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火羅語

吐火羅語是上個世紀初在塔里木盆地發現的另一種中亞死語言，在庫車、焉耆和吐魯番等地的古城和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中發現了大批用吐火羅語言書寫的宗教、文學和醫藥文獻。一些懂得古象雄語的人進行過認真細緻的對比，其中包括佛學院教授西饒嘉措等，從他們那裡得出的結論是象雄語和吐火羅語的很多字母，無論從字形還是讀音方面都是一致的，極有可能吐火羅語就是古象雄語！

人們起初不知道這種語言的名字，是德國語言學家繆勒在吐魯番出土的吐火羅語劇本《彌勒會見記》的回鶻文譯本中找到了證據，說明這種古代印歐語言被古代回鶻人稱為“吐火羅語”.隨著出土文物的相繼問世，新疆各地發現的吐火羅語言文獻多了起來，且呈現著差異。語言學家們將之區分出A和B兩種方言，A方言流行於焉耆和吐魯番，B方言流行於庫車。後來，在吐魯番和焉耆也發現了用B方言抄寫的文書。

語言學家還注意到，講吐火羅語的古代民族還有敦煌的月氏人。儘管月氏人沒有留下文字材料，但在漢文古籍中能找到為數不少的月氏借詞。中國死語言學家林梅村教授等學者研究后發現，中國西部歷史名山--昆崙山之名就來自吐火羅語，漢代譯作“祁連山”、唐代譯作“祁羅漫山”,它們是吐火羅語的各種音譯。研究還發現了吐火羅語在天山南北的分佈情況

1.西部方言，或稱B方言，流行於庫車--古代龜茲王國。

2.中部方言，流行於焉耆--古代焉耆王國。

3.東部方言，或稱A方言，流行於吐魯番--古代車師王國。

4.月氏方言，流行於哈密北部巴里坤草原--古代月氏部落。

5.樓蘭方言，流行於塔里木盆地東部--古代樓蘭王國。

十九世紀末迄二十世紀初葉，德國、法國、英國、俄國及日本的中亞探險隊發現許多吐火羅語的寫本斷片，並加以解讀。德國學者濟格（E. Sieg）、濟格林（W. Siegling）等依此語言的特性，而區分為A、B二種方言。A方言（阿耆尼語或東部吐火羅語）的寫本僅被發現於吐魯番與焉耆二地。B方言（龜茲語或西部吐火羅語）的寫本除上述二地外，也被發現於庫車周圍。由此可知，B方言流通範圍較廣。

A、B二種方言在音韻組織方面大致無別，都不具備‘本來有聲閉鎖音’。而大部分輔音都呈口蓋音化。兩方言的動詞變化均比名詞變化顯著。大致而言，動詞變化是承繼印歐基礎語的形式。在名詞、代名詞、形容詞的領域中，對性、數、格的區別或表現法上，顯示獨特的改革。譬如在表理性的名詞與表無理性的名詞間有不同的變化形式，以及形容詞無比較級與最高級的形式等。這幾點都頗值得注意。雖然學術界習慣將A、B二種方言總括為吐火羅語，但是經過複雜的命名問題之論爭后，已證實其與巴克特里亞（Baktria）的吐火羅人無關。現存寫本屬於西北印度婆羅米字母中的一種形態，即以所謂的笈多體字母書寫，包含若干特殊文字，大致屬於六至八世紀。內容以梵語佛教文獻的翻譯為主，但是在B方言斷片中則有醫書、木片的通行證、僧院的會計簿、情書、銘記等宗教以外的資料。

玆以‘一百’一詞為例，A方言是ka|（a|□□=I）nt，B方言是kente，由此例可知，吐火羅語與希臘語、拉丁語等相同，屬於印歐語族中所謂的Centum語群；又從中間受動態的人稱語尾帶有r，具有與Italic語派、Celt語派、印度語派、伊朗語派、Hittite語的共通點，此外，其他特徵也顯示與亞美尼亞語、斯拉夫語派、Balt語派等有關。由此可知，吐火羅語由於與中亞接觸的結果，而含有借自伊朗語族的單詞。

