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

早年及入宮

王振是明初蔚州（今河北蔚縣）的一個落第秀才，略通經書，在私塾教書，後來又做了教官。他沒有什麼背景，十年寒窗也沒考上功名，心灰意冷。不過也正是因為他來自底層，所以能看到許多人沒有看到的事。永樂末年，王振入宮當了太監，史書上沒說明是什麼原因；史稱王振“狡黠”、善於伺察人意，王振入宮后宣宗皇帝也很喜歡他，便任他為東宮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後來的英宗皇帝。當時宮中也有很多宦官，論奸佞、論狡黠他也未必便是超群的但是能保全自己，如宣宗寵愛太監金英等人，王振並沒能奪去金英在宣宗心目中的地位。而他一遇到英宗，便如魚得到水一樣，誰也離不開誰了。

侍奉皇子

史稱王振“狡黠”、善於伺察人意，入宮后頗得明宣宗喜愛，被任命為東宮局郎，服侍皇太子朱祁鎮，也就是後來的明英宗。

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病死，英宗即位，次年改元正統。這時，英宗年僅九歲，不能親自處理國家大事，英宗的祖母、太皇太后張氏（誠孝張皇后）聽政。

張太后雖然秉政，卻不親自處理國家政務，而是把政務交給內閣大臣“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處理。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愛的人，王振便越過原司禮太監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權力最大的司禮監掌印太監。這倒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一朝天子一朝臣，宦官也不例外。王振教書

司禮監是明代宮廷里二十四個宦官衙門中最重要的一個，它總管宮中宦官事務，提督東廠等特務機構，替皇帝掌管內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傳皇帝諭旨等，由於此職事關機要，歷來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擔任。後來，隨著“票擬”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後的裁決意見，要由司禮監秉筆太監用紅筆批寫在奏章上，稱為“批紅”。奏章經過“批紅”以後，再交內閣撰擬詔諭頒發。宦官掌握了“批紅”大權，實際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這些宦官成天在皇帝旁邊，善於察言觀色以迎合皇帝，又常常利用皇帝深居簡出、和外廷官接觸少的弱點，欺上瞞下，假傳諭旨或歪曲篡改諭旨，以售其奸。英宗把這樣一個重要官職交給王振，為他日後擅權開闢了道路。他想控制朝政的願望難以實現，心中著實不快。但也毫無辦法，只好在干預朝政的道路上停一下腳步，採取以屈求伸的辦法，等待時機，以求一逞。王振知道，要達到自己的目的，緊緊抓住英宗和培植黨羽十分重要。為此，他改變策略，先不去干那些直接干預朝政的事，而去進一步討好英宗，並在暗地裡廣交朋友，大量培植私黨，為以後專權培養基礎。很快就取得了一些大臣的讚譽，也進一步得到了英宗的寵信。

正統六年（1441年）十月，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重建竣工，英宗在皇宮大擺筵宴，進行慶賀。按照明朝宮中制度規定，宦官無論如何也沒有資格參加宮宴。可這時的王振已深得英宗寵信，英宗在宴會上見不到王振，就像少了點什麼似的，急忙派人前去看望。王振見了來人，自比周公，大發牢騷說：“周公輔助成王，為什麼惟獨我不可以到宴會上去坐一坐呢？”使者將王振的話報告了英宗，英宗不但不怪罪，反倒覺得王振受了委屈，下令打開東華門的中間大門，讓王振進入宮中參加宴會。王振剛剛來到門外，宮中百官即向他朝拜，表示歡迎。這件事充分說明，王振雖然受到張太后和三楊的限制，但他勢力仍然逐步強大起來。

大權獨攬

正統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張氏病逝，失去了對王振最有控制能力的人。而此時三楊中的楊榮在正統五年（1440年）病死，楊士奇因為兒子殺人而引咎辭職，只有楊溥在朝，而楊溥也老了，心計又沒有楊榮多，而楊榮引入內閣的大學士馬愉、曹鼐資歷太淺，威望不夠，王振擅權的一切條件都成熟了。

