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照耀中國

《紅星照耀中國》(原名《西行漫記》)的作者埃德加·斯諾於1905年出生在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市，是家中三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他父親開了一家小印刷廠，家裡過著小康生活。父親要他也從印刷業開始自己的生涯。但他卻走上了一條與父親截然不同的道路，成為世界著名的記者。埃德加·斯諾於1928年來華，曾任歐美幾家報社駐華記者、通訊員。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諾同時兼任北平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1936年6月斯諾訪問陝甘寧邊區，寫了大量通訊報道，成為第一個採訪紅區的西方記者。

作者於1936年6月至10月對中國西北革命根據地進行了實地考察，根據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行漫記》的寫作，斯諾作為一個西方新聞記者，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作了客觀評價，並向全世界作了公正報道。

斯諾同毛澤東、周恩來等進行了多次長時間的談話，搜集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第一手資料。此外，他還實地考察，深入紅軍戰士和老百姓當中，口問手寫，對蘇區軍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風俗習慣等作了廣泛深入的調查。四個月的採訪，他密密麻麻寫滿了14個筆記本。當年10月底，斯諾帶著他的採訪資料、膠捲和照片，從陝北回到北平，經過幾個月的埋頭寫作，英文名《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譯名為《西行漫記》或《紅星照耀中國》的報告文學終於誕生。

由於斯諾在西北紅色區域的冒險中引起的激情和對中國人民的熱愛，他用了後半生的幾乎全部精力，對中國問題作繼續的探索和報道。《西行漫記》先後被譯為二十多種文字，幾乎傳遍了全世界。該書不斷地再版和重印，教育了千百萬讀者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使它成為享有盛譽，家喻戶曉的文學作品。

1937年10月，英國倫敦維克多·戈蘭茨公司出版斯諾的英文初版《Red Star Over China（紅星照耀中國）》。這本書就是斯諾回來后寫的關於紅色中國的新聞報道集，也可以說是報告文學集。以後，此書以近二十種文字翻譯出版，幾十年間幾乎傳遍了世界，成了著名的暢銷書。

1938年2月10日，由胡愈之策劃，林淡秋、梅益等十二人集體承譯，以復社名義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在孤島上海問世。考慮到在敵占區和國民黨政府統治區發行的緣故，譯本改名為《西行漫記》。此書在短短的十個月內就印行了4版，轟動了國內及海外華僑聚集地，在香港及海外華人集中地還出現難以計數的該書重印本和翻印本。國民黨政府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諾的這些著作，先後查禁的這類著作達十幾種。

1938年7月，美國出版《Red Star Over China》的修訂版。由美國紐約蘭登出版社印行，1938年的版權，精裝漆布封面，書的高乘寬是24乘16厘米。封二與環襯相連的是一幅中國地圖，圖中詳細畫出紅軍長征路線。封三和環襯印的也是一幅地圖——中國西北地圖，實際是1938年國共雙方控制區域圖。此書環襯鈐有多枚橢圓形印章，原文是：NANKING CALIF. JESUITS LIBRARY。美國版經過斯諾修訂增補，文字與復社版不同，內容上又多出一個第十三章：Shadows on the Rising Sun（旭日上的暗影）。

1949年後，中國政治鬥爭越演越烈。斯諾的書繼續照耀世界各地，而在中國反倒被打入黑牢。《西行漫記》只是在1960年2月由三聯書店根據復社版印了一小部分，作為內部讀物，限於內部發行，這還是因為新中國成立后斯諾第一次訪華而特批的。文化大革命期間，《西行漫記》也難逃劫，被加蓋嚴控之類印記，密封於圖書館和資料室書庫中，禁止借閱。

1979年12月，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了由董樂山根據倫敦維克多·戈蘭茨公司(Victor Gollancz Ltd London)1937年版《RED STAR OVER CHINA》翻譯的中文本《西行漫記》，胡愈之為該重譯本作了序，該譯本還收入了1938年斯諾為復社的中譯本作的序。

2016年7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最新版《紅星照耀中國》中文版推出。該版還插入如今很難覓見的從1937年、1938年、1939年三版《紅星照耀中國》中遴選出的數十幅珍貴歷史照片，以及書末所附譯者董樂山撰寫的《斯諾的客廳和一二·九學生運動》等三篇文章。