雖然不知吐火羅語的使用者在未接受佛教以前居於何處；但是，從其音韻組織、文法、語彙中含有非印歐語系的要素，可知在其遷移途中曾受到所接觸語言，以及在塔里木盆地的先住民語言的影響。

吐火羅語的母音分單母音與複合母音。輔音有喉音、齶音、頂音、齒音、唇音、半母音與流音、噝音、氣音（聲門音）、塞擦音。同梵語比較，真正的吐火羅語中缺少清送氣音、濁音和濁送氣音（而文字中加了些新的標音符號，實在不會可用梵語讀音）。吐火羅語的時態有現在時、未完成時、加重過去時、過去時；語氣有虛擬、願望、命令3種。名詞、形容詞等有3個性：陽性、陰性、中性；有5個數：單數、對數、雙數、複數、複合複數；格有雙層結構：下層的格是主格、間接格、所有格、呼格（只限於西吐火羅語），上層的格是派生格，有具格、越格、隨格、向格、從格、依格、因格(只限於西吐火羅語)。代詞有人稱、指示、疑問、不定等。還有副詞。有基礎動詞與致使動詞；語態有主動與中間兩種；數有單數、複數，雙數極少。

（以下為擴充內容，paros譯編並添注，主要參考George S.Lane,Douglas Q.Adams編修的大不列顛百科詞條）

註：

1.原詞條描述輔音時，有雜糅的嫌疑，混雜了發音部位和發音方式兩種分類方式（“與”前是發音位置，之後是發音方法），且多有現已不太使用的術語，如“頂音”（放音部位的劃分，即上顎音/前舌面音）、“氣音”（發音方法的劃分，包括了通音和部份喉部擦音）等等。

2.原詞條在描述詞形變化時，“間接格”原文應是oblique，在這裡合適的譯法應是“賓格”；同樣，比“所有格”更恰當的術語應該是“屬格”；另外語態的“中間態”應為“中動態”mediopassive，以區別完全的被動態。同時，繼編者認為，原始詞條中所說的“依格”、“從格”可能對應於更通用的術語概念“與格”、“離格”，但因未見原文依據不足，僅為猜測。

吐火羅語（Tocharian或者Tokharian），或者也是個單一語言構成的印歐語系下的語族，作為一個已經消亡的古老語言，在公元後第一個千紀的後半期（其中，已發現的由吐火羅文書寫的文獻集中於公元6～8世紀）流行於塔里木河流域（今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中南部）。該語言以被證實的有兩種方言：東部的吐火羅語A，流行於吐魯番盆地和孔雀河中下游；西部的吐火羅語B，則在庫車綠洲及其周邊（和A有部分重疊）被廣泛使用。

對漢語的影響

• 漢語“蜜”字來自焉耆語“myat”、龜茲語“mit”。

• 漢語“沙門”來自龜茲語“sanane”

• 漢語“沙彌”來自龜茲語“sanmir”

• 漢語“佛”最早來自龜茲語“pud”（季羨林）

• 漢語“獅子”來自焉耆語 sacake

• 漢語“崑崙”來自焉耆語 klyom，龜茲語 klyomo

• 漢語“翕候”來自焉耆語 yapoy，龜茲語 ype （土地）

吐火羅語和印歐語系的關係

1984年英國學者D.Q.Adams 發表《吐火羅語與其他印歐語的關係》，用統計學方法推斷吐火羅語最接近日耳曼語族，其次為希臘語族、印度語族、斯拉夫語族、拉丁語族。H.W.Bailey 認為月氏-吐火羅人說伊朗語族語言，認為焉耆龜茲語是偽吐火羅語。

第一份吐火羅文書寫的手稿是在公元1890年被發現的。1890年英國軍官鮑威爾(Bower)在庫車發現古代樺樹皮寫本。在之後的近二十年中，大量的吐火羅文文獻被西方探險隊發現，緊接著被帶出了曾經中國西北這片誕生、養育並最後埋葬了它的乾旱盆地。最重要的發掘是由一支普魯士探險隊（1903～04，1906～07，吐魯番盆地及周邊）和一支法國探險隊（1906～09，庫車綠洲及周邊）完成的，在中國新疆吐魯番發現大批健馱邏語、安息語、古波斯語、粟特語、和田塞語古寫本殘卷，還發現一批用婆羅米字母書寫的不為人知的語言的殘卷；1907年法國探險家伯希和在新疆庫車西北16公里處的卡倫峽谷和敦煌兩地發現婆羅米木簡，帶回巴黎。最終使得大多數現有的吐火羅文卷本被保存在柏林和巴黎。另外，也有部分文本可以在倫敦、加爾各答、聖彼得堡和日本的一些地方被找到，這歸功於英印聯合探險隊以及來自俄羅斯和日本的探險隊的參與。

