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鴉片戰爭

19世紀初，英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最強大的國家，並且建立了“日不落”帝國。而它在亞洲下一個主要的侵略目標就是中國。

自清朝初期到鴉片戰爭前夕，清朝仍然是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曾經的國勢，從乾隆末年就呈現出江河日下之勢。封建制度已嚴重地阻礙著新的現代經濟的發展。明代中葉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發展非常緩慢。到鴉片戰爭前，以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始終佔據中國社會經濟的主導地位。土地兼并日趨嚴重，在全國成為普遍現象。吏治敗壞，封建專制發展到了極點。清政府用“四書”、“五經”將人們的思想禁錮起來，對不滿情緒或評議時政者，實行殘酷鎮壓。國防空虛，軍備廢弛。對外關係上，清朝長期實行閉關政策，嚴重地阻礙著中國對外貿易和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

隨著清朝統治的日趨腐敗和對人民剝削壓迫的加重，國內階級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此起彼伏。清王朝的統治面臨深刻的危機，中國封建社會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

正當清王朝日趨衰落的時候，英、法、美各國的資本主義卻在迅速發展。18世紀60年代起英國開始了工業革命，到19世紀三四十年代，大機器工業逐漸代替了工場手工業。英國工業的發展，工業產量急劇上升，“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努力尋找新的資源及產品生存空間。

法國是僅次於英國的資本主義國家，到鴉片戰爭前夕，法國工業產量居世界第二位。美國在鴉片戰爭前夕資本主義工業並不發達，但它正處於上升階段。19世紀30年代，美國資產階級正向南部劫掠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土地，排除歐洲資本主義在拉丁美洲的勢力，全面控制市場，因此，美國在19世紀中葉沒有足夠的力量侵犯中國。美國充當了英國侵略者的幫手，追隨英國侵入中國。俄國1861年農奴制改革后，資本主義工商業迅速發展。俄國從北面虎視眈眈注視著中國，隨時準備奪取中國的領土。

19世紀4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攜工業革命的雄風，蒸蒸日上。歐美列強為了擴大商品市場，爭奪原料產地，加緊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動，中國的周邊國家和鄰近地區，陸續成為它們的殖民地或勢力範圍。中國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的古老封建儒家奴化教育下的國家，自然成為殖民主義者侵略擴張選擇的最佳對象。

英國完成工業革命后，需要一個廣大的市場作為貨品出口地，而中國剛好符合此條件，能成為英國廣大商品的傾銷地。由於中國出產的茶葉、絲綢、瓷器等奢侈品在歐洲市場十分受歡迎，英國人希望中國能開放貿易。但英國出口的羊毛、呢絨等工業製品在中國卻不受青睞，乾隆皇帝甚至認為中國什麼都不缺乏，沒必要與英國進行貿易，這使中英貿易為英國帶來龐大的貿易逆差（入超）。而英國在18世紀開始實行金本位貨幣政策，而清廷則以銀作為貨幣，由於與中國的所有貿易需以銀兩折算，令英國需要從歐洲大陸購入白銀作貿易用途，金銀一買一賣，令英國人利潤受損。稅率方面，中國對英國的入口貨需要抽百分之二十的高稅率，使英國大為不滿。

工業革命后，英國資產階級竭力向中國推銷工業產品，企圖用商品貿易打開中國的大門。直到19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對英貿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二三百萬兩白銀的地位。為了改變這種不利的貿易局面，英國資產階級採取外交途徑強力交涉，未能達到目的，就採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毀滅人種”的方法，向中國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鴉片，以滿足他們追逐利潤的無限慾望。

