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子珍

1925年（16歲）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6年（17歲）年畢業於永新女子學校。

1927年（18歲）年在參加組織永新農民武裝暴動后，隨其哥哥賀敏學上井岡山，在袁文才、王佐的山寨躲避國民黨追捕。

1928年（19歲）在湘贛邊界特委和紅四軍前委機關做機要和宣傳工作，毛澤東上井岡山後，被袁文才派到毛澤東身邊工作，同年與毛澤東結婚，任中共湘贛邊特委機關秘書、毛澤東的秘書。

1929年1月（20歲）隨同紅四軍主力下山，後任機要科科長。

1931年（22歲）擔任中央蘇區政府機要科科長。

1935年參加紅軍長征。在長征路上，為掩護傷員，頭、背、肺部被炸入彈片，終生沒有取出。1950年被定為三級甲等殘疾，但終生沒有領取殘疾軍人撫恤金。

1937年（28歲）年冬去蘇聯治病，但經蘇聯醫生證實，彈片已無法取出。后入東方大學學習畢業后，留在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東方部工作，因女兒病重和兒童院領導發生爭執，由時任第三國際東方部長的王明指使，被強制送入精神病院拘押。

1947年（38歲）經王稼祥和羅榮桓向第三國際交涉，被放回國。但毛澤東已和江青結婚。賀子珍留在東北任東北財經委員會黨支部書記。

1948年（39歲）回國，曾在瀋陽財政廳任處長。在哈爾濱參加全國勞動大會。

1949年（40歲）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浙江省婦聯主席，10月調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工作。

1959年夏，賀子珍與毛澤東在廬山最後一次相見。

1979年6月（70歲）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二次會議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

1984年4月19日17時17分，身體不好，一直在上海醫治的賀子珍與世長辭，享年75歲。后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

秋收起義失敗以後，毛澤東放棄攻打長沙，帶兵走上了井岡山，由此引出了一段充滿傳奇色彩的“井岡之戀”。當賀子珍等人在指揮永新暴動的時候，毛澤東正在湘贛邊界發動秋收起義。

塘邊村遇險后，賀子珍與毛澤東的感情迅速升華。毛澤東溫存地對賀子珍說：“你是個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歡你。”就這樣，“湖南佬”和“江西妹”他們倆終於結合在一起了。沒有舉行什麼儀式，只是熱心的“紅色土匪”袁文才做了幾個好菜，大家熱鬧一下，就算喝了喜酒。

遵義會議后，毛澤東率紅軍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揮師南渡烏江，威逼貴陽，日夜兼程，很快來到滇黔交界的盤縣境內，將進入雲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紅軍就可以突破敵軍的重重包圍、扭轉被動局面了。就在這時，一場意想不到的災禍降臨到他的妻子賀子珍頭上。

1935年4月23日，紅軍總衛生部休養連來到盤縣一個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時分，天空響起了嗡嗡的飛機聲，警衛員吳吉清急忙讓賀子珍隱蔽，但她不顧個人安危，組織傷員隱蔽。

正在此時，已經隱蔽起來的賀子珍發現鍾赤兵正暴露在敵機的威脅之下。她奮不顧身地跳出小溝，朝著擔架衝去，用毛巾利索地包紮好傷員的傷口，並扶他在擔架上躺好，向隱蔽處拖去。然而，就在快要靠近隱蔽處的時候，敵機又一次俯衝下來，機槍猛射，並扔下了炸彈。在這危急關頭，賀子珍毫不猶豫地撲在了鍾赤兵的身上。一陣震耳欲聾的爆炸聲過後，賀子珍感到渾身劇烈的疼痛，她用自己的身體擋住了飛來的彈片。鍾赤兵沒有再受傷，而賀子珍卻傷痕纍纍地倒在了血泊中昏迷不醒。炸彈碎片嵌入了她的頭部和背部，殷紅的鮮血不斷地流著，染紅了土地。

