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熾

朱高熾是明成祖朱棣長子，母為仁孝文皇后徐氏，他生於洪武十一年（1378年）八月十六日，當時他父親為燕王，年僅18歲。相傳仁孝文皇后夢見有冠冕執圭者上謁而生。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立為世子。他生性端重沉靜，言行識度，喜好讀書。在他兒童時代，他接受武術和儒家學術的正規教育。由於他的儒雅與仁愛深得皇祖父朱元璋的喜愛；不過由於朱高熾喜靜厭動，體態肥胖，行動不便，總要兩個內侍攙扶才能行動，而且也總是跌跌撞撞，因此對於一生嗜武的明成祖朱棣來講，他並不喜歡這個兒子。雖然他在一定程度上學會了箭術，但總的說他很少表現出從武的資質。相反，使他的老師們十分欣喜的是，他更專心致志於經籍和文學——事實上，這可能是使他體質單薄、健康不佳的主要原因。朱高熾的祖父朱元璋親自關心朱棣的幾個兒子。一次，朱元璋派這個少年在破曉時去檢閱軍隊，後者回來報告之快令人吃驚，他解釋說，清晨太冷，檢閱應等到士兵們吃完早餐以後。另一次，朱元璋要他審閱幾份官員的奏章。他有條不紊地把文武兩類分開，並相應地作了報告。他的祖父不斷地被他的文才和行政能力所打動。朱棣起兵靖難，命朱高熾留守北京。朱高熾團結部下，以萬人之軍成功地阻擋了建文帝的大將李景隆的50萬大軍，保住了北京城。這一戰役對整個靖難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也是朱高熾在靖難中最耀眼的一筆。在此期間，建文帝遣書給朱高熾，許以封王，爭取朱高熾歸順朝廷。朱高熾接到書信之後看也沒看，原封未動地送到朱棣面前，使建文帝的反間計失敗。

參見：朱高熾監國此後由於朱高熾身體肥胖，不便隨軍作戰，因此朱棣將他留在後方，讓朱高熾監國。他懷疑太子有什麼不軌的行為，命令禮部侍郎胡濙暗中去監視太子的行為，並叮囑他說：“人們常說太子失德，你可以到京師，多多觀察。要有什麼不好的事情，趕緊來奏報。”朱棣對朱高熾已經有傾向性意見，而胡濙被太子的老實折服了，“以皇太子誠敬曉謹七事密奏之，自是上疑始釋”。

由於朱棣本人是一個受過鍛煉的指揮將領，他偏愛他的兩個較年幼和更好武的兒子朱高燧和朱高煦，並常常帶他們去參加征戰，使其長子接受一種不同類型的教育。這樣，朱高熾在早年把大部分時間用於儒術研究上，並接受他父親挑選的學者的指導。他們之中有楊士奇、楊榮、楊溥和黃淮等人，他們都培植了與他的友誼，並在他登基后擔任了重要的行政職務。

建文元年（1399年）至四年（1402年），朱高熾逐漸直接介入地方政治，並且在必要時他不只會咬文嚼字。當他父親率軍起事反對建文帝時，朱高熾和他的顧問們負責朱棣的封地北京的事務。建文元年（1399年）十一月，他手下只有1萬士兵，卻巧妙地組織了城防，並挫敗了李景隆的一次攻擊。這一次他表現的責任感和正確的判斷力，有助於改變人們對他的看法，永樂二年（1404年）五月，他已成為皇帝的父親在大學士解縉、黃淮的極力要求下立他為皇太子。從此，朱高熾不管是住在南京，或是住在北京，在皇帝離開時就擔任監國。他在此職務上的表現贏得了他的老師們——大部分為翰林學士——的尊敬，並得到了寶貴的實際行政經驗。

可是在以後幾年中，他成了他幾個兄弟的支持者發動的旨在反對他的陰謀的受害者。永樂十二年（1414年）九月，朱棣剛從征蒙之役返回北京，朱高煦誹謗他的兄長未能為皇帝完成某些任務。朱棣申斥了朱高熾，並囚禁了他的兩名最親密的顧問，即大學士楊溥和黃淮。朱高煦最後在永樂十五年（1417年）被放逐，作為一個直接威脅而被清除。最後，朱高熾對他並不懷恨在心；朱高熾登基后不久就增加了這個親王的俸祿，並授予他的幾個兒子爵位。不幸的是，朱高煦始終未認錯。