鴉片貿易給英國資產階級、英印政府、東印度公司和鴉片販子帶來了驚人的暴利。打破了中國對外貿易的長期優勢，使中國由二百多年來的出超國變成入超國。

“鴉煙流毒，為中國三千年未有之禍”。鴉片大量輸入，使中國每年白銀外流達600萬兩，中國國內發生嚴重銀荒，造成銀貴錢賤，財政枯竭，國庫空虛。

鴉片輸入嚴重敗壞了社會風尚，摧殘了人民的身心健康。煙毒泛濫不僅給中國人在精神上、肉體上帶來損害，同時也破壞了社會生產力，造成東南沿海地區的工商業蕭條和衰落。

鴉片貿易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嚴重危害，引起了清政府和廣大人民的重視。清政府從自身利益出發，1821-1834年頒布禁令八次；統治階級中一部分人目睹社會危機，要求改革弊政，在中國嚴禁鴉片。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派往廣東禁煙。

派欽差大臣湖廣總督林則徐前往廣州負責執行，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虎門銷煙。1839年3月，林則徐抵達廣州后，勒令外國煙販交出所有鴉片，並承諾不要再販賣，保證”嗣後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並於6月3日-6月25日將大部分法律上屬於英國人的鴉片庫存全部銷毀。英國人把中國人的禁煙行動看成侵犯私人財產，覺得不可容忍，促成戰爭的爆發。

1839年3月，林則徐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在廣州籌劃禁煙。林則徐不假差役胥吏之手，知識界的士人與他同一陣線，召粵秀書院、越華書院、羊城書院三大書院六百四十五學子入貢院“考試”。這次名為考試，實為問卷調查，試題四道：“1.鴉片集散地及經營者姓名；2.零售商；3.過去禁煙弊端；4.禁絕之法。”自此林則徐掌握了所有煙商、貪官污吏之名單。在林則徐的主持下，將繳獲的鴉片在虎門海灘當眾全部銷毀。在現場觀看的廣州城鄉群眾，無不拍手稱快。

1839年7月，九龍尖沙咀村發生林維喜案。英國水兵在村內醉酒鬧事，打死村民林維喜，林則徐要求英國商務總監義律交出兇手，義律卻自己輕判了事。

1839年8月15日，林則徐下令禁止一切貿易，派兵進入澳門，更進一步驅逐英人出境。此事因而成為鴉片戰爭的導火線。1839年10月1日，英國內閣以商務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脅為理由，作出“派遣艦隊去中國海”的決定，雖然依據中國法律英國人無權在中國領土上存放鴉片。

1840年1月5日，林則徐根據道光帝旨意，宣布正式封港，永遠斷絕和英國貿易。1月8日英國“窩拉疑”號艦長宣布，自1月15日起，封鎖廣州口岸與珠江口。1月16日，維多利亞女王在國會演說，謂正密切注意英人在華利益及國家尊嚴。在中國發生的事件，已經引起我國臣民與該國通商關係中斷，朕已極嚴重注意，並將繼續注意這一影響我國臣民利益與王室尊嚴的事件。

2月，英國政府任命懿律和義律為正/副全權代表，懿律為英軍總司令。

4月，英國國會對此進行激烈辯論，在維多利亞女王的影響下，最終以271票對262票通過軍事行動，英政府始終未正式宣戰，認為軍事行動只是一種報復（reprisal），而非戰爭。

6月，懿律率領的英國艦船40餘艘及士兵4000人（包括第18皇家愛爾蘭聯隊、第26蘇格蘭來福槍聯隊、第49孟加拉聯隊、孟加拉工兵團和馬德拉斯工兵團等）的機動艦隊從印度出發到達中國海面，標誌著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開始。該艦隊有戰艦16艘（其中3艘為裝備有74門大炮的大型軍艦），蒸汽軍艦4艘，運輸艦船28艘。戰爭爆發后，英國從本土又不斷增援。除去被替換回國的艦船外，到1842年8月戰爭結束時，侵華英軍戰艦達25艘，蒸汽艦船15艘，醫院船、測量船、運輸船共60餘艘。