警衛員吳吉清迅速跑了過去，顫抖著雙手，弓身背起賀子珍，奔向擔架，接著騎馬去總衛生部請來李芝醫生。李芝先為賀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針，然後做了全身檢查，發現在她的頭部、上身、四肢共有17塊大小不一、深淺不同的彈片。當時缺乏麻醉藥，醫生和戰友狠了狠心，咬著牙，幾個人按住她，用夾子把身體淺表的彈片一塊塊地取了出來，而深入體內的彈片卻難以取出，成為戰爭留給她的一份永久的紀念。賀子珍疼得渾身大汗淋漓，眼裡噙滿了淚花，卻堅持著一聲不吭。

經過幾天的搶救，賀子珍才從昏迷中醒來。而她醒過來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詢問鍾赤兵的情況。然後，又囑咐大家，千萬不要把她受傷的消息告訴毛澤東，以免他牽掛。

毛澤東聽說賀子珍為了掩護戰友而自己身負重傷，便立即把自己的擔架和警衛員派給了她。賀子珍不同意，一再說不要因為自己而影響大家行軍，主動向組織提出把自己寄放在老百姓家中。可是大家哪裡肯丟下她呢，大家輪流抬著她前進，山坡高，擔架上不去，同志們就背著她爬過去。後來等傷勢稍好一點，她就再也不肯讓大家抬了，堅持自己走，最終以頑強的毅力走完了艱苦的漫漫征程。

從大革命年代的“井岡之戀”，到成為紅色根據地的“模範夫婦”，賀子珍和毛澤東二人在政治風雨中榮辱與共，在長征路上艱苦相依，賀子珍在延安窯洞“神秘失蹤”。從此，一對患難中的革命夫妻由於性格上的原因彼此分離。

毛澤東撤離了瓦窯堡來到保安后沒幾天，賀子珍就分娩了，她生了個女孩。在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隊伍里，有賀子珍、鄧穎超、康克清、蔡暢等等32位女性。她們從江西瑞金出發，一路摸爬滾打、風餐露宿。她們有男兒一樣鋼鐵般的意志，也有共產黨人大無畏的犧牲精神。

共同走過漫長的長征路的女戰友們知道賀子珍快要生產了，都來看望。她們剛走到窯洞門口，就問笑眯眯的毛澤東：“生了沒有？”“生了，生了，生了個大雞蛋。”毛澤東一副高興的表情回答說。

戰友們走進窯洞，看到賀子珍身邊放著一個又瘦又小的嬰兒。鄧穎超對孩子有一種特殊的憐愛之情，她輕輕地把嬰兒抱起來，仔細地端詳著，說：“真是個小嬌。”嬌嬌的名字就這樣叫開了。1947年嬌嬌從蘇聯回國，毛澤東給她取了個學名：李敏。姓李，是因為毛澤東當時用李得勝的化名，單名敏，是取自《論語》中的一句話：“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從長征時期，賀子珍就擔任毛澤東的機要秘書，並照顧主席的起居生活。1937年在延安，她和毛主席住著一幢一溜三孔相通的磚窯，這種一明兩暗的住室布局，有卧室和會客室，毛主席也有辦公的地方。賀子珍這人性子很急，她說話快，走路也快，那個剛直、爽快勁，在女同志中是很少有的。她常跟毛主席吵架，有時吵得很兇，她生氣時也常把負責警衛的同志找去訴說不平，為她評理。

有一天，賀子珍和毛主席又吵起來了，主席很生氣地指著她說：“我們不能再吵了……這三間窯洞，咱個人住個人的，你走你那邊，我走我這邊，誰也不見誰，這樣總可以不吵了吧！”又說，你嫌這裡不好，你想學習，可以到紅大（即抗大前身），也可到公大（即陝北公學），也可到蘇聯去……