王振見阻攔自己掌權的所有障礙都已經被自然規律掃除了，當然輕而易舉的就盡攬明朝的政權。他掌權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明太祖掛在宮門上那塊禁止宦官干預政事的鐵牌摘下來。隨後又在京城內大興土木，為自己修建府邸。他還修建智化寺，為自己求福。

王振曾經勸英宗以重典治御臣下，他自己更是如此。誰若順從或巴結他，就會立即得到提拔和晉陞；誰若違背了他，立即受到處罰和貶黜。一些官僚見到王振權勢日重，紛紛前來巴結賄賂，以求高升。工部郎中王佑最會阿諛逢迎。一天，王振問王佑說：“王侍郎你為什麼沒有鬍子？”王佑無恥地回答說：“老爺你沒有鬍子，兒子我怎麼敢有。”一句話說得王振心裡甜滋滋的，立即提拔他為工部侍郎。徐睎和王文亦因善於諂媚，被王振提拔為兵部尚書和都御使。王振還把他的兩個侄子王山和王林提拔為錦衣衛指揮同知和指揮僉事，又把死心塌地依附於自己的心腹馬順、郭敬、陳官、唐童等，安插在各個重要部門。福建有位參政宋彰將貪污的數以萬計的官銀送給王振，立即被提拔為布政使。這樣，從中央到地方迅速形成了一個以王振為核心的朋黨集團。

對於那些稍有不服、甚至要和自己分庭抗禮的朝臣，王振的霹靂手段便立即使用上，決不留情。正統八年（1443年）的一天，炸雷擊壞奉天殿一角，英宗因遭此天災，特下求言詔，要求群臣極言得失。翰林侍講劉球上疏提出“皇帝應親自處理政務，不可使權力下移”等項建議。王振看到劉球的建議有侵己之處，大怒，立即下令逮捕劉球入獄。這時，正值編修官董磷因自己要求任太常卿一事而被王振關進獄中之時，王振便想通過董鱗之事置劉球於死地。立即指使其黨徒馬順用毒刑拷打、逼迫董磷承認他自己所請太常卿之事是受劉球所指使。劉球被逼不過，只好屈服。王振便以此下令處死劉球，並把劉球的屍體支解。朝野大臣聽說此事，皆不敢上疏言事了。還有駙馬都尉石碌，一天在家裡責罵傭人、太監員寶。王振又有了兔死狐悲的感覺，把石碌投入錦衣衛大牢。英宗對王振的所作所為全部贊同，他還總是稱王振為先生不稱他的名字，以示尊重。朝臣見皇帝猶如此，只有等而下之，連王侯公主都稱王振為翁父，大臣們只能望風便拜，更有無恥者紛紛認王振作乾爹。

不過也有寧死不屈服權勢的。一次，御史李鐸碰到王振沒有跪拜，就被逮捕，關進監獄，后被貶官流放到遼東鐵嶺衛服役。還有，大理寺少卿薛瑄是王振的同鄉，但他痛恨王振擅權專恣，不和他來往。一次，王振會議東閣，眾公卿見王振來到，都俯首揖拜，唯獨薛一人不拜。這下可惹惱了王振，遂懷恨在心。後來，北京有位指揮病死，王振的侄子王山欲將其妾岳氏據為已有，但這個指揮的妻子不同意，王山就與岳氏密謀，誣告該妻毒死了自己的丈夫，並逮捕該妻交給都察院審訊。薛瑄在審理這一案件時，發現所告與事實不符，即主持公道，為該妻辨冤，又一次觸犯了王振。王振聽后大怒，立即指使他的黨羽控告薛瑄受了被告賄賂，並將其定為死罪。臨刑時，薛瑄的幾個兒子爭著代父受刑，王振的僕人和侍郎王偉也出來為薛瑄申辯。王振一看眾怒難犯，只好免去薛瑄的死罪，但仍罷官削職，放回鄉里。