英國出兵的深層原因據羅茲·墨菲的分析，則是為了擁有與巨大的中國市場自由貿易的機會，從而能夠直接進入中國市場。並且希望清朝政府能夠承認英國是平等國家。而中國因傳統的天下秩序、五服朝貢制度等非平等外交，以天朝自居的傲慢態度，使英國無法容忍遭受輕視或忽視和遭受排擠，中國的態度在當時已經進入近代世界的國際社會中顯得格格不入。英國將中國的拒絕看作是落後的表現，而部分西方人也有一種必要時訴諸武力把中國推向近代世界的使命感，認為這對雙方都會帶來利益。正是雙方的自大，導致了正面衝突的爆發。

戰爭爆發之初，中方只視英軍為蠻夷，認為不具威脅。1840年6月，英軍統帥兼全權代表義律領兵到達廣州海面，並根據英國外相巴麥尊的指示，遠征軍封鎖廣州、廈門（今屬福建）等處的海口，截斷中國的海外貿易，並於7月攻佔浙江定海（今舟山市），作為前進據點。此時，中國沿海地區，除廣東在林則徐督飭下稍作戰備外，其餘均防備鬆弛。8月，英艦以驚人的速度攻城略地，抵達天津大沽口外，本來主張戰爭的道光帝，眼見英艦迫近，懾於兵威，開始動搖，1840年8月20日，道光帝批答英國書，令琦善轉告英人，允許通商和懲辦林則徐，以此求得英艦撤至廣州，並派琦善南下廣州談判；同時，英方也以疾疫流行，秋冬將臨，同意南下廣東進行談判。10月，琦善署理兩廣總督。林則徐、鄧廷楨被革職。12月，琦善通過私人翻譯鮑鵬與義律談判，拖延時間。英軍南下后，清廷下令沿海各省督撫籌防海口，並命兩江總督伊裡布率兵至浙東，準備收復定海。

義律失去耐心，決定戰後再商。1841年1月7日，英軍突然攻佔虎門的大角、沙角炮台，清守軍死傷700餘人，帥船、拖船沉毀11艘。琦善被迫讓步，1月25日與義律簽訂《穿鼻草約》，條約第一款就是將香港島割與英國。第二天，英國軍隊就佔領了香港島。林則徐被發配新疆，他雖上書道光帝，力言必須禁煙和重視海防，使被道光帝斥為一片胡言。不過《穿鼻草約》由始至終並未經中國皇帝批准，而琦善也沒有蓋用關防印，因此該條約不具法律效力。

鴉片戰爭期間，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廣大人民，積極地支持和配合了清軍作戰，並自發地堅持反侵略鬥爭。侵略軍所到之處，無不遭到當地人民的抗擊。英軍攻陷廈門，當地民眾自動組織起來，襲擊英軍，迫使侵略軍退守鼓浪嶼。英軍入侵浙江，浙江人民組織“黑水黨”，狠狠地打擊英軍。侵略軍進犯長江后，沿江人民以多種方式襲擊英軍，阻止英國艦隊前進。

虎門廣州之戰（1840.12～1841.8）1840年12月，琦善與義律在廣東開始談判。由於英國提出的條件過於苛刻以及琦善擅自簽訂，使道光帝大為不滿，道光帝便把琦善抄家革職，派奕山、隆文和楊芳赴廣東指揮作戰。1841年1月7日，英軍也不滿談判的進展，義律先下手為強，出動海陸軍攻佔虎門的第一重門戶--沙角、大角炮台，發起虎門之戰。