陶鑄夫人曾志的回憶錄，內中有一段曾志與毛澤東的對話，可印證史沫特萊和斯諾所敘述的故事。當曾志在延安問毛澤東為什麼賀子珍要離開他時，毛說：“不是我要離開她，而是她要離開我。她脾氣不好，疑心大，常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國女記者採訪我，美國女人開放、無拘無束，我也愛開玩笑，我們又說又笑，這就激怒了賀子珍，她不僅罵了人家，兩人還動手打了起來。我批評她不懂事，不顧影響，她不服，為此我們兩人吵得很厲害……”

1937年，賀子珍同毛澤東慪氣，傷病體弱的她到西安養病，又輾轉隨共產國際的代表從新疆去了蘇聯，沒有理會毛澤東的召喚和中央的指示……母女倆和楊開慧所生的兩個兒子——毛岸英和毛岸青真情相處，享受著異國的一份親情歡樂。然而，不幸的遭遇卻一樁接一樁地降臨到她的頭上。1938年，賀子珍在莫斯科生的第六個也是最後一個孩子，——那個男孩，只有俄文名字廖瓦，在十個月時染上肺炎夭折。

當賀子珍悲痛欲絕地告訴岸英岸青哥倆時，他們也禁不住淚如泉湧，同時抱著賀子珍勸道：賀媽媽，您別難過了，您要保重身體！小弟弟不在了，還有我們吶！我們也是您的兒子呀！賀媽媽，賀媽媽…… 這時，本來還是痛哭失聲的賀子珍突然一把摟住岸英、岸青。“媽媽、媽媽”，“兒呀，兒呀”，三人哭作一團。幾年來，這還是哥倆第一次向賀子珍喊出“媽媽”，這樣的親情悲情，怎不讓人潸然淚下！

關入瘋人院

正在賀子珍為女兒的寒冷愁腸百結的時候，新的麻煩又來了。

一天，國際兒童院的院長來了，找賀子珍談話。

他是國際兒童院的絕對權威，整天板著臉，走路腆著肚子，儼然一副大官大員的派頭，一年難見他有一個笑容，說話就是千篇一律的命令口氣。他一見賀子珍，沒有寒暄，也沒問嬌嬌的病況，就說道：

“嬌嬌的病已經好了，可以回到集體中生活了。”

賀子珍一聽急了，連忙解釋說：

“不，嬌嬌的病還沒有完全好，現在還不能回到兒童院去。”

“不行，你應該馬上去幹活，你的毛線活好久沒交了。”院長冷冷地說。

“院長，我要照顧女兒，有些活暫時沒法去做。”

院長聽了賀子珍的話后，輕蔑地說：

“你不勞動，不幹活，難道讓我們來養活你們這些懶傢伙嗎？”

賀子珍一聽，立即反駁說：

“我從來不偷懶，沒少幹事情。我的口糧都是自己用勞動掙來的，沒有白吃飯。”

這時，為證明自己的話是對的，她向院長伸出她那雙粗糙皸裂的手。

這時，院長無話可說，反過來質問她：“誰給你權利帶走孩子？”

“一個母親的權利！你們太殘忍了！”賀子珍據理力爭。

“你是想呆在家裡帶孩子，不幹活！你這個懶蟲……當心我把你送到瘋人院……”院長氣勢洶洶地威脅。

“你胡說，我靠自己的勞動來養活自己！”賀子珍理直氣壯地大聲回答他，“我從來沒懶過！”

“你這個女人，你有什麼權利烤火，你算個什麼人？”

在這位院長看來，賀子珍再也不是蘇共兄弟黨的領袖的夫人，而是一個被遺棄的女人！賀子珍的反抗更讓他怒不可遏，歇斯底里了。

賀子珍十四五歲參加革命，是槍林彈雨、雪山草地走過來的紅軍戰士，嚴守著人的尊嚴和不畏強權的秉性。她完全讀出了話里的潛台詞，但她怎麼會向強權屈服？立即回答他：“我們有生存的權利。室內零下40多度，生重病的孩子怎麼受得了！我是什麼人？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金子做的！”

