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溯閣

說起來，還有一段來歷呢。

清兵入主中原后，漢族反滿情緒十分強烈。清朝最初是以武力進行鎮壓，但也深知民族意識是很難以高壓手段消除的，於是便仿效前代“明主”文治之舉，企圖刪削典籍，愚弄百姓，尤其是文人的思想。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乾隆帝設立了“四庫文書館”，下詔徵求天下書籍。“全書”即叢書的意思。經十餘年後終於編纂成書，共計十六萬八干余冊，分經、史、文、集四部，所以稱之為《四庫全書》。這是繼明朝《永樂大典》之後的另一部巨型叢書，堪稱世界叢書之最。叢書編成之後，乾隆皇帝決定在瀋陽故宮修建一處樓閣專門珍藏《四庫全書》。此閣建成后便取名為“文溯閣”，取“溯澗求本”之意，以示自己身處盛世仍不忘祖先開基創業之艱難，兢兢業業治理國家。

文溯閣的建築頗為奇特。它是在故宮的西路增建的。故宮西路的宮殿百餘間，主要布局卻是分為兩區，由南至北前部是扮戲房、戲台、嘉蔭堂，後面是文溯閣。文溯閣是個二層三樓的建築，它的色彩與其它宮殿截然不同。一般宮殿殿頂都採用黃琉璃瓦綠剪邊及五彩飾件，而文溯閣用的則是黑色琉璃瓦綠剪邊。這在瀋陽故宮建築中是獨一無二的。所有的門、窗、柱都漆成綠色，外檐彩畫也以藍、綠、白相間的冷色調為主，這與其它宮殿紅金為主的外檐彩飾迥然不同。其彩繪畫題材也不用宮殿中常見的行龍飛鳳，而是以“白馬獻書”、“翰墨卷冊”等與藏書樓功用相諧的圖案，給人以古雅清新之感。它之所以採用黑色琉璃瓦為頂，主要是為了使整座建築外觀風格相統一。

閣之外觀為二層，黑琉璃瓦綠剪邊硬山頂，面闊五間，加西側樓梯間為六間，進深三間。閣下層均出檐廊。閣內為三層，在下層頂板下的空間，東、北、西三面各以迴廊的形式增加一層，俗稱“仙樓”，兩側各一間之地，正面約兩米多寬，使正中三間形成二層空間的敞廳，下層靠北以隔扇分出近二米寬的過道。《四庫全書》和《古今圖書集成》書架分排於閣內各層。

另外，據說以“五行八卦”之說，“北方壬癸水，其色屬黑”，黑是代表水的。而文溯閣是專為存貯清代大百科全書《四庫全書》所建的樓閣，書忌火，以黑瓦為頂，寓含著“以水克火”之意。而窗柱等不飾紅金等暖色也有這一層“取吉避災”的用意。文溯閣後面，有抄手殿廊連接著仰熙齋，齋後為九間房，其中有芍藥圃、梧桐院等。這是乾隆皇帝“東巡”時的讀書之所。縱觀整個西路格局，院落層次清晰，套院相接而不亂，花草樹木點綴其間，的確是讀書作畫的理想“仙界”。

乾隆皇帝對《四庫全書》視如珍寶，每次東巡時都要親自查閱翻檢，體味讀書之樂。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七十三歲高齡的乾隆第四次來到盛京，看這裡新建的宮殿和文溯閣中盈架而陳的《四庫全書》后不勝感慨，揮毫命筆，寫下了一首長詩：“老方四庫集全書，竟得功臣莫幸如。京國略欽淵已匯，陪都今次溯其初。源寧外此園近矣，津以問之庄繼者。搜秘探奇力資眾，折衷取要意廑予。唐山宋苑實應遜，荀勒劉歆名亦虛。東壁五星斯聚朗，西都七略彼空出。以雲過洞在滋爾，敢日絡民合是欽。敬免天聰文館辟，必先敢懈有開余。這首詩的墨跡至今仍高懸於文溯閣中。乾隆皇帝同時又御筆親題了兩副楹聯。北側的一幅是：“古今併入含茹萬象滄溟探大本，禮樂仰承基緒三江天漢導洪瀾”，中有橫額“聖海沿回”。南側的一幅是：“由鑒古以垂模敦化川流區脈絡，本紹聞為典學心傳道法驗權輿。”

初國卿

在瀋陽住了二十餘年，走遍了大大小小的街巷和勝跡景觀，惟一讓我縈繞心懷還略含悲情的地方就是文溯閣。那個故宮深處灰牆綠瓦的建築我已記不清去了多少次，前些天，全國政協主辦的《縱橫》雜誌為了配合政協委員關於文溯閣《四庫全書》回歸瀋陽的提案，約我寫一篇關於文溯閣的文章，我再一次來到文溯閣。閣中依然地清空寂寞，望著文溯閣蒼涼的樓影，我都有一種世事變幻、物去樓空的悵然。

對文溯閣，我既有著一種忘不了的情懷，又有一種空疏的剝離感。我想起了1996年的秋天，那是在文溯閣《四庫全書》離開瀋陽、離開文溯閣30周年之際，瀋陽電視台籌拍了一部《文溯閣與〈四庫全書〉》專題片，我是這部片子的撰稿人，從而有了充分的理由親近文溯閣，叩訪文溯閣的滄桑，同時又遠赴蘭州，去探望在黃河岸邊那因為書閣分離空懷一腔愁緒的《四庫全書》。

一

那是一個秋雨迷離的午後，瀋陽故宮博物院院長支運亭先生為我的採訪安排好了一切，並親自陪同介紹文溯閣的建築規模和歷史變遷。他多少有些激動，激動得近乎蒼涼。我很理解，作為博物院的院長，面對這故宮中最可愛然而卻是一座黯然了三十年的空閣，心中自然不會暢快。

當我們看完當年乾隆皇帝讀書的仰熙齋和《文溯閣記》碑亭後來到文溯閣樓下的時候，只見上樓的大門緊鎖著，支院長對樓喊了幾聲，從樓上打開的窗子上探出的女管理員的身影，原來她正在樓上清掃衛生，為防有人上樓，在裡邊反鎖上了閣門。樓梯很窄，木製斜坡，只能容一人行走，二百多年，能上文溯閣的人大概也是屈指可數。

樓上六楹，每楹都是楠木雕花門格。陽光斜射，當年的金絲楠木書架空落著，烏黑中透著暗紅。女管理員張愛群1986年畢業於吉林大學歷史系，她似乎對這份工作很驕傲，做得也很盡心，書架擦得一塵不染。樓角的小寫字檯上擺放著一排《讀書》雜誌。她說她是《讀書》的忠實讀者，已經連續訂了十幾年。我很羨慕她，在文溯閣上的陽光里安閑地讀書，這是一種前賢不見、後者難及的享受。然而，能葆有這樣一份自甘寂寞的心境，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得來的。

