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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典

原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

劉文典(1889—1958),原名文聰,字叔雅,筆名劉天民,祖籍安徽懷寧,出生於安徽合肥。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國立安徽大學校長、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終生從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學研究和教學。

1938年至昆明,先後在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任教。終生從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學研究和教學。所講授課程,從先秦到兩漢,從唐、宋、元、明、清到近現代,從希臘、印度、德國到日本,古今中外,無所不包。專長校勘學,版本目錄學,唐代文化史。著有《淮南鴻烈集解》《莊子補正》《三餘札記》等。

1958年7月15日因屢遭批鬥,突發急症,於昆明逝世。

人物生平


1906年入蕪湖安徽公學學習,因聰明好學,積極上進,為該校教師陳獨秀、劉師培的賞識,並受到他們反封建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和熏陶。
1907年加入中國同盟會。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下,劉文典1909年赴日本留學。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青年時代的他懷著滿腔激情;
1912年回國,在上海于右任邵力子等主辦的《民立報》擔任編輯,宣傳民主革命思想。
1913年再度赴日本,
1914年加入中華革命黨,並任孫中山秘書。
1916年,劉文典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研究諸子著作。
1923年出版專著《淮南鴻烈集解》,受到學術界極大重視。繼《淮南鴻烈集解》之後,劉文典又從事《莊子》《說苑》等書的校勘,寫了《三餘札記》。這段時間是劉文典在學術上最有成就的時期。
1927年任省立安徽大學校長。
1929年任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主任,同時在北大兼課。除從事教學工作外,還陸續校勘古籍。
1938年劉文典先生逃離北平,輾轉南下,歷經磨難後到達昆明,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
1939年,完成了《莊子補正》《說苑斛補》等書的校勘編撰。著名學者陳寅恪為《莊子補正》作序:“然則先生此書之刊布,蓋將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供治莊子者必讀而已哉。”1962年張德光教授為該書再版作《莊子補正跋》又曰:“補正乃校勘訓詁專著;其兼綜群言,發微補闕,實為精心刻意之作,足資治庄學者之借鏡……先生勤搜前人微引,博採諸家校釋。參稽互證,以為補正;其疏通疑滯,嫠定底本之功蓋不可磨。” 《莊子補正》,共十卷,全書共收列莊子內、外,雜篇全部原文和郭象注,成玄英疏及陸德明經典釋文之莊子音義,校以歷代之莊子重要版本,並廣泛徵引著名學者王念孫,王引之等人的校勘成果,而將其補正之文分繁於各篇相關內容之下。
抗日戰爭爆發后,劉文典沒有來得及與清華、北大等校撤離南下,滯留北平。期間,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請他出來教學並在日偽政府做官,他都斷然拒絕,表現了一個正直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氣節。
1943年,劉文典被聘到雲南大學任教,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聘請他在雲大擔任“龍氏講座”,后一直擔任文史系教授。在雲南大學執教至新中國建立以後。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適曾動員他去美國,已替他找妥具體去所,並為他一家辦好了入境簽證。在這關鍵時刻,劉文典謝絕了,他說“我是中國人,為什麼要離開我的祖國”。
全國解放后,劉文典的生活和工作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決心為新中國的教育事業貢獻力量。他在雲南大學先後講授“杜詩研究”、“溫李詩”、“文選學”、“文賦研究”、“歷代韻文選”以及顧炎武夏完淳評價等課程,並著手撰寫《杜甫年譜》。
1956年劉文典被評為一級教授,被推選為全國政協第一、二屆委員。

個人作品


劉文典一生主要從事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在校勘學方面有很深的造詣,成就尤為突出。

課程

在高校開設課程許多,為培養從事傳統文化研究的人才做出了重要貢獻。
《淮南子研究》《莊子研究》《先秦諸子研究》
《大唐西域記研究》《論衡研究》《杜甫研究》
《史通研究》《校勘學》《文選學》

著作

作品名稱作者時間出版社
杜甫年譜劉文典2012年12月1日雲南人民出版社
淮南鴻烈集解劉文典1998年8月安徽大學出版社、雲南大學出版社
三餘札記劉文典2011年12月黃山書社
莊子補正劉文典現代劉文典編著的一部哲學著作
劉文典全集--增訂本劉文典安徽大學出版社
說苑斠補劉文典雲南人民出版社
《進化論講話》
《先秦諸子研究》
《群書校補》
《莊子研究》
《論衡研究》
《進化與人生》
《大唐西域記研究》
《淮南鴻烈集解》
《淮南子》也稱《淮南鴻烈》,為西漢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蘇非、李尚、伍被等著,是一部以道家思想為主,糅合了儒、法和陰陽五行等思想的重要的雜家著作。學術性和文學性皆很強。淮南系指淮河以南一帶的地方。據說它原有內篇二十一卷,外篇三十三卷,但現存只有內篇。書中提出的“道”和“氣”的學說,反映了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書中也包含不少自然科學史材料和一些封建迷信的糟粕。由於其深奧難懂,除東漢高誘有《淮南鴻烈解》外,歷代很少有人對其作專門研究,注本更是鮮見。
淮南鴻烈集解
淮南鴻烈集解
劉文典攻《淮南子》,從音韻、文字、訓詁、版本諸方面全面深入,寒暑數易,其志不移。1923年,他的第一本專著《淮南鴻烈集解》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成為近現代史上《淮南子》研究的代表作。胡適在為該書寫的序言中說:“整理國故,約有三途:一曰索引式整理,一曰總賬式整理,一曰專史式整理。典籍浩繁,鉤稽匪易,雖有博聞強記之士,記憶力終有所窮。吾友劉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鴻烈集解》,乃吾所謂總賬式國故整理也。淮南五書,折衷周秦諸子厖其自身亦可謂結古代思想之總賬也。”
《淮南子》是漢代初期所編纂的百科全書,也是研究古代神話的寶典。《淮南鴻烈集解》則是近代著名學者劉文典先生在遍覽前人註釋的基礎上對《淮南子》的最佳集解。
《莊子補正》
莊子補正
莊子補正
《莊子補正》全書共10卷,於1939年出版。陳寅恪作序亦給予較高評價,使劉的身價倍增,獲得了“莊子專家”的美譽。每上《莊子》課時,他開頭第一句總會自負地說:“《莊子》嘛,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言下之意,他如不懂,別人就更不懂了。曾有人問他古今治莊子者的得失,他口出傲言:“在中國真正懂得《莊子》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莊周,還有一個就是劉文典。”
《三餘札記》
《三餘札記》為筆記體,取三國董遇“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意,記錄了自己平素積累的一些治學心得和體會,從中也可窺見他的勤奮不殆的鑽研精神。

