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變

蒙古貴族逃出大都（今北京）后，蒙古分裂，東西蒙古互爭雄長，征戰不休，明朝趁機統一了蒙古。永樂初年，明成祖朱棣分別遣使與韃靼、瓦剌“諭之通好”。瓦剌首領馬哈木為藉助中央力量對付韃靼，歸順大明，明成祖亦分別封之為王。經長期征戰，韃靼勢力不斷削弱，瓦剌逐漸強大。

永樂十六年（1418年），馬哈木之子脫歡襲父爵為順寧王。幾年之間，脫歡攻破韃靼，兼并其眾，又統一內部，其勢日張，雄視漠北。脫歡立成吉思汗後裔脫脫不花為可汗，受明朝封為太師，掌瓦剌部實權。明英宗正統四年（1439年）脫歡死，其子也先繼位后，不僅漠南諸部全被征服，且東脅朝鮮，西略哈密，草原大半，盡為其所制。也先每年冬遣人貢馬於明。初，所遣使者不過五十人，后貪朝廷厚賞，歲增至二千餘人，並屢屢索要貴重難得之物。稍不遂，即製造事端，明廷所賜財物，不得不歲有所增。

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二月，明朝太師也先遣使2000餘人貢馬，詐稱3000人，向明朝中央邀賞，由於宦官王振不肯多給賞賜，按實際人數給賞，並減去馬價五分之四，沒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就製造釁端。遂於這年七月，統率各部，分四路大舉向內地騷擾。東路，由脫脫不花與兀良哈部攻遼東；西路，派別將進攻甘州（甘肅張掖）；中路為進攻的重點，又分為兩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統率，直攻宣府圍赤城，另一支由也先親率進攻大同。也先進攻大同的一路，“兵鋒甚銳，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大同參將吳浩戰死於貓兒庄。明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禦敵。

當時明英宗寵信宦官王振。張太后病逝，元老三楊或死或貶，王振更加擅作威福，無所忌憚，竟盜走明太祖朱元璋所立禁內臣干預朝政所立之鐵碑。從此，大權獨攬，廣植私黨，使其侄王山為錦衣衛指揮，王林為錦衣衛僉事，其黨羽個個陞官進祿，飛黃騰達。他又排斥異己，陷害忠良。

大同前線的敗報不斷傳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鎮在王振的煽惑與挾持下，準備親征。兵部尚書鄺埜和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吏部尚書王直率群臣上疏勸諫，但明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執意親征。

1449年7月16日，英宗命其弟郕王朱祁鈺據守北京，然後和王振率官員100多人，帶領50萬大軍從北京出發。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內閣學士曹鼐、張益等護駕從征。

由於組織不當，一切軍政事務皆由王振專斷，成國公朱勇為大將軍，但在王振面前皆膝行而前；戶部尚書王佐請帝回軍，王振就命其跪在草叢裡，直到天黑才能起來。隨征的文武大臣卻不使參預軍政事務，軍內自相驚亂。1449年7月19日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1449年8月1日，明軍進到大同。未交鋒，鎮守太監郭敬報告也先為誘明軍深入，主動北撤，王振看到瓦剌軍北撤，仍堅持北進，后聞前方慘敗，則驚慌撤退。本欲使英宗於退兵時經過其家鄉蔚州“駕幸其第”，顯示威風；又怕大軍損壞他的田園莊稼，故行軍路線屢變，導致士兵疲憊不堪。至宣府，瓦剌大隊追兵追襲而來，明軍3萬騎兵被“殺掠殆盡”。1449年8月13日，狼狽逃到土木堡，瓦剌軍已緊逼明軍。

兵部尚書鄺埜一再要求馳入居庸關，以保證安全，但王振不準。土木堡地勢高，無泉缺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處有河，被瓦剌軍佔據，將士饑渴難耐，挖井二丈仍無水。隔日瓦剌軍隊包圍土木堡。也先遣使詐和，並主動撤離，以麻痹明軍。明英宗不疑有詐，遣曹鼐起草詔書。王振下令移營就水，當明軍大軍移動時，饑渴難忍的軍士一哄而起，奔向河邊，人馬失序，瓦剌軍趁機發動攻勢。