朱高熾在後方留守，這樣皇次子朱高煦就走上了前台。朱高煦與朱棣頗有幾分相像，而且作戰勇猛，在武將中威信很高，在戰鬥中他曾多次救朱棣於危難之際，朱棣也曾許願說：“努力吧，皇太子身體不好，多有疾病。”。聽了這話，朱高煦的熱情更加高漲，在整個靖難中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勞。

靖難成功之後，朱棣登上了皇位，但就立皇太子的問題上又出現了猶豫，朱高熾由於仁愛、儒雅，深得文臣們的擁戴，而且他是太祖皇帝朱元璋親自為朱棣選擇的燕世子，是皇位的合法繼承人，在封建社會，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而朱高煦性格頗似朱棣，武勇英俊，在靖難中立下大功，而且朱棣也曾親自許願將皇位傳給他，就朱棣本人來講，他是希望立朱高煦的，他覺得朱高熾過於仁弱，將來會遭人脅迫。

但是最終朱棣還是立了朱高熾為太子，因為明朝的內閣制度和漢族的封建社會長幼有序制度在某種程度制約著帝王。而且朱高熾作為世子的時候確實沒有什麼重大的錯誤，因此廢之無名，很重要的一點是朱高熾的長子朱瞻基敏慧異常，深得朱棣的喜愛，著名的文臣解縉曾經以“好聖孫”來說服成祖，朱棣終於下定了決心，於永樂二年（1404年）立朱高熾為太子。

次子朱高煦並沒有這樣屈服，他遲遲不肯就藩，留在京城伺機行動，他先是進讒言使得立儲的第一功臣解縉遭到貶黜，幾年之後慘遭殺害，然後私養了許多武士圖謀不軌，好在楊士奇、徐皇后說服了朱棣削奪了朱高煦的部分護衛，強令他就藩樂安。朱高煦與朱高熾之爭才算暫時告一段落。誰知半路又殺出個程咬金，皇三子朱高燧在成祖得病期間曾密謀殺死朱棣，然後矯詔即位，幸得有人告密，一場災難才沒有降臨。事後，由於朱高熾為朱高燧求情，朱棣總算沒有再追究。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日，六十五歲的朱棣在北征返京的途中病逝，英國公張輔、閣臣楊榮為了避免朱高煦、朱高燧趁機作亂，因此秘不發喪，將軍中的漆器融成一口大棺材，將朱棣的遺體裝入棺材中，每日還是照例進餐、請安，只是皇帝的車簾再也沒有掀開、皇帝也再沒有說話，軍中一切如常，同時，派楊榮與太監海壽進京密報，朱高熾得知后立即派兒子朱瞻基出京迎喪，由於大臣們的精心安排，總算沒有爆發什麼叛亂，政權得以平穩過渡。

朱高熾直到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二十五日才得知朱棣之死，這時皇帝的代錶帶著傳位的遺詔到達北京。他立刻與吏部尚書蹇義、大學士楊士奇和楊榮商量。他下令加強京城的治安，並派大太監王貴通去南京任鎮守。次日，他釋放了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夏因反對第三次遠征蒙古而在當年四月被朱棣囚禁。

九月七日他正式登基，頒布了大赦令，並定次年為洪熙元年。同一天，他採納夏原吉的建議，取消了鄭和預定的海上遠航，取消了邊境的茶、馬貿易，並停派去雲南和交趾（安南）的採辦黃金和珍珠的使團。他重新命夏原吉和另一名被貶的官員吳中分別任戶部尚書和工部尚書。朱高熾以這些行動開始取消或調整他父親的行政政策。

朱高熾即位后開始了一系列改革，首先赦免了建文帝舊臣和永樂時遭連坐流放邊境的官員家屬，並允許他們返回原處，又平反冤獄，使得許多冤案得以昭雪（如建文忠臣方孝孺的“誅十族”慘案，永樂朝解縉的冤案都在這一時期得到平反），並恢復一些大臣的官爵，從而緩和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