譯作

《近世思想中之科學精神》《叔本華自我意識說》
《佛蘭克林自傳》《美國人之自由精神》

主要成就


劉文典先生學識淵博,學貫中西,通曉英、德、日多國文字。他講授的課程,從先秦到兩漢,從唐、宋、元、明、清到近現代,從希臘、印度、德國到日本,古今中外,無所不包。
先後講授過“文選學”、“校勘學”、“先秦諸子研究”、“大唐西域記研究”、“莊子”、“淮南子研究”、“文心雕龍”、“史通”、“文賦”、“今古文研究”、“玄奘傳校注”、“溫庭筠李商隱詩”、“陶淵明”、“中國化的外國語”等課程,且有很多獨到的見解。他專長校勘學,版本目錄學,唐代文化史,是當代我國傑出的文史大師,校勘學大師和研究莊子的專家,是全國著名學者之一。他在學術上的地位和對我國教育事業的貢獻,值得我們永遠紀念。

人物評價


作家眼中的劉文典
“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蓋昔日曾嗜鴉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遷移昆明,人稱之謂‘二雲居士’,蓋言云腿與雲土皆名物,適投其所好也。好吸紙煙,常口銜一支,雖在說話也粘著嘴邊,不識其何以能如此,唯進教堂以前始棄之。性滑稽,善談笑,唯語不擇言。”(周作人,《北大感舊錄·劉叔雅》)
“有一年,余適與同車,其人有版本癖,在車中常手夾一書閱覽,其書必屬好版本。而又一手持捲煙,煙屑隨吸隨長,車行搖動,手中煙屑能不墜。”(錢穆,《師友雜憶》)
“三十年代初,他在清華大學任國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學兼課,講六朝文,我聽過一年……他偏於消瘦,面黑,一點沒有出頭露角的神氣。上課坐著,講書,眼很少睜大,總像是沉思,自言自語。”(張中行,《負暄瑣話》)
“他的長衫特別長,掃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婦女所穿的裙子一樣,不準看到腳,走路不能踩到裙邊,只得輕輕慢移蓮步。他偶爾也穿皮鞋,既破且臟,從不擦油。”(文中子,《劉文典:“半個教授”》)
“記得那日國文班快要上課的時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號教室里,滿心想親近這位渴慕多年的學術界名流的風采。可是鈴聲響后,走進來的卻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頭罩上寸把長的黑髮,消瘦的臉孔安著一對沒有精神的眼睛,兩顴高聳,雙頰深入;長頭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鶴;肌膚黃瘦兮似辟穀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雖尚不至於骨子在身裡邊打架,但背上兩塊高聳著的肩骨卻大有接觸的可能。狀貌如此,聲音呢?天啊!不聽時尤可,一聽時真叫我連打了幾個冷噤。既尖銳兮又無力,初如飢鼠兮終類寒猿……”(清華門生《教授印象記·劉文典》,見《清華暑期周刊·1935.7》)劉文典在西南聯大講《文選》課,不拘常規,別開生面。上課前,先由校役帶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制旱煙袋。講到得意處,便一邊吸旱煙,一邊解說文章精義,下課鈴響也不理會。有時他是下午的課,一高興講到5點多鐘才勉強結束。或稱劉“儼如《世說新語》中的魏晉人物”。
劉文典先生上課也很有個性。講到得意處,從不理會下課鈴響,有時一高興就講到5點多才下課,有一次,劉文典上了半小時的課便結束了上一講的內容。學生以為他要開講新課。這時,他忽然宣布說:“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七時半繼續上課。”原來,下個星期三是陰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屆時,校園裡擺下一圈座位,劉文典坐在中間,當著一輪皓月大講其《月賦》,生動形象,見解精闢,讓聽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當他解說《海賦》時,不但形容大海的驚濤駭浪,洶湧如山,而且叫我們特別注意到講義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滿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師說姑不論文章好壞,光是看這一篇許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濤澎湃瀚海無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宋廷琛,《憶劉文典師二三事》,台《傳記文學》第44卷第4期)