明軍只得倉促應戰，瓦刺伏兵四起，明軍潰敗。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鼐、張益，侍郎丁鉉、王永和，副都御史鄧棨等，皆戰死。明英宗突圍無望，索性跳下馬來，面向南方，盤膝而坐，等待就縛。不一會兒，瓦刺兵衝上來，一個士兵上前要剝取明英宗的衣甲，一看他的衣甲與眾不同，心知不是一般人物，便推擁著他去見也先之弟賽刊王，明英宗的護衛將軍樊忠萬分憤怒，掄起鐵鎚對準王振的腦袋，狠狠地砸了下去。樊忠不久亦戰死。此役明軍兵敗，大量輜重盡為也先掠奪，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蕭維楨、禮部左侍郎楊善、文選郎中李賢等數人僥倖逃出。

賽刊王在問明英宗時，明英宗反問道：“你是誰？是也先，還是伯顏帖木兒，或者是賽刊王。”賽刊王感到明英宗說話的口氣很大，立即報告也先，也先立即去請安磕頭行君臣禮，獻上各種野味美食。

此一戰役，明軍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文武官員亦死傷數十人，損失馬匹二十萬頭，衣甲器械輜重損失無數。在土木堡之變死難的群臣中，太師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贏、駙馬都督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鄧栗、翰林院侍讀學士張益、通政司左通政龔全安、太常寺少卿黃養正、戴慶祖、王一居、太僕寺少卿劉容、尚寶少卿凌鑄、給事中包良佐、姚銑、鮑輝、中書舍人俞拱、潘澄、錢禺、監察御史張洪、黃裳、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郎中齊汪、馮學明、員外郎王健、程思溫、程式、逯端、主事俞鑒、張塘、鄭瑄、大理寺副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羅如墉、欽天監夏官正劉信、序班李恭、石玉等五十二人皆死於混戰之中。

參見：北京保衛戰

明英宗被于謙集團拒絕回京的消息傳來，京城大亂。也先送英宗回京，大兵逼近北京城，勢不可擋，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遷都城。兵部侍郎于謙極力反對遷都，要求堅守京師，並詔令各地武裝力量至京勤王。隨後，調河南、山東等地軍隊進京防衛，于謙主持調通州倉庫的糧食入京，京師兵精糧足，人心稍安。正統十四年（1449年）8月23日，都御使陳益上奏：誅殺王振全族。郕王朱祁鈺不知道該怎麼辦，百官發怒，毆打王振的心腹馬順，打死黨羽毛、王二人和王振的侄子王山（錦衣衛指揮使）。

于謙集團為應急，聯合奏請皇太后立郕王為皇帝。皇太后同意眾議，但郕王卻推辭不就。文武大臣再三請求，郕王無奈應允，於九月初六登基，是為景帝，以第二年為景泰元年，奉英宗為太上皇。也先送太上皇回京，令明朝各邊關開啟城門。正統十四年（1449年）九月初六，瓦剌進攻宣府、大同，宣府守將楊洪不聽。正統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六，攻陷白羊口、紫荊關、居庸關，直逼北京。京城告急，北京保衛戰開始。明景帝讓于謙全權負責守戰之事。

于謙任命石亨從招募士兵的小武官晉陞為右都督，掌管五軍大營；推薦東莞的河伯所閘官羅通為兵部員外郎，守居庸關，四川按察使曹泰為山東都指揮使，韓青守紫荊關，任大同副總兵；郭登為總兵，守大同。

1449年十月初一，也先、脫脫不花掠過大同，奪下紫荊關兵分兩路：一路由古北口、密雲進入明朝腹地，20000人左右，另一路從宣府、洪州進攻，30000人左右。兩路軍最終的會合地點是居庸關以西的白羊口，妄圖直抵京師。如此，則京師危急。此時，于謙的先遣4將（羅通、曹泰、韓青、郭登）都沒有守住各自的收地，瓦剌軍長驅直入。

于謙親自領兵22萬，列陣於九門外，親自披甲執銳，於是，京師各地士氣大振。侍郎吳寧代理兵部的事物。于謙親自列陣於德勝門外。十月初二，副總兵高禮、毛福壽迎敵於章儀門的土城之北，敗瓦剌先鋒官，首戰告捷，軍心大振。派右通政王復到土城拜謁英宗。