窗外雨霧升騰，秋意正濃，樓上到處飄逸著一種書籍和楠木的古色古香。閣中寂靜，寂靜得讓人感覺不到人世間的風塵。如果不是楠木書架上那鐫刻著的“集部第××架”的字樣，似乎讓人再也想不起歷史，想不起文溯閣二百餘年的滄桑。楠木書架、楠木樓板、楠木門格，都是楠木的，在我的印象中，楠木是帝王的象徵，北京十三陵長陵大殿中那矗立的金絲楠木大柱曾令世人驚嘆。為了採伐皇帝所用的楠木，不知多少人的生命斷送在廣西、雲南的深山雲海中。楠木既帶來殘酷，又帶來文明，如今，我撫摸著二百年前的楠木書架，腳踩這塵封了許多個年頭的楠木樓板，與在十三陵中的楠木大柱前有著截然不同的感覺。隨便駐足在這裡的任何一塊地方，都彷彿走進了滿是文字的歷史。

它的每一塊樓板、每一架書格都告訴我：文字記載，無疑是文明發軔最重要的標誌之一。滄海桑田，英雄枯骨，當歷史煙雲散盡，世事飄若塵埃的時候，沒有什麼比卷帙浩繁的典籍文化更能供後人解讀文明演進的足跡了。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人們才將《四庫全書》視為同萬里長城、大運河相併列的中國古代的三大工程；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儘管《四庫全書》不在了，可人們還是那樣重視文溯閣，保護文溯閣，都想到這曾經庋藏過《四庫全書》的地方憑弔些說不清的東西。一份追慕？一種傷感？一份企盼？曲意幽懷，無不是那部典籍的魅力和文化的感召。

從文溯閣樓上俯視故宮，所見都是各種建築的飛檐翹角和一片金黃色的琉璃瓦。整個故宮，也只有在鳳凰樓上能有這種感覺。然而文溯閣與鳳凰樓遠不一樣，鳳凰樓是乾隆祖上聚會議事、筵宴安寢的地方，所藏的是玉寶玉冊、聖容聖訓；文溯閣只是一座空樓，一座書去樓空鮮為人知遠沒有鳳凰樓輝煌的藏書樓。同遊客熙攘的鳳凰樓、八王亭相比，它更像一位飽經風霜的歷史老人。

樹去樓空，文溯閣有知，煙雨秋聲之中，更顯得蒼然迷離。

二

就確切價值而言，文溯閣只是一座藏書樓，而且二百年只藏了兩部書，精確點說只有《四庫全書》一部，那部《古今圖書集成》只是一個陪襯。然而這卻是幾乎囊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國歷史上主要典籍、歷經二百多年兵燹戰亂而完好無損的一部碩大無比的書。它本身，就是一件巍爍古今、震驚世界的壯舉。

回溯人類文明發展史，在上下古今的眾多國度里，只有中國以厚重浩繁的文化典籍穿越了幾千年的歲月滄桑，綿延至今而不衰。這個千古神話無疑有賴於文字的發明。蒼頡造字、許慎六書，華夏先民刻龜甲獸骨、鑄青銅銘文、鑿石鼓盟書、鐫竹簡經幢、寫素絹綾紗、集筆墨紙硯，文明的薪火就這樣世代相傳，永不熄滅。在這期間，典籍的建設有賴兩個方面，一是民間收藏，二是朝廷嵬集。前者人單力薄，往往前功盡棄；後者則能集中一個國家的力量，薈萃幾代精英，建設成舉世驚嘆的文化傑作。這種事多屬開國立業之帝王所為，他們在雲掃天下之餘，大都會垂意典籍，以示文治之功。

粗野如元太宗窩闊台尚能於宋端平三年（1236）用耶律楚材言，立經籍所於平陽，編輯經史；粗頑如明太祖朱元璋也能於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平定陳友諒後下詔訪求遺書。重文學、求隱逸歷來是專制時代的帝王們視為羈縻知識分子，消弭反抗思想的無上策略。宋太宗趙光義即位后，恐世人譏其少才德，於是集文人編纂了《太平廣記》、《太平御覽》和《文苑英華》三大書，用文人之力，箝文人之口。明成祖朱棣自以得位不正，於是以文治來籠絡天下文士編修《永樂大典》，此書“搜羅盡天下之書，纂校盡廷臣之力”，共裝成1.1萬餘冊，約3.7億字，是《四庫全書》之前中國最大的一部類書。而這一切，都遠不及乾隆的氣魄，他要做的是一件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大事業。

在中國歷史上，乾隆雖然說不上是最好的皇帝，但卻是最具特色的皇帝。他最突出的特點是好大喜功，在位六十年，是中國歷史上實際當政最長的皇帝；南征北戰，堪稱有“十全武功”，自稱“十全老人”；曾四巡東北、六下江南、九臨曲阜；平生喜歡作詩，現存4.3萬餘首，是中國最多產的一位詩人。他什麼事情都想做好，甚至做絕，其頂級之處就是編纂《四庫全書》。

乾隆下令編纂《四庫全書》的時間是他在位第三十七年的正月，公元紀年是1772年，此時“康乾盛世”已達頂峰，戶部存銀達到7800萬兩，是乾隆初年庫存的兩倍還多。在文化上，當時賢俊蔚興，人文郁藏，鴻才碩學，比肩接踵，學術之盛，實開數百年來未有之新紀元。這樣的國情國力無形中更激起了乾隆的好大喜功之心。

為了完成這一盛大的舉動，朝廷專門成立了《四庫全書》編修館，乾隆特派他的三位皇子和數位軍機大臣來主持這件事。正總裁官16人，除三位皇子外，有劉統勛、于敏中、和珅等人；副總裁官職10人，其中有劉墉、曹秀先等人。具體領導者為總纂官紀曉嵐、陸錫熊等。遼陽人王爾烈參與此工程，位列“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兼分校官”。最終參加這一浩大工程的人員多達4400餘人，其中有360餘位學者參加校訂和撰寫提要，許多人是海內積學之士，歷史上的知名學者，如戴震、姚鼐、翁方綱、周永年、邵晉涵、任大椿、俞大猷、朱筠、王念孫等，直到今天仍被人們所熟知。修成后的《四庫全書》，徵調了各地保舉，經考試而錄用的3800餘名落第舉子以工筆小楷繕寫了七部。從編纂開始到第一部抄完，共用了10年時間，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最後一部抄成，共歷時15年。

修成的《四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四部。其中“經”為群經及小學之書，如《易經》、《尚書正義》、《毛詩指說》、《爾雅註疏》等；“史”為紀事之書，如《史記》、《竹書紀年》、《建康實錄》、《歲時廣記》等；“子”為著書立說，成一家之言者，如《孔子家語》、《世說新語》、《西京雜記》、《歸田錄》等；“集”為詩文新曲、散篇零什，如《楚辭章句》、《李太白集》、《文心雕龍》、《滄浪詩話》等。全書著錄書籍3500餘種，7.9萬餘卷。全書訂成3.6萬餘冊，221萬多頁，9億多字，分裝在6600餘只楠木盒中。

