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遺書

敦煌在中國漢唐時期是絲綢之路的連接重鎮。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圓籙在清理敦煌莫高窟第16窟時，發現牆壁後面有一個密室，洞內滿是各種佛教經卷等文物，總數量約5萬餘件。佛書占敦煌漢文文獻的百分之九十左右，作品包括經、律、論、疏釋、偽經、贊文、陀羅尼、發願文、啟請文、懺悔文、經藏目錄等。

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來到敦煌，以14塊馬蹄銀騙取走24箱遺書﹑遺畫及5大箱其它文物。1908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來到莫高窟，用大量銀子騙取了6000餘件寫本和200多件古代佛畫與絲織品。伯希和還在第464窟發現一批元代回鶻文遺書。他當時率領一支探險隊在我國新疆進行考古發掘，當他看到長庚將軍送給他的一卷佛經是唐代寫本后，便迫不及待地問明來源，於1908年3月趕抵敦煌。伯希和是學識淵博的漢學家，他憑著深厚的漢學功底和豐富的考古知識，把藏經洞中所有的遺書通檢一遍。他自己說：“洞中卷本未經余目而棄置者，余敢說絕其無有。”有一張伯希和盜竊藏經洞遺書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對堆積如山的經卷，正在蠟燭下一件件、一頁頁地翻檢……他在藏經洞里待了3周，“不單接觸了每一份文稿，而且還翻閱了每一張紙片”。他純熟的漢語基礎和中國歷史知識，使他選走藏經洞里的全部精華。所以，他盜走的經卷是最有價值的與最精華的。比如有關道教經典的卷子幾乎全被伯希和盜走了，大約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遺書最大的價值是保存了許多古代學說，保存了古注。比如《論語》，只有一種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經洞發現了皇侃注的本子，收錄了兩漢和魏晉之間所有人講《論語》的要點，都被伯希和盜走了。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詡說，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幾乎都是最有價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譯而忽略的更珍貴的經卷和語言學、考古學上極有價值的6000多卷寫本和一些畫卷，裝滿10輛大車，運往巴黎。1905年，俄國人奧布魯切夫，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國人鄂登堡，美國人華爾納等人，先後從莫高窟盜買走了大量的經卷。這些文物至今流散至海外的達3.5萬件，約佔所有文物的三分之二。

1909年8月22日，清政府學部左丞喬樹楠命陝甘都督毛實君封存莫高窟藏經洞。1910年，朝廷命新疆巡撫何彥升將敦煌遺書運至北京。押運官傅某至北京后違命不直接向學部復命。私下把車隊趕進何震彝私宅，何震彝與岳父李盛鐸，還有劉廷琛、方爾謙等四人翻閱了車上全部的敦煌遺書並貪污盜取走部分珍品。8000餘卷敦煌遺書，被官員截留貪污不少，這些經過儒官精選的文物被貪污私吞，都是上等文物。

196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中、1965年在莫高窟122窟前，以及在敦煌境內烽隧、古墓葬等遺址中也有少量出土，遺書總數超過5萬件，其中漢文寫本在4萬件以上。

從外形看，敦煌遺書主要有捲軸裝、經折裝和冊子裝3種。還有梵筐裝、蝴蝶裝、掛軸裝和單張零星頁等形式。從內部字跡看，可分手抄和印本兩種，其中以抄本居多。大量的經卷系由專職抄經手手寫而成，字跡端莊工美。

早期的捺筆很重，頗帶隸意，唐以後的抄本以楷書為主。雕版印刷品雖數量不多，但均是中國也是世界現存最早的印刷品實物，其中以868年（唐咸通九年)雕印的《金剛經》最古。此外，歸義軍曹氏時代雕印的佛經，來自長安、成都的私家印本曆日，塗色印本佛像等，均系印製而成。

從書寫用筆看，早期均由毛筆書寫，8世紀末后，因敦煌一度同中原王朝中斷聯繫，當地人開始用木筆書寫。至於大量的官私檔案等，則因用途不同而形制各異。9世紀以後，出現經折裝、冊子本和木刻印本。在我國乃至世界書籍發展史、版本史、印刷史、裝幀史上都是十分難得的珍貴實物，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除大量的寫本之外，還有拓印本、木刻本、刺繡本、透墨本、出圖本、插圖本等多種版本。

