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裕藻

青少年時期的馬裕藻，因父親馬海曙事業有成，延請浙江杭縣葉瀚在家中設館，講授四書五經等儒學傳統經典，有幸受業於這位近代教育先驅、維新人物、著名學者，接受了中國式的現代化啟蒙教育。

1898年，馬裕藻、陳德馨夫婦到上海，結識了浙江籍的革新派人物蔡元培、章太炎、張元濟、陶成章、夏曾佑、吳敬恆等人，其中蔡元培、章太炎對馬裕藻一生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縱觀馬裕藻的一生，無論是思想學術上繼承還是創新，無論是為人還是處世，都有蔡元培、章太炎二人的深刻烙印。

1901年，張元濟創建了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並主持編譯所工作，邀請蔡元培為所長，蔡元培對比他小10歲的馬裕藻十分賞識，遂聘他為編譯所編輯主任。這是馬裕藻走出舊書齋，投身近代文化教育事業的開始。

1902年，馬裕藻在上海參加了蔡元培與張元濟創辦的鼓吹改良維新的《外交報》的編輯工作，同時介紹弟弟馬衡、馬鑒等從寧波老家到上海南洋公學讀書。同年4月15日，蔡元培等在上海泥城橋福源里成立中國教育會。蔡元培被推選為會長。中國教育學會設教育、出版、實業三部，擬集合力量，編訂教科書。馬裕藻積極參加中國教育會的活動。1903年4月，俄國撕毀中俄《東三省交收條約》，企圖長期霸佔東北，並提出七項無理要求，拒俄運動爆發。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和廣大群眾在張園召開拒俄大會，通電俄國和清廷，在社會上公開宣傳革命，成立拒俄義勇隊，進行軍事操練，馬裕藻參加了義勇隊。1904年11月，統一浙東各派的革命組織“光復會”在上海成立，推舉蔡元培為會長，馬裕藻和陶成章、徐錫麟、魯迅、許壽裳、柳亞子等人紛紛加入。

1905年，浙江公費選派一百名學生留學日本，專攻師範，俗稱“百名師範”。馬裕藻夫婦雙雙入選，東渡日本。馬裕藻進入東京早稻田大學，後轉入東京帝國大學。

1913年5月，馬裕藻在“讀音統一會”上率先提出《注音字母》方案獲得大會通過後，被聘為北大教授，開始了他與北大的一生情緣。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走進北大。此時，馬裕藻已經在北京大學工作三年多了。據周作人回憶：“沈尹默與馬幼漁很早就進了北大，還在蔡孑民長北大之前，所以資格較老，勢力也比較的大。”

馬裕藻進北大后，努力營造“君子和而不同”的包容氛圍。有學者回憶，“每逢一學年的開始，馬裕藻常常坐著黃包車，奔走於各派之間，一面聯絡舊交，一面網羅新進，折衷感動新舊之間，謙虛態度令人動容。”實際上，馬裕藻是秉持了中國古代“君子和而不同”的觀點，這也是他後來十分認同蔡元培的治校理念的內在原因。

蔡元培主政北大后公開表示：“我對於各家之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並包。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並提出：“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北京大學月刊》第一卷第一號“發刊詞”）

對於蔡元培改革當時封建思想、官僚習氣十分濃厚的北京大學，北大教授反應不一，較為守舊的黃侃最主張餘杭派獨大，馬裕藻、錢玄同、沈尹默等人則毅然站在蔡元培一邊，從而使蔡元培的新主張對北大當時的教育改革和學術氛圍產生了巨大影響。

1915年冬，北大成立首屆評議會，校長鬍仁源為評議會議長。蔡元培主政后，為實行北大改革，進一步把北京大學評議會作為推動“民主辦學、教授治校”辦學理念和治校體制的重要組織措施。當時，北大有四個機構負責管理校務，他們是負責立法的評議會，負責行政的行政會，負責教務的教務會和負責總務的總務處，其中，評議會的權力最大。

於是，按照新的《北大評議會章程》，評議會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權力機構，蔡元培校長為當然評議長，評議員由全體教授於每年第四季度投票選舉產生，任期一年。馬裕藻自1918年10月首次當選，至1926年，連續八年擔任校評議員，在文科教授中，絕無僅有。

作為資深的校評議會成員，馬裕藻直接參與了北大各種政策、章程的制定乃至學科的廢立，推動了北大評議會在集體領導、民主決策中積極發揮作用，鼎力支持了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時代洪流中，以北大為舞台掀起的一場破舊立新的革命。經過改革，北京大學“學風丕振，聲譽日隆”，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五四愛國運動的策源地，並成為全國高等學府之翹楚。

1919年5月4日，著名的“五四運動”發生。北京大學學生因當局對山東問題喪權辱國，從紅樓後面的民主廣場集結出發走上街頭，和其它13所大專院校的學生一起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並集會於天安門，同時往外交總長曹汝霖的住宅趙家樓示威。駐日公使章宗祥適在，受學生痛打。當局命軍警鎮壓，北大學生30餘人遭逮捕。當天晚上，北京十四所學校校長，營救被捕學生，要求保釋不允。蔡元培親到警察廳交涉，願以一人抵罪。當時的軍閥當權派是段祺瑞。他主張嚴辦學生，解散北京大學，更換各校校長，並揚言說要調廊房駐軍某旅進京來鎮壓學生運動。蔡元培知事不可為，遂決意辭職。

