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革命

胡適談文學革命發生的原因：

第一是我們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話文學作品：禪門語錄，理學語錄，白話詩調曲子，白話小說。第二是我們的老祖宗在兩千年之中，漸漸的把一種大同小異的“官話“推行到了全國的絕大部分。第三是我們海禁開了，和世界文化接觸了，有了參考比較的資料尤其是歐洲近代國家的國語文學次第產生的歷史，使我們明了我們自己的國語文學的歷史，使我們放膽主張建立我們自己的文學革命。

此外，還有幾十年的政治的原因。第一是科舉制度的廢除（1905）。第二是滿清帝制的顛覆，專制政治的根本推翻，中華民國的成立（1911-1912）。這個政治大革命雖然不算大成功，然而它是後來種種革新事業的總出發點。

文學史上的變遷，其中各有多元的，個別的，個人傳記的原因，都不能用一個“最後之因”去解釋說明。

至於我們幾個發難的人，我們也不用太妄自菲薄，把一切都歸到那“最後之因”。白話文的局面，若沒有“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至少也得遲出現二三十年。

中國新文學（後來稱中國現代文學）以1917年的文學革命為開端。至此，中國古代文學終於被現代文學所取代，中國文學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學術界近些年有人試圖把百年中國文學整合貫通，認為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起始於晚清（鴉片戰爭后的1895年），近代的“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等。但我認為在語言，文體，審美觀等幾個有關文學的幾個關鍵問題上的突變還是起始於1917年發端的文學革命。

文學革命並非單純的文學運動，它是以五四為標誌的新文化運動的組成部分。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尋求中國現代化的思想啟蒙運動，它的目的是人的解放。

它的主要內容有：高揚科學與民主的旗幟，引進西方的個性解放思想，自由平等學說，社會進化論等資產階級文化思潮，抨擊以“孔教”為代表的傳統倫理道德，批判專制制度與文化，反對外來侵略與殖民主義，主張民族的獨立解放。

五四新文化運動開端的標誌：《新青年》1915年9月創刊於上海（第一卷名《青年雜誌》，第二卷改名《新青年》，1917年隨主編陳獨秀遷到北京）。

1915年9月—1919年五四運動，為新文化運動初期。主要是反對中國傳統文化，引進西方的現代文化思潮。寬泛意義上的思想啟蒙運動。

從五四開始，反帝與政治的需求上升，加上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影響傳入，這場思想啟蒙運動逐漸轉變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文化運動。

《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當時還是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他在《新青年》的發刊詞《敬告青年》中提出了“科學”與“人權”（民主）的口號，向青年提出六點希望：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1919年1月，陳獨秀把這六條歸結為“擁護德，賽兩先生”，（民主Democracy音譯德莫克拉西/科學Science音譯賽因斯）“我們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此外，李大釗，吳虞都是當時的著名人物，。李大釗寫了《晨鐘之使命》，《青春》，《青年與老人》。吳虞提出“打到孔家店”，產生了轟動效應。

新文化運動的中心，除了雜誌以外，還有北京大學。1917年，著名教育學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主張“思想自由”，採取“兼容並包”主義。

對西方新思想的輸入和對封建舊思想的批判，很自然的轉到對作為傳統道德的工具——封建舊文學的進攻，並尋求新的語言和文學的工具——白話，於是，就發生了文學革命。它的基本內容是反對文言，提倡白話，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文學革命主要是外來思潮影響的結果，也是中國文學自身發展的趨勢，而直接的背景和動力則是新文化運動。

文學革命的倡導，幾乎與新文化啟蒙運動同時。

1915年6月，李大釗提出“要以其優美之文學，高尚之思潮，助我國民精神之發展”。

1915年11月，陳獨秀提出：“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

1916年8月，李大釗又呼籲中國的新文藝要像歐洲的一些文藝一樣，為“自我覺醒之絕叫”，以“驚破”眾人之“沉夢”。

但都是片言隻語，缺乏系統的觀念與方法。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2卷5號發表《文學改良芻議》。

陳獨秀稱讚胡適是“首舉義旗的急先鋒”。

鄭振鐸評價此文是“五四文學革命的一個發難的信號。”