每逢講授詩歌,劉文典常常搖頭晃腦、淺吟低唱,每到激越處則慷慨悲歌。他不僅自己吟誦,還要求學生模仿。有的同學不遵命,他雖不悅,但也不苛責,只是打比方點撥:“詩不吟,怎知其味?欣賞梅先生(蘭芳)的戲,如果只是看看聽聽而不出聲吟唱,怎麼能體會其韻味呢?”(傅來蘇,《是真名士自風流》)
人物情趣
1932年夏,劉文典以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身份請陳寅恪擬國文試題,陳除出了“夢遊清華園記”的作文題外,還出了對聯題,上聯“孫行者”以覓下聯,劉氏也不以為然,許之,結果讓久違了對對子的學生們多不知所措,考糊了很多考生,一時傳為新聞。有一次在課堂上學生問他怎樣才能把文章寫好,他說只要注意“觀世音菩薩”就行了。眾學生不解。他加以解釋說:“‘觀'是要多多觀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會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講音韻;‘菩薩'是要有救苦救難、為廣大人民服務的菩薩心腸。”其實這種“觀世音菩薩”理論對現在我們的寫作也還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劉文典上課徵引繁富,經常一堂課只講一句話,故而講《文選》,一個學期只能講半篇《海賦》。后因吸食鴉片,有時上課中間癮發便狂抽香煙,由於發音多通過鼻腔,故而發音混混不清,講《文選》時,只能聽到囁嚅而言:“這文章好!這文章妙!”
大名士吳宓對劉文典也很敬重,常把自己的詩作請他潤飾,還喜歡聽他的課。劉文典也不介意,他講課時喜歡閉目,講到自以為獨到之處時,會忽然抬頭看向坐在後排的吳宓,然後問:“雨僧(吳宓)兄以為如何?”每當這時,吳宓照例起來,恭恭敬敬一面點頭一面說:“高見甚是,高見甚是。”惹得學生們在底下竊笑。
劉文典在清華任教時,需要查閱某種佛經,聞北京西山香山寺有此佛經。該寺藏書有嚴格規定,非佛教人士,不準借閱,借閱必須在寺內念經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書頁,必須用寺院製作的蔑子翻閱,違者受罰。寺中和尚深知劉文典是知名學者,特准他借閱,閱前詳細介紹了閱讀規則,劉先生當即承諾,嚴守規約。和尚去后,劉文典先生靜坐讀經,因車馬勞頓,未看多久,便生困意。見室內有一空床,便趁機持書卧床閱讀,不料竟然進入夢鄉,手中佛經也掉在地上。不知過了多久,正在夢中的劉忽然聽到罵聲,頭面受到扑打,睜眼看到老和尚邊打邊斥責“您言而無信,竟把佛經丟在地上!”無奈,劉文典只好一面承認錯誤,一面“抱頭鼠竄”(自稱),佛堂是關閉的,既逃不出去,自己也不想逃出,因外面還有遊人,出去難免丟人現眼!只有且喊且逃,苦苦求饒。和尚見劉先是狼狽不堪,后又甘心挨打,全無名教授的架子,竟然怒容一變,“噗哧”一聲笑了,也便赦免了他。因這一打,劉竟和老和尚成為好友,還在清華園設素齋招待這位朋友。劉後來回憶此事說“我的腦袋雖然不太高貴,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這次挨打應該,君子不可失諾!”

人物事件


劉文典與陳寅恪

劉文典並不是一概狂傲,對學問如淵似海精通十四種語言的陳寅恪先生敬重有加,不敢有半點造次。他公開承認他的學問不及陳氏之萬一,多次對學生說:自己對陳氏的人格、學問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萬分的敬佩。劉文典對人宣稱,西南聯大隻有三個教授:陳寅恪、馮友蘭,他和唐蘭算半個。

劉文典與吳宓

劉文典講課時,有時候著名學者吳宓也會前去聽講,而且總是坐在最後一排。劉教授閉目講課,每講到得意處,便抬頭張目向後排望,然後問道:“雨僧(吳宓的字)兄以為如何?”每當這時,吳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點頭一面回答:“高見甚是,高見甚是。”兩位名教授一問一答之狀,惹得全場暗笑不已。

