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獻陵

獻陵的營建是在仁宗死後開始的。仁宗臨終曾遺詔：“朕既臨御日淺，恩澤未浹於民，不忍重勞，山陵制度務從儉約。”

宣宗朱瞻基即位后，遵照仁宗遺詔營建獻陵。他召尚書蹇義、夏元吉至皇宮，對他們說，國家以四海之富葬其親，豈惜勞費？然古之聖帝明王皆從儉制。作為孝子也只是想使親人體魄永久保存，並不想厚葬。秦、漢時期厚葬的弊病，足為明戒。何況皇考遺詔從儉建陵，天下共知，今建山陵，認為應遵皇考先志，卿等以為如何?蹇義等回答說：聖見高遠，發於孝誠，這是對千秋後世都有益處的事。於是，宣宗親定陵園規制，並委派成山侯王通、工部尚書黃福總理修陵事宜。從洪熙元年七月興工，到八月玄營落成，埋葬仁宗，僅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地面建築也陸續營建。八月，行在工部奉命營建門樓、享殿、左右廡配殿和神廚。正統七年(1442年)十二月建造明樓，次年三月，陵寢建築全部完工。

參加陵園營建的有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統領的萬名軍士，南京海船廠附近江北府衛旗軍工匠118000人，以及河南、山東、山西、直隸、鳳陽、大名等府州徵調的民夫5萬人。

建成后的獻陵，陵寢制度確實比較儉樸。其神道從長陵神道北五空橋北分出，長約1公里。途中建有單孔石橋一座。路面為中鋪城磚，兩側墁碎石為散水，十分儉樸，並且沒有單獨設置石像生、碑亭(現存碑亭為嘉靖年間增建)等建築。陵宮建築與長陵比較，同樣非常儉樸。其朝向為南偏西200佔地僅4.2萬平方米左右。其陵殿、兩廡配殿、神廚均各為5間，而且都是單檐建築；門樓(祾恩門)則僅為3間；方城、明樓不僅不像長陵那樣高大，而且城下券門改為更簡單的直通前後的形式。照壁則因之不設於券洞內而設於方城之後，墓冢之前。上登明樓的礓石察兩路則改為設於寶城之內的方城左右兩側。由於獻陵陵制不追求奢華，所以，前人在述及明陵時有“獻陵最朴，景陵最小”之說，它為此後的明陵建築樹立了楷模。

明獻陵還有一個特點，這就是祾恩殿和方城明樓在院落上彼此不相連屬。前面以祾恩殿為主，建有一進院落，殿前左右建兩廡配殿和神帛爐。院的正門，是祾恩門，也即陵園的大門，門前出大月台，院後設單座門一道。後面以寶城、明樓為主，前出一進院落。院內建兩柱欞星門、石供案。院門為三座單檐歇山頂的琉璃花門。二院之間，隔一座小土山。那麼，選擇中隔小山這種布局的原因是什麼呢？原來，這與陵園的風水有關。

獻陵寶城前的這座小山，名為玉案山，它從陵園左側延伸而來，是獻陵的龍砂。因其屈曲環抱陵前，所以，又是獻陵的近案。風水中，“龍喜出身長遠，砂喜左右迴旋”，“龍虎環抱，近案當前”，當論內明堂格局。獻陵玉案山以及龍砂、虎砂和來山範圍內的小格局，正是風水術士們所鼓吹的完美的內明堂格局。所以，修建獻陵時只在明堂範圍之內修建了寶城、明樓和一進院落。而將舉行祭祀儀式的梭恩殿修在了玉案山前。經過這樣的經營設計，不僅解決了獻陵明堂地域面積小，建不下寶城和前面兩進院落的問題，維護了“龍砂不可損傷”的風水信條，而且使陵園山重水複、殿台參差，形成了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和諧統一的美。使幾何形體陵園建築在山、水、林木的映襯下，更加錯落有致。這是迷信的封建帝王和風水術士們所不能預想的。

獻陵的陵寢建築在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間曾得到修繕。在該次修繕中。明樓，外形未改，但內部木構梁架改成為條石券頂結構。方城下的甬道被封死，右側增築了一道可由方院上登寶城的礓石察路。兩旁配殿及神廚等附屬建築大多被拆。祾恩門則縮小了間量，且頂部由歇山式改成了硬山式。神功聖德碑亭被拆除了四壁，僅於台基之上，石碑的四周砌以齊胸高的宇牆。以後祾恩殿、祾恩門又相繼在清末民初時毀壞。日軍侵華期間，為修炮樓取磚，第一進院落的圍牆及祾恩門、祾恩殿的山牆又被拆毀。現除寶城、明樓及第二進院落陵牆經修繕保存較好外，其第一進院落的建築已全成遺址。

明仁宗朱高熾，成祖長子，洪武十一年(1378年)七月初一日生於安徽鳳陽；二十八年(1395年)閏九月二十一日，冊立為燕王世子。永樂二年(1404年)四月四日，立為皇太子；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十五日即皇帝位，次年改元洪熙。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十二日，逝於飲安殿，享年48歲。謚“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九月六日葬獻陵。

仁宗皇帝雖然在位時間很短，卻是個較能體恤民情、處事寬和的帝王。

他被冊立為燕王世子不久，朱元璋命他與秦、晉、周三世子，分閱武士。其他三位世子很快檢閱完畢，只有他回來最晚。太祖問他晚歸的原因。他說：早晨冷得很，士兵們還沒有吃完飯，我讓他們吃飽飯才檢閱，所以回來晚了。後來，朱元璋命幾位世子分閱大臣奏章，仁宗向朱元璋稟報的都是與軍民利益相關的大事，奏章中的錯字從不挑剔。朱元璋拿著奏章對他說：“孩子，你疏忽了，這幾處毛病你沒看出來。”他說：“孫兒沒有疏忽，這不過是小毛病，不足以瀆天聽。”朱元璋又問他：“堯、湯時水早嚴重，老百姓靠什麼生活?”他回答說：“靠聖明天子的恤民之政。”太祖聽了高興地說：“孫兒有君人之識矣。”

