你對事物的客觀分析態度，我們的人很少會作分析文章的，主觀主義誇誇其談的東西滿口滿紙，我們正在打擊這一傳統甚深的極壞作風，並請你予以幫助”。1943年6月6日，中共中央以極高規格為野坂參三舉行了延遲3年之久的盛大歡迎會。鮮為人知的是，野坂1945年在中共七大的發言，事先曾送毛澤東過目，並經毛逐字逐句作了認真修改。

1945年9月9日，野坂參三乘飛機經東北轉道蘇聯回國。行前，眾多中共重要領導人為他舉行了歡送宴會。此後，毛澤東一直惦記著回到日本后的野坂參三，1962年野坂七十壽辰時，除中共中央致電祝賀以外，毛澤東還以個人名義專門發去賀電。

據當年日本工農學校副校長趙安博披露：野坂參三當初隨周恩來奔赴延安時，把妻子野坂龍留在了莫斯科。1896年生於日本兵庫縣的野坂龍，比野坂參三小4歲，長期從事日本婦女運動，1927年便和山內米那、田島英等人建立關東婦女同盟，還曾擔任日本共產黨中央婦女部部長，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算得上是婦女界呼風喚雨的人物了。野坂龍曾隨野坂參三亡命國外16年，助夫婿打天下。1931年3月，日共中央任命因病假釋出獄的野坂參三為中央委員，並把他秘密派往共產國際。他同妻子野坂龍一起秘密從神戶出發，在妻子的協助下，野坂參三藏身於貨車的蒸汽機車內，越過了“滿洲”的東部國境——如此看來，他們算是一對患難結髮夫妻了。

1940年3月到達延安后的野坂，雖已年近半百，但一樣有“寡人之疾”，不過也許是東方人，野坂表現得要比李德含蓄委婉得多。在八路軍敵軍工作幹部學校作了幾次報告后，他便向敵工部部長王學文提出，要一位秘書幫助工作。據趙安博披露：八路軍總政治部經研究后，同意了他的要求。於是，上面再次像為李德挑選肖月華那樣，將美貌的女學員庄濤安排到他身邊。庄濤去野坂處工作不久，兩人就公開同居了。當時延安的媒體，特別是外國記者對此十分關注，卡蘿爾？卡特在《延安使命》里這樣寫道：“他是一個和善、說話輕柔的人，有一雙清澈、洞察一切的眼睛。他來中國時，他的妻子留在了莫斯科，因此在延安時他與一位很有活力的中國女子一起生活，這名女子會說流利的日語。他們有一棟普普通通的新建造的石頭房子，四周是大的菜園。他的研究圖書館建在房子後面一座陡峭山上的窯洞里，可以俯視下面的一個小山谷。他的‘日本研究小組’就住在鄰近圖書館的窯洞里。”卡蘿爾卡特筆下的這位“中國女子”就是年方24歲的庄濤。

然而，“煢煢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庄濤出現時，野坂參三自然贊成“衣不如新”；而當與老妻重逢時，野坂又信奉“人不如故”了。野坂參三後來對庄濤的“薄情寡義”並非沒有前兆，他早已將話向庄濤挑明：“我們的戀情是沒有結果的，日本戰敗之日，就是我返國之時。”1945年9月，野坂離開延安時並沒有帶走庄濤，他擬繞道蘇聯回國，就最清楚地表明：他已有意與還在莫斯科的野坂龍重修舊好。“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此情況下，野坂參三選擇原配髮妻其實也是順理成章的。試想：即便野坂龍是賢良淑媛，回國執掌日本共產黨的野坂參三，身邊若有一位嬌美可人的中國如夫人，這多少與領袖身份不合。

於情於理，庄濤都扮演了一個悲劇角色。1945年9月9日，當搭載著野坂參三一行的飛機騰空而起，庄濤的整個情感世界塌了一半。浪跡天涯、踏上歸程的遊子野坂透過飛機舷窗，滿懷眷戀地望著在藍天白雲里漸漸遠去的延安，“別了，美麗的黃土地！”“別了，美麗的庄濤……”野坂參三一走了之，庄濤燒成了一鍋愛情“夾生飯”，獨自一人黯然品味。最令庄濤心意難平的是，都說“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在延安的幾對跨國婚姻中，庄濤、肖月華（李德的第一任妻子）都是“領導之命，組織之言”，但肖月華、李麗蓮（李德的第二任妻子）畢竟是“明媒正娶”，有一紙薄薄的結婚證書，庄濤卻連起碼的“名分”都沒有！