最後，在他死前的一個月，朱高熾在扭轉其父政策方面採取了一個最激烈的措施，即把京師遷回南京。據說此舉是夏原吉和其他高級朝廷官員作為把資源從北方邊境轉移出來的策略的部分行動而強烈要求的。朱高熾自他登基時起，顯然已有此意；這時他已設南京守備，並派他信任的將軍和宦官去指揮。朱高熾對朱棣的北征不感興趣，也不喜歡北京；此外，他在南京當過監國，熟悉南京的情況，感到那裡更為舒適。另外他還關心維持北方首都的費用，這項費用不但大大地增加了中國東南的負擔，也使各政府部門難以應付。

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十六日，他定北京所有政府部門為行在。半個月後，他派皇太子朱瞻基到南京去拜謁朱元璋的皇陵，並留在那裡負責。儘管南京地區有地震的報告，但皇帝的返回和他朝廷的南遷勢在必行。然而朱高熾在實施這一行動前死去。此外，他的繼承者宣德帝朱瞻基並未參與這一計劃，朱瞻基與永樂帝更親近，對偏向北方的政策不那麼討厭。北京依然是京師，南京又成了輔助性的都城。

朱高熾明於星象，一夜忽見有星變，忙召蹇義、楊士奇等人來說：“天命盡矣。”於是嘆息說道：“我建國二十年，被讒言邪惡所擾，心之憂危，我們三人相同。依賴皇父仁明得蒙保全。我去世后，誰還能知我三人之心呢？”邊說邊留下了眼淚，蹇義、楊士奇也留下了眼淚。

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二十九日。朱高熾猝死於宮內欽安殿（此欽安殿非御花園中欽安殿），終年四十七歲。死後被謚為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明仁宗。朱高熾的葬禮極為簡略，但是也有七個妃嬪為他殉葬。

改組內閣

朱高熾通過改組內閣，授予他的某些心腹顧問顯貴的品位，以著名的翰林學士和幹練的官員充實行政官署，來開始他組織新政府的工作。在他新任命的官員中，許多人在他在南京或北京攝政時已經為他效勞，有的人在他與朱棣有分歧時支持過他，為此受到了懲處。因此，在永樂十二年（1414年）事件中被撤職的黃淮和在同一時期被監禁的楊溥被任命為翰林學士兼大學士。他原來的老師及最親密的顧問楊士奇成了首輔大學士和少傅；楊榮和金幼孜也留任大學士。

為了補償他們以前所受的屈辱，每個人被封為一品的高官，並有兼職。例如楊士奇兼任兵部尚書，楊榮兼工部尚書，黃淮兼戶部尚書。這樣，他們就能直接過問在職大臣們的行政事務和施加政治影響。朱高熾由於他的背景，與這些重要的朝廷官員有一種親密的關係；他與其後繼者們不同，經常召見他們進行正式會議，要求在他對重要事務作出決定前在密封的奏章中提出意見或建議。這樣，內閣不再是像以前明代統治者之下的不能負責的諮詢機構，大學士親自參加了決策。對朱高熾大力取消他父親的不得人心的計劃和在全帝國建立正規的文官政府的行動來說，這種集體領導是必不可少的。

在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的餘下的幾個月中，朱高熾把大部分時間用在改革行政方面。可有可無的官員被解職，其他的官員在70歲就奉命退隱；失職的官員降職，有突出才能的官員升任更重要的職務。為了取得直率的評價和揭露貪污腐化，朱高熾在十月十八日給予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稍後還有夏原吉每人一顆銀印，上刻“繩愆糾繆”的格言。他命令他們用此印密奏關於貴族、甚至皇族胡作非為的案件。監察御史被派往全國各地去調查官員的政績，並為官僚機構的任命尋求合適的人選。朱高熾常常要求他的大臣們直言不諱，不必擔心報復，雖然他有時在激動之下訓斥或懲處少數官員，但常常後悔並要求原諒。

在任命官員時，朱高熾特別重視儒家道德和個人品德。權謹便是一例，他是一名低級官員，在洪熙元年（1425年）進入內閣完全是因為他極為孝順。同樣，朱高熾任命有才能和守紀律的人擔任地方的行政和司法職務。但是，務實的人也不被冷落。同年二月，不久前剛被免去他指揮職務的宦官——操江提督鄭和被任命為南京守備，歷史學家已經認定，此舉標誌著宦官勢力的崛起，但是在整個朱高熾統治時期，宦官實際上被置於嚴密的監視之下。為了使官僚機器更有效率，朱高熾對文官科舉制度作了一些改變。朱高熾認為這個制度偏袒南方人，於是朱高熾規定了份額，以保證北方人佔全部進士的40%；這個政策經稍加修改，在明、清兩朝一直貫徹執行。