賀子珍的回答更是惹惱了暴怒的院長。

他是國際兒童院絕對的權威，從來沒有受到過別人，尤其是中國人的這種批評及冷嘲！他也不是省油的燈，馬上用俄語嘰哩咕嚕說了一大堆的話，越說火氣越大。他到底都說了些什麼，賀子珍沒有完全聽懂，但最後兩句話聽懂了：

“你是不是發瘋了，當心我把你送進瘋人院。”

賀子珍聽了她的話，自尊心受到了刺激，她的血頓時涌到了頭上，蒼白的臉一下變得通紅。她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這些日子來所受的委屈，所積累的不滿，一下子爆發了。她的聲音顫抖著，同他吵了起來。她逼視著院長，要他回答：“我怎麼瘋了？你有什麼權利，憑什麼把我關進瘋人院？”

院長無話可說，只是惡狠狠地盯著賀子珍：“走著瞧吧！”說完，就撒手氣呼呼地走了。

雖然雙方說了一些難聽的話，但是，事情過去了，賀子珍生了幾天悶氣，也就把它丟下了。

然而，她卻萬萬沒有想到，這場爭吵竟然導致了最嚴重的後果！

一天，賀子珍正在拚命趕織毛衣，突然響起了敲門聲。

她來到門口一聽，來人邊敲門邊小聲叫她的名字：“子珍，子珍，是我！”

賀子珍聽出來人是一位與她要好的中國女人。這個女人之所以要留下來，也是因為她遇到了個人的感情問題，因此，同賀子珍一樣，不願意回國去，並且最後也隨同國際兒童院遷到伊萬諾夫城來。平時她跟賀子珍常有來往，而且關係相當好，應該說，她是賀子珍在蘇聯時最好的朋友。

當賀子珍聽出是好朋友的聲音時，她很高興，一邊開門一邊嗔怪地說：“是你啊！這麼鬼鬼祟祟的幹什麼呀？”

然而，當她把門一拉開，那個叫門的女子一閃身竟然躲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穿白大褂的彪形大漢。他們沖了進來，見到賀子珍，一句話不說，就抓住她的手臂往外拖。

賀子珍被這一幕驚呆了，她出於自我防衛，本能地掙扎著往屋裡逃，嘴裡一面說：

“你們是幹什麼的，憑什麼來抓人？”

“精神病院的，讓你去住院。”其中的一個大聲說道。

賀子珍一聽這話，大吃一驚，她馬上想起前次與她爭吵的國際兒童院院長的話！

她拚命地反抗，大聲說：“我不是瘋子！我不是瘋子！”

“瘋子會說自己是瘋子嗎？”穿白大褂的人呵呵大笑，野蠻地拖著賀子珍往外走。

“我不是瘋子！你們為什麼要把一個正常人送到精神病院？我的女兒病還沒好，我不能離開生病的女兒啊！”

賀子珍邊說邊想走到女兒的身邊，把女兒抱在懷裡，不讓任何人把自己同女兒分開，但是，大漢們拽著她往外拖。她先是一把抓住了床把，想藉助床的力量，留在屋裡。但是，瘦弱的賀子珍怎麼敵得過幾條大漢。

她的手被粗暴地掰開。她硬是被拖出了房門，塞進了汽車。

1959年夏，賀子珍應邀到廬山休養，殊不知是毛澤東要接見她。

夜色中，楊尚奎之妻水靜陪同賀子珍來到“美廬”別墅。

當水靜將賀子珍領進客廳時，賀子珍抬頭一看，不覺一驚，裡面坐著的那個人竟是毛澤東！毛澤東見她來了，站起身，微笑著同她打招呼，請她坐下，然後很客氣地對水靜說：“謝謝你。你可以走了！”衛士倒了兩杯茶，一杯放在賀子珍面前，一杯放在毛澤東面前。毛澤東對衛士說：“這裡沒你的事了，你也走吧。”

屋子裡於是只有毛澤東和賀子珍，他們就隔著一張茶几，在兩把藤椅上坐下來。

賀子珍做夢也沒想到在這個時刻能夠見到毛澤東。她的眼淚一下子流了出來，痛哭失聲，竟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毛澤東見狀，溫和地說：“我們見面了，你不說話，光哭，以後見不到了，又想說。”他問賀子珍：“你這幾年生活得怎樣？身體都好吧？”