2018年2月，該書中文版已誕生整整80年。新版《紅星照耀中國》銷量已高達300萬冊。新版《紅星照耀中國》推出20個月來，創下了銷售奇迹，也是人文社首部一年內碼洋過億元的書，更是國內出版界2017年頭號爆款圖書。新版《紅星照耀中國》至2018年2月已加印31次，一年內發貨碼洋達1億元，一本書就為人文社盈利2000多萬元。

2018年8月，長江文藝出版社重磅推出了由斯諾基金會官方授權的《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此書根據《紅星照耀中國》定版翻譯而成，是經過斯諾基金會官方認證的中文譯本。

全書共12篇，主要內容包括：

1、關於紅軍長征的介紹；

2、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主要領導人的採訪；

3、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政策，紅軍的軍事策略；

4、作者的整個採訪經歷和感受等。

以下目錄來自本書1979年北京三聯書店版：

中文重徠譯本序（胡愈之）

一九三八年中譯本作者序（斯諾）

第一篇　探尋紅色中國

一．一些未獲解答的問題

二．去西安的慢車

三．漢代青銅

四．通過紅色大門

第二篇　去紅都的道路

一．遭白匪追逐

二．造反者

三．賀龍二三事

四．紅軍旅伴

第三篇　在保安

一．蘇維埃掌權人物

二．共產黨的基本政策

三．論抗日戰爭

四．懸賞二百萬元的首級

五．紅軍劇社

第四篇　一個共產黨員的由來

一．童年

二．在長沙的日子

三．革命的前奏

四．國民革命時期

五．蘇維埃運動

六．紅軍的成長

第五篇長征

一．第五次圍剿

二．舉國大遷移

三．大渡河英雄

四．過大草地

第六篇　紅星在西北

一．陝西蘇區：開創時期

二．死亡和捐稅

三．蘇維埃社會

四．貨幣解剖

五．人生五十始！

第七篇　去前線的路上

一．同紅色農民談話

二．蘇區工業

三．“他們唱得太多了”

第八篇　同紅軍在一起

一．“真正的”紅軍

二．彭德懷印象

三．為什麼當紅軍

四．游擊戰術

五．紅軍戰士的生活

六．政治課

第九篇　同紅軍在一起（續）

一．紅色窯工徐海東

二．中國的階級戰爭

三．四大馬

四．穆斯林和馬克思主義者

第十篇　戰爭與和平

一．再談馬

二．“紅小鬼”

三．實踐中的統一戰線

四．關於朱德

第十一篇　回到保安

一．路上的邂逅

二．保安的生活

三．俄國的影響

四．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共產國際

五．那個外國智囊

六．別了，紅色中國

第十二篇　又是白色世界

一．兵變前奏

二．總司令被逮

三．蔣、張和共產黨

四．“針鋒相對”

五．《友誼地久天長》？

六．紅色的天際

附一：《西行漫記》新譯本譯後綴語

附二：斯諾在西北蘇區的攝影採訪活動

附三：斯諾的客廳和一二·九學生運動

《紅星照耀中國》不僅在政治意義上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而且在報告文學創作的藝術手法上也成為同類作品的典範。人物刻畫、環境描寫以及敘事的角度幾近出神入化的程度。《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出版后，在中國同樣產生巨大的反響，成千上萬個中國青年因為讀了《紅星照耀中國》，紛紛走上革命道路。

1937年10 月，《紅星照耀中國》首先在英國出版，一問世便轟動世界，在倫敦出版的頭幾個星期就連續再版七次，銷售10萬冊以上。世界輿論普遍認為這是一個傑作，標誌著西方對中國的了解進入一個新時代。美國歷史學家哈羅德·伊薩克斯的調查說明，作為美國人對中國人印象的主要來源，《紅星照耀中國》僅次於賽珍珠的《大地》。《大地》使美國人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國老百姓，而《紅星照耀中國》則使西方人了解中國共產黨人的真實生活。從某種意義上說，一代美國人對中國共產黨人的知識都是從斯諾那裡得來的。

在《紅星照耀中國》中，斯諾探求了中國革命發生的背景、發展的原因。他判斷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和具體行動，使窮人和受壓迫者對國家、社會和個人有了新的理念，有了必須行動起來的新的信念。由於有了這一種思想武裝，使得一批青年，能夠對國民黨的統治進行群眾性的鬥爭長達十年之久。他對長征表達了欽佩之情，斷言長徵實際上是一場戰略撤退，稱讚長征是一部英雄史詩，是現代史上的無與倫比的一次遠征。斯諾用毋庸置疑的事實向世界宣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事業猶如一顆閃亮的紅星不僅照耀著中國的西北，而且必將照耀全中國，照耀全世界。

