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2條詞條名為永嘉之亂的結果 展開
- 歷史事件
- 歷史事件
永嘉之亂
歷史事件
永嘉之亂是發生在西晉時代的一個內亂事件，由居於中原的漢化匈奴人發動。
西晉惠帝時，朝廷腐敗，發生八王之亂。永興元年(304年)，匈奴貴族劉淵起兵於離石(今屬山西省)，國號漢(後來的前趙)。晉懷帝永嘉四年(310年)，劉淵死，其子劉聰繼立。次年四月其將石勒殲滅晉軍十餘萬人於苦縣寧平城(在今河南省鹿邑縣)，並俘殺太尉王衍等人。同年劉聰又遣大將呼延晏率兵攻洛陽，屢敗晉軍，前後殲滅三萬餘人。六月呼延晏到達洛陽，劉曜等人帶兵前來會合，攻破洛陽，縱容部下搶掠，俘虜懷帝，殺太子司馬詮、宗室、官員及士兵百姓三萬餘人，並挖掘陵墓和焚毀宮殿，史稱“永嘉之亂”。大量人口為避戰亂從中原遷往長江中下游，史稱“衣冠南渡”。這為東晉偏安一隅作了預備，大量的僑州、僑郡的設立，深刻地影響了東晉的政治面貌。
“徠永嘉之亂”致使中國再次走向分裂。中國北部進入戰亂不休的五胡十六國；南方則建立起東晉政權，史稱“衣冠南渡”。
武帝失策
晉武帝非英明之主，平吳后縱情聲色，又無遠大眼光，拒絕徙胡，反接受大批匈奴歸附。其罷州郡兵（大郡置100、小郡50），令地方武備廢弛，連盜賊亦不能制，故胡人起兵，全無阻礙。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即持這種觀點。同時，武帝以宗室屏藩而行封建制，卻引致八王之亂，令晉室自弱實方。
八王之亂
八王之亂
西晉腐朽
晉武帝
錢穆《國史大綱》謂西晉由君主至世族皆無氣節，如匈奴劉聰問晉懷帝為何有骨肉相殘之事，懷帝說：“故為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懷、愍二帝被俘，為偷生而願為劉聰僕人。貴為三公的王衍，竟勸石勒稱帝。故錢穆評謂：“君臣男女，無廉恥節，猶不如胡人略涉漢學，粗識大義。”君主和將相大臣因勢變節，加速西晉滅亡。
徠據《晉書》當中記載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 司馬炎吸取前朝教訓，罷除州郡的郡兵，削弱收回了州郡刺史太守的募兵統兵權力。同時又加強宗室的權力，《晉書·地理志》描述“武帝泰始元年，封諸王，以郡為國。邑二萬戶為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地方勢力間兵力差距巨大，埋下了巨大的隱患。因此當戰亂起，地方無兵可守，城池迅速淪陷。"元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於之號，二旬之間，眾已五萬，都於離石。"而地方卻無力阻止這些異族的的迅速壯大入侵。
晉武帝廢除屯田制，實施占田制及蔭客制，並以課田法課稅。占田制及蔭客制使世族占田有法可依，平民也擁有一定大小的土地，但世族大量併購土地的問題並未解決。由於被蔭庇的農民只需向蔭庇者交租即可，國家稅收得由其他編民齊戶承擔，這使更多的農民轉蔭至大地主名下。最後政府稅收短缺，世族獲得經濟特權。再加上西晉戰亂災害不斷且頻繁，對中國的小農經濟打擊極大，頻繁的災難摧毀了社會財富，均極大地破壞了社會生產力和人民的生存環境，削弱了政府和人民的承災能力，導致尖銳的社會矛盾。
五胡內遷