據統計，截止到2011年，收藏敦煌遺書最多的有中國的北京圖書館，藏有遺書10000餘號，已整理編目的有9803號；英國國家圖書館東方寫本部有11297號，其中已編目9172號；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藏6000餘號，漢文卷子4038號已編目，藏文卷子約2000號未編目；蘇聯列寧格勒亞洲民族研究所藏11050號，已編目2954號；日本人橘瑞超收藏429號。另外，中國的旅順博物館189卷，甘肅省圖書館100餘卷，藏文226卷，西北師範大學歷史系文物室22件，上海博物館182件，天津藝術博物館300餘件，台灣中央圖書館153件，台灣歷史博物館20餘卷。

國外的一些圖書館、博物館也藏有部分遺書，如英國印度事務部圖書館：765件藏文文書。日本大谷大學：38卷，龍谷大學7卷。日本私人收藏者：中村不折163卷。其他人（包括一些不知姓名者）共有208卷，丹麥皇家圖書館東方部14卷，法國吉美博物館還藏有絹畫220幅。還有一些圖書館收藏的圖書數目不詳，如中國甘肅河西地區博物館、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台灣的一些私家收藏者也有數十卷，英國牛津大學金德利圖書館、英國皇家亞洲協會圖書館以及西德柏林科學院所藏的6000餘件漢文文書、南朝鮮漢城博物館藏有的2000餘件原朝鮮總督文書、日本約3000件大谷文書中都有數目不詳的敦煌文書。印度德里博物館還藏有一些藏文文書。瑞典、奧地利、東德等國也都各有收藏

敦煌遺書內容可分為宗教典籍和世俗典籍兩大部分。宗教典籍佔80%，包括經律、論、疏釋、贊文、陀羅尼、發願文、啟請文、懺悔文、祭文、僧傳、經國等。《金剛經》、《妙法蓮華經》之類的複本甚多，也發現一些中土已佚的經卷，如隋唐時再三遭禁的三階教的教義經文，以及一批疑偽經等。宗教典籍除佛典外，還發現了另幾種宗教典籍。其中有道教卷子500件以上。北朝寫本《老子道德經想爾注》以及《老子化胡經》等佚道經。摩尼教方面，有《摩尼光佛教法儀略》等。景教方面，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等。其中有一部分是久佚之典，具有補缺、輯佚之功，豐富了我國文獻寶庫；另一部分，雖是傳世文獻所已有的，但為從事校勘訂補工作，提供了難得的版本。這些佚經的發現，推動了東西學者對於摩尼教、景教的研究。

敦煌遺書的年代上起東漢，下至元代（即2～14世紀）。其間，三國、兩晉、梁、陳、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後梁、後唐、後晉、後周、北宋、沙州回鵑、西夏、元朝、明朝等10多個朝代的文獻都有所保存，成為研究各個朝代歷史和文化的珍貴資料。其主要部分，更是傳統文獻寶庫中所稀缺者，價值尤為珍貴。其中有紀年者近千件，現知最早的為西涼建初元年（405），最晚的為宋咸平五年（1002）。大部分漢文寫本寫於中唐至宋初。漢文遺書除95%以上為佛典和其他宗教文獻外，其餘為經、史、子、集、官私檔案、醫藥天文、詩詞俗講等。

寫本題款有紀年者近千件。其中年代最早者為公元405年（西涼建初元年）所寫《十誦比丘戒本》，最晚者為公元1002年（宋咸平五年）《敦煌玉曹宗壽編造帙子入報恩寺記》，漢文寫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寫於中唐至宋初。

宗教文獻以佛教的經、律、論即“三藏”以及佛經目錄為主，其中大多有傳世本，也有一些未曾傳世的佛教文獻。漢文典籍經、史、子、集中，除一部分是極為罕見的古寫本，可用於校勘外，更有不少佚失千年以上的古書，如《隸古定尚書》、鄭玄《論語注》、皇侃《論語義疏》、劉向《說苑》第二十卷及屬於小學類的韻書、字書等。大量的官私檔案文書，是研究中古歷史、社會生活、風習民俗、寺院經濟等的第一手資料，如唐代的《律疏》、《公式令》、《神龍散頒刑部格》、《水部式》等，使人們對唐代法令及其在古代現實生活中的運用，獲得了全新的認識。符、牒、狀、帖、榜文、判辭、過所、公驗、度牒、告身，多是古代官府的原始檔案。大批戶籍、計帳、手實文書的發現，反映出北魏至唐中葉實行近300年之久的“均田制”以及相關的戶籍、賦役制度的實際情況。各種各樣的租佃、借貸契約，放良文等，使人們對中古時代的社會和階級關係認識得更加深切。