王振不僅喜歡權，更喜歡錢，而且性格乖張喜怒無常。一些人為了陞官發財，每次朝會都向王振送禮。更有一些無恥之徒，為了討好王振，極力幫助王振收禮，併當眾公布禮物數目。比如，王佑就曾在眾人面前說，某人以某物送給王振，某人沒有送禮等。結果送禮者得到提拔，沒有送禮者受到處罰。於是，人們紛紛向王振送禮，多至千金，少亦百金左右。時間一久，向王振送禮成了宮中一項不成文的規定，如果有人不送禮，也要受到懲罰。比如，國子監祭酒李時勉，曾建議改建國子監以發展教育事業。但他比較正直，不向王振獻媚，不賄賂不送禮，只是依制接待，引起王振不滿。後來，王振便以李時勉砍掉國子監前古樹的一些樹枝為借口，罰李時勉身帶重枷在國子監門前示眾，李時勉身頂烈日，堅持3天，他的學生一千多人伏闕上書，請求釋放李時勉。有個學生石大用上書皇帝，願意自己代替老師受刑。王振看到奏章后，也感到很慚愧。正好國子監助教李繼通過太后的父親孫忠向太后求情，孫太后便告訴了英宗，英宗根本不知道這件事，王振見壓力太大，便放了李時勉。還有後來的名臣于謙，在正統十一年（1446年）準備進京見皇帝，朋友們都勸他給王振帶上一點兒禮物，他堅決不同意，來到京城，結果被王振暗地指使其黨羽李錫給他加上對皇帝不滿的罪名而關進監獄，並判處死刑。後來在山西、河南兩省官民進京伏闕請願的壓力下，王振才免了于謙的死罪。王振依仗英宗的寵信，大煽淫威，虐焰之熾烈已達頂點。

王振就是這樣，利用手中權力，一面結黨營私，大力提拔那些溜須拍馬、諂媚逢迎之徒；一面大打出手，殘酷地鎮壓那些反對自己專權和對自己不恭不敬之人。王振則遍受賄賂，又大肆貪污，家中財富越來越多。後來王振敗績，籍沒其家產時，僅金銀就有六十餘庫，玉盤一百多個，珊瑚樹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其它珍玩則不計其數，足見其貪污受賄的程度，王振控制朝政以後，不僅對內黨同伐異，大耍淫威，對外也投機取巧，破壞邊防，終於招致了瓦剌貴族的進犯。

身死土木

正統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領也先遣使2000餘人貢馬，向明朝政府邀賞，由於宦官王振不肯多給賞賜，並減去馬價的五分之四，沒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就製造釁端。遂於同年七月，統率各部，分四路大舉向內地騷擾。東路，由脫脫不花與兀良哈部攻遼東；西路，派別將進攻甘州（甘肅張掖）；中路為進攻的重點，又分為兩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統率，直攻宣府圍赤城，另一支由也先親率進攻大同。也先進攻大同的一路。”

瓦剌是蒙古中的一部。元朝滅亡以後，一部分蒙古族退回蒙古草原和東北等地。后經朱元璋派兵數次打擊，內部發生混亂，逐步分裂為韃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分。在明朝初期，三部分別臣服於明朝，每年都要向明朝獻馬朝貢。

永樂以後，在蒙古三部之中，瓦剌部日益強大，宣德時，瓦剌逐步控制了韃靼，正統初年，又征服了兀良哈，統一了蒙古三部。瓦剌統一蒙古以後，對明朝不斷騷擾，成為明朝北方的嚴重邊患。

王振擅權，不但不布置加強北方邊防，反而接受瓦剌賄賂，與瓦剌貴族進行走私交易。為了獲利，王振讓他的死黨、鎮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每年私造大量箭支，送給瓦剌，瓦剌則以良馬還贈王振作為報答。為了討好瓦剌，王振還對其貢使加禮款待，賞賜增厚。瓦剌自從與明朝建立“通貢”關係以來，每年都派出貢使攜帶著良馬等貨物到明朝朝貢，明朝政府則根據其朝貢物品的多少，相應地給予回賜。一般情況下，回賜物品的價值要稍稍超過朝貢物品的價值，同時，也要給對方貢使一定賞賜。因此，瓦剌為了獲取中原財富，非常願意到明朝來朝貢。按照原來規定，瓦剌每年到明朝的貢使不得超過50人。後來，瓦剌貪圖明朝回賜的慾望越來越大，貢使人數日益增加。到正統初年，瓦剌貢使的人數經常增加到2000餘人。王振對瓦刺增加貢使，絲毫不加以限制按數給予賞賜，至使瓦剌的胃口越來越大。