《紅星照耀中國》的另一魅力，在於描繪了中國共產黨人和紅軍戰士堅韌不拔、英勇卓絕的偉大鬥爭，以及他們的領袖人物的偉大而平凡的精神風貌。他面對面採訪了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賀龍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和紅軍將領，結下了或淺或深的交情。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毛澤東。斯諾準確地把握到毛澤東同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民眾的精神紐帶。沒有人比毛澤東更了解他們，更擅長綜合、表達和了解他們的意願。這將深刻地制約著以後數十年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包括其成功和曲折。

這樣，斯諾對中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發現了一個“活的中國”，對普通中國百姓尤其是農民即將在歷史創造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作出了正確的預言，他發現了隱藏在億萬勞動人民身上的力量，並斷言中國的未來就掌握在他們手中。

“讓人覺得很溫暖”、“非常可愛”。許多年輕讀者還坦言，讀這本書是因為選入了課本，但細讀下來發現別有洞天。一位學生在網上書店留言，“完全是被迫買來讀的，不過考試之後又自願讀了一遍，覺得挺有趣的。”另一位學生坦言，“一開始覺得晦澀難懂，後來發現越看越好看，這本書客觀講述了中國共產黨的崛起經過，給人以一種自豪感。”還有讀者說，“讓我想起了近兩年很紅的《尋路中國》作者、美國作家何偉，莫名有種傳承迭變感。說實話，這本書比電視劇出彩得多。”

關於最新的一輪《紅星照耀中國》熱潮，陝西省中美文化研究會會長、斯諾研究中心主席安危認為，這與國內外的中國熱、毛澤東研究熱有很大關係。“2018年，《紅星照耀中國》創下銷售300萬冊這個新紀錄，說明我們沒有忘記斯諾，說明中國人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孫華認為，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黨、政府實施的一系列政策，其實都在學習以往寶貴的經驗，如‘以人民為中心’、‘人民的美好生活’始終是中國共產黨最首要的目標。”他認為，許多讀者正是通過這本書回顧了中國共產黨走過的路，深刻領悟到什麼是“不忘初心”，讓他們心中點燃了希望，對現在、對未來充滿了自信。

1934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從位於中國版圖中南部的江西瑞金出發，開始了一項現代歷史上無與倫比的壯舉——長征。這一歷時長達兩年多的征途接近尾聲時，迎來了一名外國記者。

這名當時30歲出頭的記者，後來回到北平，寫下了遊歷“紅色中國”的所見所聞所訪，轟動西方，也轟動了全民族抗戰一觸即發的中國。這名傳奇的旅行者名叫埃德加·斯諾，美國堪薩斯城人，他用英文寫下的新聞報道彙集成《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被翻譯成近20種語言文字，70多年來在世界各地暢銷不衰。

2014年是長征80周年，在中國各地舉行大規模紀念活動之際，人們只需打開電子書，用手指輕點，花不多的錢就可以下載《紅星照耀中國》或者是它的中譯本《西行漫記》。

中國埃德加·斯諾研究中心副主任、秘書長孫華說，其實已經無法統計“紅星”在全球的出版發行總數了，僅中譯本就有10多個版本。

但即使如此，在世界各地出版的“紅星”都很難與在中國上海淮海中路1843號內珍藏的那一本媲美。

宋慶齡促成斯諾“西行”

1937年10月，《紅星照耀中國》由倫敦戈蘭茨公司首次出版發行，一個月內就增訂到了第五版。此時，斯諾正在上海，他將一本1937年版的“紅星”贈予宋慶齡，並在扉頁上用英語寫道：“送給勇敢的革命家宋慶齡同志，你是中國第一位鼓勵我寫作此書的人，而且是此書的第一位讀者。書中的不妥之處請見諒。”

現如今這本珍貴的“紅星”依然陳列在上海淮海中路的宋慶齡故居紀念館內。連同展出的還有斯諾當年在陝北時拍攝的黑白照片——毛澤東的經典肖像、毛澤東與賀子珍在陝北的合影、留著鬍鬚的周恩來騎在馬上……

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研究專家孫娟娟告訴記者，追溯到紅軍長征前3年，1931年9月，斯諾就以《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的身份在上海結識了宋慶齡，他們在一家巧克力店裡從午間暢談到晚餐時分，不久后斯諾第一次受邀前往位於法租界的莫利愛路兩層樓寓所（今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拜訪。