劉文典與蔣介石

事情經過
最早公開以劉文典頂撞蔣介石一事為論據的是胡適。1929年4月10日,胡適在《人權與約法》中說:“安徽大學的一個學長,因語言上頂撞了蔣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處奔走求情,決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蔣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告,這是人治,不是法治”。
兩年後,即1931年12月11日,魯迅發表的《知難行難》說,劉文典是因為不稱蔣為“主席”而“被關了起來”。
劉文典的清華同事馮友蘭1963年曾在一封信中提到:“劉先生任安徽大學校長時,蔣介石到安慶,與劉先生談某事不協。蔣怒說:‘你革命不革命?’劉先生亦怒說:‘我跟中山先生革命的時候,你還不知在哪裡!’蔣把劉先生囚起來。……此劉先生親告我者。”(轉引自章玉政編著:《劉文典年譜》,安徽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23頁)
後來提及此事的,還有學界名家金克木和張中行。金先生在《劉教授文典》中說,劉文典當時拒絕蔣介石到校“訓話”,又拒絕學生“迎送如儀”。那時流行的劉文典的名言是“大學不是衙門”。張先生《劉叔雅》一文中則說,劉文典指著蔣,說“你就是新軍閥!蔣大怒,要槍斃他”。
以上幾位先生大都曾在民國時代的大學任教,可見,劉文典頂撞蔣介石一事在那個時代已經盛傳於學界。但這個傳說的傳播趨勢顯然是層累式的,從“拘禁”、“關起來”到“槍斃”,越到後來內容越豐富,但離歷史真相也越遠。
近十幾年,有人將此事發生的時間推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學潮則是為了反日,故劉不僅是對抗權貴有骨氣的學人,也是維護民族尊嚴的英雄,而蔣頓成“民族罪人”。也有人對整個過程進行了文學加工,結果情節就成了:蔣不僅打了劉兩記耳光,還照著劉的臀部踹了兩腳,劉也不甘示弱,飛起一腳還擊,據說瞄準的是蔣的小腹。
其實,從現存史料看,劉文典頂撞蔣介石時,既沒有親自動武,也沒有傳說的戲劇化,其豐富性也主要是內在的,而非浮於表面。
1928年11月23日晚,安徽大學學生與隔壁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學發生了衝突。據說,這天晚上女中舉辦校慶晚會,安徽大學學生得知消息,前去觀看,因多數學生無請柬,又不甘被拒於門外,便硬擠入會場,女中方面遂關電閘,結束晚會,這一舉動引起安徽大學學生不滿,開始砸門、毀窗,且打傷女中師生。后警察趕到,平息了事端。經幾天協商,劉文典代表安徽大學表示,願意道歉和賠償損失,但不同意立即開除肇事學生,遂引發女中學生到安徽省政府(時在安慶)請願,恰巧此時蔣到安慶視察。
蔣決意召見劉文典和女中校長,協商解決此事。下面的情節,彼時報紙雜誌的報道和後來回憶文章的說法雖稍有出入,但有一點相同,它們都沒有提到打耳光之事。
據記錄最為詳細的《教育雜誌》第21卷第1號刊登的《皖省學潮之內幕》說,見面后,蔣要劉處理安徽大學肇事學生,但劉說,此事複雜,其中或有“黑幕”,因而拒絕簡單處理。現在看來,劉文典所說的“黑幕”,恐既有政治的因素,比如兩校的學生中,有國家主義者,亦有共產黨員,他們是幕後的鼓動者;也有安徽教育界內部的問題,比如當時的教育廳長韓安,即在安徽大學籌備過程中,多方阻撓,引起劉文典不滿。而據說,蔣介石只擬懲處安徽大學為首的幾名肇事學生,而韓安則開除了安慶各校學生代表30餘名,因而引起公憤。《安徽大學學生護校代表團成立宣言》又說到另一原因,劉文典的“學者態度,革命精神,一切行事,認理而不認人,故多樹敵,致受此次之辱”(參見姜舲女士:《安徽大學風潮之由來》所附,《民國日報·覺悟》第12卷第23期)。
在程勉表示無意見后,蔣再詢劉,問能否處理學生,劉仍不願,並“出言頂撞”。至於頂撞的話語,《教育雜誌》未明言,現存的兩篇回憶說法不一。一篇說,蔣斥劉:“看你這樣,簡直是土豪劣紳!”劉回應道:“看你這樣,簡直是新軍閥!”(石慧廬:《劉文典面斥蔣介石》)另一篇則這樣描述:蔣說:“教不嚴,師之惰,學生夜毀女校,破壞北伐秩序,是你這學閥橫行,不對你撤職查辦,就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劉答:“提起總理,我和他在東京鬧革命時,根本不曉得你的名字。青年學生雖說風華正茂,但不等於理性成熟,不能以三十而立看待,些微細事,不要用小題目做大文章。如果我是學閥,你一定是新軍閥!”(參見唐鳴珂:《劉文典在安慶頂撞蔣介石經過》)
它們都提到蔣介石聲稱要“槍斃”劉文典,但石文說,劉聽后“把腳向地下一頓說:‘你就不敢!你憑什麼槍斃我?’”唐文則轉述在場的經學家姚永朴的回憶:劉“神態自若”,聽任衛兵綁架。
不過,從蔣介石指示拘禁劉文典的地點———省府的“后樂軒”,以及交由劉文典的合肥老鄉、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委員張亞威辦理,亦可看出,蔣也有網開一面的考慮。而“槍斃”一語,不是一時氣話,就是後人的誇張。但無論如何,劉文典頂撞蔣介石是確有其事的。人們後來合理地聯想,也表明了對劉文典“大學不是衙門”名言的認同和渴望,這句話也體現了那個時代教授們的一點精神。
查台灣1978年出版、秦孝儀主編的《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未見記1928年“皖省學潮”及召見劉文典之事。大概在編者看來,此事不夠“大”,故不必記。
劉文典離開安大后,於次年初拜訪他的老師章太炎(炳麟),講述了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聽罷,十分欣賞劉文典的氣節,於是抱病揮毫寫了一副對聯贈之:“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真推禰正平。”
民國風骨
今人喜談“民國范”,尤喜談民國知識分子之“風骨”;諸多“風骨”中,又尤愛津津樂道“劉文典與蔣介石對罵”之典故。其大略情形,如某學者撰文所述:
“1927年,劉文典出任安徽大學校長。有一次發生了學潮,恰好蔣介石在安慶,就召見了劉文典,責令他交出共產黨員的名單,嚴懲肇事者,劉文典當面頂撞,說他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並以情況複雜為理由,不肯懲辦學生。蔣罵劉文典是老封建、學閥,劉也毫不客氣,當面罵蔣是新軍閥,蔣大發雷霆,讓衛士把劉文典抓起來,並揚言要槍斃他,此事在當時的教育界震動很大,安慶大中學生還舉行了示威,后經蔡元培力保,才將他釋放。”
其實,無待今人追述痛緬,事件發生當日,劉文典已因之暴得大名。譬如,魯迅諷刺當局,即以劉文典“不肯稱呼蔣介石為‘主席’而被關押多日”為案例;胡適也寫文章說:劉文典“因語言上頂撞”被拘禁,其家人朋友“只能求情而不能控告(蔣介石),這是人治,不是法治”;更有章太炎抱病撰寫對聯,讚譽劉文典的行為,堪比三國時代寧死不向曹操屈服的禰正平。