離開中國后，野坂參三公開訪問中國只有一次，那是1959年來中國出席國慶10周年慶祝活動。此前，野坂曾乘專機由北京飛抵延安訪問，他兩次參觀了曾住過的窯洞，桌凳和用具仍照原樣陳設。故地重遊的野坂參三在窯洞里動情地說：“這是我的第二故鄉。”野坂參三坐了很久，想起了近20年前的崢嶸歲月，不知是否想起了庄濤？他與庄濤的那段“窯洞情”究竟是一了百了，還是了猶未了？

當時，野坂向周恩來提出要見庄濤。周恩來了解情況后告訴他：庄濤已結婚，生活很幸福，不想見他。（孫金科《關於野坂參三》，《抗日戰爭研究》2007年第1期）也許，年屆花甲的野坂參三秘密亡命中國，舊情難忘的他又想起了庄濤……

離開野坂參三后的庄濤，後來和辛亥革命先驅黃興的遺腹子黃乃走到了一起。據陳叔亮（曾任我國駐柬埔寨、羅馬尼亞大使）夫人康岱沙回憶：“在延安時我喜歡和王明領導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幾位同志，像黃興的兒子黃乃、庄濤這些人一起打橋牌。他們兩人都是專門研究日本問題的。”（康岱沙口述《從延安到金邊》）黃乃的同事、中國首任駐印度尼西亞大使王任叔的夫人馬兗生在接受筆者採訪時這樣回憶：“我們中央統戰部三室第二處有一位領導黃鼐，後來他把‘鼐’改成了‘乃’，他是黃興的兒子。黃鼐是個非常有才能的人，受過很好的教育，什麼都會啊！可以兩個口琴一起吹，而且吹得很好。他的愛人叫庄濤。庄濤原來在延安時，跟日本共產黨的岡野進（野坂參三）同居。大概那個時候，岡野進沒有妻子在身邊，就要找個老婆。當時也不知道黨內怎麼安排的，反正就是讓庄濤跟岡野進結婚，也不算什麼正式結婚。庄濤就跟了岡野進了，還向他學日文，學得很好。庄濤也就研究日本問題，成為日本問題專家，周總理很重視她。抗日戰爭結束后，岡野進就回國了，他跟庄濤沒有孩子。後來庄濤跟黃鼐結婚，生了個兒子。現在那個兒子經常上電視，因為是黃興的後代嘛。”但由於種種原因，黃乃與庄濤也未能白頭偕老，婚姻只維持了兩年多便宣告解體。

1946年1月，野坂參三回到闊別16年的祖國。同年2月，他在日本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任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4月，在戰後首次大選中當選為眾議院議員（東京區）。戰後，日本人民開展了大規模的群眾鬥爭運動，如，1946年5月，在東京組織了史無前例的50萬人參加的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活動，提出民主、自由的政治要求，5月19日，又有20萬人參加的要求糧食的示威運動。日本人民的上述政治、經濟的要求集中在制定新憲法的鬥爭中反映出來。

野坂參三以共產黨國會議員團團長和團員的身份，為消除軍國主義的餘毒、貫徹“主權在民”，爭取實現和平、民主開展了積極的活動。在第九十次帝國議會上，他代表共產黨就憲法草案發表了質詢演說，8月又一次在帝國議會上發表了《為制定徹底民主的憲法而奮鬥》的演說，具體內容是：首先主張廢除天皇制，由人民投票來決定是否保存皇室；其次，人民的基本權不受憲法以外的法律的侵犯，不要利用（佔領者）法令侵犯基本權；再次，廢除侵略戰爭的根源，反對侵略戰爭。“為了我國前途和子孫的利益，我們應制定一個絕對保障民主和和平的憲法。”

1947年，野坂參三在眾議院里，同德田球一等日共議員一起為設立非法財產交易特別委員會而鬥爭，並且揭露了官方某些經濟單位的貪污事件，加速迫使蘆田均內閣倒台。

1948年11月，野坂發表了讚揚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演說。說這場革命將是“十月革命的新發展”。1950年3月，日本共產黨提出建立民主陣線的共同綱領，號召人民開展爭取民族獨立，全面媾和與和平的全民性的鬥爭。然而日美兩國政府出於反共反民主的需要，仍在1951年締結了把蘇聯、中國排除在外的片面的舊金山媾和條約。

1951年1月，在眾議院會議上，野坂代表日本共產黨追究日美反動派的片面媾和的陰謀，號召全國的愛國者聯合起來為實現全面媾和而奮鬥，同時提出民主民族戰線的綱領。6月，以麥克阿瑟為首的美軍佔領當局下令禁止日共中央委員會進行活動，勒令《赤旗報》停刊，把日共的國會議員排除出國會。野坂也被剝奪了國會議席，從此轉入地下活動五年。