瓦剌首領也先竟然派出2500多人的貢使集團，為了多領賞物，又虛報為3000人。瓦剌貢使冒領賞物，原是習以為常的事情，因王振與瓦刺有勾結，接受也先的賄賂，所以，瓦刺貢使冒領賞物，他都裝作不知道。這次，王振卻一反常態，叫禮部按實際人數發給賞賜，又輕率地將瓦剌貢馬削價五分之四，僅付給瓦剌索求諸物的五分之一。瓦剌貢使沒有得到滿足，憤怒而歸，並添油加醋地向也先作了彙報。也先於是以明朝減少賞賜為借口，兵分4路，大舉攻明，並親率一支大軍進攻大同。

瓦剌軍來勢兇猛，迅速向南推進。明朝守衛西北的將士，幾次交戰失利，急忙向京師請兵救援。根本不懂軍事的王振，對瓦剌的軍事進攻沒有足夠的認識，以為讓英宗親征，就能把瓦刺兵嚇跑。所以，他為了僥倖取勝，冒濫邊功，便在明朝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慫恿英宗親征，讓英宗效仿宋真宗親征的榜樣，以便青史留下美名。英宗平日里對王振言聽計從，同時也幻想著像其曾祖父成祖那樣數入漠北建立赫赫軍功，所以這次聽了王振的話，也認為親征是他大顯身手的好機會，便不與大臣們商議，做出親征的決定，並宣布兩天後立即出發。

英宗下詔旨后，兵部尚書鄺埜和侍郎于謙，力言明軍準備不夠，皇帝不宜輕率親征。吏部尚書王直亦率群臣上疏說：“如今秋暑未退，天氣炎熱，旱氣未回，青草不豐，水泉猶塞，士馬之用不甚充足。況且車駕既行，四方若有急奏，哪能儘快抵達。其他不測之禍，難保必無。萬望皇帝取消親征之令，另行選將前往征討。”可英宗聽信了王振的話，對眾大臣的諫阻，一句也聽不進去，非要親征不可。

王振和英宗在兩天之內湊合了20萬大軍，號稱50萬，胡亂配些糧草和武器，就匆匆出發了。當時，與英宗和王振同行的還有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及內閣大學士曹鼐、張益等100多名文武官員，但英宗不讓他們參預軍政事務，把一切軍政大權都交給王振一人專斷。此次出征，準備倉促，組織不當，大軍出發不久，軍內自相驚亂，未到大同，軍中已經乏糧。不斷有人死亡，殭屍鋪滿了道路。再加上連日風雨，人情洶洶，還未到達前線，軍心已經不穩。一些隨駕官員，見到此種情景，再次請求英宗回軍。王振一聽，大為惱怒，為了殺一儆百，特罰諫阻最力的兵部尚書鄺埜和戶部尚書王佐跪於草地之中，直到天黑才准起來。後來，王振的同黨彭德清以天象諫阻，王振也不聽，仍然逼著大家繼續前進。

也先聽說英宗御駕親征，佯裝退卻，引誘明軍進入大同及其以北地區。8月1日，王振和英宗順利進入大同，他們看到瓦剌軍隊北撤，以為瓦剌害怕英宗親征，堅持繼續北進。鄺埜等人深感途中未見瓦刺一兵一卒，未損一矢，並不是什麼好兆頭，恐怕瓦刺兵有詭計。因此，他再次上章請求回軍，提醒王振不要中瓦刺埋伏。王振仍然不聽。第二天，王振的同黨、鎮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把前幾天前線慘敗的情況密告王振，並說，如果繼續北進，“正中瓦剌之計”。王振聽了郭敬的話，才害怕起來，急忙傳令，第二天撤出大同。