兩漢以來，不斷與西北外族作戰，戰後基於“柔遠人也”的觀念，把投降的部落遷入塞內，與漢族雜居。如漢文帝時，晁錯建議用重賞厚酬招胡民實邊；漢宣帝時，納呼韓邪“保塞內附”；東漢光武帝曾徙南匈奴數萬人居西河。凡此種種，皆為“容胡”措施，即使曹操將降附的匈奴分為五部；分別居於山西汾水等地，也不能挽回局勢。至晉武帝時，郭欽指出“西北諸郡，皆為戎居”。惠帝時的江統亦強調關中百多萬人口中，“戎狄居半”，并州匈奴五部之眾，人至萬萬。隨時會引發變亂。
西晉王朝未能徙胡
西晉初年，不少胡人已入居關中及涇、渭二水流域，勢如弧形，包圍晉都洛陽，形勢極不利。故武帝太康初年，侍御史郭欽請徙胡族於塞外，並以漢人實邊以絕胡患，武帝不納。惠帝元康元年，江統作《徙戎論》，謂若不立刻徙胡，晉室岌岌可危。亦不為惠帝接納。當時形勢已積重難返，既無法徙胡，即使要他們“各附本種，還其舊土”，亦不可能，故所有徙胡之議，成為一紙空文。加上政府容許胡人移入，卻不教化，只有加深胡漢兩族的矛盾。
胡族武裝逐漸強盛
東漢末，政府與州郡為挽救戰亂的頹勢，乃以降服的胡人為兵，保衛疆土，如漢靈帝以南匈奴兵助平黃巾。魏晉政府亦繼承這“用胡”政策，曹操用氐族兵，又將匈奴編入軍隊，增強戰鬥力。晉武帝以匈奴人劉淵為北部都尉、惠帝更以劉淵為五部大都督。以胡人為兵，這情況於八王之亂時更普遍，如王浚，司馬騰用鮮卑人，成都王則用匈奴。在用胡策略下，胡人盡知西晉國力虛實，只要時機一到，便起兵作亂。
與此同時，胡族的軍事實力也逐漸顯現出來。晉武帝時發生的秦涼之變中，禿髮樹機能屢敗晉軍，動亂持續十年。晉惠帝時又有齊萬年起事，晉廷主帥昏庸，折損大將周處。
西晉自武帝太康二年至惠帝太熙元年（282-292）十年間，幾無歲不旱，關中大飢，以致“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此後又發生蝗災瘟疫，引發大規模的災民流徙。西晉王朝對天災應對乏力，對天災所引發的社會問題應對失當，激化了社會矛盾，造成了包括李特起義在內的一系列反抗運動，進一步削弱了晉王朝的統治。同時，北方大範圍的饑饉也造成關中和晉都洛陽糧食緊張，削弱了其抵抗外部進攻的能力。
在漢晉之際，內徙的胡人常受官吏壓逼，《後漢書·西羌傳》載西羌“數為小吏、黠人所侵奪”、“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晉初仍對胡人大加賦役，於胡漢互市時，胡人常被侵漁；管治胡人的邊吏，更對胡人大加殺戮，《晉書·阮種傳》載：“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陷利，妄加殺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山陰令江統《徙戎論》指出：“戎狄志態，不與華同……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由此可知胡人久受漢人壓逼，積怨甚深。有些胡族更“服事供職，同於編戶”，向中央提供力役及賦稅；有的被販賣為佃客或奴隸，如山西太原，“以匈奴胡人為佃客，多者數千”；甚至到處販賣，以充軍資。如石勒少年時，即曾被販賣至山東。故胡人“與'關中之人，屍皆為讎”。永嘉之亂的爆發，可說是胡人反抗的高峰。
在永嘉之亂已露端倪時，八王之亂的勝利者司馬越著意於晉廷內部的權力鬥爭。晉惠帝中毒身亡后，司馬越擁立司馬熾、殺司馬覃，藉以打壓羊皇后的勢力；不久司馬越與晉懷帝司馬熾又矛盾激化，於是他在外安插黨羽、在內威逼晉帝，結果既因所託非人使洛陽失去屏障，又因心懷不臣加劇晉廷內部矛盾，並且未能及時對劉淵和石勒進行有效打擊，對永嘉之亂的擴大起到推動作用。