北大教授會和評議會於1919年5月9日召開緊急聯席會議，一致決議挽留蔡元培，並推派馬敘倫、馬寅初、李大釗等八人為代表，赴教育部請願。馬裕藻當時任北大評議會評議員，在爭取挽留蔡元培校長，維護北京大學正常秩序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1919年6月22日，教育部不得不派官員與湯爾和、馬裕藻等北京大學師生代表赴浙江杭州，隆重迎接蔡元培回京復任。在這場聞名中外的偉大運動中，馬裕藻與眾多北大師生的愛國行動發揮了重要的引領和帶動作用。

1920年，馬裕藻任北大國文系主任，任期14年。在職期間，馬裕藻為國文系教授的聘任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吳虞、魯迅等名師都為馬裕藻所聘任。除此之外，馬裕藻還致力於彌合魯迅與錢玄同、沈尹默和胡適、胡適與劉半農等之間的成見，調解新舊兩派的關係。

1921年12月，北大成立全校性的研究所，下設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國學和外國文學四門，有關院系牽頭分門籌設，其中以國學門進展最快，培養了鄭天挺、容庚、羅庸、商承祚、魏建功等一批卓然成家的優秀研究生。

馬裕藻對國學有精深的研究，學識淵博，且專於文字、音韻和訓詁學，先後講授國文預科、國學概要、中國古籍校讀法、文字學等課程，著有《經史學目錄》、《聲韻概要》等著作。

1924年2月，楊蔭榆被任命為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楊由於楊蔭榆曾留學美國，把西方教會辦女校的一些高壓作風搬到女師大。8月，魯迅退回了該校的聘書。

楊蔭榆的高壓校規受到許廣平、劉和珍等進步學生的反抗，她們毅然赴教育部要求撤換校長。1925年5月9日，楊蔭榆假借評議會名義開除許廣平、劉和珍等六個學生自治會員。

這件事引起了兼任女師大國文系主任的馬裕藻等教授的強烈反對，為了聲援女師大同學反對舊的專制思想的正義鬥爭，以馬裕藻為首，沈尹默，周樹人，李泰棻，錢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七位教授聯名簽署了《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

《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京報》。許廣平在她所保存的這一宣言的鉛印件旁寫有附註：“魯迅擬稿，針對楊蔭榆的《感言》仗義執言，並邀請馬裕藻先生轉請其他先生連名的宣言。”

1925年8月6日，教育總長章士釗下令解散女師大。1925年8月18日，北大評議會隨即做出決議：章士釗為教育界罪人，北大與教育部脫離關係。1925年8月22日，馬裕藻等人在《北京大學日刊》發表《評議會布告》，不承認章士釗為教育總長。迫於北大和社會輿論的巨大壓力，北洋政府不得不撤走進駐女師大的警察，並免去了楊蔭榆女師大校長的職務。11月，章士釗被迫辭職，女師大學生返回學校。馬裕藻等北大評議會成員與專制官僚勢力所進行的針鋒相對的鬥爭，最終取得了勝利。

1926年3月18日，北京大學等校學生為抗議當局賣國的對日外交，前往鐵獅子衚衕向段祺瑞當局請願，遭軍警彈壓，死傷200餘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

1925年3月21日，馬裕藻所在的北大評議會發表宣言，嚴正指出：“三月十八日的請願，絕非一黨一系的群眾運動，而確為一種國民的運動。”1925年4月9日《京報》披露，北京臨時執政府繼通緝李大釗等人外，又發布第二批通緝48人的名單，其中有馬裕藻和魯迅。

1932年12月29日，由宋慶齡、蔡元培、楊銓(楊杏佛)、黎照寰、林語堂等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同盟宗旨是反對國民黨政府的迫害，援助與保護進步人士，爭取結社、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等民主權利。

1933年1月31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成立。馬裕藻和胡適、成舍我、陳博生、徐旭生、許德珩、任叔永、蔣夢麟、李濟之共9人為執行委員。

1934年8月，國民黨政府在北平逮捕了愛國人士許德珩、侯外廬、范文瀾等。馬裕藻、沈兼士和許壽裳等人，不顧個人安危，聯名上書，強烈要求當局立即無條件釋放上述人士。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件爆發。7月29日，北平淪陷。教育界開始陸續向南方撤離，學術界人士紛紛南下，各高校也陸續南遷。馬裕藻因年邁和患高血壓未能轉徙內地。北大指定周作人、馬裕藻、孟森、馮祖荀等四位教授留守並照看校產，時稱“北大留平四教授”。

此時，馬裕藻和孟森、馮祖荀為保持士不可辱的民族氣節，拒不為日偽辦事，也不再回被日偽控制的北大講課。周作人卻相反，北平一陷入日寇魔爪他即露變節投敵之端倪。就在周作人當漢奸的前一天，馬裕藻還向他說，決不要給日本人作事，周作人也答應一定不作，但第二天報紙就發表了對他的任命。