賀子珍的情緒慢慢平靜下來，她仔仔細細地打量著毛澤東，說：“我好多了，你的身體倒大不如前了。”

毛澤東說：“66歲啦，老了！忙呀，比過去打仗還忙！”

接著，毛澤東問起賀子珍在蘇聯的情況。賀子珍講了一些。毛澤東聽后，輕輕地嘆了口氣，說：“你當初為什麼一定要走呢？你到了蘭州，我打電報給謝覺哉同志，請他勸你回頭，可你就是不回頭。”

毛澤東說這句話的時候，神情凄然。賀子珍眼睛里充滿著惆悵和柔情，眼淚禁不住又流了下來。她哽咽地說：“都是我不好，我那時太不懂事了。”

兩個人沉默了好久。

賀子珍忽然提醒毛澤東：“當心有人害你，當心王明這樣的人害你。”

毛澤東聽了覺得好笑，點點頭道：“我會注意的，你放心。”接著他告訴賀子珍：“嬌嬌（李敏，毛澤東與賀子珍的女兒）有對象了，你見過沒有？同意不同意？”

“我見過了。我滿意。他們結婚，你同意，我也同意。”賀子珍回答道。

毛澤東告訴她，等這次會議結束，回北京就為他們舉辦婚禮。

他們在一起談了一個多小時。毛澤東站起來說：“時間不早了，我們明天再見面，再談談。”

水靜坐在“美廬”值班室等候賀子珍。

“鈴、鈴、鈴……”清脆的鈴聲，一直處於緊繃狀態的水靜霍地站了起來，她知道，這是毛澤東在召喚衛士小封。

過了一會兒，小封把賀子珍扶進了值班室。待她坐下后，小封對水靜說：“主席請你去一下！”當水靜走進毛澤東客廳時，只見他手裡夾著煙，臉色很不好。

“不行了，腦子壞了，說說就亂了，答非所問。”毛澤東像是對水靜，又像是自言自語。

水靜盯著毛澤東蒼白的臉，不知說什麼好。

“她很激動，你要注意她的情緒，”毛澤東夾著煙的手朝水靜點了一下，“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離開她。現在她已經知道我在山上。她出去會亂跑的，碰到熟人，很不好。井岡山時期、延安時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們附近。”

水靜感到毛澤東考慮問題真周到。她當然知道，在離此不遠的河南路，就住著不少參加會議的領導人和工作人員，這些領導人很少有不認得賀子珍的。她於是說：“主席，請放心，我保證不會離開她半步。”

“還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辦，”毛澤東加重語氣說，“她搶走了我三瓶安眠藥，說是毒藥，她說她就不吃藥，也不准我吃藥。你要想辦法從她手裡把葯拿過來。那葯很厲害，吃多了會出事的。”

“好，我會辦妥的。”水靜心事沉重地回答毛澤東。

由於賀子珍聽毛澤東親口對她說，第二天還要見她，所以信以為真，翌日起床后便在自己房間里等待著，直到水靜和朱旦華領來一個工作人員。進屋后，這位工作人員就很有禮貌地對賀子珍說：“毛主席有事已經下山，請你也馬上下山！”

賀子珍聽說毛澤東已下山，也就隨著水靜、朱旦華上車回了南昌。

22年闊別，22年等待，只盼得一個多小時的晤面。誰知，廬山這次匆匆一別，竟成了他們的永訣。

1976年9月，毛澤東彌留之際，李敏趕到父親身邊。這時毛澤東已不能講話，他向李敏作了一個圓圈的手勢。李敏揣摩了很長時間，猜想可能是桂圓的意思，桂圓是賀子珍的小名。毛澤東逝世時，賀子珍未能去北京。