個人思想

劉文典性滑稽,善談笑,嘗自稱“狸豆烏”;因“狸”、“劉”古讀通;“叔”者豆子也;“烏”則為“鴉”,乃“雅”之異體(劉文典字“叔雅”)。因劉喜自謔,與道貌岸然者有別,故“學生們就敢於跟他開點善意的玩笑”。
劉文典對莊子研究頗深,每次登堂講授《莊子》,開頭第一句必是:“《莊子》嘛,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有人問劉古今治莊子者的得失,劉大發感慨道:“古今以來,真懂《莊子》者,兩個半人而已。第一個是我劉文典,第二個是莊周,另外半個嘛……,還不曉得!”劉治《莊子》,作《莊子補正》,嘗謂:“古今懂莊子者,唯二人半而已。”
“別人不識的字,我識,別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們不論來問什麼問題,我都會予以解答。”(郭鑫銓,《初識劉文典先生》)
“前人校釋是書,多憑空臆斷,好逞新奇,或者所得,亦茫昧無據。”(張德光,《莊子補正》跋)
劉文典曾講元好問、吳梅村詩,講完稱:“這兩位詩人(元遺山、吳梅村)的詩,尤其是吳梅村詩,老實說,比我高不了幾分。”(王彥銘,《劉文典先生的一堂課》)
“只吃鮮桃一口”
劉文典是民國時期著名的紅學家,持論多有“索隱派”的色彩。吳宓在西南聯大開過《紅樓夢》講座,自認紅學家的劉文典對吳的觀點不能苟同,就唱“對台戲”。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聯大一小教室中開講《紅樓夢》,后因聽講者太多,容納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廣場上去講。屆時早有一批學生席地而坐,等待開講。其時天已近晚,講台上已燃起燭光。不久,劉文典身著長衫,慢步登上講台,緩緩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邊從熱水瓶里為劉斟茶。劉從容飲盡一盞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開場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我講紅樓夢嘛,凡是別人說過的,我都不講;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說過!今天給你們講四字就夠!”接著在身旁小黑板上寫了“蓼汀花淑”四個大字,然後大抒己見。說:“元春省親大觀園時,看到這幅題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為薛,蓼汀反切為林,可見當時元春已然屬意薛寶釵了。……”
劉文典一意鑽研古典文學,很瞧不起搞新文學創作的人。他認為“文學創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一次有人問他可知道當時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時的巴金,他他沉思片刻后,喃喃自語:“我沒聽說過他,我沒聽說過他。”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中文系當教授時,不把朱自清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裡。對講授語體文寫作的作家教師沈從文甚有偏見。當他獲悉聯大當局要提升沈為教授時,勃然大怒,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朱自清該拿四塊錢。可我不給沈從文四毛錢!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麼?”在討論沈從文提升為正教授的教務會議上,大家都舉手同意,惟有劉文典表示不滿,他說:“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都要做教授,我豈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嗎?”
劉文典自稱“十二萬分”佩服陳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聯大共事。在昆明時,某日空襲警報響起,師生們爭先恐後到處跑,劉跑警報時,忽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身體羸弱,視力不佳,行動更為不便。便匆匆率領幾個學生趕赴陳的寓所,一同攙扶陳往城外躲避。同學要攙劉,劉不讓,大聲叫嚷:“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讓學生攙扶陳先走。而沈從文碰巧從劉文典身邊擦肩而過。劉面露不悅之色,於是他對同行的學生說:“陳寅恪跑警報是為了保存國粹,我劉某人跑是為了莊子,你們跑是為了未來,沈從文替誰跑啊?”
西南聯大青年教師陶光是劉文典的得意門生。因教務繁忙,陶久沒去拜見老師。某日,陶撥冗專門拜訪。一見面,劉文典就劈頭蓋臉地把他一頓臭罵,說他是“懶蟲”、“沒出息”,“把老師的話當耳邊風”。陶光被罵得莫名其妙,忍無可忍正要反擊時,劉文典一拍桌子,更加大聲說:“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為吹牛的本錢,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絕望嗎?”口氣由硬變軟。陶光聽到老師是想把自己當作“吹牛的本錢”后很受感動,幾乎破涕為笑。師生的情誼從此更深了。後來劉文典特地請陶光為自己的著作題籤。
西南聯大時,劉文典的學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師傳》的書頁中,發現了一張老師用毛筆畫的老鼠,遂要求老師解釋。劉文典聽后大笑不已,說自己在鄉下看書時點香油燈,燈芯上的油會滴在燈盤上。一天深夜他在燈下看書時,見有老鼠爬到燈盤上明目張膽地吃起了盤子上的油。他本想打死它,但轉念一想,老鼠是在討生活,我讀書也是為討生活,何必相殘呢?於是隨手用毛筆畫了一幅老鼠像夾在書中。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劉文典1956年攝於雲南大學寓所
1957年3月,劉文典在北京開全國政協會期間,在給次子劉平章的複信中稱呼其為“kolya”,落款為“擦皮鞋者”。原來,開會期間他在書店看到《蘇聯畫報》上有一幅名為《擦皮鞋者》的諷刺溺愛子女社會現象的漫畫。畫面上,一個滿額皺紋、衣著襤褸的老頭在嚴冬中蹲在地上為兒子“kolya”擦皮鞋。此時劉文典正好接到在成都讀大學的兒子討生活費的來信,想到自己對兒子的溺愛,不免自責。他沒有擺出“老子”的架子,而是以一種幽默的方式來教育兒子。信中不提寄錢的事,反說自己在京費用大,錢已用完,要兒子匯點來解除經濟危機。兒子平章讀後,既感溫馨又受教育。雲南解放后,劉文典一直在雲南大學執教。在思想改造中,他比較順利地過了關。他承認自己缺點很多,但無罪行。他還把鴉片徹底戒掉了。他多次宣稱:“出於反動統治的舊社會,走投無路,逼我抽上了鴉片,解放后,在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國家蒸蒸日上,心情舒暢,有活不夠的好日子,誰願吸毒自殺呢!”“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劉兆吉,《新文學史料》2002年第4期)時李廣田為雲南大學校長,對他十分尊重,言必稱其“老師”、“劉老”。每每開會,都請他先作發言。因劉文典有傑出的表現,受到了黨和政府的優厚禮遇。評定職稱時,他是雲南省唯一一名一級教授(文科),並被推選為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二屆委員,在懷仁堂受到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他在政協大會上發言:“我很僥倖地、很光榮地趕上了這個偉大時代,更高興的是以一個九三學社成員的身份來做一個共產黨的助手。我願意獻出我的餘生,獻出我的全力,為國家社會主義化而奮鬥!”(《在全國政協第二屆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劉文典全集》卷四,第780頁)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時染上了抽鴉片的惡習,還讚美“雲土”為鴉片中上品,又因他喜雲南火腿,故有“二雲居士”、“二雲先生”的稱號。后深受其苦,不能解脫。誰知解放后,劉竟徹底戒掉鴉片,思想改造也順利過關。