期間，日寇數次命周作人去請馬裕藻出山任教，馬裕藻義正辭嚴，斷然拒絕為日寇效命。由於周作人屢來，最後馬裕藻的幼子馬泰奉父命對周說：“我父親說了，他不認識你。”此言一出，說明馬裕藻心意已決，隨時準備慨然面對日寇的酷刑。

1945年4月，馬裕藻滿懷對中國命運的關切，對北京大學的深情，對教育事業的眷念，走完了他67年的人生歷程。1946年，馬裕藻全部藏書21000餘冊由北大圖書館收購。

1878年，出生於浙江鄞縣。

1901年，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主任。

1902年，參加《外交報》編輯工作。

1903年，參加拒俄義勇隊。

1904年，加入光復會。

1905年，留學東京早稻田大學。

1906年，與魯迅共同師從太炎先生，成為莫逆之交。

1911年，回國，任浙江省教育司視學。

1913年，被聘為浙江省立第一中學校校長；在讀音統一會上率先提出《注音字母》方案獲大會通過，被聘為北大教授。

1918年，當選北大評議員；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頒行《注音字母》。

1919年，加入國語統一會，倡頒標點。

1920年，任北大國文系主任，聘任魯迅為國文系講師。

1925年，評議會發表《北大評議員反章士釗宣言》，抵制專制官僚勢力。

1933年，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

1934年，胡適接任北大國文系主任。

1938年，聯合編輯出版《魯迅全集》。

1945年，逝世。

1906年，章太炎從上海出獄東渡日本，在東京主持中國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編輯工作。已在東京留學的馬裕藻十分尊崇這位有學問的革命家。作為浙江光復會成員，馬裕藻、錢玄同等人倡議，請太炎先生作經常性講課，每周兩三次，每次半天，這就是聞名一時的“國學講習會”。

太炎先生根據段注《說文》逐字講釋，闡明語源，推見本字，並廣泛涉及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等“小學”諸領域。學生聽得入迷，經常要求延長時間。最常聽講的有馬裕藻和錢玄同、龔寶銓、朱希祖、許壽裳、周樹人、周作人、黃季剛、沈兼士、錢家治、陶成章等，世稱“章門弟子”。這些人得其親傳，受益終生，後來多在“五四”前後，成為北大文史學科的骨幹力量。

章太炎師承俞樾。俞樾學宗戴震。這也是馬裕藻推崇戴學的原因。

1912年2月28日，《民立報》載：章氏弟子、浙江省教育司視學馬裕藻等在上海發起“國學會”，懇請章太炎為會長，因為“海內學校稍稍知重國故，實自先生始之。”列名發起人的有：馬裕藻、錢玄同、朱宗萊、沈兼士、龔寶銓、范古農、朱希祖等。

1920年，馬裕藻任北大國文系主任。在此後長達14年的時間裡，馬裕藻兼容並包，廣納群賢，為北大中文系始終是我國最權威的漢語言文學高校院系之一，奠定了深厚基礎和優良傳統。

當時的北大國文系，匯聚了錢玄同、劉半農、沈士遠、沈尹默、周樹人、周作人、黃侃、許之衡、劉文典、林損等諸多教授，正可謂名師雲集，巨匠輩出，陣營之強大，呈一時之盛。

作為國文系主任的馬裕藻，為國文系教授的聘任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新文化運動時期被譽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吳虞，就是在馬裕藻的努力下被聘為北大國文系教授的。吳虞在1920年12月20日的日記中記載：“北京大學有聘予教授文學（國文部）之議。北大教授馬幼漁君，曾來君毅處言及，囑為致意”。他在1921年2月11日的日記中又說：“君毅來信，云：今日過馬幼漁處，接洽兄事，知已通過北大聘任委員會，以教授聘任。又附一紙云：馬幼漁……章太炎弟子，與弟頗好。此次兄被聘事，渠最儘力。”日記中提到的“君毅”是吳虞的堂弟吳君毅，時任北京法政大學教務長。

據記載，部分名師所授知名課程還有：錢玄同講文字形聲、沈兼士講小學音韻說文釋義、沈尹默講唐宋詩、馬敘倫講老莊哲學、黃節講曹子建詩注、黃侃講文心雕龍以及說文六書、吳承仕講三禮名物、周作人講新文學源流等等。

1921年12月，北大評議會決定改變各系設研究所的格局，成立全校性的北京大學研究所，研究所下設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國學和外國文學四門，有關院系牽頭分門籌設。在此之前，蔡元培於1921年10月在北大開學典禮上，已正式宣布“本校國學研究所，現由馬幼漁先生、沈兼士先生擔任整理貢獻”。在他們二人的共同努力之下，研究所四門“以國學門進展最快。”

1922年2月11日，北大評議會通過《研究所國學門委員會全體委員名單》，蔡元培以研究所所長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則包括沈兼士、馬裕藻、朱希祖、胡適、錢玄同、周作人、李大釗、顧孟餘等。受聘為國學門導師的有：王國維、陳垣、陳寅恪、柯劭忞等。在蔡元培的建議下，國學門委員會決定出版《國學季刊》，由胡適任主編，馬裕藻和沈兼士、錢玄同、李大釗、周作人、朱希祖等任編委。