等待30年的北京之行。賀子珍秘密參觀毛主席紀念堂被安排在1979年的9月8日，毛主席逝世三周年的前一天。對賀子珍來說，這次的北京之行，她足足等待了30年。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她想來北京，未能如願；1966年，她想來北京，依然未能如願；這一次，她終於實現了多年的願望。

賀子珍的北京之行是非常不易的。1977年，毛主席紀念堂建成，9月9日對外開放。1978年，中央開始安排各地老紅軍、老幹部專程到北京瞻仰毛主席的遺容，而賀子珍則在上海足足等候了一年多。1979年9月3日，在女兒李敏和女婿孔令華的多方奔走之下，中央派專機將賀子珍接到了北京。一到北京，她就急迫地要求前往紀念堂，經過周密準備，這次瞻仰被安排在了9月8日。

過去的戰爭歲月給賀子珍留下了一身的病痛，已經70歲高齡的她因兩年前的一次中風只能坐在輪椅上，口齒表達也不太清楚。但銀白的短髮整齊地梳在腦後，仍然明亮的眼睛，雪白的衣領、藍灰色外套，乾淨樸素的裝扮，處處透出當年“永新一枝花”的風采。在毛澤東坐像旁邊，賀子珍凝重地坐在輪椅上，目光望著前方的天安門。她想到了什麼？是42年前的延安之別，還是20年前的廬山匆匆一會？抑或是女兒李敏告訴她的最後一次見到父親毛澤東的情形：毛澤東發現女兒站在面前，但已無法用言語表達自己的想法，就用左手食指和拇指做了一個圈給女兒看。這個圈，是否就是指要照顧好賀子珍呢？因為賀子珍的乳名叫“桂圓”。

離開毛主席紀念堂之際，在李敏也進入車裡剛剛坐下那一刻，賀子珍忽然轉過頭，望著紀念堂，微微發紅的眼眶裡含著淚水，嘴唇顫動著，似乎想傾訴什麼；女兒李敏也不約而同地側頭望去，臉上淚水縱橫。呂相友及時按動了手中的快門，雖然在拍攝那一刻，他也同樣被淚水模糊了眼睛。照片上，賀子珍和李敏的眼神都落在同一個方向：那是毛主席安息的地方。

這是一次沒有哭聲但充滿了淚水的拍攝經歷。每當呂相友想起賀子珍含淚的眼睛，始終克制著自己不發出哭聲的表情，他就總是落下淚來。

這是一次秘密的瞻仰。《偉人安息的地方——毛主席紀念堂紀實》一書的附錄“毛主席紀念堂大事記”里詳細記錄了自1977年到1992年來紀念堂參觀的重要人物，但賀子珍的這次行程並未收入其中，呂相友拍攝的照片就成了賀子珍這次行程的唯一記錄。

在這次拍攝之前，呂相友本想請賀子珍談談來到紀念堂的感受，但當他見到賀子珍時，就知道由於疾病的影響這個願望是不可能實現了。但全程拍攝的呂相友又分明並不覺得遺憾，因為在與賀子珍相處的短短時間中，她的眼神、表情，早已將他想知道的問題全部解答。

1984年4月15日，孔令華接到中辦的電話：賀子珍病重，已經準備好去上海的飛機票，請李敏全家馬上到上海去。

李敏聽到這消息，知道母親的病情已是十分嚴重了，馬上對丈夫說：“母親病重了，我們馬上去上海！”

孔令華簡單地收拾了一下行李，這時接他們去機場的汽車已經來了。孔令華攙扶著李敏上了汽車。

李敏早幾年就患了心臟病和淋巴結腫大，此時也正在病中，聽到媽媽病重的消息更是緊張，上了飛機，心仍咚咚咚地跳著，臉色蒼白，她為了減輕心中的痛苦，用手捂住胸口，竭力使自己鎮定下來。孔令華馬上給她服了治心臟病的葯，安慰她不要過於擔心，女兒東梅懂事地說：“我姥姥會好起來的。”

