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三院

內國史院掌記注皇帝起居詔令，編纂史書及實錄，撰擬表章並收藏御制文字；內秘書院掌撰外交文書及敕諭祭文並錄各衙門疏狀；內弘文院掌註釋古今政事得失，向皇帝和皇子進講並教諸親王等。

皇太極繼汗位以後，不斷加強皇權，至天聰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極自稱寬溫仁聖皇帝，改國號大清，改元崇德，終於完成了向君主集權制過渡的關鍵一步。在崇德改元前一個月，皇太極“改文館為內三院，一名內國史院、一名內秘書院、一名內弘文院” ，並詳細規定職掌，任命負責官員，為內三院發展成為政府中樞機構奠定了重要基礎。

文館設立不久，就有更館名的呼聲，如天聰五年（1631年）參將寧完我上疏言“臣等公疏，請設六部、立諫臣、更館名、置通政、辨服制等事，疏經數上，……” ，但皇太極對此事不作回應，更館名的呼聲也隨之沉寂。至天聰九年（1635年），改革文館的提議又重新出現，先是同年二月，正紅旗牛錄章京許世昌奏稱“天子股朧宜立。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相與贊襄開導，共造封疆，所謂輔弼重臣，上應天心者也。我朝枚卜之舉，實有未行。不過曰書房，豈堂堂立國之體哉” 。十二月，梅勒章京張存仁又條奏曰“改文館為內閣中書科，以彰官制，其筆帖式亦應加中書科名色，分大小副參游守，為閣老翰林等官”。這次皇太極採納了改革文館的意見。之所以此時採納改革文館的意見，是因為對內，皇太極經過一系列的努力，使皇權實力終於完全凌駕於八旗貝勒之上。對外，皇太極消除了后金國家東北、西北的隱患，又爭取到了大量明朝降臣作為攻明的助手，與明朝對峙的局勢已成，建立君主集權制國家的外部條件成熟。至此，皇太極的勢力遠遠超過八旗貝勒，由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向君主集權制過渡的內部條件已經具備。

在內外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建立八旗制度下的君主集權制國家已是大勢所趨，這時皇太極需要擴大文館組織機構，給予其明確職掌分工，以便應付改元后的繁雜事務。同時，文館的改革也有利於彰顯中央集權官制，使國家機構與皇太極改元稱帝相匹配。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內三院應運而生。

文館改為內三院，不僅正式升為國家機構、職能擴大，還任命剛林任國史院大學士，范文程、鮑承先任秘書院大學士，希福任弘文院大學士，除鮑承先於崇德三年（1638年）改吏部參政外，其餘三人終崇德朝未變動。以文館人員為內三院首領，既確立了剛、范、鮑、希的地位儘管此時品級不高，又保證了內三院的相對獨立性。

天聰五年（1631年），皇太極僅改巴克什為筆帖式，寧完我就曾言“我國筆帖赫包之稱，於漢一言為書房，朝廷之上豈有書房之理官生雜處，名器未定，更易布置，止一矢口之勞，皇上何憚而不為也”天聰六年（1632年），文館李棲鳳曾奏“臣一向蒙大海及眾榜式言臣小心勤謹，說奏過皇上，遂令臣辦寫國書。收掌一應文書，總在大海經營，今大海病故，書房事宜竟無專責，其柜子中收貯文書，人得亂動臣言輕職微，實難擔當，不容不奏，倘有漏泄疏失，臣萬死不足惜，有負皇上任使至意。”因此有文館秀才楊方興建議“書房中當用貝勒。書房實六部之咽喉也。一切往來國書暨官生奏章，俱在於斯，若無總理之人，未免互相推誘。”·…臣想六部皆有貝勒，面書房獨無，乞皇上擇一老成通達政事的貝勒，在書房中總理。……或三五日來一次，內則查點書房本稿，外則代伸六部事務，凡大小奏章，先與貝勒說過，該進上者進上，該發部者發部，庶書房官生有頭領，好用心做事，再各分執掌，總聽貝勒約束，方成個大規矩。”

雖然設立內三院是政治所需“南朝（指明朝）以文臣內監專守各城，其人未嘗不可招之，使來也。彼見我國不用文臣而文臣之心益堅，不用內監而內監之志益固。以臣之意，皇上且立文官內監之名，使彼之文臣內監聞風而動，其貪慕之心則自然歸順矣。……又曰改文館為內閣中書科以彰官制，其筆帖式亦應加中書科名色，分大小副參。游守為閣老、翰林等官” ，但畢竟由最初寧完我向太宗要求定立名分，太宗說慢慢來，到後來館臣提議通過貝勒執掌提升文館的地位，再到最後確立為獨立的政府部門雖比照六部設置，因貝勒不總領統攝，由文館里傑出的文臣統領，具有很強的政治獨立性，用當時人的話來概括就是“慮國事無紀綱也而設六部，慮六部有偏私也而置六科，慮科臣阿黨君心宜啟沃也而置館臣，慮下情上雍君心受欺也而置通政，此數事皆相因相制，缺一不可者。”又由於內三院無貝勒統領，故皇太極時期官品不高，但內三院是皇帝所欽用，故備諮詢、啟沃君心這一重任非六部所能比擬。內三院的大學士、學士們為皇太極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出謀劃策，是皇太極的智囊團。對皇太極的改革，從綱領、措施到實行積極參與，提出建議並監督執行。