這一系列數字叫人眼花繚亂，但它的分類卻又極為科學。經、史、子、集“四庫”，這種富於詩意的分類法，曾令西方人嘆為觀止，並從此成為中華典籍的代稱。其實，此種分類法並不是乾隆的首創，早在晉代就已成形。晉初荀勖整理政府藏書，變劉歆《七略》之法，分目次為四部：一曰甲部，紀六藝小學；二曰乙部，紀諸子、兵書、術數；三曰丙部，紀歷史舊事、皇覽雜著；四曰丁部，紀詩賦、圖贊、汲冢書。后東晉李充加以調整，以五經為甲部，歷史記載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隋唐以後遂沿用此種分法，稱為經、史、子、集。《新唐書·藝文志》曾有這樣的記載：“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從此，書分四庫成為定製，只是到了乾隆這一笑傲歷史的舉動之後，“四庫”一名叫得更響了。

三

歷史的微妙往往讓人難以捉摸，在中國的歷史上，幾個騎射民族所建立的王朝，不僅疆域廣大，同時也創造了不可磨滅的煌煌偉業。

乾隆做為一個騎射民族的子孫，聚一代之精英，完成了一項集浩瀚華夏文化之大成的壯舉，這不能不讓人在品味這位風流皇帝下江南的同時，更欣賞他在文化建設上的豐功偉績。據說清代統治者能坐穩中原江山，得力於兩部書的修纂，一是《康熙字典》，一是《四庫全書》。為了編這兩部書，天下反清英雄志士因此而入彀，被稱為“老英雄法”。這原本是一個政治策略。乾隆在“稽古右文”的同時，更注重的是“寓禁於徵”，藉此消滅清初的史事記載，達到遏止漢人反清觀念的政治目的。乾隆此舉實際上同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有著同一本質，只不過他比秦始皇更高明一些罷了。

在文治武功方面，乾隆可能勝過了他的祖上也讓他的後代們難以企及，但他的心胸卻遠沒有他的祖父康熙那樣寬闊。出於狹隘的民族心理和政治偏見以及江山永固的期望，他借修書之機對意識形態領域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清洗，其實質，仍然是對各民族武裝鎮壓的繼續。

為修《四庫全書》而徵集的圖書主要有五個來源。一是各省徵集採購之書，稱為“采進本”；二是原來清宮內收藏之書，稱為“內府本”；三是從清初到乾隆當時奉皇帝命令編撰之書，稱為“敕撰本”；四是各藏書家進獻之書，稱為“進獻本”，五是從《永樂大典》里輯逸出來的書，稱為“《永樂大典》本”。對民間藏書的徵集，乾隆是頗費了一番苦心的，反覆下詔，獎罰並用，公開表示民間藏匯送京師是“以彰千古同文之盛”；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用盡誘惑，且信誓旦旦。到了1774年，各省運抵京城的圖書已達萬餘種。這時，乾隆撕下偽裝，公開下達了禁書令，命將有違礙字句的圖書“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並告諭滿漢官員，見到詆毀本朝的圖書，應“共知切齒”；對搜集到的圖書，要“細加核查”。這樣，在徵集圖書及修纂過程中，共禁毀書籍3000餘種，大約在7萬部以上。另有一些書籍橫遭刪改，特別是南北宋之交以及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著作，凡認為對金、元及清人有詆誨處，如“賊”、“虜”、“夷狄”、“中國”、“女真”等字樣均在改竄之列，甚至成段成篇刪除。此外，一些被視為小道的有價值的民間文學創作及戲曲、小說以及與正統儒學相抵觸的佛教、道教著作、科技、手工業著述等均排斥在《四庫全書》之外。為此，任松如在《四庫全書答問·序》中曾給予了有力的撻伐：“刪改之橫，製作之濫，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誘惑之巧，搜索之嚴，焚毀之繁多，誅戮之慘酷，鏟毀鑿仆之殆遍，摧殘文獻，皆振古所絕無。雖其工程之大，著錄之富，足與長城運河方駕，迄不能償其罪也。”真是中國文獻史上的一場災難。

論及古代圖書興廢，明代學者胡應麟有“十盛十厄”說。他概括明以前圖書的十大厄運是：秦始皇“焚書坑儒”，此其一；王莽改制焚燒書典無數，此其二；東漢末董卓部將屠長安書被毀盡，此其三；晉“八王之亂”使政府藏書“糜有孑遺”，此其四；梁元帝城破前焚書14萬卷，此其五；隋末宇文化及兵變火燒宮中藏書37萬卷，此其六；唐代“安史之亂”使舊籍“亡散殆盡”，此其七；唐未黃巢起義“內庫燒為錦繡灰”此其八；北宋末年金陷汴京，“秘閣圖書，狼籍泥中”，此其九；南宋末年元兵侵入杭州，圖書盡皆遺散，此其十。明代以後，圖書之大厄運無過於乾隆的“寓禁於徵”，可說是中國歷史上圖書的第十一大厄。

不僅如此，《四庫全書》修纂期間，乾隆還大興文字獄。為此我曾在圖書館查閱相關清朝文字獄的資料，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從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下詔征書開始到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在這將近三年的時間裡，清朝未興一例文字獄，並且對獻書者大行獎勵之風，其中寧波天一閣范懋柱家進書較多，乾隆親賜內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弄得范家上下感激涕零，可見這位乾隆爺的搗鬼有術。然而，當民間萬餘冊圖書徵集上來，目的達到后，皇帝即刻變臉，大開殺戒，以三十九年屈大均詩文集內有悖逆語銷毀其書並創毀其墓始，到四十八年《四庫全書》修完止，十年間共興大小文字獄34起，密度之高，舉世駭然。十年中的最後一起是李一《湖塗詞》案。文士李一作有《湖塗詞》，內有“天湖塗，地湖塗，帝王師相，無非湖塗”等語，被時人喬廷英呈上朝廷。而喬所作詩稿內亦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及“志士終當營大業”等句，也被查出，二人皆凌遲處死，兩家子孫一併坐斬，妻媳俱付給功臣之家為奴，真是弄得一塌湖塗。文字記載可查的就有這麼多，其他因文字之疑慮而被逮捕拘禁的，尚不知還有多少。

乾隆的目的終於達成，且一石二鳥，焚書與修書這兩項截然對立的事物在他手下變幻成為一個絕妙的組合，這是古今中外獨一無二的天字型大小創作。在乾隆那粲然的笑容下，群臣那“分綱列目，見義理之有條；按籍披圖，信源流之大備。水四瀛而山五嶽，侔此壯觀；前千古而後萬年，無斯巨帙”的表贊聲中，善良的人們惟見那一座巍爍古今的文化豐碑，而淡忘了因文字獄而屈死的冤魂枯骨。