道光帝聞訊下令對英宣戰，派侍衛內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並從各地調兵萬餘人赴粵。2月23日進攻虎門炮台，雖然部隊英勇抵抗，但不敵英軍，虎門炮台最終失陷。2月26日，英軍又出動海陸軍，攻破虎門橫檔一線各炮台和大虎山炮台，溯珠江直逼廣州。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力戰殉國。5月21日，奕山令水陸軍1700餘人，於黑夜分乘快船出動，挈火箭、噴筒，夜襲英船，擲火焚燒。5月22日早晨英軍2400人反攻。清軍潰退。5月24日，英軍對廣州發起進攻，一路佔據城西南的商館，一路由城西北登岸，包抄城北高地，攻佔城東北各炮台，並炮擊廣州城。廣州附近要地全失，18000多清軍盡退城內，秩序大亂，在此形勢下，奕山等豎起白旗求和，接受英方條件，簽訂《廣州和約》，英國不但不率部撤離了廣州，還勒索廣州商家向英軍支付了600萬銀元的贖城費。期間廣州民間反英氣氛熾熱，英國侵略者的暴行，激起城北郊三元里一帶民眾自發武裝起來進行抗英鬥爭。而奕山為了不被皇帝懲罰，便虛報戰功，甚至將該戰役的慘敗說成大勝。

英國政府對義律在廣州所獲侵略權益尚嫌太少，乃改派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為全權代表來華，擴大侵略。1841年8月21日，璞鼎查率艦船37艘、陸軍2500人離香港北上，攻破福建廈門，佔據鼓浪嶼（即第三次廈門之戰），旋北進浙江，10月1日攻陷定海（1841年2月，英軍以疾疫流行，放棄定海），10日陷鎮海（今屬寧波），13日佔寧波。時英軍兵力不足，遂停止進攻，等待援軍。

廈門、浙東兵敗后，道光帝又派吏部尚書奕經為揚威將軍赴浙，並陸續調集兵勇以備反擊。1842年3月，奕經以兵力已足，決定水陸同時反擊，企圖一舉收復寧波、鎮海、定海。3月10日夜，清軍對寧波、鎮海分別發起反擊，接戰均不利，紛紛撤回原駐地。進攻定海因風潮不順而延期。3月15日駐寧波英軍乘勢反攻慈溪（今慈城鎮）和城西大寶山等地，清軍大敗，退守曹娥江以西。道光帝見久經準備的浙東反攻又告失敗，遂調盛京將軍耆英趕赴江南，準備與英軍媾和（見浙東之戰）。

1841年5月29日，盤踞在廣州北郊四方炮台的英軍，闖入三元里騷擾搶劫。當地群眾奮起抗擊，打死英軍數名。隨後，全村男女老少在三元古廟集合，以三星旗為令旗，“旗進人進，旗退人退”，同時，還聯絡了附近的數千農民和手工業者，手持大刀、長矛，冒雨迎敵。而此時英軍僅僅只有一個海軍陸戰隊連。英軍被困在牛欄崗，天降大雨，火藥受潮，無法發揮出威力，展開肉搏戰，一名英軍死亡。英軍派出兩個水兵連，帶著“雷管槍”（不怕雨天）前來增援。被圍困兩小時之後，英軍撤退至四方炮台。第二天清晨，2萬多民眾高舉三星旗，把四方炮台圍得水泄不通。英軍總司令傳話給當地長官余保純，如果不解除義勇包圍，主力英軍將攻打併盡屠廣州城。余保純清楚雙方實力，也知道英軍的槍炮不會永遠受潮，於是勸退義勇，避免廣州被屠，從此擔上賣國賊的惡名，但實際上，從雙方實力對比來看，這種做法很明智。三元里抗英后，廣東人民又以“社學”的形式，組織武裝力量，開展反侵略鬥爭。