歷史學家認為，斯諾與宋慶齡的友誼後來很大程度上成為決定性因素，宋慶齡促成了斯諾前往陝北，並順利採訪了“紅色中國”。“紅星”成書於當年北平城的未名湖畔，而斯諾為何出發去延安，又如何實現了這一次“紅色長征”，與他在上海的經歷有很大關係。

“斯諾來到中國有一定的偶然性。在他到世界各地採風的過程中，原計劃在中國停留數周，沒想到後來變成了13年。”孫華說。

史料顯示，斯諾及其第一任夫人海倫都曾在不同場合承認，影響他們最終駐留中國、促成《紅星照耀中國》的誕生，與兩個中國人有關，一是宋慶齡，二是魯迅。

據《宋慶齡年譜》記載，斯諾渴望到中國共產黨的陝北根據地考察，並於1936年春專程到上海拜訪宋慶齡請求幫助，“以便到紅軍地區以後起碼作為一個中立者的待遇”。

也是在這年春天，經宋慶齡的努力溝通，斯諾和外籍醫生馬海德都得到了確認口信。《宋慶齡年譜》上說，當時宋慶齡曾對馬海德說：“中共中央想邀請一位公道的記者和一名醫生，到陝北實地考察邊區的情況，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張，我看你和斯諾一塊兒去吧！”

歷史研究發現，1936年春夏之交，宋慶齡促成斯諾與馬海德前往陝北，安排接頭和護送的就是“紅星”中提到的“王牧師”（真名董健吾）。於是，後來讀者們能夠在《紅星照耀中國》的開篇中讀到，用隱形墨水準備了給毛澤東的介紹信以及得到北平朋友的幫助等，其主要的促成者和聯絡人之一就是宋慶齡。

斯諾面對“革命青年”的提問清單

現在看來，斯諾的“紅星”依然是一部寫作精良的長篇通訊，他帶著無數的好奇心向“紅色政權”提問：

“中國共產黨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他們同其他地方的共產黨人或社會黨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他們是不是留著長鬍子，是不是喝湯的時候發出咕嘟咕嘟的響聲，是不是在皮包里夾帶土質炸彈？”

“他們的領導人是誰？他們是不是對於一種理想、一種意識形態、一種學說抱著熱烈信仰的受過教育的人？他們是社會先知，還只不過是為了活命而盲目戰鬥的無知農民？”

“中國的蘇維埃是怎樣的？農民支持它嗎？”“共產黨怎樣穿衣？怎樣吃飯？怎樣娛樂？怎樣戀愛？怎樣工作？他們的婚姻法是怎樣的？”

來自斯諾研究的權威機構——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的一篇學術論文顯示，1936年斯諾提交給中國共產黨人的採訪提綱起碼包含了十多個方面的宏觀問題，涉及外交、抵禦外敵入侵、對不平等條約和外國投資的看法，以及反法西斯等。後來毛澤東與斯諾在陝北窯洞的首次對談，很多內容即始於對提綱的回答，這是中共中央集體智慧的結晶，進而向世界呈現了一個與時俱進、公開透明、開誠布公的中共形象。

後來斯諾在1938年1月上海復社的中譯本前言中寫道：“從字面上講起來，這一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可是從最實際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這些革命青年們使本書所描寫的故事活著。”

在斯諾看來：“毛澤東、彭德懷等人所作的長篇談話，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辭，解釋中國革命的原因和目的。”

斯諾個人認為，儘管英文本第一版有一些錯誤，但“中國在這最緊急的時候，找到了民族最偉大的統一，找到了民族的靈魂，基本的因素在哪裡？原因在哪裡？關於這一點的研究，這一本著作是頗有一些價值的。”

而在斯諾開出的“問題單子”中，也有關注延安“紅色文藝”的，他提到“紅色劇團”和娛樂等。魯迅文化基金會的研究者認為，斯諾後來對於中國左翼文化、延安文藝的濃厚興趣，大多來自與魯迅對話的啟迪。斯諾亦是最早向西方翻譯推介魯迅作品的外國記者。

在斯諾的筆下，陝北的“紅色戰士”愛打乒乓球，還學識字、辦牆報，“外界傳說‘紅軍縱酒宴樂、大肆搶劫’等，都是胡說八道”。海倫·斯諾認為，“紅星”吹奏出了雄壯而激昂的號音，讓西方積累起來的對中國共產黨人的謠言和猜疑倒塌了。