在封建皇權之下歷史會變得傾斜，文化良知也會黯淡和啞然。

四

歷史從來就不是絕對的公平。後人看前人更多的是相信典籍和豐碑，而不是枯骨，何況《四庫全書》這座豐碑又是那般的厚重。因此後人不僅不會記得文字獄中屈死的冤鬼，甚至也不會記得真正編修《四庫全書》的功臣。

公正地講，真正主持編修《四庫全書》工作的是正總裁官司于敏中、總纂官紀昀和陸錫熊，還有陸費墀、戴震、邵晉涵和周永年等學者。這幾個人當中，紀昀還算幸運，因“老頭子”之傳說，人們還多記得這位機智的紀曉嵐，現加上後來多種戲說一類電視劇的推波且瀾，紀曉嵐更是家喻戶曉，這是幸運中的幸運。其他幾位呢，有幾個人能記得？

金壇人于敏中，位列《四庫全書》的“正總裁官”，許多工作都是在他的主持和具體操辦下展開的。雖然列名的“正總裁官”有16人之多，但如和珅與幾位皇子們誰能做具體事，只不過掛個虛名而已，正總裁的工作大都是于敏中完成的，他一面要做下面的工作，一面還要做上邊的工作，既要對皇帝打馬虎眼，還要博得皇帝的歡心。比如一部書寫好進呈時，往往還要在開卷首頁故意留下一兩處比較明顯的錯誤，以便御覽時易於發現改正。這樣做是為了滿足皇上比人高一等的心理，是謂的“欽定”。然而皇帝又哪裡有那麼多工夫用在書本上，於是來不及一一御覽的錯誤之處，就在“欽定”的招牌下，“合法”地留下來了。但皇帝過後也時有發現，於是硃筆一批“草率訛謬，比比皆是”。板子自然要打到于敏中的身上。

還有陸錫熊，這位飽讀詩書的上海人，是乾隆朝的一代名臣，《四庫全書》中的提要多出自他手，晚年曾兩次奉皇命到瀋陽文溯閣，校勘《四庫全書》的舛錯脫漏。乾隆五十七年（1792）冬，在第二次到瀋陽途中，被冰雪困於山海關，因受寒凍，最終客死盛京，一代名臣，成了文溯閣下的他鄉之鬼。後人能有幾個記得他？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豐碑從來都是血淚和枯骨鑄就的，萬里長城是這樣，大運河是這樣，《四庫全書》也是這樣。不同的是，《四庫全書》是文化人的血淚；學者的血淚；萬里長城和大運河是農耕者的血淚，征夫的血淚。

然而，歷史似乎又很公平，偉大的工程並未給“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皇帝和他的皇朝帶來多大的幸運。構築萬里長城的秦始皇死後不到七年，他的國家宣告滅亡。而修通大運河的隋煬帝下場更為悲慘，他被人勒死於大運河的那一端，當年即告滅國。乾隆皇帝應該說是屬於幸運的那一類，他死後大清朝的江山還存在了一百多年。但後人明白，那是怎樣的一百年？

乾隆死於1799年，即《四庫全書》編纂完成後的第十七年，這年正好是18世紀的最後一年，19世紀已迎面而來。這位89歲的老人留給子孫一個最為糟糕的亂攤子，帶著煌煌大國的夢幻、滿足與微笑撒手而去。殊不知清朝，乃至於整個中國的歷史悲劇，就釀成在乾隆這個貌似全盛的皇帝身上。隨著18世紀的結束，中國封建社會也進入了一個最為不堪回首的腐敗和昏暗的世紀。乾隆爺如何也想象不到，中國的封建社會竟在他的子孫手中結束。

實際上，早在乾隆下詔修纂《四庫全書》的時候，封建社會必然衰亡的先兆就已露出端倪。

這中間有一個很巧合的現象，即《四庫全書》始修的乾隆三十七年，正是標誌著法國啟蒙運動進入高潮的著名的《百科全書》正編17卷、圖版11卷全部出齊的1772年。啟蒙運動作為法國大革命的前奏，是18世紀西方資產階級繼文藝復興之後所進行的第二次反對都會神權和封建專制的文化運動，追求政治和學術思想上的自由，提倡科學技術，把理性推崇為思想和行為的基礎。它為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做了充分的準備，使法國大革命成為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最徹底的一次資產階級革命，而且影響波及整個歐洲和北美。而《百科全書》正是在這場運動中用唯物主義觀點來介紹各種科學知識，反對中世紀的宗教蒙昧主義，反對封建專制的重要工具。

以丹尼·狄德羅為中心，許多志同道合的啟蒙學者如盧梭、孟德斯鳩、伏爾泰、霍爾巴赫等130餘人參加編寫工作，而且還團結了一大批當時並不出名的文學家、科學家、哲學家以至開明的傳教士來為《百科全書》撰寫條目，這批人有著共同的政治和哲學觀點，都強烈地主張通過宣傳科學知識、掃除愚昧來痛擊反動的封建勢力和教會勢力，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百科全書派”。

正當百科全書派啟蒙思想家歷時30年編撰完成35卷《百科全書》時，紀昀、周永年、翁方綱、姚鼐、王念孫、戴震等360餘位飽學之士正奉乾隆之命甩著長長的辮子躬身伏案纂修《四庫全書》。冥冥中的東西方進行了一場文化大碰撞。同是那個時代的精英，但卻完成了不同的歷史使命，從而也奠定了他們各自祖國迥然不同的歷史歸宿--一群人在意氣風發地敲響封建專制的喪鐘，另一群人則孜孜以求地為封建王朝增色添彩。

這是巧合嗎？歷史就是這樣讓人感慨萬端。

五

回過頭去看歷史，儘管乾隆修《四庫全書》的舉動或多或少有著同秦始皇“焚書坑儒”以愚天下百姓的同一本質，但客觀上卻為華夏民族留下了一份文化奇觀。

中國古書的流傳與保存中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是凡編輯成叢書的往往不易散失，尤其是官修大書。這一方面是因為其“大”而難散，另一方面則是政府的加意保護，這是民間私人藏書所不容易做到的。《四庫全書》集古書之大成，歷經二百多年的戰亂世遷而完好無損就是這個道理。從今天華夏民族能葆有《四庫全書》這個意義看，我們自然不應忘記乾隆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

乾隆皇帝不僅策劃了《四庫全書》的編修，而且還想好了《四庫全書》的收藏。

早在《四庫全書》纂修之初，乾隆即命仿浙江寧波天一閣建內廷四閣，並命杭州織造寅著親往天一閣，訪察建造之法。然後繪圖上奏。他在奏章中說：天一閣閣前鑿池，其東北隅又有曲池。傳聞鑿池之始，土中隱有字形如“天一”二字，因悟“天一生水”之義，即以“天一”名閣。閣為六間，取“地六成之”之義。閣的高下深廣及書櫥數目、尺寸俱含六數。乾隆對天一閣特別信服，隨後下詔分建四閣。首先開工的是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和圓明園的文源閣，二閣始建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竣工於乾隆四十年（1775）夏。閣成之日，乾隆特賦詩說：“天一取閣式，文津實先構。”接下於1775年至1776年在紫禁城建文淵閣。在內廷四閣中瀋陽故宮的文溯閣建得最晚，於1781年動工，第二年建成。乾隆親筆書寫《文溯閣記》。其中談到四閣的立意，說“四閣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淵、若源、若津、若溯，皆從水以立意”。水各有源，同歸於淵，淵為源尾，源為淵頭；由淵覓源，其經為津，其行為溯。而盛京的“文溯閣”更有合周詩“溯澗求本”之義，“而予不忘祖宗創業之艱，示子孫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可見乾隆在這四閣的建築及命名上是頗費了一番心思的。