飛機到達上海后，一部小汽車已經等候在機場，他們被直接送到了華東醫院。

李敏來不及聽醫生介紹母親的病情，直奔病床前。這時，賀子珍呼吸急促，兩頰通紅，消瘦憔悴，非常虛弱，眼睛微微閉著。

李敏俯下身子，剛想叫聲“媽媽”時，賀子珍睜開了眼睛。當她看到女兒和孩子們都來了時，臉上的肌肉動了一下，似乎在微笑。她的嘴唇動了一下，似乎在說：“你們來了。”

李敏俯身靠近母親，輕輕地說：“媽媽，你好嗎？我們看您來了。”

賀子珍好像聽到了女兒的聲音，她看著女兒深深地點了點頭。她嘴唇動了幾下，還用眼睛示意：站在李敏身旁的醫生，就是為她看病的醫生。賀子珍自從偏癱后，說話就不太清楚，正在高燒中，沒有力氣，說話更輕。李敏聽不清楚媽媽說什麼，但她明白她的意思，這是母親在向她介紹給自己治病的醫生，告訴她：自己生病住院了，醫生們在照顧。李敏向醫生說了聲“謝謝”后，問母親：

“媽媽，您哪裡不舒服？”

“我肚子痛。”賀子珍的神智非常清楚，只是衰弱得很。

這時，賀敏學一家也從福建趕到了。他們接到居住在上海的女兒賀小平打來的電話，知道賀子珍病重，怕有什麼不測，也馬上趕來。賀敏學一來，聽說賀子珍高燒不退，立即建議服用安宮牛黃丸，這是危重病人退燒的良藥。賀子珍服了葯后，體溫降下來了，並沉沉地睡著了。李敏這才放下心來，離開病房讓母親休息。

在以後兩天，賀敏學一家和李敏一家天天去看望賀子珍。

賀子珍退燒后，神智清楚了，她看著身邊的親人說：“你們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來了。”她還讓護士給外孫女兒東梅弄點好吃的。大家一顆心放了下來，以為病情好轉了，誰知這是迴光返照。18日晚上，賀子珍的病情突然加重，體溫兩次升高，人又陷入昏迷的狀態。醫生們進行緊急搶救，李敏、孔令華等人通宵守候在外間。到19日下午，賀子珍的心臟跳動越來越微弱，心電圖再也沒有顯示了。

1984年4月19日17時17分，賀子珍這位飽經風霜的老人去了，享年75歲。

賀子珍逝世后，對於她的後事怎樣辦、骨灰安葬在哪裡，中共上海市委不敢自作主張，請示中辦，中辦也有些為難，又請示了鄧小平。鄧小平說：“我們中央的領導人都要送花圈，賀子珍的骨灰放一室。”（一室是八寶山革命公墓存放中央領導同志骨灰的地方）。鄧小平的話給賀子珍葬禮的規格定了調子。

1984年4月25日，向賀子珍同志遺體告別儀式在上海市龍華革命公墓的大廳舉行。

胡耀邦、鄧小平、陳雲、鄧穎超、聶榮臻、習仲勛、楊尚昆、楊得志、宋任窮、陳丕顯、胡啟立、喬石、郝建秀、王首道、蔡暢、康克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送了花圈。白棟材、王芳、陳國棟、胡立教、楊堤、汪道涵、阮崇武、李堅真、曾志、陳琮英、劉英、彭儒、錢希鈞、孔從洲等也送了花圈。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中央組織部，全國政協辦公廳，上海市、江西省、湖南省、福建省、浙江省、陝西省、貴州省、江西吉安地區、永新縣的黨政機關送了花圈，並且發來了唁電。

賀子珍的遺體安放在大廳中央，遺體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四周簇擁著常青樹和鮮花，遺體前擺著她的親屬賀敏學、李立英、李敏、孔令華獻的花圈。

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郝建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國棟，第二書記胡立教，書記楊堤、汪道涵、阮崇武，以及賀子珍的親屬生前好友數百人，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人們懷著敬仰的心情，在賀子珍的遺體前默哀，鞠躬，緩緩地繞遺體一周，向這位長征老幹部告別。