“紅星”仍在照耀

在“紅星”向世界傳播的70多年時間裡，斯諾帶給世界的不僅是一個真實的“紅色中國”，還包括大量的新聞照片、毛澤東的長征律詩、《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詞等。

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紅星”為順利出版而化名的中譯本《西行漫記》，以及相關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記》《紅旗下的中國》等都曾被查禁。直至1949年新中國誕生前夕，上海和香港又出現了《長征25000里》等幾個新版本。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多場政治運動中，出自外國人之手的“紅星”一度在中國國內漸受冷落，但在世界各地依然風行暢銷。直至上世紀70年代初，斯諾的再一次訪華，“紅星”得以作為“內部刊物”再度印發。

改革開放后，“紅星”重新被“擦亮”，除了早年復社胡愈之團隊的譯本外，又多了董樂山的新譯本。到1984年新華出版社推出《斯諾文集》時，《紅星照耀中國》的名字得以恢復，“西行漫記”轉為副題，這一年僅文集征訂就超過28500冊。

“紅星”暢銷世界的歷史，還告訴我們，諾爾曼·白求恩和柯棣華都曾閱讀這本書，它成為促使他們下決心來華工作的主要動因之一；從二戰時期，到上世紀末，美國多任總統承認曾閱讀“紅星”，這本書也成為他們決策對華戰略的一個重要參考；在日本、韓國，學者也把閱讀“紅星”作為了解20世紀中國的“一把鑰匙”。

作為“紅星”的主要翻譯者之一，胡愈之在1978年的中譯本序言中寫道，斯諾是“第一個報春的燕子”。這個年輕時曾經當過農民、鐵路工人、印刷學徒、海員的新聞記者，擁有驚人的洞察力和敏銳的分析能力，才使他認識了問題的本質，這是西方的一些所謂“中國通”所不能辦到的。

“斯諾對中國的深刻認識源於他對事件本身深度、全方位的參與。他不僅僅準確記錄了歷史，還準確預測了未來的趨勢。”孫華認為。

現在，斯諾的部分骨灰就安葬於當年他奮筆疾書“紅星”的北京大學未名湖畔。斯諾墓前仍會定期有人祭掃，但顯然不是每個路人都了解這位傳奇人物的各種往事。

譯者們認為，該作品傳播70多年之後，重讀《紅星照耀中國》依然不會過時。事實上，在每一個偉大的歷史轉折期，“紅星”仍在照耀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1927年4月12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大肆迫害屠殺中共黨員、國民黨左派和革命群眾。

1936年，人們對中國紅軍、蘇維埃等等提出過許多問題，由於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紅軍有關的消息進行嚴密封鎖，回答問題的人都沒有親身到蘇維埃統治的區域去過，所以沒有人能做出令人滿意的回答。正如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形容的那樣，“紅軍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度的腹地進行著戰鬥，九年以來一直遭到銅牆鐵壁一樣嚴密的新聞封鎖而與世隔絕”，蘇區和紅軍的存在成了一個難解的謎。斯諾知道，要正確地回答這些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到那裡去走一趟。他也知道，曾經有少數人嘗試過這樣做，但都失敗了。因此，到紅區去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即使能進入紅區，也以為沒有誰能活著回來。

1936年6月，斯諾的一位中國好友帶給他一個消息：東北軍的首領張學良對紅軍實際上已停止作戰，並邀請周恩來在西安舉行了會談。那裡的形勢有了轉機，這就使斯諾有可能進入紅區。於是斯諾決定抓住機會，設法打破這一已經持續9年的新聞封鎖。北平中共地下組織的一位領導人通過斯諾的一位老朋友，給他送來了一封用隱色墨水寫的給毛澤東的介紹信。

斯諾冒著生命危險，穿越重重封鎖，深入保安，深入根據地，深入西方媒體眼中的“土匪聚集的地方”，切實了解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生活經歷和革命精神。斯諾在保安與毛澤東進行了長時間交談，搜集了關於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第一手資料，了解了毛澤東的革命生涯，並在保安訪問了許多中央領導人，詳細地考察了蘇區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情況，然後經過長途跋涉，到達了寧夏南部的預旺縣，再冒著炮火折回保安。其間斯諾又訪問了彭德懷、徐海東等紅軍領導人，搜集了大量蘇區的資料。