抄寫完畢的《四庫全書》第一分書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大體上藏進文淵閣；第二分書於同年秋開始分五批陸續運抵文溯閣；第三分書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藏於文源閣；第四分書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貯進文津閣。乾隆當初的想法是將《四庫全書》只抄寫這四部，後來忽然想到江浙為人文淵藪之地，於是復命續繕三部，分藏江蘇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鎮江金山寺之文宗閣，浙江杭州聖因寺之文瀾閣，以便士人就近抄錄傳觀。

至此，南三閣、北四閣，七部《四庫全書》分藏七閣之中。這是刻本書時代的寫本書，彌足珍貴。其中北四閣之書為皇室禁物，與士民無涉；江浙三閣書成后，准許士子入閣抄錄，人文薈萃之地，更得《四庫全書》的垂蔭，這對江南文化的發展自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進入19世紀后，隨著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四庫全書》也走上了一條悲壯的歷程。

1853年，南三閣中的文宗閣和文匯閣連同藏本在太平天國戰爭中被毀，此時距乾隆離世還不到60年。1860年10月，英法聯軍搶劫並燒毀圓明園，文源閣及其藏本一併化為灰燼；1861年12月，太平軍進攻杭州，文瀾閣藏本散失過半。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七分之書已佚存參半。緬懷疇昔，不能不令人產生典籍散亡之悲也！

還好，餘下的三部半書總算熬過了中國歷史上最為黑暗的19世紀，走到了20世紀。然而20世紀的近代中國並沒有多大的改觀，三部半書依然累遭迭難。1915年，文津閣藏本運抵北京，先藏古物保護所，后交北京圖書館收藏；故宮文淵閣藏本在日寇侵佔熱河后，於1933年運到上海，后又遷徙重慶，1948年被國民黨政府運到台灣收藏。至此，七閣之書，只有文溯閣藏本還算完整，書閣一體。

文溯閣《四庫全書》會有一個幸運的結局嗎？

六

事情往往會走向它的反面。餘下的三部半《四庫全書》儘管只有瀋陽故宮的這一部還藏在文溯閣中，但這一部的命運卻又最為多舛。

文溯閣《四庫全書》的歷險開始於1914年。這一年，為擁戴袁世凱登基，準備影印《四庫全書》，於是將文溯閣藏本運抵北京，存於故宮保和殿。袁世凱短命的皇帝夢破滅后，此書被冷落在故宮中。1922年，清室曾以經濟困難為由，欲將文溯閣《四庫全書》盜售給日本人，並且價格已議定為120萬元。此消息傳出，首先為北京大學教授沈兼士先生獲得，他於4月22日率先致函教育部，竭力反對此事。迫於輿論壓力，賣書東洋之事遂作罷。這位沈先生生於1886年，卒於1947年，浙江吳興人，語言文字學家。著有《段硯齋雜文》和《沈兼士語言文字學論文集》。早年留學日本，曾與錢玄同一起師從章太炎，為同盟會會員。後任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還擔任過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為北大評議會成員。其兄沈士遠、沈尹默，同在北大任教，校園中有“沈氏三兄弟”之稱。

沈兼士與魯迅先生有很深的交往，在1925年的女師大風潮中，他曾同魯迅、許壽裳等人站在一起，簽名聲援女師大同學的正義鬥爭。文溯閣《四庫全書》最終沒有流落異邦，我們今天應該感謝這位沈兼士教授，是他的文化良知和知識分子的責任感才保全了中國人的體面。沈兼士的所為讓我感動，為了追尋他的事迹，我曾求教北京大學的袁行霈先生和他的夫人楊賀松老師，是他們幫我在北大校史辦查到了有關沈兼士先生的資料，後來我寫成了《不該忘記的沈兼士》一文，總算釋然了我對他的一片情結。

1925年，文溯閣《四庫全書》已離開瀋陽十年。這時，瀋陽欲籌辦圖書館，張學良等許多東北有識之士積極奔走，準備索迴文溯閣《四庫全書》，由楊宇霆致電當時的教育總長章士釗先生，稱文溯閣藏本為“奉省舊物，仍歸奉省保存”，並言辭懇切地說：“務請諸公秉公持論，允賜發還，將來東省文化日興，皆出諸公之所賜也，無任感盼之至！”章士釗先生接電后即提出閣議，多方爭取，終使文溯閣《四庫全書》回沈之事落實，並抓緊清點，查經、史、子、集共6144函。於當年8月5日點交完畢，由當時的奉天省教育會會長馮子安查收押運回沈。並於民國二十年（1931）六月撰寫了《文溯閣四庫全書復運記》，刻嵌在文溯閣東面的宮牆上，以志紀念。

“九一八”之後，東北國土淪陷，文溯閣《四庫全書》與瀋陽城一起落入日本人手中，后以偽滿洲國國立圖書館之名代為封存。

新中國成立后，文溯閣《四庫全書》真正回到人民手中。政府為了妥善保管這套書，進行了認真的清理。據參加此項工作的楊仁凱先生回憶，1950年，他剛來東北工作，就奉命同另三位學者一起到文溯閣整理《四庫全書》。他們吃住在故宮，一頁一頁地清理，歷近一年，終於將《四庫全書》整理完畢。四人為了紀念這次頗有意義的工作，很長一段時間曾互相戲稱為“文溯閣大學士”。

1950年10月，朝鮮戰爭爆發，在戰火已燒到鴨綠江邊的形勢下，為了保護好《四庫全書》，連同宋元珍善本圖書，再一次運出瀋陽。先是運到黑龍江省訥河縣，存放在訥河城外一所憶改造成小學校的關帝廟裡。1952年夏，訥河水患，又不得不將《四庫全書》遷運到北安。朝鮮停戰後的1954年1月，《四庫全書》才得以運回瀋陽，存放在瀋陽故宮文溯閣院內的新庫房裡。