勞榦剖析永嘉之亂謂：由於“據守江南的人勤王不力，對京師不作有效的援助”。亦備一說。
惠帝永興元年（304），劉淵叛晉，自稱漢王，上尊漢高祖與昭烈帝。
懷帝永嘉二年（308），匈奴劉淵自立於平陽，建立漢國。
壺關之爭
五族內遷示意圖
首攻洛陽
永嘉三年（309）秋八月，漢主劉淵命令劉聰等人進兵攻打洛陽，這是劉漢政權首次進攻洛陽。晉廷派平北將軍曹武等人抵禦劉聰，都被劉聰打敗。劉聰長驅直入到達宜陽，自己倚仗著已經多次取勝，懈怠而不進行防備。九月，弘農太守垣延假裝投降，夜間突襲劉聰的軍隊，劉聰大敗而歸。
與此同時，王浚派遣祁弘與鮮卑人段務勿塵在飛龍山攻打石勒，石勒大敗，撤退到黎陽駐紮。
再攻洛陽
永嘉三年（309）冬十月，漢主劉淵再次派遣劉聰、王彌、劉曜、劉景率領五萬精銳騎兵進犯洛陽，派呼延翼帶領步兵作為後續軍隊。十月二十一日（丙辰），劉聰等人到達宜陽。晉廷因為漢軍剛剛失敗，沒有料到他們這麼快又來了，大為恐慌。
十月二十六日（辛酉），劉聰屯兵西明門。北宮純等人帶領一千多勇士趁黑夜突襲漢軍營壘，殺了他們的征虜將軍呼延顥。次日，劉聰向南到洛水駐紮。不久，呼延翼又被部下殺死，部眾潰散。劉淵下令讓劉聰等人撤兵回來。劉聰上奏表，堅持要留下來進攻洛陽，劉淵同意了。而司馬越也環城防守。
不久，劉聰自己到嵩山祈禱，留下劉厲和呼延朗代理指揮留守的軍隊。司馬越採納太傅參軍孫詢的建議，乘虛出兵襲擊呼延朗，果然取勝，殺死了呼延朗，劉厲則跳入洛水而死。王彌勸劉聰撤軍，劉聰不敢自行撤兵。后劉淵在宣於之地勸說下再次下令召劉聰等人回來，劉聰這才撤軍。
漢政權兩次進攻洛陽失敗，遂調整策略。
永嘉三年（309），漢政權第二次撤兵前，王彌曾議親自“在兗州、豫州之間招募兵士，收聚糧食”。於是，在劉聰等撤回平陽時，王彌則向南出兵。王彌出身世家大族，有號召力。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的流民幾萬家，一直被當地土著居民欺擾，紛紛放火燒城焚邑，殺掉郡守、長史等官員，響應王彌。
永嘉四年（310），劉聰接替劉淵為君。同時，由於王彌等切斷糧道，洛陽發生飢荒。司馬越派遣使者帶著插羽毛的檄文徵召全國軍隊，讓他們來救援京城。懷帝對使者說：“替我告訴各征、鎮，今天還可以援救，遲了就來不及了！”然而，征南將軍山簡的救兵被王如打敗，荊州刺史王澄親自帶兵援助洛陽，聞訊而部眾不戰自潰，也只好回師，其他藩鎮作壁上觀，終究沒有軍隊到達。晉廷商議，多數人想遷都逃難，王衍反對。這時，石勒已南下渡過黃河，屢屢取勝。司馬越在朝中喪失人心，在外擔憂石勒，於是請求親自討伐石勒，並且屯兵鎮守在兗州、豫州。
永嘉四年（310）十一月十五日，司馬越率領四萬兵士向許昌進發，除留下必要的監視力量外，幾乎搬空了洛陽朝廷。宮廷缺少守衛，飢餓日益嚴重，宮殿中死人交相雜橫，盜賊公然搶劫，各府、寺、營、署，都挖掘壕塹自衛。
寧平城之戰
永嘉五年（311），劉聰派劉曜率兵四萬攻洛陽。當時晉王朝仍處於內訌中，晉懷帝派荀晞討東海王司馬越，司馬越病死。王衍決定秘不發喪，以襄陽王司馬范為大將軍統領其部，回到東海國安葬。
四月，石勒率輕裝騎兵追擊太傅司馬越的靈車，在苦縣寧平城追上，把晉朝軍隊打得大敗，又放開騎兵包圍並用弓箭射擊，十多萬晉朝官兵互相踐踏堆積如山，無一人倖免。太尉王衍、襄陽王司馬范、武陵庄王司馬澹、西河王司馬喜、齊王司馬超、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銓等人都被擒獲。當夜，石勒派人推倒牆把這些人壓死了。石勒又剖開司馬越的靈柩，焚燒了司馬越的屍體。