正統十四年（1449年）十月十三日，也先進攻德勝門。石亨，范廣等將領在民間的土房內埋伏，二人大敗敵軍。也先的弟弟孛羅、平章卯那孩戰死。也先轉而攻打西直門，又大敗十四日，戰於章儀門，居民投石相助，再次大勝！此時，圍攻居庸關的瓦剌軍與守軍大戰七天七夜，還是大敗！

深入中原王朝的腹地，各地勤王的軍隊也已經快到達京城，於是，也先在十五日夜，拔營而走，明軍以炮火追擊，殺敵萬人，也先向回良鄉逃去。十七日出紫荊關，明軍直追，敗敵於固安、霸州，擒阿歸等18人。此時，京師保衛戰基本結束。明朝在先損失200000人的情況下依然率領二線部隊扭轉戰局，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 政治

土木之變致使明英宗被王振集團出賣；四朝老臣張輔、駙馬井源、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侍郎丁銘、王永和以及內閣成員曹鼎、張益等五十餘人全部被殺，無數文官武將戰死；財產損失不計其數；明成祖朱棣留下的五十萬大軍全軍覆沒，最為精銳的三大營部隊亦隨之毀於一旦，軍火武器研發亦被大大阻礙；京城的門戶亦已洞開；明英宗複位后更是殺了以于謙為首等眾多權臣，導致明朝軍政在土木之變之後第二次斷層。

隨著開國武人勛貴集團和靖難功臣集團在土木堡之變被消滅殆盡，皇帝只能通過內廷的宦官來制衡文官集團以貫徹自己的意志和整個國家的意志，文武大臣和君主離心離德，國勢日蹙。

明英宗南歸后，以及皇儲問題，景泰、天順年間，明朝皇權鬥爭愈發激烈，朝臣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左右搖擺、嫁禍誣陷，鬥爭也更加殘酷。

此期間的內閣也並未發揮出它的作用。正統前期政歸內閣，三楊為軸，制度也漸趨完善，但無法阻止自身實際作用的逐漸下降。土木事變發生前後，內閣作為與皇帝最為親密的輔政機構，未能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既未阻止先期的王振擅權，在後期的北京保衛戰和景泰、天順的風雲交替中也毫無建樹，表現十分羸弱，于軍國大事退避三舍。這段時期，內閣只能尷尬地任由宦官專政，或被皇帝輕視而任用于謙，傾心委政，以至朝臣不滿，上書稱于謙太過專權，請求六部大事須與內閣一同奏報施行，或是任由石亨、曹吉祥等奸佞決定擺布。

土木堡之變后，明朝精銳軍隊損失殆盡，這必然會引起相關的政策、制度的重大變化，突出表現在邊防形勢和軍事制度的改變上。儘管有景泰帝的改革，但也達不到明朝頂峰時的狀態。邊防政策由積極進攻轉變為被動防守，最終形成了著名的九邊防禦體系。軍事制度上則是募兵制的興起。

土木之變是明軍不戰自潰。北京圍城不下，則蒙古內部矛盾也起了重要作用。不久，蒙古各部終於兵戎相見，脫脫不花汗敗亡。也先稱汗，但他無法解決造成封建割據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矛盾，而為人又心胸狹窄，荒於酒色，終於兵敗被殺。

也有大批的蒙古人不願在漠北過艱苦日子，藉此機會轉而投靠明朝，定居北京及北直隸各地。

1449年的土木之變，是明朝中央軍隊第一次發生的一場失敗戰役。除了軍事指揮錯誤的直接原因外，與長期以來明朝北方邊防被破壞有密切關係，是北方邊防廢弛的必然結果。而朝中的士大夫為防止明王朝重蹈北宋滅亡覆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當時大臣李賢：“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況乘輿為其所獲，其偶然哉？”