1966年10月，中蘇關係緊張，珍寶島戰雲密布。出於戰備考慮，此書從瀋陽故宮文溯閣運抵甘肅。在運出之前，遼寧省圖書館的職工們以高度的責任感和一番深情，夜以繼日地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對全書進行了清點和保養。逐函、逐冊、逐頁地清理，將水跡、斑點、破損等情況詳細地記在了清點卡片上，凡發現有破損處均做了修補。還整理出了一個完整的《文溯閣四庫全書檢查紀要》，一併交於甘肅省圖書館。瀋陽鐵路局備好了專列，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行程近三千公里，於十月底將全書運抵甘肅，藏於蘭州市郊的一個戰備書庫中。這一去就是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對於跨越了三個世紀的《四庫全書》來說也許不算太長，但對於我們當代人來說那卻是一個漫長的時代。如今，冷戰早已結束，而文溯閣《四庫全書》還沉睡在長城那邊的黃土山溝中，這無疑是一種暴殄天物般的浪費。

七

在一個秋光絢爛的日子裡，為拍攝專題片《文溯閣與〈四庫全書〉》，我們一行三人來到了蘭州。恰值甘肅省圖書館建館80周年慶典，正在展出館藏珍品書畫，文溯閣《四庫全書》被從書庫中取出經、史、子、集各一函，同敦煌寫真本、沈周《山水橫幅》、董其昌《行書長卷》等一起展出。

透過玻璃展櫃，我們可以見到那裝潢考究的《四庫全書》為長8開本，封面各異，經部為綠色，史部為紅色，子部為青色，集部為灰色，分別代表一年四季。史料記載，這四種封面顏色還是陸錫熊的創意。據說陸錫熊在全書抄寫近尾聲的時候向乾隆建議說，《四庫全書》卷冊數額頗多，經、史、子、集四類，若用不同顏色封面裝幀，豈不便於翻閱？乾隆聽取了這一建議，決定用象徵四季的顏色來表明書的類別。他認為經書居群籍之首，猶如新春伊始，當標以綠色；史部著作浩博，如夏之熾，應用紅色；子部採擷百家之學，如同秋收，白色為宜；集部文稿薈萃，好似冬藏，適用黑色。以前對這種說法我未曾留意，但在甘肅見到文溯閣《四庫全書》后，我對這種說法產生了懷疑，因為它的封面不是綠、紅、白、黑，而是綠、紅、藍、灰，與乾隆所講不一致，但杭州文瀾閣所藏的《四庫全書》又確是綠、紅、白、黑。與文溯閣本顏色一致的還有現存北京國家圖書館的文津閣本和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文淵閣本。毀失的文源閣、文匯閣和文宗閣本的四種顏色不得而知，但從殘存的四閣全書中看至少是有兩種格式的。這究竟是什麼原因？難道是杭州文瀾閣本後來補齊時按史料記載重做了封面？這當是《四庫全書》的一個謎，尚待專家考證揭示。

參觀完甘肅省圖書館，即由館長陪同去戰備書庫。從圖書館到市郊的戰備書庫，還有很長一段路，驅車前往，已近中午。蘭州市郊的晚秋籠罩在一片紅黃交織的顏色之中，公路兩旁不時能見到茅盾筆下那挺拔如哨兵的白楊樹，黃黃的葉子像蝴蝶一樣飛上飛下。遠處的黃土高坡上，溝壑均勻得有如人工擺布，像是一幅展開的壁畫，而不時閃出的一樹兩樹紅葉，又似壁畫上的點晴之筆，燦爛奪目。書庫建在一個驕車費了很大勁才進去的山坳中，厚厚的黃土層上，錯落著幾排磚房，果樹掩映，有紅紅的蘋果掛在枝頭。大門打開，才見出這裡是一個依山而建的大院落。院內綠蔭垂野，整潔而有秩序。

書庫負責人是一位年過七旬的老人，名叫劉德田，老家河南雎縣，是當年新四軍彭雪楓的部下。老人淳樸熱情，臉上寫滿了人世滄桑。他一邊用大串鑰匙打開層層庫門，一邊向我如數家珍般地講述《四庫全書》的發展歷史，過後還將他剛剛獲獎的論文證書拿給我看。我見那大紅證書上寫著“甘肅省社科論文特別榮譽獎”的字樣，論文的題目是《文溯閣〈四庫全書〉在甘肅》。另一位書庫保管員告訴我，老人吃住在這裡幾十年，很少回蘭州的家，為此老伴同他離了婚，他的最大樂趣就是陪伴這套書。望著老人中山服上那破損的衣領和那滿頭的銀髮，我激動沉想了半天才緩過神來。

在書庫中，老人破例地准許我戴上潔白的口罩和手套翻看了一回《四庫全書》。手捧二百餘年前的裝幀精緻的寫本書，我由衷地溢發出一個讀書人的滿足，同時又隱隱有讀書人的苦澀和沉重，每翻動一頁，都有感覺到有無數只古代士子的眼睛盯著我--似乎在說：你很幸運。我細審每頁的格局，見每頁都是固定的格式，均為紅色邊欄、界格，四周雙邊，每頁8行，每行21字，書口魚尾上寫“欽定四庫全書”，下寫書名及頁碼，每書前冠以該書提要，次寫該書內容。每冊書首頁的左上角鈐有“文溯閣寶”朱紅大印，尾頁則蓋“乾隆御覽之寶”朱印。

在書庫中，我特意翻看了一遍遼寧圖書館當年的《文溯閣四庫全書檢查紀要》，認真地記下了文溯閣四庫全書的基本數字，因為我知道七閣所藏之收的具體冊數、卷數是不一致的。紀要上詳細地記著：文溯閣《四庫全書》共計6199函，36313冊，79897卷。另有《簡明目錄》、《總目》、《考證》、《分架圖》等39函，265冊。同時還藏有《欽定古今圖書集成》一部，576函，5020冊。

我貪婪地將一函書翻完，並細讀了一頁。書的用紙是上乘的開化榜紙，比一般的宣紙略厚，翻著手感極好，沒有一般線裝書的翻頁困難似有粘連之感。我一邊翻書一邊想，拋開它本身的典籍與文物意義，就這小楷字，也算是最珍貴的字帖，哪一個當代書法家的小揩敢和這書上的字相比呢？然而為個念頭剛剛冒出，我又鄙視我自己這個憋腳的聯想。我深知，《四庫全書》保存至今的價值和意義不是我所能想象出來的。

在離開蘭州前，我特意去了一次黃河邊。於萬山叢中緩緩行來的黃河，乖乖地、無聲地從黃河大鐵橋下流過。在這裡，我看不見黃河的雄渾、壯闊，倒是覺得它很乾涸和營養不良。在濱河大道旁，坐落著一個“黃河母親”的雕像，她臉上的線條是那樣的圓潤，含蓄地流露著安於現狀的幸福微笑。站在她的面前，我一下想起了詩人周濤的話：這不是“黃河母親”，而是一個生了孩子以後發胖改行的舞蹈演員！是那種嫁了一個有錢丈夫的淺薄舞蹈演員所具有的安詳和自足，這不是、也不配是一個苦難民族的母親！那一刻，我的心情很黯淡，黯淡得有些失望，為什麼許多事物深思起來就會覺得怪怪？變形了的黃河母親，還有那沉睡了許多個年頭的《四庫全書》，怎麼就該這樣現狀依然呢？也許一切重要的因素都不在事物的表面，而是深藏在黯淡所掩蓋的痛苦深處。世界就是這樣保持著一種平衡，一種存在，當某種因素顯示出來的時候，或許絕大多數人又始料不及。