1955年5月，舊金山條約生效，日本在形式上已是個獨立主權國家，再加上國內人民的鬥爭，因此原來限制日共活動的法令被宣布無效，這就使日共又有了公開活動的條件。1955年7月，在日本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會議上，野坂被選為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8月開始了新的公開活動。1956年7月，他當選參議院議員，再次開展國會活動。1958年8月，在日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

自1960年以來，日本共產黨組織發動了大規模的反對日美“安全條約”的鬥爭。野坂在國會內外展開各種形式的鬥爭，發表了頗有教育意義的演說，宣傳和組織廣大日本人民團結起來，為反對“安全條約”而奮鬥。

1961年，野坂站在反對“防止政治性暴力行為法”的群眾鬥爭的前列，揭露此法的陰謀和反動實質。指出，人民群眾有正當的合法權利舉行各種形式的群眾運動，限制人民舉行大規模的群眾示威遊行活動是非法的，並號召全國人民開展以共產黨和社會黨為核心的人民大統一行動，打倒池田勇人內閣。

同年7月，野坂在日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被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10月以日共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1962年後，野坂參三也說了一些指責中國共產黨的話。

1962年，野坂繼續當選參議院議員，仍然不斷開展國會活動，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一直擔任日共中央主席，日共國會議員團團長，以及參議院議員。1972年，他在慶祝日本共產黨成立五十周年大會上發表演說，總結了日本共產黨的鬥爭歷史，指出，自1922年7月15日日本共產黨建立以來，日本無產階級就在先鋒隊領導下，進行半個世紀的革命鬥爭，今天它已是具有30萬黨員的大黨了，正在為建立全國統一戰線，全力革新政府，為建立民主聯合政府而鬥爭。直到1982年，野坂依然在日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名譽主席，退居第二線，這時已是90歲高齡了，晚年他集中精力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和撰寫自傳。

1992年9月17日，因涉嫌上世紀30年代山本懸藏在共產國際被害事件，日共第十九屆七中全會決定解除野坂參三名譽主席職務。同年12月27日，日共第十九屆八中全會以自覺參與陷害山本懸藏等日本共產主義者和60年代日蘇兩黨關係中斷後仍里通蘇共為由，將100歲的野坂參三開除出黨。野坂參三於翌年11月14日逝世，終年101歲。

六十多年前，除了香港、上海等日本佔領地，中國報章因其製作困難，不能照相製版，於是素描畫、木刻畫常替代人物肖像圖片。例如中共“七大”《解放日報》全文登載毛澤東、朱德講話，就配有兩位的木刻像。我還發現了第三位享此領袖待遇的人物。這是位在延安化名“林哲”的日本人，他出現在報上的名字是“岡野進（野坂鐵）”。二戰後他恢復真名“野坂參三”——這可是我兒時耳熟能詳的名字，日共主席啊。

什麼叫“職業革命家”？不妨聽聽野坂參三的傳奇。野坂參三的生命軌跡讓人驚嘆。他是世界上兩大共產黨（英國共產黨和日本共產黨）的創建者之一，神秘的身影曾出現在巴黎、馬賽、莫斯科、紐約、洛杉磯……他是日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忽然一天，成了周恩來的“參謀官”，又從蘇聯潛入中國。他放棄了闊綽的共產國際高層人員的生活，帶著一套做工考究的蘇聯西裝，住進延安窯洞。妻子遠在莫斯科，他與“一位很有活力的中國女子一起生活”。他的使命是領導由日本戰俘組成的“反戰同盟”。有一次他冒險到游擊區，險些被偽軍緝拿，在地道里貓了一天一夜，脫險后還親筆寫反戰信，讓人送進日軍炮樓。做日本戰俘的“洗腦”工作不容易，在他管理的學校，有六個日本戰俘曾在天皇誕辰跑到寶塔山上向著東方高呼“天皇萬歲”。野坂參三在“七大”演說中稱“這是日本人民的不幸，然而這又是事實”。在戰後一次日本的集會上，他指揮群眾高唱在延安學會的歌曲《團結就是力量》，將一句歌詞改成了“向著天皇制度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東西死亡！”如此堅定的革命者，卻因贊成在日本搞“議會鬥爭”，受到蘇聯控制的共產黨情報局和中共《人民日報》的批判。他轉而支持武裝鬥爭后，北京和他重歸於好。我記得小時候常常在報上看到“毛主席接見野坂參三同志”的照片。可是文革來了，他又成了“修正主義分子”。一九九二年，野坂參三整整一百歲。就在這時，命運再次陡變。解體后的蘇聯，披露出半個多世紀前他在莫斯科曾誣告一位同志，導致這位日共同志在肅反運動中蒙冤被殺。日共宣布將他開除出黨！據報道，聽到這噩耗，野坂參三出奇地平靜。世事滄桑已然閱盡。次年，他撒手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