北大國學門是中國現代大學中最早以歐美研究機構為模式而建立起來的研究所，在北大研究生教育史上一枝獨秀，培養了鄭天挺、容庚、羅庸、商承祚、魏建功、等一批後來卓然成家的優秀研究生。

清末，民間產生了27種以“言文一致”、“普及教育”和“統一國語”為目的的拼音方案，統稱“切音字”。民國成立后，為統一國語讀音，當時的教育部於1913年2月15日至5月22日，在北京召開國語讀音統一會，通知各省可派代表二人參加。會議對代表資格要求極高，一須精通音韻，二須精通小學，三須旁通一種外國文，四須諳熟多處方言。馬裕藻與朱希祖兩人皆為浙籍，都曾留學日本、同為章門弟子、皆精於語言文字等小學，很自然地被公推為浙江省代表，赴北京出席會議。

會議期間，代表們先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審定國音七千餘字。接著是審核音素，采寫字母，制定方案。會上各種方案的設計者各持己見，提出的字母方案很多，眾說紛紜爭論不休討論了兩個月，竟毫無結果。據《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注音字母”條目，最後的討論結果是：

接受馬裕藻、朱希祖、許壽裳、錢稻孫和部員周樹人（魯迅）等的提議，把會議審音用的“記音字母”作為正式字母通過。這套字母共38個字母，都是筆畫很少的古字。其中15個采自1908年章炳麟“皆取古文篆籀逕省之形”制訂的《紐文·韻文》。

馬裕藻等人提出的方案實際上是以章太炎的“紐韻文”方案為基礎，並吸取了當時各種方案的精華，可謂力排眾議，又博採眾長。由於拼注的是國音，所以又叫“國音字母”。方案通過後，又議決《國音推行方法》七條。后因政局變動和保守勢力的反對，這套字母被無端擱置了五年之久，直到1918年11月25日，《注音字母》才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頒行全國。

《注音字母》是中國第一部法定的漢字形式的拼音字母。到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公布前，《注音字母》作為漢字正音、傳播國語、幫助識字以及代替漢字的工具，推行了整整四十年。周有光先生在《中國語文縱橫談》中這樣評價《注音字母》：這是漢族創造漢字經過了3000多年後產生的第一套正式漢語表音字母，來之不易！

1919年 4月21日。民國教育部成立“國語統一籌備會”，簡稱“國語統一會”，馬裕藻、錢玄同、胡適、劉半農、周作人等172人為會員。

1928年，國民政府成立后，改名為“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馬裕藻與蔡元培、胡適、劉復、周作人、沈兼士、許地山、林語堂等31人為委員，主要負責編輯國語書刊、撰擬和刊布國語宣傳品以及調查國語教育狀況等工作。

馬裕藻之所以能在中國近代漢語正音和推廣國語中一展所長、做出重要貢獻，既是與他在音韻學、文字學方面的高深造詣分不開的，更是與他教育報國、兼濟天下的人生追求分不開的。

清末，隨著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在漢語中使用統一的標點符號已勢在必行。

1919年 4月21日，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一次大會上，馬裕藻和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朱希祖、周作人等六名來自北大的會員聯名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方案》，在參考各國通用的標點符號基礎上，提出12種標點符號，要求政府頒布通行。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發布53號訓令——《通令採用新式標點符號文》，正式頒布全國。我國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標點符號由此誕生。

盛墊馬氏乃漢代伏波將軍馬援之後，北宋末年南渡避亂，至明代永樂年間，其中一支子昌公入贅盛氏，馬氏一脈就發展開來了。至今，盛墊姓馬的已佔半數以上。馬氏一族門庭顯赫始於第三代的賢庵公，他官拜兵部尚書。但朝代更迭、世事滄桑，至19世紀中葉清朝末期，馬氏望族已趨式微。這時，一位扭轉家族局面的關鍵性人物出現了，他就是海曙公，族名有木。作為出身名門望族的子弟，馬海曙也曾循規蹈矩地走科舉之路，但幾次應試之後，他反感教條僵化的八股文，竟冒天下讀書人之大不韙，毅然外出經商。這一轉折，不僅使家道復興，門庭重振，更重要的是他培養出了一群傳承儒雅而又富有民主主義色彩的馬氏後代，在中國文化教育史冊上，他們的名字熠熠生輝。

海曙公擢升直隸州知州、衣錦還鄉時，在寧波月湖畔建造規模宏大的宅第，門前的那條街也被稱為馬衙街了。名聞遐邇的“五馬”，當年就是在這家園的私塾中接受了中國式的啟蒙教育。

馬裕藻不僅自己是北大人，受北大的影響，四個同門胞弟也走上了學術報國、躋身北大的人生道路，他們是：

四弟馬衡，字叔平，號無咎、凡將齋主人。1917年，經馬裕藻推薦，先在國史編纂處任徵集員，1920年被聘為北京大學史學系講師。1922年後，先後任北京大學國文系講師、史學系教授兼國學門導師、考古研究室主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主要致力於金石學研究，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先驅者和奠基者之一。1923年至1929年，任北大圖書館古物美術部主任。1929年至1931年，任北大圖書館主任，開展了一系列館務整頓工作，為20世紀30年代北大圖書館迅速發展成為國內領先的圖書館奠定了基礎。