離開戰備書庫前，我特意同老新四軍合了一個影，又給書庫的職工拍了一張合照。臨走時，老新四軍還給我摘了幾個院中樹上的紅蘋果。那蘋果樹已高過庫房，少說也有二十年了吧。望著幾位守庫人泛著紫紅色如蘋果一樣光彩的笑臉，我對他們產生了一種深深的敬意。三十年了，他們守在這四周沒有人煙的山溝里，蘋果樹長大了，他們的青春卻留在了這裡。不知他們的老伴可理解他們，幾千萬的遼寧人和炎黃子孫是感謝他們的。

我們的車開出山溝，我一直將頭探出窗外，在車后一片黃土煙塵中凝望著山溝中的書庫，直到什麼也看不見，但腦海中總是那翻開帶有紅色界格和魚尾的一頁頁書影。

從蘭州回到瀋陽，已是初冬時節。

我一個人再次來到文溯閣，依然是一個雨天，閣旁的梧桐樹葉隨著雨滴疏落，前後廊硬山式建築的文溯閣在秋雨中更顯得清峻和與眾不同。在整個故宮中，只有這文溯閣呈現一種與皇家氛圍不同的淡雅的冷調，從閣頂的瓦件、廊前的柱子到隔扇門窗等都是綠色的。這種冷色的格調不僅與文溯閣作為藏書樓的使用相諧調，而且還會使人想到碧水、藍天、清風、明月等等，自然產生一種蔭涼安靜和深遠凝重的感覺。我在閣檐下徘徊，仰頭即可見到檁枋上的蘇式彩畫，畫面表現的是“白馬獻書”的典故。大意是說黃河裡出現了一匹龍馬；龍馬的背上馱著一種圖；洛水裡浮出一隻大龜，龜背上刻著文字。這就是傳說中圖畫和文字的起源，後人們稱此為“河出圖，洛出書”。這故事很能讓人產生一些遐想，文字、典籍該是何等樣的神聖，而保護和延續這些典籍的生命也該是同樣的神聖。站在文溯閣一樓的龍椅之前，我沒有再想起乾隆皇帝，而是想起了紀昀，想起了陸錫熊、戴震、邵晉涵、周永年，還有沈兼士、張愛群、劉德田。沒有這些人，我有什麼理由站在這裡發思古之幽情？

如今，當我又一次站在文溯閣下，歷史已進入了21世紀。盛世尊書，從1983年開始在遼寧的全國政協委員一直痴心不改，堅持提案20年，企盼文溯閣《四庫全書》回歸故里，真正實現書閣一體。是啊，歷史上的七閣，目前惟一有可能書不損、閣猶在，能夠達成書閣一體的就是瀋陽的文溯閣《四庫全書》。其他的如北京故宮的文淵閣和承德的文津閣也有可能達成書閣一體，但可能性要遠比文溯閣小得多。

甘肅新建成的文溯閣其方位和建築風格都承系了“古制古貌”，外觀頗具皇家氣派與北京“文淵閣”最為接近，也是“歇山式大屋頂”建築，外二層內三層，內部用鋼筋混泥土厚牆，使用了現代化的防潮設施、防塵設施、防盜設施等甚至防輻射設施，室內溫度和濕度都常年保持恆溫。甘肅文溯閣藏書館主要包括主樓、副樓、辦公樓，主樓佔地1900平方米。一二層為展覽廳、三樓存放《四庫全書》影印本，副樓佔地1400平方米，主要用於學術研究所用，而《四庫全書》的真本則藏在專門設計的地下室內。

（原載2003年7月31日《南方周末》）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帝傳旨於盛京（現瀋陽故宮）舊有宮殿之西，建造文溯閣及其配套建築。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一說1783年）5月，文溯閣全部工程竣工，《四庫全書》與《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入藏。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9月，6144函36000多冊《四庫全書》、5020冊《古今圖書集成》已全數運抵文溯閣內入藏，並將《御制文溯閣記》碑立於文溯閣東側碑亭，至此，書閣合璧，文溯閣開啟藏書歷史。

民國四年（1915年）11月，民國政府將文溯閣本《四庫全書》和《古今圖書集成》運至北平（現北京）古物陳列所，文溯閣與《四庫全書》第一次書閣分離。

民國十六年（1927年），奉天（現瀋陽）省政府在各方努力爭取下，使得文溯閣《四庫全書》復歸奉天文溯閣。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偽國立奉天圖書館認為文溯閣年久失修，滲漏現象嚴重，為了保護閣內藏書，於文溯閣前西南處修建了一座鋼筋水泥結構的二層樓新書庫，稱為“新閣”。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6月，“新閣”竣工，文溯閣《四庫全書》和《古今圖書集成》全部移入新閣。

1949年，瀋陽建立了“瀋陽故宮陳列所”。

1徠951年，文溯閣修繕。

1954年，經國家批准設立了“瀋陽故宮博物館”，並設古建部等機構十餘個。

1966年9月，中央文化部將文溯閣藏《四庫全書》調往甘肅省圖書館收藏。

1985年9月16日，文溯閣等西路建築群全部得到修繕，恢復歷史原狀陳列，正式對外開放。

文溯閣是在故宮的西路增建的，仿照明代寧波天一閣而建造，前有戲台、嘉南堂，後有仰熙齋，齋後為九間房，其中有芍藥圈、梧桐院等。文溯閣主體建築外觀兩層，實為三層，每層六間。

文溯閣落於半米高的高台之上，整個建築平面為矩形，坐北朝南，面闊六間，進深九檁，建築總長26.23米，總高15.683米，總寬16.10米，建築面積720.7平方米。文溯閣參考天一閣的結構形式，從外觀上看是重檐兩層，各6間，其內部卻是上、中、下三層，這種“明二暗三”建造方式俗稱“偷工造”，即利用上、下樓板之間通常被浪費的腰部空間暗中多造了一個夾層，俗稱“仙樓”，這樣全閣上、中、下三層都能用來貯藏書籍，擴大了使用面積。文溯閣外觀上下兩層中，一層比二層前後各多了一列檐柱，前後出檐也比二層房檐向外延出很多，構成了下層前後有廊，上層無廊的結構形式。

文溯閣上層除西側樓梯間外，主房五間整體為一個大通間，每間用書架隔開，每間6扇窗，南北開窗，用落地罩在南北兩面各闢走道，窗邊有迴廊相通；一層明間面闊約5米，東西次間、梢間約為4.35～4米，西側樓梯間面闊約1.7米，進深約13米；明間與東西次間的正面均不設檻牆，各按木質隔扇門共三開6扇，門上飾有雕刻圖案，門心板上方置有直欞窗；東西梢間用書櫃間壁成兩個單間，正面比明間和東西次間探出約1米，設木質直欞窗6扇；北側有內廊約2米，明間、次間與內廊之間設置夾紗槅扇作為隔斷，有門與明間、次間、梢間相連通。通空的門窗不僅通風良好，光線也可以直接照射進去，採光問題也得到解決。