胡適此文功績有三：

a、提出文學歷史進化觀：“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

b、提出“文言合一”，“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正宗”。標誌著思維方式與表達方式的同時轉換，並非只是形式不涉及內容。

C、批判了一些舊文學技巧，代之以新技巧。所謂文學“八事”：須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呻吟、務去陳詞濫調、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

高舉文學革命大旗，正式提出“文學革命”口號的是陳獨秀。1917年2月，他發表《文學革命論》，提出三大主義：

①推到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到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到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②把“明之前後七子及八家文派”斥為“十八妖魔”。

③舊文學種種弊端與國民性互為因果。要革新政治，改造社會，必須革新文學。

胡，陳的文章在當時被文學青年奉為“聖經”。

毛澤東在延安時回憶說：“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新青年撰稿人一致響應胡陳的號召，其中錢玄同和劉半農最為積極熱情。劉半農發表《我之文學改良觀》提出改革散文，音韻，主張使用形式標點，文章分段。

雙簧信。

錢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從語言文字進化的角度說明白話取代文言勢在必行，力主文言一致。後來，他又提出將右行直下的書寫格式改為左行橫迤。並倡議《新青年》作者自己首先用白話寫文章。

北京大學教授劉師培為代表的“文選派”，對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蕭統編選的《文選》頂禮膜拜，悉力模仿，被他斥為“選學妖孽”。北大另一教授林紓崇拜清朝桐城派，主張師承，被他斥為“桐城謬種”。

局限：新文學主張缺乏系統細緻，創作少。

西方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入侵，大量翻譯著作的進入，在落後與先進的碰撞中導致文學的改革。

胡適從歐美的意象派詩歌的啟發下提出了《文學改良芻議》的主張，胡適、陳獨秀都受到西方進化論的影響，推行文學的歷史進化論。

周作人從歐洲文藝復興中找到了人道主義的“人的文學”觀念。

李大釗從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中確定了後來革命文學的觀念。

文學革命的發起和參與者大多有翻譯西方文學的經歷，西方文學的題材、創作手法、表現方法等廣泛影響了早期新文學作家的創作觀念。

外國文學為新文學提供了滋養和借鑒，為中國新文學提供了榜樣，也培養了新文學的讀者群。但外國文學是在特定的時間廣泛進入中國的，由於時代對文學啟蒙的功利化要求，以及譯介者對外國文學的不全面充分了解，導致了中國讀者對外國文學接受的片面性和有限性，中國文學對外國文學的接納是在匆忙中進行的，從古典到現代，從一流作品到三流作品金子和泥沙俱入，造成了外國文學對中國新文學的影響的複雜性、豐富性和駁雜性。（帶有吃得過多過雜而消化不良的傾向）

胡適、陳獨秀、周作人、李大釗、魯迅他們處於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新舊民主革命交替，封建王朝解體和共和交替時代，青年心理的時代緊迫感和責任感加強，努力探索中國的新出路，他們深感中國傳統古典文學對人精神的閉鎖和弊害而要求文學革命。這是處於歷史中間地帶的知識分子常有的社會責任感和社會道義和良知意識。

1918年，文化界發生了兩件大事，標誌著新文化運動有了新的變化。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二是新文化統一戰線形成。

《新青年》編輯部擴大，李大釗，魯迅，錢玄同，劉半農，胡適等人先後參加編輯部工作。具有初步的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激進的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等共同組成了思想啟蒙戰線。

文學革命也隨之深入發展，主要表現：

①集中力量批判舊戲曲，鴛鴦蝴蝶派等。

②開展了如何建設新文學的討論。李大釗，胡適，周作人等都提出了具體的文學主張，觀念和理論主張進入學理層面。

③創作興盛。

④翻譯介紹工作加強。

作為現代文學和文化全面走向現代化的開端，文學革命運動的意義是巨大的。

首先，五四新文化運動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運動，而文學革命作為這一運動的組成部分，以激進的態度否定了以封建思想為其主導的傳統文化體系，宣揚了個性解放、人性自覺、自由平等等新思想、新觀念，為新文化運動的深入展開發揮了巨大作用。