五弟馬鑒，字季明，先後任燕京大學國文系主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畢生從事教育事業，桃李滿天下。曾任燕京大學圖書館委員會主席，對圖書館建設貢獻很大。

七弟馬准，字繩甫，以民間風俗研究見長，曾在京師圖書館工作，後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文字學和目錄學。同期曾在北大國學門下設的歌謠研究會和風俗調查會工作。1927年應顧頡剛邀請到廣州中山大學，負責圖書館工作，為中山大學圖書館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九弟馬廉，字隅卿，曾任北平孔德學校總教務長，北平師範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教授。1926年繼魯迅先生南下之後在北大主講明清小說，最後因腦溢血病逝在北大講台上。

北大圖書館建有“馬氏書專藏”，馬廉先生的“不登大雅之堂”小說戲曲類藏書5700餘冊，堪稱“鎮館之寶”，讓北大師生受益至今。

回首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北京教育界、學術界和文化界，人們會望見一道昆仲群起、同宗同行的士林風景，即：浙江吳興沈氏三兄弟（沈尹默、沈兼士、沈士遠，亦稱“三沈”）、紹興周氏三兄弟（周樹人、周作人、周建人，亦稱“三周”）和寧波馬氏五兄弟（馬裕藻、馬衡、馬鑒、馬准、馬廉，亦稱“五馬”）。

2003年10月31日，北京大學圖書館隆重舉辦了“五馬”紀念展，時任北大校長許智宏在致辭中講：

曾有研究者指出：“倘若你有意去翻閱中國知識分子家族的幾千年變遷歷史，就不難注意到十九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曾經降世了一批這樣的人物，他們是古代最末一批封建士大夫，也是中國第一批近代知識者。他們身上似乎跨越了兩個時代、兩重歷史和兩種文化，他們分割著歷史的時間，同時又在空間上將之聯結起來，承受著新舊轉換的時代橋樑。無疑，這是一代具有特殊意義的中國知識者。”

馬氏兄弟馬裕藻、馬衡、馬鑒、馬准和馬廉是那一代知識者的傑出代表。通過這個展覽，我們將了解前輩學者畢生致力於“教育救國”平凡而偉大的歷程、“五馬”的生平事迹和學術成就，以表彰和紀念“五馬”對於中國教育事業、對於北京大學的突出貢獻。

如果說在北大百年校史上，一門“五馬”堪稱傳奇，那麼，“四代”一校則傳為佳話。

馬裕藻的女兒馬珏（1910—1994），1930年至1934年就讀於北大政治系，這實際上得益於馬裕藻倡導男女平等，鼓勵女子接受教育的主張。1926年3月，年僅15歲的馬珏用童真之筆寫了《初次見魯迅先生》一文，最初發表在《孔德旬刊》，后收入台靜農編選的《魯迅著作及其他》。建國后，該文又被收入195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憶魯迅》一書，成為唯一一篇在魯迅生前由學生撰寫的回憶文章。

作為馬裕藻的摯友，魯迅和馬珏的交往過程中，曾送給馬珏《痴華鬘》、《唐宋傳奇集》、《藝苑朝華》《墳》等書刊。有人做過一項統計，在《魯迅日記》中涉及馬珏者，共有五十三次之多。其中馬珏致魯迅致書信有二十八封，而魯迅回信有十三封。1929年5月17日，魯迅從北平給上海的許廣平寫信中說：“……今天下午我訪了未名社一趟，又去看幼漁，他未回，馬珏因病進了醫院許多日子了。……”到了5月29日，他給許廣平的信又提到：“……晚上是在幼漁家裡吃飯，馬珏還在生病，未見，病也不輕，但據說可以沒有危險。……”

馬裕藻的外孫女楊康善（1937年—），1960年進北大東語系，畢業后留系任教，後任北大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研究員，直到2000年退休。1964年8月9日，27歲的北大女生楊康善在周恩來總理出席、郭沫若同志主持的首都十萬人盛大集會上，作為全國唯一學生代表，做了精彩發言，令當時的北大師生引為驕傲。

馬裕藻的外孫女婿孔遠志，1956年進北大東語系，畢業並留系任教直至退休，任教授、博導，資深翻譯家。季羨林先生曾為孔遠志所著《中國印度尼西亞文化交流》一書作序。值得一提的是，馬裕藻幼女馬理曾任季羨林秘書。

馬裕藻的曾外孫女孔濤，1999年畢業於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和東方學系，獲雙學士學位。2012年至今，任職於北大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副研究員、博士。

頗具意味的是，自1913年馬裕藻先生走進北大紅樓，到2012年馬裕藻的曾外孫女孔濤回到未名湖畔，恰好一百年。

當年，在北大國文系任教的名師中不少人都是個性鮮明，特立獨行，如魯迅與錢玄同、沈尹默和胡適、胡適與劉半農等之間就是關係複雜，互有成見，但是馬裕藻和他們的關係都頗好，這也許就是身為系主任應有的作為和襟懷吧。