作為這同一改革的一部分，朱高熾試圖糾正朱棣時期司法的弊病。他關心的是，許多被判死刑的人可能是捏造的罪名的受害者。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十一月，他命令內閣會同司法官員複查案件。後來，他宣稱在有些刑事案件中，甚至他本人的判決也可以不顧或推翻，如果它們是在憤怒或不知情的情況下作出的。此外，在他統治時期，他兩次恕免諸如齊泰、黃子澄等官員的家屬，這些官員因忠於建文帝被處死。恕免令免除其家屬為奴，併發還沒收的財產。同年四月，在他死前不久，皇帝頒布一份詔令，進一步告誡司法當局要根據法律判決，並在宣判前，特別在宣判死刑前要複查對犯人的指控。此外，他禁止對犯人濫用肉刑，和在懲處時株連犯人的親屬（重大的叛逆罪除外）。他斷言，這些做法嚴重地違背了儒家的仁愛原則和孝道倫理。

削汰冗官

朱高熾選用賢臣，削汰冗官，任命楊榮、楊士奇、楊溥三人（史稱“三楊”）輔政。廢除了古代的宮刑，停止寶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的採辦珠寶；處處以唐太宗為楷模，修明綱紀，愛民如子，他下令減免賦稅，對於受災的地區無償給以賑濟，開放一些山澤，供農民漁獵，對於流民一改往常的刑罰，採取妥善安置的做法，這一切都使得洪熙朝人民得到了充分的休養生息，生產力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明朝進入了一個穩定、強盛的時期，也是史稱“仁宣之治”的開端。

撥亂反正

朱高熾同時將建文帝時期的奸黨族屬赦免放還回家，將發放至教坊的人寬恕從良，還給日產。

“自仁宗不勤遠略，宣宗承之。”洪熙爺孫將洪武時期拓展的長城以北的防線內縮，長城邊外就只剩下開平衛、興和所一個據地，勢孤難守。洪熙、宣德時期，在北部防務上毫無建樹，對蒙古多以防禦和安撫為主，防線一再南移，不聽何福、吳高之遺策。又如“朔州軍士白榮請還東勝、高山等十衛於故地。興州軍士范濟亦言：‘朔州（雲中郡）、大同、開平、宣府、大寧皆藩籬要地，其土可耕，宜遣將帥兵，修城堡，廣屯種。’皆不能用。”瓦剌趁此窗口期統一各部。又將洪武年間大將庄德賴以東征的吉林船廠出產的戰船停罷。邊將陳智力主嚴剿，明仁宗卻制止陳智的行為，希望以懷柔的手段勸服黎利。遠離邊地的明仁宗認為本無問題，純屬有心者煽動與邊臣挑釁。在安南堅持以懷柔政策命令鎮將行事，結果大批明將被黎利懷柔，其中就有都督蔡福，都指揮使朱廣、薛聚、於瓚、指揮使魯貴、千戶於忠等高層將領。又因缺乏信任詔回布政使黃福，另遣山壽、馬騏、徐訓代帝巡交。

朱高熾最關心的是他父親耗費巨大的種種計劃所引起的黎民百姓的財政困境。在他短暫的統治時期，他頒布了幾道詔令，取消皇帝徵用木材和金銀等商品的做法，代之以一種公平購買的制度。他還免除受自然災害的人的田賦，並供給他們免費糧食和其他救濟物品。特別使他苦惱的是人民的頻繁逃亡，這種情況是農民無力付稅和應付各種徵用引起的——這是朱棣統治晚期的一個嚴重問題。流浪在永樂晚期使國家喪失大量收入。同年二月，朱高熾專門頒布一份詔令，要逃亡者重返故里，答應免除他們所欠的稅，在他們所在地登記后另外還免除兩年同樣的稅和勞役。

此外，朱高熾還派了一個以廣西布政使周干為首的專門小組去調查某幾個府的納稅負擔。它們包括應天（今南京）、蘇州、松江、嘉興和南直隸及浙江的另外四個府。朱高熾生前未看到調查報告，但它成了宣德帝朱瞻基實施的減稅計劃的基礎。朱高熾還非常關心提供直接的救濟；他幾次因他的大臣們對此反應遲緩而大發雷霆。在一次地方的飢荒中，他批駁了戶部官員們的提議，即只借糧給百姓而不是免費分發。另一次，他憤怒地駁回了一些大學士請他先與戶部和工部商議的要求，下令立即對一些受災區分發救濟糧和減免稅收。

