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亞入歐

福澤諭吉（1835-1901）是日本近代傑出的思想家，日本近代文明的締造者之一。他一方面介紹先進國家情形，以促進“文明開化”；另一方面又鼓勵日本人發揚獨立精神，以保持在列強環伺下的日本民族的獨立。著名的口號“脫亞入歐”，即是福澤諭吉首先呼喊出。福澤諭吉生於日本一個下級武士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漢學家。受父親影響，福澤諭吉熟知孔孟等儒家名著和中國歷史，青年時代在長崎學習荷蘭文。曾在大阪師從著名蘭學家緒方洪庵，並成為優秀的蘭學學生。福澤諭吉在26—34歲的時候，三次出訪歐洲和美國，並將在歐美的所見所聞寫成《西洋事情》、《西洋導遊》和《西洋衣食住》等書。這三本書轟動一時，影響甚大。福澤諭吉目睹了歐美國家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堅船利炮、富國強兵和工商繁榮，也反思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封建主義的相繼沒落，遂萌生“脫亞入歐”的思想。福澤諭吉在其所著《文明論概略》中說：“如果想使日本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澤諭吉還在報紙上發表《脫亞論》文章，主張日本“所奉行的主義，惟在脫亞二字。我日本之國土雖居於亞細亞之東部，然其國民精神卻已脫離亞細亞之固陋，而轉向西洋文明”。他還呼籲說：“我國不可狐疑，與其坐等鄰邦之進，退而與之共同復興東亞，不如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福澤諭吉為日本選擇的振興之路，就是擺脫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進而使日本成為歐洲型的民族國家。在日本完成"脫亞入歐”的歷史進程后，曾經用支那歧視中國。因此，他也成為歧視中國的第一人。

19世紀以福澤諭吉為代表的日本近代思想家，推動和促成了“明治維新”，也奠定了日本實行一個多世紀的脫亞入歐國策的思想理論基礎。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中國的“戊戌變法”在時間、變法取向、主導思想上都非常相像。“明治維新”發生在19世紀70年代初葉，“戊戌變法”發生在19世紀90年代末葉，其先導運動“洋務運動”則發生在19世紀60年代初葉。“明治維新”的那些改革措施，如廢藩置縣，摧毀封建制度，成立新的常備軍，實行全民教育，統一貨幣等等，其實遠不如康有為在《上清帝第六書》中的制度設計周密。中國光緒皇帝雖然也發布了《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圖新，但最終慈禧太后政變后發布訓政諭旨，變法流產，前後只持續了103天。

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就是倡導“全面西化”。但中國與日本不同的是，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這種制度已經發展到它自身極精製和極完備的地步，不改變它已經無法與時代共同發展，要改變它又必然觸及那些深層的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這就好比舊時單身娶親、妻喪續弦或者只是納妾，都比較好辦，但若喜新厭舊、休妻另娶，問題就複雜了。好比在廢墟上另起高樓，相對容易，但要把已經建好的樓房推倒重來，談何容易。所以中國骨子裡也想全盤西化的戊戌維新領袖，實際上為了操作的可能性，與“洋務派”一樣，也是“中體西用”。中國當時主流的“中體西用”話語和實踐與日本維新派“脫亞入歐”的“西體中用”，其實不是思想觀念上的差異，而是思想觀念背後的那個制度基礎和利益格局的差異。

日本是一個孤懸於太平洋上的群島國家，在世界新航路開闢以前，日本與遠在亞歐大陸西面的西方文明幾乎沒有任何接觸和聯繫。在歷史上，日本也曾實行過閉關鎖國政策，且比中國的“鎖國令”早頒行10多年。1633年，德川幕府由於害怕西方槍炮，同時也擔心宣傳“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天主教湧入會威脅和動搖其封建統治，頒布了以“禁止日本人與西方人貿易”為主要內容的“鎖國令”。但日本的“鎖國令”有一個例外的保留，即特許日本人與中國、荷蘭人在九州長崎附近的種子島通商，並允許荷蘭人在種子島長期生活居住。幾代日本人從荷蘭人那裡獲得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和近代科學技術知識，即所謂“蘭學”，為日本在19世紀的“明治維新”播下了種子，長崎因此成為日本人了解世界的窗口和培養通曉時代先進科學知識和社會制度人才的搖籃。