寺院文書反映著寺廟的生產和生活。各種社約從不同側面展示了中古社會的民間社團、教團組織及其活動。張、曹二氏歸義軍政權時代的各種遺書，可了解敦煌地方史，敦煌石窟的鑿建與發展，敦煌同鄰近各民族的關係，以及敦煌和河西諸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種地誌、官私譜書也是稀世之珍。文學作品中，既有中原文人傳世佳作的抄本和佚作，如韋莊《秦婦吟》，300餘首王梵志詩等，更有不曾傳世的地方性俗文學作品，如詩詞、賦、變文、講經文、押座文、俚曲、因緣、兒郎偉等。科技史方面的天文歷算、醫藥術數價值極高。如《全天星圖》，是現知全世界最古老、星數最多的星圖。

醫藥文獻中則有久佚的醫書和醫方。敦煌遺書中還有用多種古代少數民族和西域文字如吐蕃文、於闐文、龜茲文、突厥文、回鶻文、梵文、粟特文寫成的典籍和文件，對於研究古代西域民族史、各種語言文字和中西交通史有著重要作用。總之，敦煌遺書以其內容廣博、彌足珍貴而聞名於世，推進了中世紀中國和中亞的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文字學、民族學、宗教學、文學、藝術、書志學、歷史地理學和科技史等各個領域的研究。國際上許多國家都有相應的研究機構和組織在從事敦煌遺書的研究工作，以至形成20世紀國際上的一門顯學——“敦煌學”(嚴格意義上的“敦煌學”還包括敦煌石窟藝術考古和研究)。

世俗文獻約佔20%，數量雖少，但其學術價值比宗教典籍更大。其種類除了傳統的經、史、子、集之外，還有大量地方文獻。以內容來分，有數學、地理、歷史、政治、貿易、哲學、軍事、民族、民俗。音樂、舞蹈、文學、語言、音韻、名籍、賬冊、函狀、表啟、類書、書法、醫學、獸醫、工藝、體育、水利、翻譯、曲藝、占卜書等等，廣泛反映中古社會的各個方面，是研究中古社會生活的重要資料。特別是數百件科技史文獻更是敦煌遺書中的珍品，其中與醫藥學有關的近百件，有醫療方1000多個；天文曆法方面的40多件；數學方面的約20件；水利、農業、化學等方面都有。

大量的“官私文書”也是世俗文獻中具有珍貴價值的史料。“官文書”有符、牒、狀、帖、榜文、判辭、過所、公驗、度牒、告身、籍賬等；有與戶部、刑部、兵部相關的文書片斷；《河西節度使判集》有助於對安史之亂后河西政治經濟狀況的研究；《沙州進奏院上本使狀》及歸義軍節度使相關的文書，使晚唐、五代沙州的歷史面貌重新明朗；軍制、市制、屯田、長行馬等有關文書，使各種制度得以稽考；籍賬方面，包括計賬、戶籍、差科簿等有利於《西魏大統十三年計賬》的研究，使西魏均田制的許多問題得以探明；唐天寶年間《敦煌郡敦煌縣差科簿》為唐前期雜色、搖役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珍貴材料。“私文書”有契卷、社司轉帖、賬歷、書犢、分家產文書、遺書等，其中租佃契、地契、借貸契、買賣契、雇傭契等對於研究唐五代及宋初勞動者身份地位以及祖佃關係、高利貸經營方面的問題，都是第一手資料。

寺院文書是官私文書的一個分支，約有500件以上。如僧官告身、度碟、戒碟、僧尼籍、轉經歷、追福疏、諸色入破歷、器物名籍以及各種契約等，都是研究敦煌教團政治經濟結構的好材料。

敦煌遺書中還有上萬卷吐蕃、回鵑、粟特（康居）、干闐、龜茲、突厥、敘利亞、梵文等多種文字寫本。是研究這些民族歷史的珍貴資料，具有很高的民族學價值和國際意義。

在中國國家圖書館浩如煙海的古籍善本中，最璀璨奪目者當推“國家圖書館四大鎮館之寶”——《敦煌遺書》、《趙城金藏》、《永樂大典》、《四庫全書》。

敦煌遺書是研究中古時期中國、中亞、東亞、南亞的歷史學、考古學、宗教學、人類學、社會學、語言學、文學史、藝術史、科技史、民族史的重要研究資料，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和文獻研究價值。

由於敦煌遺書分藏於中、英、法、俄、日等地，至今缺乏一個完整的聯合目錄，藏經洞內究竟有多少遺書，至今仍無從確切統計。有人推測總數為三四萬至十萬件不等。敦煌遺書分佈在世界各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16000餘件；英國圖書館藏13000餘件；法國國家圖書館藏5700餘件；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10800餘件。另外敦煌研究院、中國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甘肅省博物館、敦煌市博物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單位都有收藏，總數在5萬件以上。