英國政府認為《穿鼻草約》所獲權益太少，撤換義律，改派璞鼎查來華為全權代表，擴大侵略。1841年8月27日，英軍再次北上，攻陷鼓浪嶼、廈門、定海、鎮海（今寧波）及乍浦（浙江平湖）。其中定海是第二次被攻破，總兵葛雲飛及四千將士戰死，英軍也損失慘重。英軍後來又攻打長江的門戶吳淞，江南提督陳化成率軍堅守西炮台，兩江總督牛鑒欲求和，下令撤退被拒。牛鑒逃走，東炮台被攻陷，陳化成與部下死守西炮台，孤軍作戰，直至戰死。吳淞的失利，使英軍軍艦開入長江。鎮江駐防副都統海齡自聞乍浦、吳淞不守，認為漢人通敵，縱兵殺害漢人。7月21日，英軍6600餘人擊敗鎮江城外綠營守軍，越城而入，與1500蒙古八旗兵巷戰，英軍死37人傷129人，旗兵死約600人，海齡自殺。全城慘遭焚掠，廢墟一片。鎮江對岸的揚州紳商，惶恐萬狀，向英軍交納五十萬兩贖城費，免收軍事佔領。8月4日，英軍直逼南京，清廷處於不利位置。

1841年9月30日至次年3月11日，英軍分遣艦隊還多次對台灣進行侵犯。由於守軍準備充分，戰術巧妙，取得了整個戰爭中罕見的勝利，僅俘獲英軍就有182人（見台灣抗英鬥爭）。

1842年5月，英軍放棄寧波，集中兵力北犯。18日，攻陷浙江平湖乍浦鎮。6月16日發起吳淞之戰，江南提督陳化成戰死。此後，英援軍相繼到達長江口外，璞鼎查不理耆英等人的乞和照會，以艦船73艘、陸軍1.2萬人，溯長江上犯，準備切斷中國內陸交通大動脈運河。7月21日，英陸軍6900餘眾，發起鎮江之戰，遭頑強抗擊，被擊斃擊傷169人後攻陷鎮江。8月4日，英艦進逼南京下關江面，隨後英軍從燕子磯登陸，察看地形，揚言進攻南京城。在英軍堅船利炮的威懾之下，清朝欽差大臣耆英、伊裡布和兩江總督牛鑒，妥協退讓，委曲求全，被迫在靜海寺、上江考棚等處與英軍議和。在談判期間，由於英軍的惡行引發了地方性的靖江保衛戰，侵略者死傷13人後敗退（從台灣、靖江之戰看來，當今記載的英軍傷亡數字不無可疑之處）。

1842年8月29日，耆英與璞鼎查簽訂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條約》。

鴉片戰爭是中國軍民抗擊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入侵的第一次戰爭，廣大官兵英勇抗戰，表現出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但是，由於清廷和戰不定，決策多變，將帥不善指揮，戰法呆板，加之武器裝備落後，終為英軍所敗。鴉片戰爭的實踐表明，落後的封建軍隊已不能戰勝初步近代化的資本主義軍隊。鴉片戰爭后，中國開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1842年，清政府被迫在南京的靜海寺與英國政府議約，雙方共在寺內議約四次。8月29日，中國清政府全部接受了英國提出的議和條款，在英軍旗艦”汗華“（亦譯康華麗）號上正式簽訂了中國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滿足了英國大多數的要求。主要內容：

1.割香港島給英國。（喪失領土主權）

2.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允許英國人在通商口岸設駐領事館。（喪失貿易主權）

3.中國向英國賠款2100萬元。2100萬元的成分是： 600萬賠償鴉片，300萬償還英商債務，1200萬英軍軍費。（大量白銀外流）

4.英國在中國的進出口貨物納稅，中國與英國共同議定。（喪失關稅主權）

5.英國商人可以自由地與中國商人交易，不受“公行”的限制。（喪失貿易主權）

1843年英國政府又強迫清政府訂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虎門條約》）作為《南京條約》的附約，增加了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等條款。列強不欲英國坐大，紛紛與中國簽訂更多不平等條約。1844年7月3日，中美簽訂《中美望廈條約》。1844年10月24日，法國與中國簽訂《黃埔條約》，享有領事裁判權和傳教權等。1843年10月8日，中英簽署了《虎門條約》，重新規定了英國所享有的最惠國待遇和領事裁判權。從1845年起，比利時、瑞典等國家也都脅迫清政府簽訂了類似條約，中國的主權遭到進一步破壞。鴉片戰爭的失敗和《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中國社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政治上獨立自主的中國，戰後由於領土主權遭到破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解體，逐漸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給地，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鴉片戰爭的失敗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得中國社會性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外國資本主義從中國得到了割讓香港島，賠款2100萬兩銀元，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以及協定關稅權、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等一系列特權，嚴重損害了中國的獨立主權。《南京條約》簽訂后，美國、法國接踵而來，乘機索取特權，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鴉片戰爭標誌著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從此中國開始經受更加深重的苦難，中國人民面臨著更為複雜曲折的鬥爭。

