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火羅文

吐火羅語的母音分簡單母音與複合母音。輔音有喉音、齶音、頂音、齒音、唇音、半母音與流音、噝音、氣音（聲門音）、塞擦音。同梵語比較，真正的吐火羅語中缺少清送氣音、濁音和濁送氣音（而文字中加了些新的標音符號）。吐火羅語的時態有現在時、未完成時、加重過去時、過去時；語氣有虛擬、願望、命令3種。名詞、形容詞等有3個性：陽性、陰性、中性；有5個數：單數、對數、雙數、複數、複合複數；格有雙層結構：下層的格是主格、間接格、所有格、呼格（只限於西吐火羅語），上層的格是派生格，有具格、越格、隨格、向格、從格、依格、因格(只限於西吐火羅語)。代詞有人稱、指示、疑問、否定等等。還有副詞。有基礎動詞與致使動詞；語態有主動與中間兩種；數有單數、複數，雙數極少。中國“國寶”季羨林擅長此種語種。

被發現

第一份吐火羅文書寫的手稿是在公元1890年被發現的。在之後的近二十年中，大量的吐火羅文文獻被西方探險隊發現，緊接著被帶出了曾經中國西北這片誕生、養育並最後埋葬了它的 乾旱盆地。其中最重要的發掘是由一支普魯士探險隊（1903—1904年，1906—1907年，吐魯番盆地及周邊）和一支法國探險隊（1906—1909年，庫車綠洲及周邊）完成的，最終使得大多數現有的吐火羅文卷本被保存在柏林和巴黎。另外，也有部分文本可以在倫敦、加爾各答、聖彼得堡和日本的一些地方被找到，這歸功於英印聯合探險隊以及來自俄羅斯和日本的探險隊的參與。

起源

吐火羅文是用一種發源於北印度的音節字母書寫的，這種被稱之為婆羅米字母（Brāhmī）的系統在當地（指公元6—8世紀的塔里木河流域）和同時代的其他地方也被用來抄寫梵文的卷本。對它的語法結構以及解讀上第一次重大的突破是由兩位德國學者Emil Sieg及Wilham Siegling於1908年完成的，在他們的研究報告中，也指出了吐火羅語似乎是以兩種語言或說方言的形式存在的，並開始用今天我們所知道的吐火羅A（以下簡稱T.A.或-A）和吐火羅B（以下簡稱T.B.或-B）來區分兩者。保留在德國的抄本殘卷包含了兩種方言，而其他地方保存的則只是由T.B.書寫的。

寫入文字

最終一個德語詞Tocharisch被借用來描述這個新發現的古代印歐語言，並導致了之後一系列關於命名上的爭論（見後文Tocharian的爭論），但可以確定的是，“吐火羅語Tocharian”這個概念正漸漸被人們所接受。

文學

吐火羅文的文獻著作大多是以佛教內容為主題的，包括了大量的《本生經》轉寫譯本和新編本、佛法譬喻以及闡釋佛教思想、教誨和戒律的著作。在T.B.文本中也包含了一些商業貿易活動的記錄，像是寺院經營檔案、商旅通關文件、醫學和巫術的報告等等。毫無疑問這些用吐火羅文書寫的文本為研究中亞古代民族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提供了豐富而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語言學特徵

吐火羅語構成了印歐語言當中一個獨立的分支，和臨近的其他印歐語言（屬於印度－伊朗語族）都有著相當大的差距。進一步的研究則說明，吐火羅語更接近於歐洲人使用的印歐語言（所謂的centum形式），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吐火羅語中的“一百”拼做kä；nt－A、kante－B，相比較拉丁語的centum，它們的詞首輔音都是/k/而不像梵語（印－伊語族代表語言之一)是中śatám的/s/。其他的例子還有“聽”klyos－A，klyaus－B，拉丁clueo，梵śru；“誰”kus-A，kuse-B ，拉丁qui、quod，梵kas。在音韻特點上，吐火羅語與大多數的印歐語言都大相徑庭，這突出的表現在幾乎所有的印歐語言的輔音系統都是成對出現的，即同樣的發音方法和部位上存在清音和濁音的對立（某些語言還存在送氣與不送氣的對立），而吐火羅語中卻出現了一些音的缺失，比如與p，t，k相對的三個濁音就沒有在語音系統中出現。這個特點在印歐語系中僅僅在一些安那托里亞語族語言（Anatolian，該語詞借自今土耳其同名高原）中出現，比如赫梯語（Hettite；由於該語族早在公元前一千紀中就可能已經消亡，所以大多數專家並不認為吐火羅語和安那托里亞語因此有必然的親緣關係，編者注）。