例如，馬裕藻與魯迅相交最深，但他對與魯迅交惡的顧頡剛卻同樣禮遇。1929年顧頡剛的父親顧子虯過六十大壽時，正逢魯迅自上海返北平省親，顧頡剛本為馬裕藻的學生，馬裕藻卻親往顧府為顧子虯祝壽，並在顧府“壽序”上簽名。

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在北大紅樓里，教授們普遍認為有兩位“好好先生”，一位是校長蔡元培，另一位便是國文系主任馬裕藻。實際上，這恰恰說明馬裕藻真正踐行了蔡元培治校的核心理念——“兼容並包”。

據說，馬裕藻任系主任時，家裡有個年輕人要報考北大。有一次，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探問馬裕藻：“不知道今年國文會出哪類題？”馬主任頓時大怒：“你是混蛋！想叫我告訴你考題嗎？”

北平被佔領時，有同學請他寫些字留作紀念。他卻說：“真對不起，現在國土淪陷，我忍辱偷生，絕不能寫什麼。將來國土光復，我一定報答你。”

學生張中行在與馬先生接觸日久之後，一改先前對老師的認識：大家把他的寬厚看作無原則的遷就，其實，他律己很嚴，對人的遷就也僅限於禮讓。

北大評議會的許多教授，更是領教過他容易激怒的作風。在評議會上一旦遇見不合理的意見，他總是大聲叱吒，一點不留面子，與平常的態度截然兩樣。

馬裕藻的女兒馬珏她在回憶父親馬裕藻先生時說：“父親一生別無所好，惟喜購書、讀書。我們家曾搬過兩次，每次覓房都有兩個要求：一是要有足夠的書房，至少要有三四間，室內四周都是大書架，還有大書桌。再一是離北大要近。父親除了上課以外，就是總在他的書房裡。他的藏書大多是用朱紅標點過的。讀書備課，這是他一生最大的樂趣。父親去世后，按照他的心意，藏書(21000冊)獻給了北大圖書館。”

在日本留學期間，馬裕藻、陳德馨夫婦和陶成章等光復會同志在東京小石川合租了一所二層樓的房子，馬裕藻一家住樓上，陶成章、徐錫麟、秋瑾、王金髮、竺紹康五位住樓下。陳德馨、何香凝就讀的是日本目白女子大學，廖仲愷也在早稻田大學讀預科。直到1913年回國前，馬裕藻與章太炎、魯迅、陶成章、廖仲愷、何香凝、秋瑾、徐錫麟等許多反清革新派人物、光復會浙江籍仁人志士始終交往密切，因此深受他們革命思想的影響。

馬裕藻與魯迅自1906年在日本共同師從太炎先生后就成了莫逆之交，一生摯友。這是因為二人同是光復會會員，同在日本留學，同為章門弟子，同樣以文化教育報國為己任，共同與黑暗反動勢力進行了旗幟鮮明的鬥爭，一生都與北大有著不解之緣。

蔡元培決定聘請魯迅進北大講課後，剛擔任國文系主任的馬裕藻親自將聘書送到魯迅家中。1920年8月6日，魯迅在日記里記述：“六日晴。晚馬幼漁來送大學聘書。”當時北京大學聘任魯迅為國文系講師的聘書，講授中國小說史課。1923年後又被增聘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委員會委員。按當時北大規定，在政府部門兼職的教員只能受聘為講師而不得任教授。當年魯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任職，故在北大就不能像他二弟周作人一樣被聘為教授。但從校長蔡元培到國文系主任馬幼漁均十分器重魯迅，同時，這也是馬裕藻和魯迅在北京大學共事的開始。

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北大教授、學生也呈分化趨勢，王世傑等教授以及羅家倫、段錫明等學生領袖到南京國民政府為官去了，許德珩、范文瀾等仍然為維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而鬥爭，多數則遊離於兩派之間。

魯迅十分了解馬裕藻的為人，知道他有濃厚的愛國心和正義感，思想上傾向於進步一方。所以，1929年（民國十八年）6月1日，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感慨寫道：

南北統一后，“正人君子”們樹倒猢猻散，離開北平，而他們的衣缽卻沒有帶走，被先前和他們戰鬥的有些人給拾去了。未改其原來面目者，據我所見，殆惟幼漁、兼士而已。

魯迅在北大任教時，馬裕藻是他最親近的同事之一。據統計，《魯迅日記》提及馬裕藻及其家人的地方就有近200處，可見交往之密切。

特別是魯迅離開北平南下后，於1929年和1932年兩次從上海返京省親，看望母親時，相訪最多的就有馬裕藻。

如，1929年，魯迅在5月28日《日記》中記載：“晚訪幼漁，在其寓所夜飯，同坐為范文瀾君及幼漁之四子女。”