正統十四年秋，明軍於土木堡大敗於瓦剌，導致嚴重的軍事危機，但不同時代、不同作者對這次戰役的記載頗多歧異與疑點，尚需條梳史料以澄清事實；明軍參戰人數、瓦剌軍行進路線、明軍回軍策略以及明邊鎮在土木之戰中的作用等諸多問題仍需探討。

• 求婚事件

也先名為進貢，實為偵察。經常賄賂翻譯，探聽明廷的虛實。也先還曾提出過與明廷皇室通婚的要求，翻譯人員私下擅自答應，而朝廷卻不知道這回事。

這是土木堡之變的第一個疑點。朝廷中的翻譯人員怎麼敢擅自代替朝廷答應這種大事，封建王朝這種事情是要抄家滅族掉腦袋。就是放在現在，引起國際糾紛也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小小的翻譯如何有這個膽子，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後面又是何人指使。

• 戰爭初期的雙方態勢

當時宣府和大同都是明朝的軍事重鎮，據記載大同的兵馬就有四五萬人馬，八個衛的兵馬，在瓦剌進攻之前，後來又陸續派遣朝中要員到那裡整頓軍備，而且大同宣府的兵馬在全國來說也是精銳中的精銳，為何剛開戰就不斷的損兵折將外加失地？大同的鎮守太監郭敬在與瓦剌開戰之前還與瓦剌做著走私軍火的生意，明英宗的貼身小太監喜寧是女真人。

• 王振導致失敗？

王振對待瓦剌自始至終的態度就是兩個字：強硬。所以有人就猜測，這場戰爭是王振故意縱容才發生的。有人分析說：主動出兵受朝臣制約，自己沒法參與，皇帝也未必情願，對方來攻就求之不得了。在權力欲滿足之後，王振還想再享受一下軍事成就感帶來的高潮。這麼說就有失公允，王振是一個既得利益者，他不必在謀求什麼功勞，只要維持現狀就可以保持權位了。為什麼還非要冒險和瓦剌打一仗，萬一輸了呢，豈不是降低了自己的聲望，把小辮子送到了朝臣的手裡。

雙方的對比，無論從哪方面對比，大明朝都是佔有優勢的。可是佔有優勢的大明王朝卻敗了，敗得莫名其妙。而那時人們做的就是把戰敗的帽子扣到了王振的頭上，畢竟王振僅僅是一個人，他的上面還有皇帝，下面還有各級將領，對面還有朝中的大臣。

• 準備迅速

此前從明英宗宣布親徵到上路，明軍“奇迹般”地只用了兩天時間就“完成”了動員、糧草、軍械一系列準備工作。此後明軍行軍途中也毫無紀律，甚至在大軍行進兩天以後，明英宗不得不詔諭隨行文武官員，曉以行軍紀律。

• 朝臣態度

朝臣在初期紛紛阻止英宗皇帝，這個無可厚非，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在明英宗出征以後，後勤補給竟然滿足不了軍隊。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英宗皇帝出征的時候，他就沒有想過後勤的問題，畢竟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這句話就是連八歲的小孩子都知道，難道一個一國之君會不懂得這個道理？如果後勤補給不上的話，那英宗為何會出兵，大臣就沒有在這方面勸告皇帝？如果後勤能夠保證得上的話，那麼後期為什麼朝廷的軍隊人無糧，馬無草?

• 明朝是否由盛轉衰

土木之變只是一場戰役的失利，明朝當時正處“全盛之天下”，軍事實力、經濟實力遠在瓦剌之上，後續的北京保衛戰就是實例，所以扭轉戰局，是實力使然。

當時京營由班軍和在京衛所操練官軍、幼官、舍人組成。關於班軍，“宣德元年，調河南、山東、大寧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隸淮陽等衛及宣府軍士至京備操，令每歲輸班往來。原額春秋兩班，官軍一十六萬員名，……正統十四年，令外衛輪班官軍京操者，前班三月還，八月到，后班八月還，次年三月到，河南、山東、北直隸強壯官軍，皆隸前班”，可見土木之變當年班軍輪班之 法未廢，當時在京營班軍滿額應有八萬人。