語音學特點

與讓人迷惑的語音學特點相比，吐火羅語動詞曲折折變化則充地地體現出了印歐語言動詞詞法的特點，無論是在詞幹構成還是人稱詞尾上都是十分明確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動詞中動態（mediopassive）構詞中r（指該字母所表示的顫音或閃音）的運用，就像在古義大利諸語言（拉丁語為該語族唯一殘存的語言，進而這個孑遺者衍生出了一個獨立的羅曼語族，編者注）和凱爾特諸語言中那樣，比如is heard（被聽見，被聽說）在吐火羅語中為klyostä；r-A，klyaustä；r-B。另外第三人稱複數的過去時也使用-r結尾，這和拉丁語梵語的完成時以及赫梯語的過去時是類似的。名詞的特點則不太符合它印歐語的血統（參考文獻中未舉實例，無法印證，編者），但依然保留了印歐語言傳統中的三個數（單數，複數和雙數）和至少五個格（主格，賓格，屬格，呼格與離格）。另外有一些印歐語言中所沒有的名詞變化。大多數被證實的名詞變格主要是作為賓詞的後置派生部分而存在的。

辭彙成份

在辭彙成份上，得到證實的是，吐火羅語首先受到了伊朗諸語言的影響，之後是梵語（這主要體現在佛教的興盛而引入的宗教術語）。相比而言，漢語的影響是較少的，表現在度量衡和年月的表示上。同時一些古老的印歐語的辭彙元素得以保留，比如：“火”por-A、puwar-B，希臘語pyr，赫梯語paḫḫur；“狗”ku（-A同-B），希臘語為kyōn；“大地earth”tkam-A、kem-B，赫梯語tekan，希臘chthōn；特別是在直系家庭關係的辭彙上，pacar、macar、pracar、ckacar（T.A.；T.B.的區別在第二個母音a被e替代）分別表示了父親、母親、兄弟、女兒。

爭論

自從sieg和siegling的研究成果問世以來，使用Tocharian來表示這種語言的恰當性就一直受到質疑。兩人在研究那些在吐魯番和焉一帶代發現的文字殘本的時候，在T.A.中發現了一部佛教戲劇作品，在成功解讀後，他們發現該作品和一部已知的佛教戲劇作品內容上的同一性，而後者僅以一種突厥語譯本的形式被人們了解的，在這個翻譯抄本上指出了原文是一種叫做Twgry（用拉丁語轉寫的發音）的語言；於是一個被古希臘人叫做Tócharoi的古代中亞民族（拉丁語中為Tochari，梵語為Tokhāra）由於發音上的相似性，自然而然的成為了兩人為這個新語言命名的依據。而根據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文獻記載，這個民族在公元前2世紀生活於奧克薩斯河上游一帶，而在此之前是從更東部的地方遷徙來的（參考中國歷史，應該是從敦煌一代因受匈奴壓迫而西遷的大月氏族，該民族所使用的語言至今尚不明確，編者注）。

現在來看吐火羅語的使用情形。在一種語言的名稱上面加上A·B這樣的符號是很特別的。吐火羅語的研究歷史其實也可以說是有關這種語言的命名問題的爭論史，可見這種語言的性質是多麼的複雜，究竟應該用什麼名字來稱呼才算恰當？這裡暫以A ·B來區別的兩種方言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而且，這種語言與其他哪哪一種語言具有親緣關係？這些問題都還沒有獲得一個明確的答案，像這樣未解決的問題還有很多。吐火羅本來指的是阿姆河（流經阿富汗與中亞的邊界線）以南、阿富汗北部的地方，所以吐火羅語就應該是這個地方的語言，在開始研究的時候，大家也都是這麼想的，可是，後來才知道，原來當地的人完全不知道有這種語言，當專家們開始研究絲路出土佛典的時候，才發覺裡面有未知的語言存在，使用這種語言的人究竟怎樣稱呼自己的語言？關於這個問題，開始的時候議論紛紛，要把這個命名問題的經過情形詳細地說清楚是很困難的事，現在僅把有關吐火羅語的問題，大致上已成定說的結論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1)用這種語言所寫的佛典和文書類大概是六至八世紀左右的東西，出土地限於新疆的天山北道的庫車一帶到敦煌之間。

