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經卷

敦煌經卷亦稱敦煌文書、敦煌遺書、敦煌卷子，是指在中國甘肅省敦煌縣莫高窟（俗稱千佛洞）出土的4—11世紀多種文字的古寫本。由於敦煌在4—10世紀間曾為中國西北文化中心，政治、經濟十分發達，佛教也很興盛。自從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樂僔開鑿第一窟以後，寫經造像活動代代相沿。北宋仁宗時，西夏進攻敦煌，僧眾為避兵火，將大批文書藏於洞窟之復室中，然後砌一泥牆於外，並於其上繪畫，以此作為偽裝。此後，這些文書便被封存於該私室中達900多年，成為名聞中外的敦煌遺書。

敦煌經卷系隋或唐初寫就，是佛經《羯摩經》抄本。寫本紙質較細，有韌性，經過染黃，略有水漬，按紙質色澤行字，皆合隋、唐規制。它用34張寬25.2～26.6厘米，長49.3～49.5厘米的染黃紙相互連綴而成，全長17米，共16790餘字。卷首略有殘缺。“羯摩”為梵文譯音，意為“作業”，《羯摩經》是一部有關佛教戒律和懺悔內容的經典。

清光緒26年（1900年），敦煌道士王圓祿無意中發現敦煌石窟第16窟畫有壁畫的牆上有裂縫，因察看裂縫，進而在第17窟中發現了大量的經卷和佛像。王圓祿立即將此事稟告縣令，縣令及時上報給甘肅

學台葉昌熾。精通古文字和考古的葉昌熾對此事頗感興趣，計劃將這些經書及佛像運往京師，然因耗資過巨而未果。但他在自己的著作《語石》中錄述了莫高窟的碑文，發表了個人對敦煌遺書的看法。自

此以後，敦煌文書被發現的消息不脛而走，敦煌縣令將文物作禮品送人，遺書開始流失。1907年3月，匈牙利籍英國人斯坦因最先來到敦煌，利用買通和欺騙的手段從王道士手中盜走大量遺書，共有寫本卷子

8082卷，木版印刷20卷，其中佛教著作6790卷，共裝24箱經卷，另有繪綉佛像精品等，1908年春，法國人伯希和來敦煌盜走古書、佛教變文、民間文學等漢藏文卷子寫本精華6000號。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小川一郎進行了攝影和調查，並盜走文書約600卷。1914年，斯坦因再次盜走寫本文書五箱。兩次共掠走文書一萬多件，包括漢文寫本書7000卷、印本書20餘卷，回鶻文、古突厥文等二三百卷。1914年至

1915年間，俄國人奧登堡也盜走文物2000件以上。1924年，美國人華爾納盜走莫高窟壁畫26塊和唐塑等。這些人在敦煌學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績，我們歷來沒有抹殺；但是，這並不能掩蓋他們鼠竊狗偷的惡行，

最近有一本有關敦煌的書，竟稱斯坦因為“曠世大師”，譽伯希和為“天才的敦煌學家”，令人驚訝！實難苟同。這筆盜購、騙購的恥辱賬必須清算追索。

敦煌經卷的大量外流，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910年清政府下令將敦煌所剩文書約8000卷運往北京，藏於京師圖書館。1919年甘肅省政府教育廳又將莫高窟劫餘經卷查點封存。至此，敦煌文書被盜外流

的現象始基本制止。

現存敦煌文書除我國自藏外，尚流散於英、法、俄、日、美、丹、韓等國。英國不列顛圖書館東方寫本部和印度事物部圖書館藏13000件，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東方部藏5779件，俄羅斯藏10800件，日本藏約600件，美國至少藏22件，丹麥藏14件。我國則分藏於北京、南京、上海、天津、大連、台灣、香港及甘肅等地，計卷式遺書17500餘件，藏文篋頁9648頁。敦煌遺書的總數在4萬件以上，從印刷形式看有寫本和印本，寫本在3萬件以上，刻本數量較少。從文種上看，寫本書以漢文為主，兼有梵文、藏文、康居文、龜茲文、於闐文、回鶻文、吐火羅文、粟特文等。裝幀多為捲軸式，九世紀以後的遺書，出現經折本、蝴蝶裝本、冊子本、刺繡本和刻印本。其字體，北朝均帶隸意，南朝及隋、唐、五代、宋之寫本則皆為楷書或草書。遺書中95%的漢文寫本為佛典，包括經、律、論、疏釋、贊文、陀羅尼、發願文、啟請文、懺悔文、祭文、僧傳、經目等。非佛典文獻雖僅佔5%，但內容相當廣泛，包括四部、道經、俗文學、文書檔案等。如果進一步細分，則史部包括史書、政書、地誌、氏族志等。子部包括道教卷子、醫書、曆書、占卜書、類書等。集部有別集、詩、曲子詞、變文、講經文、押座文、話本、俗賦及詞文等。官私文書是

敦煌文書中最具珍貴史料價值的一部分，包括符、牒、狀、帖、榜文、刺詞、過所、公驗、度牒、告身和籍帳等。另有與戶部、刑部和兵部相關的文書片段。這些資料為研究當時的典章制度和經濟狀況提供了

寶貴的資料。這筆無法估定價值的財產賬必須筆筆明晰，不容再有一

絲損壞遺失。

敦煌遺書發現后，很快成為學者研究的熱點，並成為一門為世界學者所關注的學問——敦煌學。羅振玉、陳垣、向達、羅福長、王重民等學者紛紛撰文並著述立說，廣搜國內外敦煌遺書進行整理與考證。近年以來，中國的敦煌學研究成績顯著，僅就查閱國家圖書館的書目，90年代以來有關敦煌學的研究著述就達數十種，其中如《敦煌願文集》、《敦煌天文曆法輯校》、《敦煌藝術敘錄》、《敦煌石窟內容總錄》、

《敦煌吐魯番研究》、《敦煌佛教經錄輯校》等等，都是卓有成就的專著，另外還有許多高質量的論文，這些有目共睹的事實足以駁斥“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西方”的狂言謬論。敦煌遺書的發現，推動了與中世紀中亞、中國有關的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文學、藝術、書志學、歷史地理學和科技史

等的研究。這是中華文明成就對世界文化寶庫的重大貢獻，應該為中國人所珍惜自豪；也應該是中華學人傾其心血，作好敦煌學研究工作，以實現有些學者在展望敦煌學研究的未來時所吐露的：要“托起明天

的輝煌”！這筆因勤懇研究而獲得豐碩成果的豐收賬，中國學者將永遠記住：走在敦煌學研究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