治學格言

“一字之微,征及萬卷”是劉文典的治學格言。
校勘古籍不僅字字講究來歷,就連校對他也從不假他人之手。在致胡適的信中,劉文典大嘆校對的苦經:“弟目睹劉績,庄逵吉輩被王念孫父子罵得太苦,心裡十分恐懼,生怕脫去一字,後人說我是妄刪;多出一字,後人說我是妄增;錯了一字,後人說我是妄改,不說手民弄錯而說我之不學,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將來身後虛名,全繫於今日之校對也。”(書信輯存,《劉文典全集》卷四,第795頁)他所徵引的材料,特彆強調“查證原文”,以免以訛傳訛災梨禍棗。他的一位老學生李埏,在上世紀40年代曾向他借閱過一本有關唐三藏取經的書,發現書的天頭地腳及兩側空白處都布滿了他的批註。注文除中文外,還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其知識之淵博,治學之嚴謹,令人嘆為觀止。”(傅來蘇,《劉文典先生教學瑣憶》)

解聘始末

成立於抗日戰爭時期的西南聯合大學,雲集了北大、清華、南開三所著名高等學府的大批知名學者。回憶與紀念西南聯大的文章日益增多,且不說一個個學貫中西的泰斗、大師,以及名揚天下的聯大學生,即便是一些當年聯大附屬中學的學生也成為回憶的對象。然而,在數以千計的文章中,卻幾乎沒有提到同樣是大師級的學術大家劉文典。難道他被人們淡忘了么,顯然不是。追溯其因,則與他被清華解聘一事直接相關。
昆明的生活,隨著戰時形勢的發展,漸漸艱苦起來。而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物價像斷了線的風箏,更是扶搖直上。物價的飛漲,使戰前每收入三四百元的教授們,越來越難以承受。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掌握著對華制空權,昆明上空警報不斷,隔不了幾天就有一次狂轟濫炸。劉文典的住宅,也被炸彈摧毀,不得以,和許多人一樣搬到鄉間居住。於是,每次上課都要進城,有錢人可以乘馬車,劉文典沒錢,只能徒步跋涉數里路。
說起來也是禍不單行,他的兩個兄弟,也是這時先後在湘西病故,母親也逝世於故里。可想而知,失去親人是悲痛的,而無力營葬更讓人痛苦。用劉文典的話說,這些年真是“貧病交迫”,“可謂備嘗艱苦矣”。過去一直養尊處優的劉文典,對於戰爭形勢漸漸有些悲觀,因為看不到抗戰何時才能到頭,心情不免逐漸消極。於是,教書之餘,常以讀舊詩消磨時光,後來竟發展到用吸鴉片來麻醉自己。正是這一嗜好,最終斷送了劉文典在清華的前途。
1942年春,普洱大鹽商張希孟,專程派人來昆明,欲請學者為其母撰寫墓誌銘。普洱素有“瘴鄉”之號,世人多有畏懼,不肯前往。於是來人找到劉文典,請其前去考察。來人還請他作一遊記,說明所謂瘴氣並不是水土空氣中有什麼毒質,只是虐蚊為祟罷了,現代醫學完全可以預防,如此“瘴鄉”之名倘能打破,其他學者才能敢來,地方富源亦可得到開發。這番話打動了劉文典,何況來人允諾提供巨額酬金,另外還付以足量鴉片,可保其數年生活無憂。就這樣,劉文典在鹽商派人的護送下,於4月1日踏上了普洱之路。
劉文典此行,立即受到聯大同仁的鄙棄。雖然當時教授的薪水已經無法養活一家吃穿,雖然也有人開始自謀兼差職業,這些人們都能夠接受。使人難以理解的是,為了生活居然向盤剝勞苦民眾的鹽商彎腰,而吸鴉片就更不是什麼光彩的事了。此外,劉文典的外出,還使正常的課程受到影響。西南聯大中文系由北大、清華兩校教師組成(南開沒有中文系),教授僅有七人,其中陳寅恪先生遠在香港,一時無法回校,劉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羅常培、朱自清、聞一多、王力等五個人。這些教授不僅要為中文系開課,還承擔著全校各系一年級的通課。顯然,劉文典不在就更使講課人力捉襟見肘了。