(2)這種語言與同時代或者更早的近鄰的諸語言沒有什麼親緣關係，反而比較接近遠處西方的歐洲各地的語言。換句話說，這是一種孤立於東方的歐系語言。

(3)這種語言的本來的名稱並不清楚，‘吐火羅’這個稱呼並不是正確的。因為，這種語言很明顯地與剛才所說的吐火羅地區或者住在那裡的吐火羅人沒有什麼關係。所以，照理應該是按出土地，也就是使用這種語言的地方的名字來為這種語言命名的。

(4)被人取錯了名字的這種吐火羅語又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從庫車到吐魯番之間廣泛地被使用的B方言，另一種是僅使用於吐魯番、焉耆一帶的A方言。所以我們按A方言的中心地焉耆的古名阿焉尼來為A方言取名為阿焉尼語，按庫車的古名龜茲來為 B方言取名為龜茲語，我想這樣是最妥當的。

(5)用A方言（即阿焉尼語）所寫的全部都是佛典，沒有文書類。用B方言（即龜茲語）所寫的則除了佛典以外，還出土了文書、記錄等世俗的東西。阿焉尼語和龜茲語雖然是具有姊妹關係的兩種方言，可是除了在用途上有這樣的差別以外，在性質上也不同，龜茲語中殘存了比較古的印歐語的形態，文法上也處於未整理的狀態，因此我們有下面的推測，阿焉尼語是以龜茲語為基礎，為了宗教上的目的（書寫佛典），將龜茲語加以整理而形成的。

在之後的年代中，Tocharoi人，特別是他們中的統治階級逐漸開始使用一種伊朗語支的語言作為書面語，然而他們最初使用什麼樣的語言仍不明朗。一座用梵語和T.B.雙語鐫刻的碑文則直接把梵語的tokharika和T.B.中kucaññe（即“庫車”Kychean）聯繫到了一起，碑文的其他部分仍然晦澀不明。因此，Sieg和Siegling把吐火羅兩語言及古代的Tochario人簡單的聯繫到一起或多或少是有些草率的，但不論如何，Tocharian這個詞來表示吐火羅語看起來還是合適的。當然，某些場合T.A.也被叫做東吐火羅語、吐魯番語（Turfanian，國內研究者多採用“焉耆語”這個概念），T.B.則相應有西吐火羅語、庫車語（Kuchean，國內研究者多用“龜茲語”）。

儘管吐火羅語歷史上分佈最東的一種印歐語言，並且在辭彙上受到了印度－伊朗語族語言的強烈影響，但這種語言在語言學上與西北部的印歐語言有更多的一致性，尤其是在與古義大利語族和日耳曼語族的聯繫上——更多的共同辭彙和口語表達方式明了這一點。相對而言，吐火羅語與波羅的－斯拉夫語言和希臘語的相似性要少一些。

關於兩種吐火羅語之間的聯繫，一種可能性是，在已發現的殘本所反映的年代時，T.A.已經是一種由於宗教原因而在佛寺內被保護起來的死語言了；而T.B.在吐火羅語流行區域內，尤其是西部，仍然在被日常生活所使用，，那些有關記錄經濟生活而非經文的文本說明了這一點。而在東部地區寺院發現的經文手稿中，也混雜有西部吐火羅語，則可能是由於佛教的傳播是由西向東的，故而傳教者轉而引入了西部的吐火羅語手稿。

作為書面語

在之後的年代中，Tocharoi人，特別是他們中的統治階級逐漸開始使用一種伊朗語支的語言作為書面語，然而他們最初使用什麼樣的語言仍不明朗。一座用梵語和T.B.雙語鐫刻的碑文則直接把梵語的tokharika和T.B.中kucaññe（即“庫車”Kychean）聯繫到了一起，碑文的其他部分仍然晦澀不明。因此，Sieg和Siegling把吐火羅兩語言及古代的Tochario人簡地地聯繫到一起或多或少是有些草率的，但不論如何，Tocharian這個詞來表示吐火羅語看起來還是合適的。當然，某些場合T.A.也被叫做東吐火羅語、吐魯番語（Turfanian，國內研究者多採用“焉耆語”這個概念），T.B.則相應有西吐火羅語、庫車語（Kuchean，國內研究者多用“龜茲語”）。