最初，王振想從紫荊關（今河北易縣西北）退兵，以便途經他的家鄉蔚州，讓英宗駕幸他的府第，向家鄉父老顯示自己的威風。於是。王振下令取道紫荊關回京。王振未與瓦剌接戰，即倉惶退兵，軍紀更加混亂。走了40里以後，王振忽然想起，大隊人馬經過蔚州，一定會損壞他家鄉的田園莊稼，於是，又改變主意，火速傳令改道東行，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進。這時，瓦剌已知明軍不戰而逃，急忙整軍來追，形勢十分緊張。大同參將郭登和大學士曹鼐等向王振建議說：“自此趨紫荊關，只有40里，大人應該從紫荊關回京，不應再取道宣府，以免被瓦剌大軍追及”。王振不聽，一意孤行，堅持折向宣府。

明軍迂迴奔走，8月10日才退到宣府。這時，瓦剌大軍已經追襲而來。英宗急忙派恭順伯吳克忠、都督吳克勤率兵斷後，以掩護英宗撤退。結果，他們都戰死沙場。英宗又派成國公朱勇等率騎三萬前去阻擊，朱勇等冒險進軍至鷂兒嶺，陷入瓦剌重圍，雖然英勇奮戰，但寡不敵眾，3萬軍隊全部覆沒。

王振在朱勇率軍阻擊瓦刺之時，加緊撤退。13日，退到土木堡（今河北懷來東南）。這裡離懷來城僅20里，隨行的文武官員都主張進入懷來城宿營。可王振以為1000餘輛輜重軍車沒能到達，害怕自己搜刮來的東西受損失，便不顧英宗和數十萬軍隊的安全，傳令在土木堡宿營。鄺埜一再上章要求英宗先行馳入居庸關，以保證安全，同時組織精銳部隊斷後拒敵。王振皆置之不理。沒有辦法，鄺埜單身闖入英宗行殿，請求英宗速行。王振見狀，怒不可遏，罵道：“你這個腐儒，怎麼會知道用兵之事，再胡說八道，必死無疑！”即刻命令武士強行把鄺埜拖了出去。

第二天，英宗想繼續行進，但為時已晚，瓦剌軍隊已經包圍了土木堡。土木堡地勢較高，旁無泉水，南面15里處有條河流，也被瓦剌軍隊佔領。明朝數十萬軍隊被圍兩天，取不到水喝，渴得嗓子直冒煙。沒有辦法，王振只好讓士兵就地挖井，可挖了二丈多深，也不見一個水滴。士兵們急得象熱鍋上的螞蟻，怨聲載道，罵不絕口，軍心進一步渙散了。

包圍土木堡的瓦刺軍知道明軍找不到水喝，饑渴難忍，便準備把他們引出堡壘，一舉殲滅。15日，也先派遣使者到明軍處假裝與王振談和，以麻痹明軍。王振見也先派人來談判，喜出望外，便不辨真假，滿口答應，並通過英宗讓曹鼐起草詔書，派兩人去也先軍營談判具體議和事宜。

也先為了迷惑明軍，假裝撤退，故意將土木堡南面河水讓出，暗地裡則作好埋伏，只等明軍爭水大亂之機，出兵全殲。王振看到瓦刺軍向後撤退，以為瓦刺軍真的要議和，遂不加分析，輕易地下令移營就水。饑渴難忍的軍士得令后，一哄而起，紛紛奔向河邊，正在明軍爭相亂跑之機，瓦刺伏兵四起，明軍潰敗。英宗突圍無望，索性跳下馬來，面向南方，盤膝而坐，等待就縛。不一會兒，瓦刺兵衝上來，一個士兵上前要剝取英宗的衣甲，一看他的衣甲與眾不同，心知不是一般人物，便推擁著他去見也先之弟賽刊王。賽刊王在盤問英宗時，英宗反問道：“你是誰？是也先，還是伯顏帖木兒，或者是賽刊王。”賽刊王感到英宗說話的口氣很大，立即報告也先，也先派遣留在瓦刺軍中的明朝使者去辨認，才知道他就是英宗。