仁宗當了皇帝以後，能夠任用賢臣，虛心納諫。他曾先後賜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元吉,以及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等人刻有“繩愆糾繆“(意思是糾正過錯)的印章，讓他們同心協力，贊襄政務，凡朝廷處事失當，可寫好奏章，密封后加蓋此章，轉達皇上。有一個大理寺卿，名叫戈謙，上疏仁宗時，言詞激烈，仁宗頗有些惱火。許多官員也說他誣罔聖上。仁宗雖然沒有降罪於他，每當他言事時，都對他怒目而視。於是，楊士奇對仁宗說：“戈謙是根據您的號召陳言的，如果這樣對待他，今後誰還敢說話？仁宗覺得有理，馬上改變了對戈謙的態度。不久，因為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大臣們很少言事，仁宗越發後悔對戈謙的態度不好，又下詔自責過錯。後來，有個太監在四川採辦木料擾害百姓，仁宗特命戈謙為副都御史前往查辦。

仁宗對百姓的疾苦也比較關心。通政使曾向仁宗提議，將四方雨澤奏章送給事中收貯。仁宗不同意，說：祖宗令天下奏雨澤，是想得知水旱情況，以便對受災地區進行救濟，奏章積壓在通政司已經不對了，怎能再收貯到給事中那裡呢？他還規定，受災地區的官員如不為受災百姓申請賑濟，就要治罪。有一次，他聽說山東及徐一帶遇災，老百姓沒有吃的，地方官卻照常催征夏稅，就召大學士楊士奇草詔，免去當年夏稅及秋糧的一半。楊士奇提出先讓戶、工兩部知道。仁宗說：“救民之窮，就像救人於水火之中一樣，不能遲疑。如再讓戶、工兩部商議，他們顧慮國用不足，一定會議論不決。說著，趕快讓太監拿來文房四寶，讓楊士奇就地草詔，蓋上璽印，付諸實行。

由於仁宗在位期間推行了較為開明的政策，史書評論他：“在位一載，用人行政，善不勝書。”又說，如果他能多年在位，政績可與漢代的文、景二帝相比。

誠孝昭皇后張氏，仁宗元配，永城人，指揮使贈彭城侯張麒之女。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封燕王世子妃，永樂二年(1404年)封皇太子妃。仁宗即位，冊立為皇后。宣宗即位，尊為皇太后。英宗即位，尊為太皇太后。正統七年(1442年)十月十八日去世，謚“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啟聖昭皇后。”葬獻陵。

張皇后，在明代諸侯中頗為精明能幹。文獻記載，她平時對中外政事、群臣才能及品行都格外留意。仁宗死後，每遇軍國大事，宣宗都稟明母后再決定。張氏也常詢問宣宗處理朝政的情況，並經常提示宣宗，注意體恤百姓疾苦。

宣宗死後，9歲的英宗朱祁鎮繼承皇帝之位。有的大臣認為皇帝年幼，請太皇太后垂簾聽政，她卻說：“以我寡婦，壞祖宗家法，不可。”遂委政於仁、宣時楊士奇、楊榮、楊溥三位老臣，而自己從中主之。當時掌司禮的太監王振，是個善於玩弄權術，專門引導皇帝走邪道的傢伙。由於該監掌管皇城內一應禮儀，替皇帝管理章奏文牘，有時還代皇上批答大臣的奏章。皇帝的口述聖旨，也由該監用硃筆記錄，然後交內閣撰擬詔諭正式頒發。為了防止這些人欺矇皇上，胡作非為，張皇后特別申令，無論什麼事，都要先由內閣大臣議定，才能施行。她常派中官去司禮監檢驗，如果沒有照她說的去做，就把王振叫來責問。

正統二年(1437年)的一天。張氏御便殿，召英國公張輔及三楊、胡濙等五位大臣入內，女官各佩刀劍侍立左右。英宗站在東側，五位大臣站在西側。張氏對英宗說：這五位大臣都是先朝留下的忠正大臣，今後遇事一定要與他們商量才能去辦。過了一會兒，又派人把太監王振叫來，王振跪在地上，太后突然臉色一變，厲聲喝道：你侍候皇上不循規矩，應當賜死！女官們應聲而起，將刀放在王振的脖子上，嚇得王振深身亂抖。這時，英宗和五大臣都跪下為王振講情，太后才饒了他。接著警告他說：你們這種人，自古多誤人國，皇帝年幼，哪裡知道！現因為皇帝和大臣為你講情，且饒過你這一次，今後再犯，一定治罪不饒。

由於張氏在朝廷政務的處理上，倚重忠實正派的大臣，協調君臣之間關係，限制內宮對朝廷政事的干預，正統初年，王振雖有寵於英宗皇帝，卻沒有達到專權擅政的程度。再加上仁、宣舊臣的協力輔政，朝廷政局大體穩定。

恭肅貴妃郭氏(14世紀?－1425年)，中國古代明朝皇族女性，明仁宗的寵妃，明朝開國功臣之一郭英的孫女。

郭氏是明仁宗在太子府的妾，生有三子。1409年生第八子朱瞻塏、1411年生第九子朱瞻、1417年生第十子朱瞻埏。明仁宗在1424年即位，封她為貴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