清政府開始一步步成為列強統治中國的工具，隨著中國的領土、領海、司法、關稅和貿易主權開始遭到嚴重破壞，中國逐漸由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

鴉片戰爭的勝敗反映了當時東西方科技以軍事為主的巨大差距，打破了清政府“天朝上國”的美夢，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封建社會危機四伏，促使一批政治眼光比較敏銳的封建知識分子，進一步去探索和尋找中國社會擺脫困境與危機的良策。他們以傳統經學為依託，以匡時救世為己任，對內主張整飭吏治，改革弊政；對外提倡學習西技，抵抗侵略，從而逐漸在地主階級中形成一股經世致用的社會思潮。許多有學之士如林則徐、魏源等，開始對於西方科技的進步注意，並著書介紹西方事物。然而包括朝廷在內的絕大多數人，並沒有因鴉片戰爭而改變對西方的看法，更不用說對於向來所輕視的“夷人”學習。清廷的戰敗並沒有使其進行改革，反而繼續行保守的閉關政策，引致後來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才出現洋務運動等的自強救國運動。

隨著列強向中國傾銷產品和對中國絲、茶等農副產品的收購，逐漸把中國捲入世界市場；原本佔主導地位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受到強烈衝擊，中國日益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一部分。這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有利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興起。但是外國資本主義進一步激化了階級矛盾，一定程度上致使了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

清廷對於《南京條約》的不平等性反應並不激烈，反而對中英兩國文件採用平等體制感到不安。但是經濟上，對外貿易迅速增長，同時也對外國開放了中國市場。

五口通商后，清朝海關及稅率被英國控制，關稅主權受到破壞，進口貨只抽百分之五的低稅率，外國商品大量傾銷中國，無法保障中國國內工商業的發展。鴉片繼續銷售，白銀外流，銀價上漲，銀貴錢賤的情況更加嚴重。英國輸入中國的貨品大增，1837年英國出口到中國的商品總價值為90多萬英鎊，到1845年已到達239萬4千英鎊。隨著外商在華投資建廠，刺激了國內一批官僚、地主和商人開始投資近代工業的慾望。

新開的五個條約口岸中，長江口的上海最接近主要出口物資絲綢和茶葉的產地，又位於江、浙富庶之區，同時是國內南北海運的中間站，原在廣州的英美商人及其雇傭的買辦蜂擁而至，開設洋行。英美法三國相繼沿黃浦江設立租界，並不斷擴展，形成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法租界。後來上海公共租界的中心道路為紀念《南京條約》開放上海而被命名為南京路。中國市場大門的打開，使得商品貿易首先在沿海地區展開，工商業日益充滿活力，大批新興城市興起，打下了沿海成為中國經濟最發達地區的基礎。

鴉片戰爭後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開始拋棄陳腐觀念，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尋求強國禦侮之道，萌發了一股向西方學習的新思潮，對封建思想起到了一定的衝擊作用。社會矛盾上，隨著社會性質的變化，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也由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變成外國資本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中國人民的革命任務，從反封建變為既反封建又反侵略。由此，中國從封建社會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也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伴隨著經濟上的深入，國外的先進文化也同時傳入中國：自然科學沖洗著國人的封建迷信和愚昧無知；國外的生活方式開始融入上層社會的生活；民主自由平等思想也在中國國內悄然傳播，為後來的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開始打下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