土木堡之變，英宗被俘，20萬軍隊被擊潰，王振終惡有惡報死於亂軍之中，從征的數十位文武大臣幾乎全部戰死沙場。消息傳到北京，百官在殿廷上號啕大哭。後來，皇太后命令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鈺監國。都御使陳鎰面奏郕王，曆數王振之罪，他們滿懷悲憤地說：“王振罪不容誅，死有餘辜。殿下如不即正典刑滅其家族，臣等今日皆死在這裡。”說罷，跪地不起。這時，王振的死黨馬順還為王振遮護，喝逐群臣。給事中王竑見馬順還在裝腔作勢，怒不可遏，上前一把抓住馬順，拳打腳踢，當場結果了他的性命。憤怒的人們又當場打死了王振的另外兩個死黨、宦官毛貴和王長隨。接著，朱祁鈺下令殺死王振的侄子王山並族誅王振之黨，把馬順的屍首拖到街頭示眾，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處斬，並籍沒王振家產。

英宗復辟后，思念王振不已，下詔為其正名，並以香木為王振雕像，祭葬招魂。天順元年（1457年），英宗在京城智化寺北院為王振建立旌忠祠，以祭祀亡靈。智化寺在萬曆五年（1577年）整修過一次，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還增修了一座極樂殿。智化寺今仍存在於原址，其中保存下來的一些神像的服裝樣式具有明朝的風格。

關於佛像

據馮夢龍《智囊全集》記載：北京城的功德寺，後宮供奉著一座極其巍峨華麗的佛像。和尚說，明英宗正統年間，張太后常游幸功德寺。有次曾在寺中住了三夜才回宮。當時英宗年紀還小，隨太后游寺，並把游寺之事告訴王振。王振認為後妃常游幸佛寺不合朝廷禮制，於是暗中命人打造佛像，佛像完成後，王振請英宗呈給太后，說：“母后大德，兒臣無以為報，特命人打造一尊佛像，請母后恩准將佛像安置於功德寺後宮，以酬謝母后厚德。”太后聽了非常高興，立即答應，並且命中書舍人抄寫經書放在東西兩側廂房。從此太后因廂房供有佛經，不適合住宿，所以不再留宿宮外。 

昏君立碑千載留罵名

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景泰帝朱祁鈺卧病在床，大將石亨、大臣徐有貞和宦官曹吉祥等乘機發動政變，攻入南宮，擁朱祁鎮直入奉天殿，命鳴鐘擂鼓，召見百官，宣布複位。史稱為“奪門之變”。朱祁鎮復辟后不是以“土木之變”的慘敗為戒，勵精圖治，而是繼續任用宦官，殺害胞弟，戮殺功臣，為“土木之變”的罪魁王振平反，變得更加昏庸，更加倒行逆施。

其一，在降旨削去其弟朱祁鈺的帝號后，又派宦官蔣安將其勒死。其二，以“意欲迎立外藩”的謀逆罪名殺害了功臣于謙和在保衛北京戰役中卓有戰功的副總兵范廣。更令人髮指的是，在殺害於謙時，競讓人先斷其手足。其三，下詔為王振正名，並以香木為王振雕像，祭葬招魂。

天順元年(公元1457年)，英宗開祖宗之先例，在京城智化寺北院為王振建立旌忠祠，以祭祀亡靈。

天順八年(1464年)朱祁鎮去世，其子朱見深即位，是為明憲宗。憲宗即位后，立即恢復了景泰帝朱祁鈺的尊號，為于謙等冤死的大臣昭雪。同時，以英宗過失為鑒，昭示王振的罪惡，又命懷來守官重修土木之祠時，立碑紀其事，將英宗遠賢臣，用奸佞，導致喪師辱國的慘痛教訓，形諸文字以警後世。令於土木之祠內塑立於謙之像，立碑撰文，褒揚其功。祠成之日，憲宗還親自撰寫碑文，題寫祠匾。

清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七月，山東道監察御史沈廷芳因公進京，途經祿米倉時，發現智化寺古迹完好，便進寺觀光。當進入後院旌忠祠內，見王振雕像仍在，而且祠外還保存著英宗褒其忠義、李賢贊其賢良的祭碑時，不禁怒氣難平。回山東后，他給乾隆奏書，曆數王振罪惡，請求拆毀王振像，推倒祭文石碑。乾隆準旨，派人砸塑像，斷石碑。不過，明英宗所立的那座祭碑只是被刮掉了文字，並未損毀。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九·王振用事》 