洛陽之戰
晉都失陷
永嘉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呼延晏先於劉曜、王彌、石勒等到達洛陽。二十八日，攻打平昌門。三十日，攻克平昌門，焚燒東陽門以及各府寺等房屋建築。六月初一日，呼延晏因援兵未到，擄掠後撤退。晉懷帝在洛水安排準備了一些船隻，準備向東逃難，呼延晏都將之焚燒。而王彌和劉曜也趕到了。
永嘉五年六月十一日，王彌、呼延晏攻克宣陽門，進入南宮，登上太極前殿，放縱士兵大肆搶掠。懷帝出華林園的門，想逃奔長安，漢兵追上把他抓住，囚禁在端門。劉曜從西明門進城到武庫駐紮。十二日，劉曜殺死晉太子司馬詮等人，士人百姓死了三萬多人。於是又挖掘各個陵墓，把宮廟、官府都焚燒光了。劉曜納娶惠帝羊皇后，把晉懷帝以及皇帝專用的六方玉璽都送往平陽。
次年，安定太守賈疋迎立秦王業為太子，卻傳來懷帝遇害消息。司馬業遂登位為愍帝，改元建興，都長安。
建興四年（316），匈奴劉曜陷長安，愍帝出降，被擄至平陽，西晉亡。
晉武帝篡曹魏，到晉愍帝出降，西晉國祚僅歷五十一年。自永嘉亂后，開啟北方五胡亂華的局面，中原陷入胡人分裂混戰近130年，影響深遠。
永嘉之亂后，北方五胡民族相繼建國，匈奴早有奪取中原的野心，酋長劉宣謂：“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於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故八王作亂期間，劉淵及劉聰已建漢國，后劉曜陷長安，滅西晉，據長安建前趙；山西、山東則為羯人石勒所據，國號為後趙。鮮卑本居塞外，日漸強大；酋長檀石槐統一鮮卑各部，劃為三部，繼匈奴成為較強民族，包括：慕容氏居於幽州、段氏居遼西、宇文氏居遼東、拓跋氏居漠北。後來，慕容氏與拓跋氏相繼入主中原，分別建立前燕及代國（北魏）。至於氐、羌，氐人李雄於惠帝末年建“成”國，后改國號“漢”；不久，氐人苻健一族建前秦，都長安。羌人建國較后，主要有淝水之戰後的後秦。
石勒畫像
晉建武年間，晉元帝率中原漢族衣冠仕族臣民南渡，史稱“衣冠南渡”，這是中原漢人第一次大規模南遷，主要有林、陳、黃、鄭、詹、邱、何、胡八姓。“衣冠”是文明的意思，衣冠南渡即是中原文明南遷，晉朝遷都建康（今南京）。
五胡入據中原后，北方中原人流亡四方，死者不可勝數；晉室南渡建國，中原人士亦隨之南移，他們帶來先進的技術及資金，又使當時尚未得到充分開發的江南地區得到充足的勞動力。此後，江南地區冶鐵、造紙、紡織、制瓷等技術也得到進一步發展。而建康（今南京）、京口、山陰、江陵、成都、廣州成為當時繁榮的都市。
對此，學界也存在不同觀點，認為南方開發的主要勞動力是南方既有的非華夏人口（例如山越），衣冠南渡本身並不會直接在勞動力和生產技術上帶給南方多大幫助。
永嘉以後，胡人盤據中原，他們在武力上是勝利者，但文化上卻被漢人同化。五胡的首領多傾慕中原文化，重用漢人，委以國政。如石勒用張賓，苻堅用王猛，北魏拓跋氏用崔浩、李安世，北周宇文氏用蘇綽等。其中鮮卑建立的北魏，孝文帝更推行大規模的漢化運動，胡漢相互通婚，泯滅兩族界限。其後，胡化的漢人高歡，與漢化的胡人宇文泰更積極從事民族調和工作。在南方，晉室定都建康（今南京）后，隨之南遷的中原大族，亦積極剿滅山越盜寇，開發江南，其中以廣州的發展最著名。自永嘉以後，南、北方皆出現民族融合，擴大中華民族的內涵；亦調和胡漢文化，漢族文化既吸納胡族文化的精萃，取長補短，下開隋唐文化。