1860年，福澤諭吉隨幕府官員乘船訪問美國。當這些腰佩武士刀、腳踏草鞋的日本使節走進飯店時，立刻就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在日本，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才捨得買一寸見方的絨氈做錢包或煙盒，而美國人竟然把整塊絨氈鋪在地上，穿著皮鞋在上面走來走去。兩年後，福澤諭吉再次隨團遠赴歐洲，周遊了法英荷俄葡等國。由於聽說外國食宿不便，他們隨船帶了幾百箱大米和幾十個鐵絲燈籠。可到了巴黎一看，他們住的旅館是五層樓，無數汽燈將室內外照得亮如白晝，飯廳里擺滿了山珍海味……百聞不如一見，通過考察醫院、銀行、郵政、兵制、議會等，福澤諭吉深刻認識到了資本主義的發達，深感日本以前的制度非變不可。

《脫亞論》開篇說道：“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風東漸，所到之處，無不風靡於一草一木。”福澤又寫道：“文明猶如麻疹之流行，……我輩斷乎不具（治癒）其術。有害無益之流行病尚且不可阻擋其勢，何況利害相伴且常以利為主之文明乎！”他認為西洋的文明必將征服世界，東洋各國對它絕對沒有抵抗能力，就像東京人無法抵禦從長崎傳來的麻疹；既然無法避免，因此明智的做法應當是“助其蔓延”，使人民“早浴其風氣”。福澤在日本也正是這樣做的。

基於福澤對日本現代化的看法，他很支持甲午戰爭。一如不少日本政府的官員，福澤深信要實行亞洲的現代化，最好的途徑就是戰爭。他認為清國的弊病在於其制度陳腐且一成不變。鴉片大量出口到清國，令國人精神萎靡。清朝的政治制度未能防範外國侵凌：朝廷被迫出賣鐵路、採礦等權利，以償還國債。當時的日本，同樣要承受不平等條約的委屈。對福澤而言，戰爭不但可以給日本一個翻身的機會，還可以藉此令她強大，讓其他亞洲國家早日“警醒”，變革圖強。但是，日本尚未完全承認戰爭對她們的傷害。

福澤曾寫道：“依吾之見，以西方文明猛擊東方之勢，此兩國（清國與朝鮮）誠不能存活矣……此如一城以愚昧、法斁、暴橫與無情而惡名昭彰，一義者居於此，其德鮮有人知，此為鄉人醜行之所蔽也。”

對於東亞的鄰國，由於福澤諭吉基於優勝劣汰的思想，認定東方文明必定失敗，因此他呼籲與東亞鄰國絕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視為與鄰國同樣的“野蠻”之地。他對當時的東亞其他國家採取蔑視的態度，比如將甲午戰爭描述為一場“文野之戰”；認為朝鮮王朝‎、清朝是“惡友”。故而《脫亞論》又被認為是日本思想界對亞洲的“絕交書”。在主張與東亞鄰國“絕交”之外，福澤還主張“東洋連帶論”。他認為東亞各國只有進行改革舊體制的革命，才有可能擺脫被西洋國家殖民的宿命。因此，福澤主張對鄰國的革新派給予實際支持，幫助西洋文明在東洋的“蔓延”。福澤曾支援朝鮮的金玉均等人，並將自己的財產投入到朝鮮首份以朝鮮文字出版的報紙《漢城旬報》的創辦上。

福澤諭吉對於西洋文明並非沒有取捨。可以說在其自由主義的表象之下，始終貫徹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根據平山洋的《福澤諭吉的真實》（文春新書）的文字，其實這應該歸因於《福澤諭吉傳》的作者、《時事新報》的主筆、《福澤全集》的主編石河干明。根據平山的論點，雖然福澤批評了中國和朝鮮的政府，但是並不是貶低其民族本身。至於將清朝的士兵稱為“豬玀”等國籍歧視的說法，其實是德國、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義大利、日本等國家評價的。

如同千年前模仿唐朝長安建造奈良一樣，明治 時期，日本人在東京銀座建起了西化一條街。這裡仿照歐美街市，蓋起兩層樓的洋式磚瓦房，街道上電車穿梭，夜幕降臨時煤氣燈就會點亮。日本在甲午戰爭前後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在日俄戰爭后的十多年間，又進行了“以重工業為中心的電力產業革命”，即“第二次工業革命”，在經濟上完成了“脫亞入歐”。一戰後，日本以世界五大國之一的身份，與新老帝國主義國家英、法、美等共同主持和參與了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從而在政治上完成了“脫亞入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