《明史·卷三徠百四·列傳第一百九十二》

孫太后：汝侍皇帝，多不法罪，當死！ 

樊忠：吾為天下誅此賊！ 

高岱：中官王振者，巧黠多智，得侍上，然太后嚴明，振不敢肆……上雖寵任振，終太后之世，無失政焉。太后崩，振始專橫，三楊亦老謝事，張輔不敢自持，振遂頤指氣使諸公卿，諸公卿望塵下拜，恐后也，國事皆自振出。 

馮夢龍：振，君子之智，亦有一短。小人之智，亦有一長。小人每拾君子之短，所以為小人，君子不棄小人之長，所以為君子。

谷應泰：宣皇晏駕，新主幼沖。王振以青宮舊侍，儼然自負顧命……振陽持平允之名，陰得中宮之喜。然後知三楊之瑕，振固已窺之早矣……英宗初立，年僅九齡。至張后崩時，年已十六。質果英銘，亦當知上官之詐矣。何至呼為“先生”，使振周公自待。大晏不預，懼振慚憤，乃開東華中門，令振出入以悅之。此何異哀寵董賢，願讓天下；僖呼阿父，遂作門生者與！夫宵人構禍，自古多有。然或驪龍乘睡，盜竊寵靈……小人敗露，固有時也。亦或受制家奴，危同履虎……未有奸形屢敗，酷政亟聞，外戚入暴其非，親藩共聞其狀。振又勢若孤雛，根非盤據，而白金綺幣，頒賜寵褒，擅殺（闕）威，概置不問。土木之變，六軍敗績，九廟震驚，青城覆轍，躬自蹈焉。馬嵬播越，應思林甫之奸；回紇稱戈，當悟元載之罪。而乃復辟以來，常懷聖慮，九原可作，發嘆拊髀，三徑猶存，空悲盧宅，招魂榆塞，雕木浮屠，為振復讎，貽譏後世，何其謬哉。考直、瑾、忠賢，皆蒙主眷，而沒后追思，惟振一人……向令英宗不陷賊，凶璫不授首，天假之年而滋其毒，明社之屋，寧竢今矣。……自王振擅權，災異迭見，振略不警畏，狠恣愈甚 

張廷玉：獨以王振擅權開釁，（英宗）遂至乘輿播遷。乃復辟而後，猶追念不巳，抑何其感溺之深也。 ……用是多通文墨，曉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數傳之後，勢成積重，始於王振，卒於魏忠賢。考其禍敗，其去漢、唐何遠哉。 ……振狡黠得帝歡……。 

毛奇齡：王振者，在宣宗時，曾以技巧逆上意。後用英宗伴讀，恩秉司禮監，惡未著也。 

蔡東藩：然王振擅權，威逾人主，公侯以下，俱受制於逆閹之手，幾曾見刑餘腐豎，能殺敵致果者耶……惟王振之決意勸駕，實肇自麓川之捷，彼以為麓川可勝，則瓦剌亦何不可勝，設能一戰克敵，則功莫與匹，捽天子且如反掌，遑問張輔、朱勇諸人耶？然天道惡盈，佳兵不祥，古有明徵，矧屬閹豎？樊忠一錘，大快人心，惜乎其為時已晚也。 

崔瑞德、牟復禮：他（王振）還是幼帝的啟蒙老師，對幼帝具有很強的個人支配力量……所以不難看出，以傳統方式兼把政治權力和行政權力控制在手的王振，是多麼容易地左右一切了……他們都不能對付這名不久將成為一個有力的獨裁者的司禮太監操縱權力的巧妙的手段……據說他聰明機敏，具有相當強的個人魅力。他們也一定把他看成一個政治操縱者而害怕他。經過了一段時期，肯定是在15世紀40年代中期，他顯然開始發展了某種妄自尊大（在當時的情況下是難以避免的），自認為是周公第二，獨斷地決定國家的重大問題，壓制批判，甚至濫殺他的對手。 

當年明月：一個人犯一次錯誤不難，難的是從頭到尾都犯錯誤，類似王振如此愚蠢而不自知的人，實在是天下少有。對於這位司禮監先生，我已經無話可說，拋開他的惡行，單單他的愚蠢和無知，就足以讓他遺臭萬年，為萬人唾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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