南北文化調和：五胡入主中原前，因北方發展較早，且為全國政治、經濟重心所在，故北方文化遠高於南方，但南方自孫吳以來，人才輩出，漸進一步成一股具朝氣的新興文化。晉室南渡，中原人仕開始與南方孫吳人接觸，使華夏在江南得到發展繼續，並把中原文化帶到嶺南。經南朝宋、齊、梁、陳四代的發展，南北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調和，從此，南方文化大幅發展，漸有凌駕北方之勢。然而，南北文化雖得到調和，但仍各自保存特質，如南人靈巧，北人剛直。
歷史學家勞榦在編纂的《魏晉南北朝簡史》中分析，五胡之亂（五胡亂華）由於八王之亂，深層原因包括∶諸王相爭，兵財並竭，以致洛陽飢荒，而兵源亦無法作有效的補充；巴蜀叛變，河內盜起；據守江南的人勤王不力，對京師不作有效的援助。
據《世說新語·輕詆》描述，桓溫進入北地，遠眺中原大地，曾說“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虛，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即神州陸沉，永嘉之亂，王衍（字王夷甫）等臣屬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劉祁說
劉祁在《歸潛志》中說晉朝士人好談玄，不務實事，官員們（王衍兄弟等）也是競相追求名聲而不務實，導致國家破亡。
東晉史學家干寶評論西晉滅亡原因，“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楊，元海、王彌撓之於青冀，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干寶認為西晉末年兩位皇帝被殺的原因在於朝政不寧，臣屬多苟且，最終導致出現東晉十六國的混亂局面。
作為《晉書》的作者，房玄齡在《晉書·卷五帝紀第五·孝懷帝 孝愍帝》一篇中，評價說“樊陽寂寥，兵車靡會，豈力不足而情有餘乎？喋喋遺萌，苟存其主，譬彼詩人，愛其棠樹。夫有非常之事，而無非常之功，詳觀發跡，用非天啟，是以輿棺齒劍，可得而言焉。”
晉朝官員陳頵曾給東晉權臣王導寫信，說國家之所以傾覆，弊端主要在於取材不公，士人追逐名望遠揚，互相推崇，士人又好談玄，追求弘雅，當權的不務正業，法令也失去效用。
歷史學家田餘慶研究魏晉南北朝歷史，對於西晉末年的亂事評論說，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導致了西晉朝廷的滅亡，同時也毀滅了一大批忠於晉朝皇室的士人。
蘇轍曾評論魏晉南北朝社會風氣相比之前偏於“虛無放蕩”，而這股風氣從魏文帝開始，到了晉朝，士人、朝廷都是這樣，“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佚於下，風俗大壞”，導致中原化為廢墟。
史家謂永嘉之亂為中國歷史上巨大的風暴。在此以前，中國本部的空間，全以漢民族活動為中心。但自懷、愍二帝被擄北去，晉室南渡后，北方便成為胡族活動的地方。自匈奴劉氏興起，五胡便展開連串的建國運動，彼此混戰不休，令中原人民流離失所，死傷無數。再加上戰爭阻礙生產，使開發近千年的中原淪為白骨蔽野之地。此亦為異族首次成功入主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