1932年，魯迅第二次返北平探望老母時，11月9日《日記》記載：“下午訪幼漁，見留夜飯，同席兼士、靜農、建功及其幼子，共七人”。又如11月18日《日記》記載：“十八日晴。晨得幼漁信。”。11月26日，在致許壽裳的信中又說：“曾見幼漁，曾詢兄之近況，……”。

自此，馬裕藻與魯迅已從章門弟子的“同窗”之情，發展到北京大學的“同仁”之誼，也進而形成了浙江寧波馬氏和紹興周氏兩大家族中北大人之間的世交。

1936年，魯迅逝世。蔡元培在上海領銜魯迅治喪委員會，他悼魯迅的輓聯是：“著作最嚴謹，非徒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沉痛，莫作空頭文學家”。馬裕藻也寫了一副意味深長的輓聯，其聯雲:

豫才尊兄千古

熱烈情緒冷酷文章直筆遙師菿漢閣

清任高風均平理想同心深契樂亭君

弟馬裕藻敬輓

此後，馬裕藻和蔡元培還為第一套《魯迅全集》的出版費盡心力。由於魯迅生前的著作多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故其出版《魯迅全集》最有優勢。但由於北新書局曾因版稅糾紛與魯迅對簿公堂，許廣平和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認為此次由其出版《魯迅全集》已“必不可靠”，希望當時中國出版界的龍頭老大商務印書館促成好事，於是就請蔡元培、馬裕藻、許壽裳、胡適出面與王雲五接洽。但由於北新書局拒絕讓出版權，商務印書館出版《魯迅全集》的計劃落空了。在日寇入侵、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上海出現新聞出版控制縫隙的情況下，許廣平與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決定由上海復社以民間的方式運作出版全集。編輯出版《魯迅全集》是一項浩大工程，在最盛時期，胡愈之、蔡元培、馬裕藻、許壽裳、沈兼士、茅盾、周作人等近百人參與到編輯委員會的工作中。1938年5月至8月，在禁出紅色書籍的上海孤島，600萬字、20卷的《魯迅全集》陸續出版。1938版《魯迅全集》僅用了四個月時間完成，效率之高，在今天看來亦頗不易，而其影響廣大，至今無與倫比，其中也飽含了眾多敬仰魯迅的同道者的心血和努力。

1917年，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始，就聘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並請陳致函胡適，邀請胡適來北大任教。同年9月，胡適回國，任北大教授，時年二十六歲。

馬裕藻比胡適大13歲，海外留學經歷方面，馬裕藻是留日的，胡適是留美的，思想觀念、人生經歷應有“代溝”，但巧的是，馬裕藻和胡適都推崇清代學者、思想家戴震。

馬裕藻當年在北大國學門多次作過《戴東原對於古音學的貢獻》的學術講座，后發表於《國學季刊》，胡適則寫過《戴東原之哲學》一書。既然均喜戴學，馬、胡二人便一唱一和，共同宣揚起戴東原的學說。謝光堯先生在《紅樓一角》中認為，“戴東原之在北大顯靈，是馬、胡二位對戴學解剖之故。”

馬裕藻對胡適在治學方面的主張非常推崇。當胡適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中提出“整理國故”的口號，得到了馬裕藻等北大學者紛紛響應。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中回憶，胡適就“一方面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

查《胡適日記全集》，有28處提到馬裕藻，除聚會宴飲、日常談天外，也有不少學術交流。如1922年2月4日的日記中說：“我疑心徐積余刻的《隨菴叢書》中的菉斐軒《詞林韻釋》不是宋時之物，已作書問玄同了。今天幼漁來，我又問他此事，他也說此書至早是元時之書。”

兩人在藏書方面也有不少互贈互借的交往。如胡適1923年12月16日的日記：“訪馬幼漁，借得萬載辛啟泰輯刻的《辛稼軒集鈔存》一部，焦循《雕菰樓集》一部。”1934年3月27日日記寫道：“馬幼漁來談，借去我的《墨辯新詁》稿本三冊。”

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的《紅樓夢》“東觀閣原本”第二頁中，留有胡適的題記：“紅樓夢的版本之學可算是我提倡出來的，我先得程乙本，始知尚有程甲本，程甲本很難得，馬幼漁先生藏有此本，今年他慨然贈送給我，我歡喜極了，故托北京松筠閣重加裝鑲，並記於此。胡適。十八、五、廿四晨四時。”在該書目錄的結尾，也有馬裕藻的題記：“民國十八年二月二日敬贈適之尊兄。”現存北大圖書館的胡適藏書中，至少有8種是馬裕藻贈送胡適的。在北大圖書館馬裕藻藏書中，有一冊《秋蟪吟館詩鈔》，書衣有馬裕藻題記：“胡君適之所贈，民國十年三月十六日裕藻識。”

此外，胡適與馬裕藻也有不少書信來往，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的，就有八封。

胡適對馬裕藻任國文系主任的一些舉措也非常贊成，曾給予高度肯定。如他在北大國文系演講《中國文學的過去與來路》時指出：“馬幼漁先生在中國文學系設文學講演一科，可謂開歷來的新紀元，……”