西南聯大是抗戰開始后臨時組建的,由於人們對抗戰勝利始終堅信不疑,所以三所雖然合併了,各自卻仍保留著各自的體系,以便勝利后復校。這種特殊體系在教師聘任上,就是各校分別給自己的教師發出聘書。換句話說,即每位教師都有兩個聘書,一是聯大聘書,一是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中某一校的聘書。如果三校中沒有學校給其聘書,則聯大也不給其發聘書。劉文典是清華聘請的教授,因此他的出走最先引起清華同仁,特別是清華中文系主任聞一多的不滿。這年5月,按往常慣例開始給各教師續發聘書。聘書發送前,學校沒有與聞一多聯繫,逕直把聘書寄了出去。聞一多本來就不滿劉文典去普洱,不跟他打招呼就寄出聘書無疑火上澆油。他立刻給劉文典寫了封信,聲稱即使發了聘書,也要收回。聞一多也是個火性子,帶著怒氣的信里,出現了“昆明物價漲數十倍,切不可再回學校,試為磨黑鹽井人可也”等諷刺之語。
聞一多發信之前,曾特意找了馮友蘭,提出首先對劉文典停薪,然後考慮解聘。馮友蘭是聯大文學院長,亦是清華文學院長,責任所在,他也認為劉文典此行不足稱道,更難為人師表。在教育獨立的年代,系主任在人事方面有較大的發言權,聘任教師首先要系主任提出,解聘教師當然也很尊重系主任的傾向。馮友蘭看到聞一多態度很是堅定,便接受了這種處理意見。
解聘教師,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不是一件小事,況且解聘的劉文典還是一位知名的教授,因此不難想象有些人替劉講情,王力就曾這此找過聞一多。王力在一篇回憶中說:“系裡一位老教授應普洱某土司的邀請為他做壽文,一去半年不返校。聞先生就把他解聘了。我們幾個同事去見聞先生,替他那位老教授講情。我們說這位老教授於北京淪陷后隨校南遷,還是愛國的。聞先生髮怒說:‘難道不當漢奸就可以擅離職守,不負教學責任嗎?'他終於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劉文典接到聞一多的信時,認為這不過是“半官式信”,倚老賣老的性格使他並沒有放在心上,也沒有給聞回信。不過,劉文典還是有點內怯,於是給聯大中文系主任羅常培(羅是北大教授兼北大中文系主任,同時兼聯大中文系主任)寫了封信,信中有“雨季一過,必然趕回授課,且有下學年願多教兩小時,以為報塞”的意思。
令劉文典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清華果然停止續聘他了。7月下旬,劉文典從一位朋友來信中獲得“有更進一步之事”的消息,立刻如坐針氈。他認為自己“並無大過”,只是“徒因道途險遠,登涉艱難,未能早日返校”罷了。不過,這回他耐不住了,7月25日提筆向清華校長、聯大常委會主席梅貽琦寫了長信,訴說事情經過。這封信是通過羅常培轉到梅貽琦的,信中寫到:
典雖不學無術,平日自視甚高,覺負有文化上重大責任,無論如何吃苦,如何貼錢,均視為應盡之責,以此艱難困苦時,絕不退縮,絕不逃避,絕不灰心,除非學校不要典盡責,則另是一回事耳。今賣文所得,幸有微資,足敷數年之用,正擬以全副精神教課,並擬久住城中,以便隨時指導學生,不知他人又將何說。典自身則仍是為學術儘力,不畏犧牲之舊宗旨也,自五月以來,典所聞傳言甚多,均未深信。今接此怪信,始敢逕以奉詢究竟。
劉文典不知道,梅貽琦儘管性情平和,但對他的普洱這行也很有看法。梅貽琦接到劉文典的信后,沒有及時作答。直到9月10日,才草擬了一份複信,交清華大學秘書長沈履謄清。這封信是11日以梅貽琦名義寄出的,信文如下:
叔雅先生大鑒:日前羅莘田(案:羅常培)先生轉來尊函敬悉,X切關於下年聘約一節,蓋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駕亦已於春間離校,致上學期聯大課業不無困難,且聞磨黑往來亦殊匪易,故為調整下年計劃,以便系中處理計,尊處暫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鑒原,專函布X,藉頌
X祺不一梅貽琦九、十一
(X表示闕字)
就這樣,劉文典最終被清華解聘了。這大概就是有關聯大回憶中極少涉及劉文典的原因吧。
劉文典被清華解聘,經濟生活上並沒有受到什麼影響,相反由地方撥款的雲南大學,對教授的待遇比聯大還要稍高些。然而,對於他的學術影響,卻有相當損失。試想,如果劉文典仍在清華的話,以他的學識和他所依存的文化氛圍,其影響就絕不會是今天這樣。