其次，在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過程中，它為白話最終成為中國現代民族語言奠定了基礎。經由晚清的白話運動和文學革命對白話文學的竭力倡導，終於在1920年，作為現代“國語”的白話納入官方教育體制，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頒令全國國民學校，一、二年級的國文教育統一採用語體文（白話），這無疑承認了文學革命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它成為民族文化轉型的契機。

第三，打破中國文學孤立封閉的格局，建立了與世界文學的密切關係。文學革命完全改變了對待外來文化的態度，它以極為開放的胸襟持續不懈地翻譯和介紹外國現代文學和文化思想，形成了一場大規模的文化吸收潮流。正是在這種文化引介的潮流中，西方自文藝復興運動以來的各種思想和學說，在20世紀初的現代中國找到了通行的市場，不僅影響和構建了現代文學創作的風貌，也影響和構造著中國對現代化的追求和憧憬。

我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場偉大而徹底的文學革新運動，帶來了文學的全面革新和解放，使中國文學告別古典，走向現代。

批判“文以載道”或“遊戲消遣”的文學觀，倡導反映社會人生，改造國民精神的文學觀。

五四巨匠們的文學觀是帶有功利主義因素的。他們一開始是以先知覺者，以知識精英自居，要解決中國的問題首先要解決中國民眾的覺悟的程度問題。所以他們對“遊戲消遣”不嚴肅的文學觀加以討伐，讓文學承負思想的歷史重任。在今天看來，他們的批判有一部分是批對了，如黑幕小說；另一方面，文學革命在注重文學功利性的同時，對文學的娛樂性和消遣性注意不夠。而文學的娛樂性和消遣性是和文學性緊密聯繫的，結果注重文學的思想性，哲理性，同時降低了文學性。

反映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情緒，歌頌民主，人道，自由，表現出現代精神。

“民主，人道，自由”是當時的中心詞，概括起來就是一個方面：“個人觀念”。

語言上完全廢除文言和僵化的，傳統的文體，用白話寫作。

文言和白話是歷史的概念，各時代的文和白是不一樣的。文是寫的，白是口頭的。每個時代的文和白是相對而言的。此外白話文學不是從五四開始的。詩經的“風”就是白話。宋元以後，白話文學開始興盛，宋話本小說，元曲，元雜劇更加白話化，明清演義體也用白話。

強調五四時期白語文學的功勞是強調五四將白話作為文學的正宗，排斥文言文學的正統地位。詩和文都白話化。結果帶來文體的變化：傳統詩和文是正宗，五四以後“四大文體”：詩歌，小說，散文和戲劇。

a、“遊戲”消遣說，批判“鴛蝴派”有些過激，批舊戲曲。

b、為改進國民精神，重思想啟蒙與政治教化功能，輕藝術形式和娛樂功能。

五四文學革命的主將們（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錢玄同，劉半農等）精英意識相當明顯。從結果來看，一方面的確起到一定的啟蒙作用；另一方面，啟蒙在當時的歷史範圍來看是一種自我啟蒙。老百姓的蒙沒法啟，只是啟了知識分子的蒙。

原因：

（1）啟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學習知識，而是深刻的思維和文化的變革，是從西方引進一套系統，一套整體的文化觀念，讓中國人接受。而已有的欣賞習慣，文化程度，思維方式會阻礙啟蒙思想的普及。

（2）主將們雖然已經努力將話語白話化，稀釋，通俗化，但老百姓還是不懂。白話所表現的並不是一個通俗化的思想，對中國人來說仍是一種嶄新的思維和觀念。啟蒙解決了接受者的工具問題，但接受者主體問題沒有解決。

趙樹理：“五四以來的文壇太高了，我要把它拆下來，變成文攤。”

五四文學革命在理念上的確有全面反傳統，全面學習西方的傾向，稱為過激主義。

過激主義與他們在精神情感上依戀傳統形成矛盾。與傳統千絲萬縷的聯繫，是割不斷，舍不掉的。如魯迅，胡適都是典型的口頭革命派。

要用歷史的觀念，即將一定的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時空之內來給它定性定位。

過激主義是一種文化策略。當時必須採用極端的方式，全面否定傳統而引進西方的東西。過激主義的文化策略是由於特定歷史語境和面臨的文化建設任務而做出的選擇，他無疑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