殘卷運到德國之後，德國學者那是還不能讀通這些文字，但已經意識到這些殘卷的重要性。柏林大學組織了許多年輕的語言學家主要是梵文學家來進行研究，濟格（E. Sieg）教授便是其中之一。面對這天書一般的文字，許多人望而卻步了。只有濟格（E. Sieg）、濟格林（W. Siegling）教授兩人決心合作來讀通這種語言。

濟格（E. Sieg）、濟格林（W. Siegling）的合作一直持續了三十多年，終於把這些天書讀通，並定名為吐火羅語。在共同研究期間，他們合作發表了許多震驚學術界的著作和論文。合作之初，工作更是艱難。濟格林（W. Siegling）住在柏林，是在普魯士科學院工作，而濟格（E. Sieg）則在哥廷根大學。兩人不斷要有通信聯繫，有時碰到解決不了的疑難，或者是意見不一致之處，濟格（E. Sieg）還得從哥廷根到柏林，與濟格林（W. Siegling）商討。後來，又取得了比較語言學家W.舒爾茲的幫助，三人合作著稱吐火羅語語法，成為這一新發現的語言學的經典之作。

吐火羅文是用一種發源於北印度的音節字母書寫的，這種被稱之為婆羅米字母（Brāhmī）的系統在當地（指公元6～8世紀的塔里木河流域）和同時代的其他地方也被用來抄寫梵語的卷本。對它的語法結構以及解讀上第一次重大的突破是由兩位德國學者Emil Sieg及Wilham Siegling於1908年完成的，在他們的研究報告中，也指出了吐火羅語似乎是以兩種語言或說方言的形式存在的，並開始用今天我們所知道的吐火羅A（以下簡稱T.A.或-A）和吐火羅B（以下簡稱T.B.或-B）來區分兩者。保留在德國的抄本殘卷包含了兩種方言，而其他地方保存的則只是由T.B.書寫的。

最終一個德語詞Tocharisch被借用來描述這個新發現的古代印歐語言，並導致了之後一系列關於命名上的爭論（見後文Tocharian的爭論），但可以確定的是，“吐火羅語Tocharian”這個概念正漸漸被人們所接受。

吐火羅文的文獻著作大多是以佛教內容為主題的，包括了大量的《本生經》轉寫譯本和新編本、佛法譬喻以及闡釋佛教思想、教誨和戒律的著作。在T.B.文本中也包含了一些商業貿易活動的記錄，像是寺院經營檔案、商旅通關文件、醫學和巫術的報告等等。毫無疑問這些用吐火羅文書寫的文本為研究中亞古代民族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提供了豐富而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吐火羅語構成了印歐語系當中一個獨立的分支，和臨近的其他印歐語系語言（印度語族和伊朗語族）都有著相當大的差距。進一步的研究則說明，吐火羅語更接近於歐洲人使用的印歐語言（所謂的centum形式），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吐火羅語中的“一百”拼做känt－A、kante－B，相比較拉丁語的centum，它們的詞首輔音都是/k/而不像梵語（印和伊語族代表語言之一)是中?atám的/s/。其他的例子還有“聽”klyos－A，klyaus－B，拉丁clueo，梵?ru；“誰”kus-A，kuse-B ，拉丁qui、quod，梵kas。在音韻特點上，吐火羅語與大多數的印歐語系語言都大相徑庭，這突出的表現在幾乎所有的印歐語言的輔音系統都是成對出現的，即同樣的發音方法和部位上存在清音和濁音的對立（某些語言還存在送氣與不送氣的對立），而吐火羅語中卻出現了一些音的缺失，比如與p,t,k相對的三個濁音就沒有在語音系統中出現。這個特點在印歐語系中僅僅在一些安那托利亞語族語言（Anatolian，該語詞借自今土耳其同名高原）中出現，比如赫梯語（Hettite；由於該語族早在公元前一千紀中就可能已經消亡，所以大多數專家並不認為吐火羅語和安那托里亞語族因此有必然的親緣關係，編者注）。