清末從敦煌運京的那批敦煌遺書成為現今國家圖書館敦煌館藏的主體。新中國成立后，文化部陸續將散藏於全國各地及散佚於民間的敦煌遺書調撥或收購后移交國家圖書館集中保管。如大谷探險隊所得敦煌遺書長期由旅順博物館收藏，1954年由文化部調撥北圖收藏。不少社會人士出於繁榮祖國文化的愛國之心，也紛紛將個人珍藏的敦煌遺書或捐贈或轉讓給國圖；國家圖書館亦四處搜求購買到部分零散的敦煌遺書。凡此種種，日積月累，進一步豐富了國家圖書館的敦煌收藏，使其總數達到一萬六千餘號，蔚為大觀。中國國家圖書館對所藏敦煌遺書分批、分階段進行了大量整理、編目和修復的工作。開始編目時，最初的編號按照《千字文》的順序，逐一用字排號，編纂出國家圖書館第一部敦煌遺書目錄——《敦煌石室經卷總目》。1922年，陳垣任北京圖書館館長后，編纂出敦煌學界第一部分類目錄——《敦煌劫餘錄》。二十年代，北京圖書館成立寫經組，1935年編纂成更為完備的分類目錄《敦煌石室寫經詳目》及其《續編》。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即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為避戰火，1935－1936年北京圖書館將館藏敦煌遺書裝箱南運。八十年代初，國家圖書館編纂成《敦煌劫餘錄續編》。從1984年開始，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和中華大藏經編譯局的支持下，涵蓋全部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的總目錄編纂工作開始起步。

國家圖書館極其珍視所藏敦煌遺書，但敦煌遺書都是公元五至十一世紀的古抄本及印本，是被長期廢置的中古文獻，年代悠遠達千年之久，大多殘闕支離，或粘結或脆碎，若不加細心修復，則根本無法編目、拍攝，更談不上借閱使用。九十年代以來，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和善本部圖書修整組，經過反覆研究實踐，在修復工作中嚴格貫徹“整舊如舊”的原則，儘可能保持遺書原貌，妥善處理了保護與使用的矛盾，達到了“多快好省”的效果，從而使大量從前無法使用的殘破經卷獲得新生，重見天日，能夠為廣大敦煌學研究者有效利用。在國家圖書館的精心維護保管下，修整一新的敦煌遺書這份無比珍貴的文化遺產將會完好無損地流傳給子孫後代。

敦煌藏經洞發現以來，社會上乃至學術界一直流傳著一種誤解：認為敦煌遺書之精華部分已然被外國“探險家”們搜刮殆盡，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者皆是價值不大之棄余糟粕，正所謂“其發見之佳品，不流入異國，即秘藏於私家。茲國有之八千餘軸，蓋當時唾棄之剩餘。精華已去，糟粕空存……”這種看法大謬不然。三十年代，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在《敦煌劫餘錄序》中曾經列舉大量事例，著重批駁了這種不實說法，指出：“取質、量二者相與互較而平均通計之，則吾國之八千餘軸比於異國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讓焉！”幾十年來，通過各種途徑不斷有散落的敦煌遺書回歸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其中不乏大量珍貴文獻，如《尚書》、《毛詩》、《春秋》、《老子》、《莊子》、《文選》等抄本；如公元417年（西涼建初十二年）寫本《律藏初分》，是館藏敦煌遺書確切紀年最早的一件，歷經近1600餘年仍完好如初；《舞譜》、摩尼教經典等為國內碩果僅存之資料，其珍貴稀有不言自明；《辯亡論》、《姓氏錄》、《法華經玄贊》、五代前蜀大復二年的血書《觀音經》等皆為敦煌遺書中之稀世精品。今天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不但在文物或文字的絕對數量上佔據世界第一位，而且在內容質量方面與世界上任何一所敦煌遺書收藏機構相較毫不遜色。

敦煌遺書為中國國家圖書館四大專藏之一，歷來倍受重視，在妥為珍藏的基礎上，進行了長期的整理、修復與編目，並對研究者開放閱覽。這些對推動敦煌學的發展起到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在敦煌遺書入藏之初，中國國家圖書館即派專人負責，整理編目，約於1912年編撰完成《敦煌石室經卷總目》，著錄8679號敦煌文獻。1922年陳垣先生在《敦煌石室經卷總目》基礎上主持編撰分類編目《敦煌劫餘錄》，1931年3月作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第四種出版，著錄8653號。1929年成立的寫經組，負責編撰館藏敦煌文獻目錄，至1935年完成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敦煌石室寫經詳目》及《續編》，惜其生不逢時，遭遇兵荒馬亂的戰爭年代，未能及時面世。1981年7月，善本組將新字型大小部分整理編目，完成《敦煌劫餘錄續編》，著錄1065號。1990年，在館長任繼愈先生親自主持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的編纂工作正式啟動，2005年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全部出版。