文溯閣二層為東、西、北三面環壁的“凹”形夾層，夾層的東、西兩側各為一間，同一層東西梢間格局相同，外側設有木欄桿，欄桿兩側各設花格窗4扇，上置花格橫眉，構成一組形如花罩式的半封閉空間，以帷幔遮擋；夾層北面靠牆壁放置一排書架，構成一個藏書的小環境，同樣以帷幔遮擋；書架前方約2米處設有木欄桿，上面亦飾有花罩，形成一條東、西走向的長廊（長廊的下部就是一樓北側的內廊），並由此將東、西兩梢間貫通；正中三間空敞，與一樓構成一個兩層高的共享空間，即室內大廳，通高5.56米，其中一層凈高2.85米，二層凈高2.71米，正是用來放置書架的最佳高度。

文溯閣兩山設置的有琉璃門罩裝飾的券門。券門用白石砌築成拱形，其上端飾有仿木構綠琉璃垂花門罩，單檐廡殿頂，檐下六攢琉璃斗拱、額枋及墊板的畫池內飾有琉璃彩繪，浮雕“白馬負書”、游龍、水浪及花卉等圖案。門罩兩側為琉璃垂蓮柱，券門下設有五級垂帶踏跺，由此可直接進入檐下房廊。

文溯閣整個建築為重檐硬山式，裝飾色彩以冷色為主調。在色彩搭配上採用了黑、綠為主的深色基調。其建築屋面採用黑色琉璃瓦，輔以綠瓦剪邊，迥別於天一閣的青磚布瓦。各條屋脊、吻獸及博風磚等也多採用綠色調琉璃構件，飾以海水流雲紋飾而非行龍紋飾。各垂脊不設置仙人、走獸等琉璃飾件，代之以雲頭狀的琉璃構件裝飾。廊柱、檐柱飾以綠色，門框、窗框飾以黑色，在裙板、絛環板等處兼施少許白色，門窗直欞飾以綠色。外檐彩畫也以藍、綠、白相間。

文溯閣與文淵、文源、文津三閣相比，是“北四閣”中唯一沒有與水、石、松相伴的一閣。

地理位置

文溯閣位於遼寧省瀋陽市瀋河區瀋陽路171號瀋陽故宮內。

開放時間

4月10日～10月10日，開館：8:30，閉館：17:30。

10月11日～4月9日，開館：9:00，閉館：16:30。

註：每周一上午閉館（法定節假日和7、8月除外），13:00開館。

門票價格

60元（瀋陽故宮套票）。

交通信息

瀋陽市區乘坐瀋陽公交117、118、132、140、251、290、292、環路公交車在故宮東華門站下車，步行5分鐘即可到達；乘地鐵一號線到中街站、懷遠門站下車，步行10分鐘可到達。

文溯閣檐下彩畫以青、綠、白為主調，其每間外檐的檁、墊、枋的正中都繪有蘇式彩畫。

文溯閣內復原了清乾隆帝東巡時期的歷史原貌，在文溯閣入口正中陳列桌椅，其上陳列《四庫全書》內經、史、子、集等書複製品，並在文溯閣內復原書架等陳列物品。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為保護文溯閣及其《四庫全書》，經盛京內務府奏准，特增設文溯閣衙門管理文溯閣事務，設九品食俸催長一員、食餉催長一員，掌《四庫全書》之藏，隸屬於盛京內務府。每年八月將文溯閣內書籍晾曬一次，每年四月從盛京工部領取潮腦、野雞尾毛撣、短把雞毛撣，以供保管圖書之用，並及時上報文溯閣應行修繕事宜。

1954年，瀋陽市經國家批准設立了“瀋陽故宮博物館”，並設古建部等機構十餘個，專門從事古建築的維修、保護。

文溯閣名稱依乾隆皇帝《文溯閣記》所述有“溯澗求本”之意而得名，為專貯《四庫全書》的皇家藏書樓。

文溯閣在“北四閣”（因避暑山莊文津閣、圓明園文源閣、紫禁城文淵閣、盛京皇宮文溯閣在宮中禁地，也稱“內廷四閣”）中是最後建成的一閣。“輯四庫之書，分四處以庋之，方以類聚，數以偶成。文淵、文源、文津三閣之記早成，則此文溯閣之記，亦不可再緩，”弘曆選擇最後為文溯閣作記，其目的是體現其“溯源報本，彌深追遠”之情，並且專門為建造在陪都禁地的最後一閣命名——文溯閣，“四閣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淵、若源、若津、若溯，皆從水以立義者，蓋取范氏天一閣之為”。乾隆皇帝“以水喻文，願溯其源”，進一步闡述了文溯閣命名的文化意蘊。“若夫海，源也，眾水各有源，而同歸於海，似海為其尾而非源，不知尾間何洩，則仍運而為源。原始反終，大易所以示其端也。津則窮源之徑而溯之，是則溯也、津也，實亦迨源之淵也。”這就是說，源為端，淵為尾，津為徑，溯為由淵至源之行。溯，為逆流而上，追求根源。文溯閣東側碑亭內乾隆《御制文溯閣記》特別對文溯閣的興建緣由、“文溯”之意及編纂和貯藏《四庫全書》的情景予以記載。

清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就下詔搜訪遺書，並下令儒臣校勘《十三經》等經典。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帝正式批准大學士劉統勛等人議定的輯校《永樂大典》章程，並下令“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隨後，紀曉嵐、陸錫熊、孫士毅等三人被任命為總纂官，並從翰林中選了數人組成了四庫全書的編纂班子——四庫館。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春，第一部《四庫全書》編撰並抄錄完成。全書共收書3461種、79309卷、36381冊，分為經、史、子、集四部分。《四庫全書》共抄錄七部（分藏於北四閣：文淵閣、文源閣、文津閣、文溯閣；南三閣：文宗閣、文匯閣、文瀾閣）。文溯閣本《四庫全書》是七部中的第二部。1966年9月，中央文化部將文溯閣本《四庫全書》調往甘肅省圖書館收藏。

2007年5月15～31日，瀋陽故宮保管部修復組對文溯閣其內部隔扇屏風、壞損雕花木隔扇進行修復。

1961年3月4日，包含文溯閣在內的瀋陽故宮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作為皇家藏書樓，文溯閣在建築規制、建築功能和理念上，既是仿照江南著名藏書樓天一閣，以“天一生水”為理念進行建造的，又根據傳統的做法和陪都宮殿建築的特殊身份而多有發展和創新，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建築風格和藝術特色，反映了清代宮廷建築在工程設計和建造藝術上的高度技巧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