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夷館

時在洛陽城南所設的賓館

【詞語】:四夷館

北魏時在洛陽城南所設的賓館,以居四鄰各國來歸附的人。

北魏楊炫之 《洛陽伽藍記·龍華寺》:“永橋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有四館: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

明永樂五年所設專門翻譯邊疆少數民族及鄰國語言文字的機構。初隸屬翰林院,后以太常寺少卿提督館事。內分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緬甸八館,后增八百、暹羅 二館。參閱《明史·職官志三》。

名詞解釋


【釋義】:
1.古代朝廷設的賓館,以居四鄰各國來歸附的人。
2.明永樂五年所設專門翻譯邊疆少數民族及鄰國語言文字的機構。初隸屬翰林院,后以太常寺少卿提督館事。內分蒙古﹑女直(女真)﹑西番(西藏)﹑西天(印度)﹑回回﹑百夷(傣族)﹑高昌(維吾爾)﹑緬甸八館,后增八百﹑暹羅(泰國)二館。參閱《明史·職官志三》。

明朝四夷館


歷史起源

《四夷館考 二卷》圖冊
《四夷館考 二卷》圖冊
明代南京的國子監,是明朝初年全國的最高學府,是明太祖朱元璋下令設立的。國子監除了本國的學生外,還有高麗朝鮮半島)、日本、琉球(沖繩群島)和暹羅(泰國)等地留學生。明成祖朱棣奪得皇位后,遷都北京,把全部學生也帶了去京,在北京另建了一座國子監,南京的國子監便漸衰弱。明成祖雖把南京的國子監遷往北京,卻在永樂五年(公元1407年)下令在南京開辦了我國古代歷史上第一所外國語學校——四夷館。
據《明史·職官三》卷記載:“提督四夷館,少卿一人(正四品)掌譯書之事。自永樂五年,外國朝貢,特設蒙古﹑女直(女真)﹑西番(西藏)﹑西天(印度)﹑回回﹑百夷(傣族)﹑高昌(維吾爾)﹑緬甸八館置譯字生、通事,通譯語言文字,正德中,增設八百館。萬曆中,又增設暹羅(泰國)。”
四夷館在教學上,同南京外國語學校有些相似,緬甸館和暹羅館都是聘洋人執教。緬甸館的外教雲清等六人執教緬文一直到老死。四夷館所教學生學習的外文,都是執教的老師把本國的詩歌和民間故事譯成漢字向學生教授,等學生熟記后再與外文對照最後才教學生學讀外文。比如學緬文的學生先學由雲清譯的一首緬甸詩歌:江岸秋風好送行,陽光陰雨幾時晴。馬蹄別入千山外,沙路雲開見日生。此詩朗朗上口,學生容易學背。背熟后與原文對照,再學讀原文時就容易多了。

用途

明朝為培養外交翻譯人員,設立四夷館,專門負責四夷往來文書的翻譯,並在此教習諸蕃語言文字。四夷館韃靼館是教習蒙古語言文字,培養與北元、女真各部交涉事務中的翻譯人材。
關於四夷館,西方學者伯希和、威立德;日本學者本田實信;我國學者和希格等均認為是“翻譯處”或“翻譯局”。“四夷館是一所學習、研究亞洲諸民族語言文化的學校和研究所,其中的漢字“館”的含義為學校,所以‘四夷館’是明代或清朝翰林院的‘亞洲研究院’”。“四夷館”是主管翻譯事務、兼培養“習譯”人材的“譯學”機構。四夷館置譯字生,教習亞洲諸民族語言文字,是為了培養了解諸夷歷史地理、夷情的翻譯人材。其目的主要是要儲備翻譯人材,應急之用。

研究

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的《關於明四夷館》一文,就明朝設置四夷館的年代、設置原因、具體位置、四夷館的教師、生徒等問題進行了研究。田坂興道的《最近關於四夷館及華夷譯語的研究》一文,篇幅不大,介紹了我國學者向達羅振玉、西方學者威立德、伯希和、福克斯及日本學者山崎忠等六位學者有關“四夷館及《華夷譯語》”的研究論文目錄。
我國學者向達的《記巴黎本王宗載四夷館考——瀛涯瑣志之二》一文,探討了王宗載《四夷館考》的編撰時間、內容、王宗載的生平等問題。張文德的《王宗載及其四夷館考》一文,在向達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四夷館考》的資料來源和史料價值。

設立與演變

明代,中原與周邊民族、國家間朝貢、貿易往來,需要大量的翻譯人員。為了培養翻譯人材,明朝專門設置了四夷館。四夷館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為培養翻譯人材而官方設立的專門機構。主要負責翻譯朝貢國家往來文書,並教習周邊民族、國家的語言文字。
韃靼館是四夷館中負責翻譯明朝與蒙古的往來文書,兼培養通蒙漢語言文字的翻譯人員的機構。
四夷館在永樂五年初設時,分為八館,后增設兩館,計為十館。對此《大明會典》記載:“凡四方番夷翻譯文字,永樂五年設四夷館,內分八館,曰韃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緬甸,選國子監生習譯。…正德六年增設八百館;萬曆七年增設暹羅館”。這一史料,清楚地記載了設置四夷館的年代及增設各館情況。
關於設置四夷館的具體位置問題,《明實錄》記載:“置館於長安左門外處之”。神田喜一郎依據《燕都遊覽志》“四夷館在玉河橋之西”的記載和《大明一統志》“翰林院在玉河西岸,四夷館隸焉”的記載,認為設立四夷館的場所應鄰接翰林院。並指出“長安左門外”和“玉河橋之西”是指同一地點。
四夷館設置之初屬翰林院。《明史》職官志記載“遂改隸太常”。關於這一問題,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依據《大明會典》“弘治七年始增設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員為提督”的記載,認為“弘治七年開始增設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員為提督四夷館是事實。四夷館改屬太常寺是決不可能的問題,應該是《明史》職官志之誤”。筆者贊同這一觀點。
清代繼續明朝傳統,改“四夷館”為“四譯館”。《清史稿》記載:“順治元年,會同四譯分設二館.會同館隸禮部,以主客司主事滿、漢各一人提督之。四譯館隸翰林院,以太常寺漢少卿一人提督之。分設回回、緬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羅八館,以譯遠方朝貢文字。乾隆十三年,省四譯館入禮部,更名會同四譯館,改八館為二,曰西域,曰百夷,以禮部郎中兼鴻臚寺少卿銜一人攝之。”
劉迎勝師認為“四夷館改為四譯館是在順治元年”。清朝設館之初,八館中並無女真館和韃靼館。裁撤女真館是因為滿族人早已棄用女真字,但不設立韃靼館的原因尚不清楚。這也許與清初有不少滿人懂蒙古語有關。的人張文德認為“江繁的《四夷館考》一書將女真館、韃靼館有關內容刪除,是與清朝的文字獄有關”。筆者認為江繁的《四夷館考》一書未記載女真、韃靼兩館之事,與當時設立八館時,未設女真、韃靼二館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