註釋

1.原詞條描述輔音時，有雜糅的嫌疑，混雜了發音部位和發音方式兩種分類方式（“與”前是發音位置，之後是發音方法），且多有現以不太使用的術語，如“頂音”（放音部位的劃分，即上顎音/前舌面音）、“氣音”（發音方法的劃分，包括了通音和部份喉部擦音）等等。

2.原詞條在描述詞形變化時，“間接格”原文應是oblique，在這裡合適的譯法應是“賓格”；同樣，比“所有格”更恰當的術語應該是“屬格”；另外語態的“中間態”應為“中動態”mediopassive，以區別完全的被動態。同時，繼編者認為，原始詞條中所說的“依格”、“從格”可能對應於更通用的術語概念“與格”、“離格”，但因未見原文依據不足，僅為猜測。

吐火羅語（Tocharian或者Tokharian），或者也是個單一語言構成的印歐語系下的語族，作為一個已經消亡的古老語言，在公元後第一個千紀的後半期（其中，已發現的由吐火羅文書寫的文獻集中於公元6～8世紀）流行於塔里木河流域（今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中南部）。該語言以被證實的有兩種方言：東部的吐火羅語A，流行於吐魯番盆地和孔雀河中下游；西部的吐火羅語B，則在庫車綠洲及其周邊（和A有部分重疊）被廣泛使用。

聯繫

漢語“蜜”字來自吐火羅語A “myat”、吐火羅語B “mit”。

漢語“沙門”來自吐火羅語B “samane”

漢語“沙彌”來自吐火羅語B “sanmir”

漢語“佛”最早來自吐火羅語B“pud”（季羨林）

漢語“獅子”來自吐火羅語A sacake

漢語“崑崙”來自吐火羅語A klyom，吐火羅語B klyomo

漢語“翕候”來自吐火羅語A yapoy，吐火羅語B ype （土地）

相互聯繫

關於兩種吐火羅語之間的聯繫，一種可能性是，在已發現的殘本所反映的年代時，T.A.已經是一種由於宗教原因而在佛寺內被保護起來的死語言了；而T.B.在吐火羅語流行區域內，尤其是西部，仍然在被日常生活所使用，那些有關記錄經濟生活而非經文的文本說明了這一點。而在東部地區寺院發現的經文手稿中，也混雜有西部吐火羅語，則可能是由於佛教的傳播是由西向東的，故而傳教者轉而引入了西部的吐火羅語手稿。

儘管吐火羅語是歷史上分佈最東的一種印歐語言，並且在辭彙上受到了印度－伊朗語族語言的強烈影響，但這種語言在語言學上與西北部的印歐語言有更多的一致性，尤其是在與古義大利語族和日耳曼語族的聯繫上——更多的共同辭彙和口語表達方式明了這一點。相對而言，吐火羅語與波羅的－斯拉夫語言和希臘語的相似性要少一些。

季羨林：“既然講到了耄耋之年向科學進軍的情況，我就講一講有關吐火羅文研究。我在德國時，本來不想再學別的語言了，因為已經學了不少，超過了我這個小腦袋瓜的負荷能力。但是，那一位像自己祖父般的西克（E．Sieg）教授一定要把他畢生所掌握的絕招統統傳授給我。我只能向他那火一般的熱情屈服，學習了吐火羅文A焉耆語和吐火羅文B龜茲語。我當時寫過一篇文章，回國以後，也是由於缺乏資料，只好忍痛與吐火羅文告別，幾十年沒有碰過。

20世紀70年代，在新疆焉耆縣七個星斷壁殘垣中發掘出來了吐火羅文A的《彌勒會見記劇本》殘卷。新疆博物館的負責人親臨寒舍，要求我加以解讀。我由於沒有信心，堅決拒絕。但是他們苦求不已，我只能答應下來，試一試看。結果是，我的運氣好，翻了幾張，書名就赫然出現：《彌勒會見記劇本》。我大喜過望。於是在衝刺完了《唐史》以後，立即向吐火羅文進軍。我根據回鶻文同書的譯本，把吐火羅文本整理了一番，理出一個頭緒來。陸續翻譯了一些，有的用中文，有的用英文，譯文間有錯誤。到了20世紀90年代後期，我集中精力，把全部殘卷譯成了英文。我請了兩位國際上公認是吐火羅文權威的學者幫助我，一位德國學者，一位法國學者。法國學者補譯了一段，其餘的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的工作都是我做的。即使我再謙虛，我也能說，在當前國際上吐火羅文研究最前沿上，中國已經有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