與讓人迷惑的語音學特點相比，吐火羅語動詞的屈折變化則充分的體現出了印歐語言動詞詞法的特點，無論是在詞幹構成還是人稱詞尾上都是十分明確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動詞中動態（mediopassive）構詞中r（指該字母所表示的顫音或閃音）的運用，就像在古義大利諸語言（拉丁語為該語族唯一殘存的語言，進而這個孑遺者衍生出了一個獨立的羅曼語族,編者注）和凱爾特諸語言中那樣，比如is heard（被聽見，被聽說）在吐火羅語中為klyostär-A，klyaustär-B。另外第三人稱複數的過去時也使用-r結尾，這和拉丁語梵語的完成時以及赫梯語的過去時是類似的。名詞的特點則不太符合它印歐語系的血統（參考文獻中未舉實例，無法印證，編者），但依然保留了印歐語言傳統中的三個數（單數，複數和雙數）和至少五個格（主格，賓格，屬格，呼格與離格）。另外有一些印歐語言中所沒有的名詞變化。大多數被證實的名詞變格主要是作為賓詞的後置派生部分而存在的。

在辭彙成份上，得到證實的是，吐火羅語首先受到了伊朗語族語言的影響，之後是梵語（這主要體現在佛教的興盛而引入的宗教術語）。相比而言，漢語的影響是較少的，表現在度量衡和年月的表示上。同時一些古老的印歐語系的辭彙元素得以保留，比如：“火”por-A、puwar-B，希臘語pyr，赫梯語pa??ur；“狗”ku（-A同-B），希臘語為kyōn；“大地earth”tkam-A、kem-B，赫梯語tekan，希臘語chthōn；特別是在直系家庭關係的辭彙上，pacar、macar、pracar、ckacar（T.A.；T.B.的區別在第二個母音a被e替代）分別表示了父親、母親、兄弟、女兒。

自從sieg和siegling的研究成果問世以來，使用Tocharian來表示這種語言的恰當性就一直受到質疑。兩人在研究那些在吐魯番和焉耆一代發現的文字殘本的時候，在T.A.中發現了一部佛教戲劇作品，在成功解讀後，他們發現該作品和一部已知的佛教戲劇作品內容上的同一性，而後者僅以一種突厥語譯本的形式被人們了解的，在這個翻譯抄本上指出了原文是一種叫做Twgry（用拉丁字母轉寫的發音）的語言；於是一個被古希臘人叫做Tócharoi的古代中亞民族（拉丁語中為Tochari，梵語為Tokhāra，漢語為吐火羅人）由於發音上的相似性，自然而然的成為了兩人為這個新語言命名的依據。而根據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文獻記載，這個民族在公元前2世紀生活於阿姆河上游一帶，而在此之前是從更東部的地方遷徙來的（參考中國歷史，應該是從敦煌一代因受匈奴人壓迫而西遷的大月人氏族，該民族所使用的語言至今尚不明確，編者注）。

再來看吐火羅語的使用情形。在一種語言的名稱上面加上A·B這樣的符號是很特別的。吐火羅語的研究歷史其實也可以說是有關這種語言的命名問題的爭論史，可見這種語言的性質是多麼的複雜，究竟應該用什麼名字來稱呼才算恰當？這裡暫以A ·B來區別的兩種方言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而且，這種語言與其他的哪一種語言具有親緣關係？這些問題都還沒有獲得一個明確的答案，像這樣未解決的問題還有很多。吐火羅本來指的是阿姆河（流經阿富汗斯坦與西突厥斯坦的邊界線）以南、阿富汗斯坦北方的地方，所以吐火羅語就應該是這個地方的語言，在開始研究的時候，大家也都是這麼想的，可是，後來才知道，原來當地的人完全不知道有這種語言，當專家們開始研究絲路出土佛典的時候，才發覺裡面有未知的語言存在，使用這種語言的人究竟怎樣稱呼自己的語言？關於這個問題，開始的時候議論紛紛，要把這個命名問題的經過情形詳細地說清楚是很困難的事，現在僅把有關吐火羅語的問題，大致上已成定說的結論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1)用這種語言所寫的佛典和文書類大概是六至八世紀左右的東西，出土地限於中國新疆的天山北道的庫車一帶到敦煌之間。