1936年10月中旬，南京的軍隊已大批開人甘肅和陝西。凡是東北軍和紅軍對峙的地方，大都逐步換上了南京方面的軍隊，只有洛川附近與紅軍毗鄰的一條戰線，還是由東北軍駐防。斯諾知道如果再不離開蘇區，可能就走不了，於是決定沿這條戰線回西安去。

1936年10月20日，斯諾安全地通過了無人地帶，到了東北軍防線的後面，21日進了洛川，22日回到了西安。斯諾在城裡鼓樓下車，卻發現裝著斯諾在蘇區記下的十幾本日記和筆記，三十個膠捲以及許多共產黨的雜誌、報紙和文件的行李已不知去向。這時戰士才想起，為了怕受到搜查，臨行前把行李夾在一個裝著東北軍要修理的槍械的麻袋裡，而這個麻袋已卸在渭河以北的咸陽了。卡車急速回駛，最後終取回了行李。23日一早，西安城裡戒了嚴，蔣介石突然來到西安，幸運的是斯諾先前已將行李取走並離開。

斯諾回到北平時，正是西安事變爆發前夕。他首先為英國和美國的報刊寫了許多篇通訊報道，他的真實報道立即轟動一時。後來，斯諾把這些文章彙編成書，寫成了《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當時為了在國民黨統治區出版方便，曾易名為《西行漫記》），於1937年在倫敦首次出版。

書中不僅記錄了考察所得的第一手資料，而且深入分析和探究了“紅色中國”產生、發展的原因，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做了客觀的評價。作者從多個方面展示中國共產黨為民族解放而艱苦奮鬥和犧牲奉獻的精神，瓦解了種種歪曲、醜化共產黨的謠言。

文風

斯諾寫紅軍，寫共產黨的領袖，寫延安紅色政權，他的觀察點、態度和語言，跟人們所習慣的有些不一樣。他的紀實毫不做作，是質樸而真誠的。斯諾以“他者”的目光來觀察“紅區”，他對共產黨抗日政策的轉述，對“紅區”生活的描寫，自然也有西方記者的立場，但力圖還原真相，避諱“宣傳”，沒有刻意的“過濾”，從而保存了歷史的真實。斯諾是記者，又是作家，他的報道“很文學”，可讀性很強。特別是對毛澤東、朱德、彭德懷、林彪等許多革命將領的採訪，總有一種了解之同情，有人性的關懷。在他的筆下，這些人物有理想情懷，是非凡的，但又是有人間味、有人格魅力的。在諸如飲食、住宿、開會、舞會、戀愛，甚至房屋擺設、身體語言等細節中，能感受到“紅區”那特有的氣氛，在激越、緊張和進取中，也不無自由和舒展，個性的張揚。

修辭方法的運用

《紅星照耀中國》中的修辭方式頗為靈活多樣，如映襯、易色、誇張、排比、引用、懸念、宛曲、雙關、借代、摹擬等等，但用得最多的還是比喻。作為一個力求客觀報道事實的記者，大量使用各種修辭手段不僅未影響其文字的客觀性，反使讀者對這事實有更真實的了解與把握。修辭手段的運用，成為傳達作者所見所聞所感的有效方式。該書中出現的比喻按有無喻詞及本體是否出現的標準，有明喻、暗喻、借喻幾種。喻體的作用，不僅僅是用自己的某一顯明特徵去比照本體，使本體的某一相似特徵也顯豁起來，而且喻體本身也往往帶有鮮明的情感傾向。講求形象性是設喻的目的，用鮮明的形象表達情感也是設喻的重要動力。埃德加·斯諾似乎在有意減弱自己情感的流露，力圖以公正客觀冷靜的敘述來傳達事實。但事實與良知卻使作者自覺地選擇各種帶有情感色彩的喻體來陳述事實，這種陳述自然就顯示著作者的傾向與價值判斷。

注重對人物的刻畫，關注事件背後的個人魅力

斯諾通過對領導人和普通民眾的細微觀察和細緻描述，把原來可能寫的枯燥乏味的紅區黨組織、各種文件、會議等內容轉變為讓讀者讀起來感到親切生動的文字。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歷史學家費正清：“《紅星照耀中國》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它不僅是一份歷史記錄，而且闡明了時代的發展趨勢。”

美國作家邁克爾·沙勒：“第一個公布長征真相的西方人是與毛澤東談過話的年輕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他在《紅星照耀中國》里的經典性敘述，至今仍是有關長征資料的一個重要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