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書

發現

中國甘肅省敦煌縣莫高窟所出5～11世紀的多種文字古寫本。1900年﹐道士王圓籙發現於莫高窟17窟藏經洞。194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塑像中﹑1965年在莫高窟122窟窟前又續有發現。遺書總數超過四萬件﹐其中漢文寫本在三萬件以上﹐另有少量刻印本。

敦煌遺書多為捲軸式。北朝寫本書法均帶隸意﹐南朝及隋﹑唐﹑五代﹑宋寫本則為楷書或草書。8世紀末﹐有木筆﹑葦筆書寫的卷子。9世紀以後﹐出現經折裝﹑冊子本和木刻印本。

寫本題款有紀年者近千件。其中年代最早者為西涼建初元年(405)所寫《十誦比丘戒本》﹐最晚者為宋咸平五年(1002)《敦煌王曹宗壽編造帙子入報恩寺記》﹐漢文寫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寫於中唐至宋初。

敦煌漢文寫本中佛典佔百分之九十五﹐包括經﹑律﹑論﹑疏釋﹑贊文﹑陀羅尼﹑發願文﹑啟請文﹑懺悔文﹑祭文﹑僧傳﹑經目等。《金剛經》﹑《妙法蓮華經》之類的複本甚多﹐也發現一些中土已佚的經卷﹐如隋唐時再三遭禁的三階教的教義經文﹐以及一批疑偽經等。敦煌佛典中的一些卷子﹐近年來引起學者們的注目。如《楞伽師資記》及王錫撰《頓悟大乘正理訣》等﹐可用以說明 8世紀拉薩法諍的情況。藏僧管法成的《瑜伽師地論》講義錄等﹐則反映了藏族學者對漢﹑藏兩族文化的貢獻。漢文遺書中非佛典文獻佔百分之五﹐其中包括經﹑史﹑子﹑集四部。經部中﹐隸古定《尚書孔氏傳》十分重要﹐皇侃撰《論語疏》也引起學者們的注意。屬於小學類的韻書有二十餘件﹐其中有陸法言的《切韻》等。史部包括史書﹑政書﹑地誌﹑氏族志等。其中有孔衍撰《春秋後語》﹑蔡謨注《漢書》等佚書。由於唐《律疏》﹑《公式令》﹑《神龍散頒刑部格》﹑《水部式》等卷的發現﹐使人們對唐代的律﹑令﹑格﹑式(見律令格式)有了新認識《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沙州都督府圖經》等卷﹐對考釋絲綢之路地理有重要價值。《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等件有助於研究唐代門閥觀念的演變。子部除佛典外﹐還發現了另幾種宗教典籍。其中有道教卷子五百件以上。北朝寫本《老子道德經想爾注》以及《老子化胡經》等佚道經﹐近年亦引起學者們的注意。摩尼教方面﹐有《摩尼光佛教法儀略》等。景教方面﹐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等。這些佚經的發現﹐推動了東西學者對於摩尼教﹑景教的研究。此外﹐還有醫書﹑算經﹑曆書﹑占卜書﹑類書﹑書儀等。集部有別集﹑詩﹑曲子詞﹑變文﹑講經文﹑押座文﹑話本﹑俗賦﹑詞文等。1957年中國出版的《敦煌變文集》﹐搜集了變文﹑押座文等寫本一百九十件﹐其中有著名的《降魔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王昭君變文》﹑《廬山遠公話》等。此外﹐列寧格勒藏本《雙恩記》亦頗著名。敦煌出的唐人選唐詩﹐可補《全唐詩》之佚。在二十餘件《王梵志白話詩》寫本中﹐以列寧格勒所藏大曆六年(771)王梵志詩一百一十首抄本為善本。《雲謠集雜曲子》等寫本的發現﹐對研究詞曲史有重要意義。目前對敦煌曲的研究﹐在海內外是一重要專題。此外﹐唐代劉鄴《甘棠集》﹑崔融編《珠英學士集》﹐都是《新唐書·藝文志》著錄而後亡佚的集子。

官私文書敦煌文獻中具有珍貴史料價值的是“官私文書”。“官文書”有符﹑牒﹑狀﹑帖﹑榜文﹑判辭﹑過所﹑公驗﹑度牒﹑告身﹑籍帳等﹔有與戶部﹑刑部﹑兵部相關的文書片斷﹔《河西節度使判集》有助於對安史之亂后河西政治經濟狀況的研究﹔《沙州進奏院上本使狀》及歸義軍節度使相關的文書﹐使晚唐﹑五代沙州的歷史面貌重新明朗(見沙州歸義軍)﹔軍制﹑市制﹑屯田﹑長行馬等有關文書﹐使各種制度得以稽考﹔籍帳方面﹐包括計帳﹑戶籍﹑差科簿等已發表的多達二十餘件﹐對《西魏大統十三年計帳》的研究﹐使西魏均田制的許多問題得以探明﹔唐天寶年間《燉煌郡燉煌縣差科薄》為唐前期雜徭﹑色役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珍貴材料。“私文書”有契券﹑社司轉帖﹑帳歷﹑書牘﹑分家產文書﹑遺書等﹐其中租佃契﹑典地契﹑借貸契﹑買賣契﹑雇傭契等對於研究唐五代及宋初的勞動者身分地位以及租佃關係﹑高利貸經營等方面的問題﹐都是第一手資料。寺院文書是官私文書的一個分支﹐約有五百件以上。如僧官告身﹑度牒﹑戒牒﹑僧尼籍﹑轉經歷﹑追福疏﹑諸色入破歷﹑器物名籍以及各種契約等﹐都是研究敦煌教團政治經濟結構的好材料。敦煌文書中﹐還有藏文﹑於闐文﹑突厥文﹑回鶻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種文字的寫本。藏文《吐蕃歷史文書》﹑古突厥文《摩尼教懺悔文》﹑於闐文《於闐沙州紀行》等﹐均負有盛名。

流失敦煌文書發現以後﹐在1907～1914年間﹐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國人奧爾登堡等﹐先後來到敦煌﹐使用誘騙方法﹐劫走大批文書卷子。敦煌遺書的發現﹐推進了與中世紀的中亞﹑中國相關的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宗教學﹑文學﹑藝術﹑書志學﹑歷史地理學和科技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