(2) 這種語言與同時代或者更早的近鄰的諸語言沒有什麼親緣關係，反而比較接近遠處西方的歐洲各地的語言。換句話說，這是一種孤立於東方的印歐語系語言。

(3) 這種語言的本來的名稱並不清楚，‘吐火羅’這個稱呼並不是正確的。因為，這種語言很明顯的與剛才所說的 吐火羅地區或者住在那裡的吐火羅人沒有什麼關係。所以，照理應該是按出土地，也就是使用這種語言的地方的名字來為這種語言命名的。

(4)被人取錯了名字的這種吐火羅語又可以分為 兩種，一種是從庫車到吐魯番之間廣泛地被使用的B方言，另一種是僅使用於吐魯番、焉耆一帶的A方言。所以我們按A方言的中心地焉耆的古名阿焉尼來為A方言取名為阿焉尼語，按庫車的古名龜茲來為 B方言取名為龜茲語，我想這樣是最妥當的。

(5)用A方言（即阿焉尼語）所寫的全部都是佛典，沒有文書類。用B方言（即龜茲語）所寫的則除了佛典以外，還出土了文書、記錄等世俗的東西。阿焉尼語和龜茲語雖然是具有兄弟關係的兩種方言，可是除了在用途上有這樣的差別以外，在性質上也不同，龜茲語中殘存了比較古的印歐語的形態，文法上也處於未整理的狀態，因此我們有下面的推測，阿焉尼語是以龜茲語為基礎，為了宗教上的目的（書寫佛典），將龜茲語加以整理而形成的。

在之後的年代中，吐火羅人，特別是他們中的統治階級逐漸開始使用一種伊朗語族的語言作為書面語，然而他們最初使用什麼樣的語言仍不明朗。一座用梵語和T.B.雙語鐫刻的碑文則直接把梵語的tokharika和T.B.中kucaññe（即“庫車”Kychean）聯繫到了一起，碑文的其他部分仍然晦澀不明。因此，Sieg和Siegling 把吐火羅兩語言及古代的吐火羅人簡單的聯繫到一起或多或少是有些草率的，但不論如何，Tocharian這個詞來表示吐火羅語看起來還是合適的。當然，某些場合T.A.也被叫做東吐火羅語、吐魯番語（Turfanian，國內研究者多採用“焉耆語”這個概念），T.B.則相應有西吐火羅語、庫車語（Kuchean，國內研究者多用“龜茲語”）。

儘管吐火羅語歷史上分佈最東的一種印歐語言，並且在辭彙上受到了印度語族和伊朗語族語言的強烈影響，但這種語言在語言學上與西北部的印歐語系語言有更多的一致性，尤其是在與古義大利語族和日耳曼語族的聯繫上——更多的共同辭彙和口語表達方式明了這一點。相對而言，吐火羅語與波羅的－斯拉夫語族和希臘語的相似性要少一些。

關於兩種吐火羅語之間的聯繫，一種可能性是，在已發現的殘本所反映的年代時，T.A.已經是一種由於宗教原因而在佛寺內被保護起來的死語言了；而T.B.在吐火羅語流行區域內，尤其是西部，仍然在被日常生活所使用，那些有關記錄經濟生活而非經文的文本說明了這一點。而在東部地區寺院發現的經文手稿中，也混雜有西部吐火羅語，則可能是由於佛教的傳播是由西向東的，故而傳教者轉而引入了西部的吐火羅語手稿。

我國國學大師季羨林在德國留學期間向濟格（E. Sieg）教授學習過吐火羅語。1946年回國之後，雖然由於資料缺乏，中斷了三十年，但到1975年，由於在新疆吐魯番出土一批吐火羅文甲種焉耆文的《彌勒會見記》劇本殘卷，從1981年又得以重新研究，粉碎了“吐火羅文發現在中國，而研究在外國”的神話，承擔了破譯工作，為中國學術界爭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