關於京衛操軍，《實錄》載：宣德五年“成國公朱勇言：‘舊時五軍每軍步騎二萬人。后調大同等邊備御，今五軍總存五萬七千餘人。而神機諸營比舊亦少，息從、徵調不足於用。請令行在兵部如舊取補。’上命兵部於京衛選士卒通十萬隸五軍訓練。正統二年，“命太保成國公 朱勇選軍。先是，勇奏五軍營原操馬步官軍調遣各邊備御，並逃亡者共缺二萬五千有奇。乞命官於五軍屬衛及親軍衛分並河南、山東、大寧三都司官軍內選補。”兩個月後，“朱勇等奏：奉命選拔三干大營、五軍、神機等營精銳官軍十五萬一干有奇。欲將續選行在錦衣等七十衛官軍，與之相兼編伍訓練。然於內有守陵、守衛、供役、上直者，乞為處之。上命守陵、守衛各存其半，供役、上直旗校隸錦衣衛官督操，其餘俱昕訓練備用。十五萬軍中必然己本包括京衛軍，續選即應指所述四類，所增加者，不過原以各種名目推託操練者。但《明史》卷八九《兵志一》解釋朱勇正統二年選兵事說：“令錦衣等衛、守陵衛卒存其半，其上直旗校隸錦衣督操，余悉歸三大營。”認為正統時京衛操軍包括上直衛軍一半和五府所屬在京衛所全部。即便按這樣計算，京營規模最大有多少呢？

據葉盛《水東日記》卷二二《府衛官旗軍人數》：“正統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軍都督府並錦衣等衛官旗軍人等”計 3,258,173 名，實有 1,624,509 名。其中“錦衣等三十五衛” 294,117名，實有 159,871 名。“五府並所屬”2,964,056 名，實有1, 464, 638 名。錦衣三十五衛與五府所屬分列，則應指親軍二十六衛與武功中、左、右衛，永清左、右衛，彭城衛，長陵衛，獻陵衛和景陵衛等役作軍衛和陵衛，五府所屬京衛至萬曆共三十九衛。無論全國統計，還是將三十五衛分別統計，軍員實額皆為原額之半，不妨以此作為當時各衛的普遍情況。役作軍當然不會編入 三大營，所以將親軍二十六衛與三陵衛合計，約佔三十五衛的六分之五，應有十四萬人左右，取其一半為七萬人。若按葉盛所記，五府屬衛平均每衛六千六百人，則五府屬衛之半應為十三萬人。但考慮到外衛往往有額外的千戶所，而京衛一般五所，則五府屬衛按每衛滿額五千六百人的一半計，為十一萬人。合計得十八萬人。若減去朱勇所言徵調各邊的京營兵與逃亡者，則京衛操軍軍數尚遠不及此。

英宗親征前一月即六月底，“命太保成國公朱勇選京營四萬五千人。令平鄉伯陳懷、駙馬都尉井源、都督耿義、毛福壽、高禮，太監林富率三萬往大同，都督王貴、吳克勤率萬五千往宣府，各備虜”。可見英宗親征前京營兵精銳已被抽調出不少。明軍從京師出發時，合計三大營與全部上直軍，即三十萬加七萬，再減去十萬和四萬五干，規模當在二十三萬上下。

明朝外交官倪謙對李朝的官方解釋曰：“頃因胡虜犯邊，為宗社親征，大小臣僚力諫止之、奸臣宦者王振，蒙蔽聖聰，矯制不從，至居庸關外，兵部鄺尚書、翰林曹學士懇請回輦，振亦遮蔽不奏。時我軍皆欲儘力攻討，振戒勿興戰。賊撓絕我軍，前不得進，后不得退，遂令車駕誤陷，皆振所為也。”但廈門大學傅小凡教授認為，英宗才是明軍的真正指揮者，身為太監的王振根本不可能指揮軍隊，只是為英宗頂替罪名而已。

河北懷來縣境內土木村中遺址，只剩下兩段城牆的土基。2008年，當地人在土木堡戰場上豎起了古戰場牌坊，建立起來明朝“土木之變”遺址。文物部門開始研究古戰場保護方案。

• 《龍庭爭霸》

• 《大明王朝1449》

• 《萍蹤俠影》

• 《國寶檔案·津門尋珍——土木之變》2013年12月16日。

• 《女醫明妃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