1984年4月25日下午，賀子珍的遺體火化。隨後，中央派了一架專機，把她的骨灰運到北京。賀敏學，李敏、孔令華，以及他們的子女，護送骨灰回到北京，安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

賀子珍的骨灰被運到八寶山後，一些未能去上海參加遺體告別儀式的老大姐，都自動去八寶山革命公墓參加賀子珍的骨灰安放儀式。一些當年曾經在蘇聯國際兒童院學習過的革命子弟，以及認識賀子珍的一些人，和不少不認識的人也來了，向這位女紅軍戰士表示了最後的敬意。

安放儀式非常簡單。李敏把捧著的骨灰盒放在院子里的桌子上，大家圍著鞠躬，致敬，然後由李敏把它送進了一室。

第二天，也就是4月26日早上的新聞節目中，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賀子珍逝世的消息。當天，北京及全國各大報紙都刊載了新華社向全國播發的賀子珍逝世的電訊，並刊登了她的照片，介紹了她的革命簡歷，最後做了歷史公正的評價。

賀子珍一家都是井岡山時期的紅軍。

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後來任福建省副省長、省政協主席。

賀子珍的妹妹賀怡曾任中共吉安地委組織部長，因為去尋找賀子珍留在蘇區的兒子未果，在贛南因車禍身亡，其子女被賀子珍撫養長大。

賀子珍的表妹是賀珠璣。

賀子珍和毛澤東共懷有10胎，生了6個孩子，但只存活4個。其中3個孩子因紅軍轉移被留在蘇區不知音信。只有李敏一人在蘇聯陪同賀子珍。李敏是賀子珍和毛澤東唯一在世的孩子，丈夫孔令華曾在國防科工委工作。

子女分別如下：

楊月花，原名毛金花，1929年3月賀子珍在紅軍第二次打下龍岩時所生，后寄養在老百姓家裡。1973年被找到，並確定身份。

1930年生一男孩，夭折。

毛岸紅，1932年11月於福建生，長征開始后，由毛澤覃撫養，毛澤覃死後下落不明。

王秀珍，1935年2月長征時於貴州出生，之後下落不明。

李敏，原名毛嬌嬌，1936年生於陝北。

廖瓦（俄文名）（1938年10月）被送到莫斯科后產下一子，不久夭折。

賀子珍紀念館，位於永新縣三灣公園旁，佔地面積800多平方米，建築面積11617平方米，分上下兩層，第一層為賀子珍生平事迹陳列，第二層為永新籍將軍陳列。展廳運用圖片、資料、文物、場景、蠟像以及聲光電等現代化的表現手法，生動形象立體地再現了賀子珍光輝燦爛的傳奇人生和英雄風采。永新縣委書記黃少峰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賀子珍紀念館是繼“三灣改編”紀念館之後又一大型紅色紀念館，將成為大井岡紅色旅遊圈的又一重要景點之一，和宣揚愛國主義教育的又一紅色基地。毛澤東患難妻子、井岡山第一位女紅軍賀子珍紀念館在江西永新縣正式開館，紀念館運用多種現代化手段再現了“永新一支花”奇女子賀子珍一生的傳奇故事。當日，永新將軍館也同時開館。18日上午，永新縣隆重舉行賀子珍紀念館、將軍館開館儀式暨“三灣改編”80周年紀念大會，賀子珍之女李敏、永新籍老將軍張銍秀，江西省紀委副書記王殿軍，吉安市委書記黃建盛、市長周萌，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陳東有，永新縣委書記黃少峰、縣長劉洪出席。80年前，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來到永新縣三灣鎮，創造性地對部隊進行整頓改編，確定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為革命的星星之火燎原全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後，數以萬計的永新兒女參加紅軍，其中1.25萬人參加了長征，走出了毛澤東患難妻子、井岡山第一位女紅軍賀子珍，湧現出王恩茂、王道邦、曠伏兆、張國華等41位開國將軍。

《長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