敦煌遺書已有一千年以上的歷史，不少卷子被泥土掩埋、油污、水浸後，變得脆硬、糟朽。中國國家圖書館敦煌遺書修復工作始於1991年，學者和修復人員認真總結了前人及海內外有關單位修復敦煌遺書的經驗教訓，經國內外專家研究論證，確定了本館的修復方針。從1990年以來，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修復中心修復敦煌遺書5000餘米，解決了一個個的技術難題。修復的敦煌遺書美觀大方，保留了研究資料，深受各界好評。

1910年，敦煌遺書入藏京師圖書館。1936年，為防止這批珍寶被日本帝國主義劫奪或受到戰爭的破壞，敦煌遺書轉移上海，秘藏在某外國銀行。直到全國解放，才運回北京。1987年後，敦煌遺書全部移藏新館。庫房恆溫恆濕，條件很好。只是遺書數量很多，而存放敦煌遺書的特藏庫空間狹窄；原來的用以存放敦煌遺書的箱子也不夠用，只好放在各種鐵櫃、木箱乃至自製的紙盒中。2004年在國家財政的大力支持下，特辟寬敞的敦煌遺書特藏庫，定製專用木盒與書櫃。較大的寫卷，一卷一盒，放在書櫃的特定架位上，徹底改變了前此幾十號敦煌遺書同放一個抽屜，相互擠壓的情況。使中國國家圖書館敦煌遺書的收藏環境成為世界一流。

千百年來，人們一直認為“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發生在燕山秦長城一帶，並在山海關建了孟姜女廟。然而，記者在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採訪獲悉，有關敦煌遺書殘片揭示，“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其實發生在包頭市。

敦煌文獻中有多種孟姜女故事記載，在英國國家圖書館亦存有敦煌遺書殘片與孟姜女故事相關。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劉波和林世田將《孟姜女變文》殘卷綴合后，驚奇地發現：傳說中孟姜女哭倒的長城竟然是包頭境內的秦長城。

綴合的《孟姜女變文》殘卷中稱：“秦王遠托金河北，築城本擬防胡賊。”金河指內蒙古呼和浩特市附近的大黑河，這就說明當時修長城的地點在陰山。孟姜女的丈夫范杞梁修長城“諾直山上……被押身終，魂埋塞北。”諾直山即諾真山，今包頭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艾不蓋河南之陰山。陰山當屬塞北。

《孟姜女變文》把范杞梁與金河、諾真山、塞北相連，說明範杞梁築長城就在今包頭地域。在敦煌有關孟姜女的遺書殘文中還提到“秦王”“榆林長城”，隋唐時期榆林即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一帶，亦與陰山有關。

《孟姜女變文》的記述是符合當時歷史事實的。秦長城實際是把秦、趙、燕的長城修繕后連接，又在趙長城北陰山新修築一長城與趙長城相接。因為匈奴世居陰山，其政治中心頭曼城就在艾不蓋河，包頭的古稒陽道南通秦直道，北通頭曼城，范杞梁築長城在包頭故地亦在情理之中。

有關孟姜女哭倒包頭秦長城的故事，在西口外廣為流傳的民歌《珍珠倒捲簾》中也有所體現：“孟姜女本是范郎妻，范郎死在長城裡，孟姜女哭倒長城千萬里……”

秦長城始建於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是秦大將蒙恬率軍30萬北抗匈奴而築。而包頭境內的秦長城主要分佈在固陽縣，長約85公里。

記者看到，包頭秦長城建築採取石築等就地取材法，沿線還設有專門排水設施。其中一段長約12公里的秦長城保存十分完好，個別地段基本保持原貌。這段長城城牆高度最高為4.5米，頂寬2.8米，牆體多以黑褐色厚石片壘砌。在城牆內側，每隔千米有一座烽火台，段內共有烽火台4座，都以石塊干砌而成。

在包頭秦長城附近，還有蒙恬點將台、匈奴萬箭穿石處等歷史遺跡，據說是當年秦大將蒙恬戰前點兵列隊迎戰匈奴以及率軍與匈奴交戰的地點。在秦長城紅石板溝段還有一處豁口，相傳這就是孟姜女千里尋夫不見而哭倒的一段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