但是，馬裕藻和胡適也有不同之處。馬裕藻和胡適曾經同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負責人，但胡適的主張卻多不合民權保障同盟宗旨，馬裕藻則認為遵守同盟的宗旨是重大是非問題，與胡適頗有分歧。後來，胡適被同盟除名了。

1932年，胡適任北大文學院院長，1934年，接任了馬裕藻的北大國文系主任之職。馬裕藻很平和地退下這長達十四年的系主任職位，仍當教授研究和講授文字學、音韻學。

1935年，馬裕藻因高血壓及腦動脈硬化而中風，病情非常危急，當時胡適對馬裕藻照顧格外周到，經常來家和馬裕藻的夫人陳德馨商量治病方案，並請協和醫院最負盛名的魏毓麟大夫親自到家中為馬裕藻診治直至痊癒。值得一提的是，胡適早年在治病方面也曾得到馬裕藻的幫助。他在《題陸仲安秋室研經圖》中，介紹了自己1920年秋天生病，西醫沒有治好，“後來幸得馬幼漁先生介紹我給陸仲安先生診看。”病竟然好了。

北平淪陷后，錢玄同和夏康農兩位同事常來馬裕藻家相訪，給閉門不出的馬裕藻以極大安慰。

錢玄同早年和馬裕藻在日本東京一道聽章太炎講“小學”，一道研究文字學和音韻學，民初又一道進京，同為北大教授，是馬裕藻交往了幾十年的摯友。

夏康農曾留法勤工儉學並參加過大革命，當時他有一台短波收音機能聽到抗戰後方的廣播。當平型關、台兒庄大捷的喜訊傳來時，他就邀馬裕藻到他家秘密聽廣播，他們為抗戰的每一捷報歡欣鼓舞，兩人常常促膝談到深夜。

馬裕藻很注重提攜後學。馬裕藻長女馬珏記得，“與父親經常往來，往往暢談至深夜而毫無倦色的有錢玄同、魯迅、沈尹默、周作人、劉半農、陳百年等，常聽他談起的得意門生有范文瀾、陸穎明等。”

馬裕藻和胡適、錢玄同、周作人等教授對顧頡剛很是認同，遂著意提攜。顧頡剛在1921年1月12日的日記中記載：“幼漁先生要我任國文系參考室管理事，守常先生與我商量兼任，因兼任中文目錄編纂事。”同年4月13日的日記又寫道：“昨幼漁先生來，不知何事。今日往，乃聞吾將歸，特為挽留，謂開課有望，無論如何總等至暑假。”

魏建功先生也是得益於馬裕藻、沈兼士、錢玄同、黎錦熙等教授的指點和教誨，終成語文大家。在《魏建功文集》中，他專門收入了自己與章太炎、馬裕藻、錢玄同、劉半農、朱希祖等諸師的合影，並在自序中寫道：“

等到聽了沈師及馬幼漁（裕藻）師、錢玄同師許多時講以後，對於文字語言的古今中外的關係就很想要給他打通，由這個打通的意義上就愈加想說出個實在來。”

周作人在《三沈二馬》中回憶馬裕藻：

馬幼漁性甚和易，對人很是謙恭，雖是熟識朋友，也總是稱某某先生。這似乎是馬氏兄弟的一種風氣，因為他們都是如此的。與舊友談天頗喜詼諧，唯自己不善劇談，只是旁聽微笑而已。……他又容易激怒，在評議會的會場上遇見不合理的評論，特別是後來“正人君子”的一派，他便要大聲叱吒，一點不留面子，與平常的態度截然不同。

張中行在《負暄瑣話》中回憶留平期間的馬裕藻：

有一次，同學李君請馬先生寫些字，留作紀念。馬先生沉吟了一會，不好意思地說：“真對不起，現在國土淪陷，我忍辱偷生，絕不能寫什麼，將來國土光復，我一定報答你，叫我寫什麼，叫我寫多少我寫多少。”馬先生可謂言行一致。……他愛國，有時愛到有近於宗教的感情。他相信中國最終一定勝利，而且時間不會很久。我們每次去，他見面第一句話總是問：“聽到什麼好消息嗎？”

沈尹默在重慶曾賦詩形容馬裕藻留平時期的處境：

門外黃塵不可除，從來寂寞子云居。

短短兩句詩，真切反映了馬裕藻寧願過失業清貧的生活，不願賣國求榮的凜然正氣。

吳曉鈴在《危城回憶》中回憶抗戰勝利前夕的馬裕藻：

馬幼漁（裕藻）先生在學術界居五馬之首，在日本時曾和魯迅先生同師章太炎。我在離開北平時去向他辭行。他用古體文寫下了如下幾句贈言：“余病居邊城，遠跂雲嶺，臨岐恫苦，贈處無言，惟祈曉鈴默識余衷，互相砥勵而已。”真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對於我則是鞭策。老人不久便抑鬱而終。

謝興堯在《紅樓一角》中評價馬裕藻：

幼漁為人，寬宏大量，老穿著樸素的長袍和黑皮鞋，雖然顯得有點“駱駝”，而學者本色，非常調和。北大國學系之負盛名，他實在是手創的開國元勛，公主府（馬神廟）銀安殿（北大評議會）上那二十四把金交椅，他總算是首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