劉文典回到昆明,知道自己被清華解聘的事後,自然十分惱怒,曾與聞一多幹了一仗。當時和聞一多住在一起的清華研究生王瑤先生回憶說:“劉文典回到昆明后,對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氣。他曾到司家營清華文科研究所找聞先生論理。當時兩人都很衝動,聞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飯,他們就在飯桌上吵了起來。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這種情況就極力勸解。劉文典終歸未能重返清華。”
劉文典被清華解聘后,被雲南大學聘去做文史系教授,先後講授《杜詩研究》《溫李詩》《文選學》《文賦研究》等課程。全國解放后,他評為一級教授,並被邀請為全國政協第一、二屆委員,屬於特邀代表。1958年7月15日,劉文典因病在昆明逝世,享年70歲。
對於雲南大學聘請劉文典一事,聞一多很有看法,這在吳宓1944年7月10日的日記里就有記載。那天,國民黨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俊升邀集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中法大學文法學院主任討論《部頒課目表》修改問題,不知為什麼聞一多在會上提到劉文典,“謂幸得將惡劣之某教授(典)排擠出校,而專收爛貨、藏垢納污之雲大則反視為奇珍而聘請之”,而“雲大在座者姜寅清無言,徐嘉瑞圓轉其詞以答,未敢對聞一多辯爭”。可見,聞一多對雲南大學聘請劉文典很是不滿。
不過,聞一多並不知道劉文典普洱之行,還有另一個連劉文典本人蒙在鼓裡的內幕。而這件事,在客觀上幫助了當時的中共下地黨員和進步青年。
劉文典到普洱的前一年,即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事變發生后,中共雲南省工委根據南方局避免無謂犧牲、保存革命力量的指示,立即將昆明各大中學里比較暴露的黨員和進步骨幹,轉移到各縣。當時,聯大轉移出去的學生有100多人,其中吳顯鉞、董大成等到了普洱,任教於磨黑中學,吳顯鉞還擔任了磨黑中學的校長。因為這層關係,不久蕭荻、許冀閩、鄭道津等聯大同學也疏散到這裡,在磨黑中學教書。
疏散到磨黑的聯大同學,認真執行中共關於在蔣管區貫徹“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和勤業、勤學、勤交友的“三勤”方針,刻苦教學,培養學生,聯絡士紳,因而很快贏得了學生、家長及社會的好評,站穩腳跟。這就為後來聯大黃平、陳盛年、錢宏、盧華澤、秦光榮、於產、劉波、曾慶華、曾慶鈴、茅於寬等同學來此任教,並為後來將磨黑中學辦成進步力量的一個重要據點打下了基礎。
磨黑中學的董事長,就是請劉文典去普洱的大鹽商張希孟。這個人也是大土豪,很有勢力,但與國民黨地方黨部有矛盾。疏散到那裡的聯大同學很重視對其進行統戰宣傳,曾向其介紹世界形勢和抗日戰爭形勢,推薦閱讀《大眾哲學》、《西行漫記》、《新華日報》等。
這時,想附庸風雅的張希孟正在找人為其母撰墓誌銘,於是提出請聯大同學介紹一位有名的教授來此,同時以壯自己的聲勢。聯大同學覺得此事有利於他們在當地的隱蔽,便派人回昆明找到了劉文典。劉文典到磨黑,有優厚的報酬,每天除教張希孟一兩個字外,沒有更多的事。但是,劉文典的到來,在客觀上起到了掩護聯大疏散同學的作用。這內情,不僅外人一概不知,就是劉文典大概做夢也沒有想到。

後世紀念


人物傳記

《狂人劉文典》
章玉政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38.00元。
本書為國內第一本關於劉文典的傳記。劉文典是一位長期被歷史忽略的國學大師,他“二十歲就名滿大江南北”,極具傳統士大夫的傲骨,呈現在世人面前的總是一副“狂生”模樣。他師承劉師培、章太炎,結交胡適、陳寅恪,瞧不起聞一多、沈從文,追隨過孫中山,營救過陳獨秀,驅趕過章士釗,痛斥過蔣介石。劉文典為學人氣節而堅守,也曾因時代弄人而無奈妥協,在他堅守與妥協的背後,正潛藏著對於整個社會命運的痛苦思考與深切悲鳴。作為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之一,劉文典內心追逐的永遠是獨立與尊嚴。本書作者歷經三年多時間,搜集大量一手資料,為讀者展現一個個看似平淡的歷史片段,實則寄寓對當今知識分子命運的觀照與叩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