儒家思想

在思想上，朱高熾崇尚儒學，褒獎忠孝，他統治期間儒家思想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朱高熾還在京城思善門外建弘文館，常與儒臣終日談論經史。朱高熾非常善於納諫，曾經給楊士奇等人一枚小印，鼓勵他們進諫，因此洪熙朝政治非常清明，朝臣可以各抒己見，皇帝可以擇善而行。朱高熾在後宮之中也不戀女色，除皇后張氏之外，僅譚妃一人。張皇后非常賢惠，與朱高熾相敬相愛；譚妃也是一位賢內助，在朱高熾死後自縊殉節，被謚為昭容恭禧順妃。

科舉制度

朱高熾對科舉制度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當時由於南方人聰明而且刻苦，進士之中多為南方人，但北方人天性純樸，忠貞，也是皇家不可或缺的支柱，但北方人文采出眾的較少，為了保證北方人可以考中進士，朱高熾規定了取中比例“南六十、北四十”，這一制度一直被沿用至清朝。

在朱高熾在位期間，他滿足於讓精幹的軍事將領守衛北方諸前哨以防東蒙古人的入侵，和繼續保持與中亞和南洋各國的納貢關係。但他主要關心的是安南，雖然安南已被合併了幾年，但仍沒有平定。他渴望和平，提出一有可能就承認黎利的政權；但因為這樣做時機不成熟，他就繼續執行其父朱棣誘降黎利的政策。他斷定黃福為人過於謹慎，不能繼續在安南任市政按察使，於是以榮昌伯陳智接替他。但是明軍未得到加強，在洪熙末年，這種情況仍未改變。歷史學家認為召回黃福是中國在安南失敗的主要原因，並委過於皇帝，因為黃福對當地的行政有豐富的經驗，並得到當地人的尊敬。

朱高熾自京師啟程前往北京的途中，一日路過山東鄒縣，見男女持筐沿路拾取草籽。朱高熾停下坐騎，問他們拾草何用。百姓跪下察稱：“歲荒以為食”，朱高熾側然。隨後“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灶釜傾仆不治，嘆曰：民隱上聞，若此乎？”於是就讓隨行宦官賜給以鈔。又召集鄉者，了解他們生活的疾苦。恰遇山東布政使石執中前來迎接。朱高熾責備他說：“為民牧而民窮如此，亦動念乎！”石執中說：“凡被災之處，皆己奏乞停止今年秋稅。”朱高熾說：“民飢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宜速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石執中請示可否人發三斗，朱高熾說：“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倉廩，吾見上當自奏也。”朱高熾到達北京在見到父皇朱棣時，奏報了自己在山東境內所見所聞，朱棣認為朱高熾做得很對，並對朱高熾說：“昔范仲淹子猶舉麥舟濟父之故舊，況百姓吾之赤子乎？

朱高熾平素喜愛文學，谷應泰說他“學識特崇真氏，文章獨許歐公”.他看完真德秀的《大學衍義》一書，認為“此為治之鑒戒，不可無”？於是他下令重刻此書，並賜給諸皇孫及廷臣。他認為歐陽修的文章是“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景”，而尤愛歐陽修的“奏議切直”.為此他亦命將歐陽修的文章刊印賜給群臣，並對他們說：“修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

《明史·本紀第八·仁宗》

《明實錄·仁宗昭皇帝實錄》

《國榷·卷十八·成祖永樂二十二年甲辰八月至仁宗洪熙元年乙巳五月》

《國榷·卷十九·仁宗洪熙元年乙巳六月至宣宗宣德元年丙午》

獻陵是明朝第四位皇帝仁宗昭皇帝朱高熾（洪熙）和皇后張氏的陵寢，就位於天壽山西峰之下，長陵的旁邊，封閉沒有開放。

獻陵的營建是在朱高熾死後開始的。朱高熾臨終曾遺詔：“朕既臨御日淺，恩澤未浹於民，不忍重勞，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大意就是說，我這皇帝也沒幹幾天，也沒有為人民做出多麼大的貢獻，沒有給人民帶來多大的福祉，所以你們也不要勞神傷財了，一切從儉吧。宣宗朱瞻基即位后，遵照朱高熾遺詔營建獻陵。