按從文館到內三院發生了階段性的變化，儘管從職能、官階上他們的權力仍依附於皇權，然而機構的規範化、權責的明確化為其邁向政治成熟、政治獨立提供了制度保障。儘管內三院確立的官階照軍階給予且較為低微，但官階的出現確立了他們的地位，地位的確立尤其對漢文臣來說是種身份的象徵，也是對他們才能的肯定。文館、內三院滿文臣、漢文臣的地位有尊卑之別，與對太宗的重要度的多少無直接關聯，主要體現於文化上尊崇滿文臣翻譯國書、記載實錄等，所以很難從他們掌握的權力來區分滿文臣、漢文臣地位尊卑，也無所謂文館之首、內三院之魁，史料中的記載也無非是種文化的肯定。對貝勒權力來說，文館、內三院是直接向皇帝負責，與他們的權力並無直接關聯，對他們不會造成實際影響，此時的他們還是并行不對立的兩套系統。

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極去世，六歲的福臨繼位。睿親王多爾袞攝政之初，雖以濟爾哈朗為首、己為輔，但由於他掌管吏部，才識勝過濟爾哈朗，國政仍有他掌管。十二月，尋借口罷諸王貝勒等辦理部院事務“前者眾議公誓，凡國家大政必眾議僉同，然後結案。……方先帝置我等於六部時，曾諭國家開創之初，故令爾子弟輩暫理部務，侯大勛既集即行停止。今我等既己攝政，不便兼理部務，我等罷部務事而諸王仍留亦屬未便，今欲概行停止，止令貝子公等代理部務。……惟原在部之貝子博洛公、滿達海，不令缺事，其餘王貝勒貝子俱罷管部務，悉委之尚書焉。”由於多爾袞雖以親王輔政，但由於沒有君主地位，若繼續以諸王貝勒管理部院事務，旗務部務交織形成盤根錯節的勢力網，可能造成與他分庭抗禮的勢力，因此取消六部由八旗貝勒執掌，政務由兩位攝政王決斷，如此兩位攝政王取得了凌駕諸親王、群王、貝勒之上的地位。

在順治元年（1644年）正月，濟爾哈朗又集內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堂官諭“嗣後凡衙門辦理事務，或有應白於我二王者，或有記檔者，皆先啟知睿親王。檔子書名，亦宜先書睿親王名。其坐立班次，及行禮儀注，俱照前例行。”實際確立了多爾袞“首席攝政王”的地位。同時又“增設內三院學士各一員，以覺羅伊圖為秘書院學士，來袞為國史院學士，查布海為弘文院學士。”將親信滿洲文人派入內三院中，掌握來往機密奏疏，牢牢掌握政務文書情況。政治地位迅速確立后，順治元年（1644年），多爾袞在秘書院大學士范文程的指導下，以“申嚴紀律，秋毫勿犯，復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及今進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職，民復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為指導思想，率清軍入關，擊敗李自成。十月，世祖福臨遷都北京。在京大小衙門機關都照明朝舊制。

此時，這些文臣分別向多爾袞為內三院要兩大權力，以樹立內三院的機要地位一、“京師理，則天下不煩撻伐，臣等所慮者，吏、兵二部，任事不實，仍蹈漢習，互相推語，任用匪人，貽誤非小……宜將內院通達治理之人，暫攝吏、兵二部事務。”二、“國家要務，莫大於用人行政，臣等備員內院，凡事皆當與聞。今各部題奏，俱未悉知，所票擬者，不過官民奏聞之事而已。夫內院不得與聞，況六科乎倘有乖誤，臣等憑何指陳，六科憑何摘參按明時舊例，凡內外文武官民條奏，並各部院履奏本章皆下內閣票擬，已經批紅者仍由內閣分下六科，抄發各部院，所以防微杜漸，意至深遠。以後用人行政要務，乞發內院擬票，奏請裁定。”對於前者結果是“睿親王報曰爾等言是，但內院機務殷繁，不便令其署理政務。”對於後者多爾袞的“是其言”。順治二年（1645年）三月，“諭內外大小各衙門曰凡陳奏本章照故明例，殊覺遲誤。今後部院一切疏章，可即速奏，候旨遵行。至於各衙門應屬某部者，有應奏事宜，即呈送該部轉奏。 ……其有與各部無涉，或條陳政事，或外國機密，或奇特謀略，此等本章，俱赴內院轉奏。“既不賦予內三院票擬權，又剝奪內三院管理朝廷政務的權力，僅賦予內三院參與對外征戰、謀划和招撫等事務，與太宗時期內三院的職能相比實際是削弱了。“且在順治三年（1646年）“攝政王多爾袞諭內院，嗣後諸王大臣，差遣在外，凡有奏啟，止令具本御前，予處啟本，著永行停止。 ”將軍務也列為機密，不準內三院參與其中。這與漢文臣竭力追求內三院的宰輔地位大大相左，內三院的地位實際名不副實。唯一獲得擴大的只能算機構和人員，將翰林院合併於內三院，“凡翰林官，仍循舊制，由內院補授”，三院名上都加“翰林”二字，內三院總人數達到一百八十餘人。

內三院，為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