建成后的獻陵，陵寢制度確實比較儉樸。由於獻陵陵制不追求奢華，所以，前人在述及明陵時有“獻陵最朴，景陵最小”之說，它為此後的明陵建築樹立了楷模。明獻陵還有一個特點，這就是祾恩殿和方城明樓在院落上彼此不相連屬。除寶城、明樓及第二進院落陵牆經修繕保存較好外，其第一進院落的建築已全成遺址。

《明史》贊曰：“當靖難師起，仁宗以世子居守，全城濟師。其後成祖乘輿，歲出北征，東宮監國，朝無廢事。然中遘媒孽，瀕於危疑者屢矣，而終以誠敬獲全。善乎其告人曰“吾知盡子職而已，不知有讒人也”，是可為萬世子臣之法矣。在位一載。用人行政，善不勝書。使天假之年，涵濡休養，德化之盛，豈不與文、景比隆哉。”

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朱高熾暴卒，享年四十八歲，登基未足一年便“無疾驟崩”，其中必有緣由。但《明仁宗實錄》《明史·仁宗本紀》等，都隻字不提其死因。究竟朱高熾因何暴卒已成歷史之謎，多年來人們對此有兩種不同的看法：

一種觀點認為，朱高熾死於嗜欲過度。大臣李時勉在他即位不久就曾上一奏疏，其中有勸他謹嗜欲之語。朱高熾看了奏摺后，怒不可遏，當即令武士對李時勉動刑，李時勉險些喪命。直至垂危之際，他仍難忘此恨，說“時勉廷辱我”。由此可見，朱高熾確實縱慾無度，李時勉奏疏觸及其痛處，否則不會如此耿耿於懷。

朱高熾因縱慾過度而得不治之症，在明人陸釴《病逸漫記》中有記述：“仁宗皇帝駕崩甚速，疑為雷震，又疑宮人慾毒張后，誤中上。予嘗遇雷太監，質之，雲皆不然，蓋陰症也。”“陰症”之說出自朱高熾時一太監之口，應當有一定的可信度。當時治療此等“陰症”恐無特效良藥，這使一些奸佞之徒有機可乘。對此，《明史·羅汝敬傳》中曾有記載，“……先皇帝（仁宗）嗣統未及期月……獻金石之方以致疾也。”由此看來，導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可能是服用治“陰症”的金石之方而中毒身亡。

但也有學者通過對蛛絲馬跡的考察，認為朱高熾是被其長子朱瞻基、即繼他之後登位的宣宗害死的。朱高熾生性溫厚仁慈，嗜欲享樂，為此曾引起朱棣的不滿。朱高熾長子朱瞻基卻與其父相反，他善騎射，諳武事，熱衷權利，工於計謀。朱棣在世時，朱高熾即位，雖立朱瞻基為太子，但已察覺他非安分之輩，故屢有勸誡之語。可是，朱瞻基迫不及待地為自己早日登基籌謀，為此不顧親情。洪熙元年（1425年）3月，朱高熾命朱瞻基南行祭陵（鳳陽的皇陵與南京的孝陵）。朱瞻基於4月14日離京，隨侍朱高熾的宦官海濤，是朱瞻基的親信，他按預先密謀，5月13日加害朱高熾。朱瞻基離京后，卻沒有按既定日程行進，而是直奔南京。但在離開南京前，南京城中就有傳言“仁宗上賓”。要知道，當時北京還未發喪，也無如今現代化的傳播工具，可見朱高熾“上賓”是在一些人預料之中的。當時朱瞻基還說：“……予始至遽還，非眾所測。”顯示他有人們難以想象的重大安排。他匆匆北返，在途中等待奉詔而來的海濤，於6月3日抵達北京。一到北京，就有大臣勸誡：人心洶洶，不可掉以輕心。朱瞻基答曰：“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況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顯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流露出對弒父謀位活動的自信和自得。

對朱高熾突然死亡的原因有種種猜測：雷擊、中毒，甚至過度縱慾。后一種猜測的根據可能是，在他死前幾天，嚴懲翰林李時勉，因為他上奏提出批評，其中一條是他在服朱棣之喪時與其妃子有性關係。但是一名大太監報告說他死於心臟病發作。考慮到皇帝的肥胖和足疾，這種說法更為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