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革命論

陳獨秀所著書籍

文學革命論於1917年2月發表於《新青年》,該論的作者是陳獨秀,其表明了更堅定的文學革命的立場,明確提出“三大主義”作為新文學的征戰目標。

徠文學革命論的核心思想是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從內容到形式對封建舊文學持批判否定態度並從啟蒙的角度抨擊舊文學與“阿諛誇張、虛偽迂闊之國民性”互為因果,主張以革新文學作為革新政治、改造社會之途。

內容簡介


文學革命論
文學革命論
今日莊嚴燦爛之歐洲,何自而來乎?曰,革命之賜也。歐語所謂革命者,為革故更新之 義,與中土所謂朝代鼎革,絕不相類;故自文藝復興以來,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倫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學藝術,亦莫不 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興而進化。近代歐洲文明 史,宜可謂之革命史。故曰,今日莊嚴燦爛之歐洲,乃革命之賜也。
吾苟偷庸懦之國民,畏革命如蛇蠍,故政治界雖經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嘗稍減。其原因 之小部分,則為三次革命,皆虎頭蛇尾,未能充分以鮮血洗凈舊污;其大部分,則為盤踞吾 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莫不黑幕層張,垢污深積,並此虎頭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單獨政治革命所以於吾之社會,不生若何變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總因,乃在吾人疾視革命,不知其為開發文明之利器故。
孔教問題,方喧呶於國中,此倫理道德革命之先聲也。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化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國風》多里巷猥辭,《楚辭》盛用土語方物,非不斐然可觀。承其流者,兩漢賦家,頌聲大作,雕琢阿諛,詞多而意寡,此貴族之文古典之文之始作俑也。魏、晉以下之五言,抒情寫事,一變前代板滯堆砌之風,在當時可謂為文學一大革命,即文學一大進化;然希托高古,言簡意晦,社會現象,非所取材,是猶貴族之風,未足以語通俗的國民文學也。齊、梁以來,風尚對偶,演至有唐,遂成律體。無韻之文,亦尚對偶。《尚書》、《周易》以來,即是如此。(古人行文,不但風尚對偶,且多韻語,故駢文家頗主張駢體為中國文章正宗之說。——亡友王無生即主張此說之一人——不知古書傳抄不易,韻與對偶,以利傳誦而已,后之作者,烏可泥此?
東晉而後,即細事陳啟,亦尚駢麗。演至有唐,遂成駢體。詩之有律,文之有駢,皆發源於南北朝,大成於唐代。更進而為排律,為四六。此等雕琢的阿諛的鋪張的空泛的貴族古典文學,極其長技,不過如塗脂抹粉之泥塑美人,以視八股試帖之價值,未必能高几何,可謂為文學之末運矣!韓、柳崛起,一洗前人纖巧堆朵之習,風會所趨,乃南北朝貴族古典文學,變而為宋、元國民通俗文學之過渡時代。韓、柳、元、白,應運而出,為之中樞。俗論謂昌黎文章起八代之衰,雖非確論,然變八代之法,開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傑之士。吾人今日所不滿於昌黎者二事:
一曰,文猶師古。雖非典文,然不脫貴族氣派,尋其內容,遠不若唐代諸小說家之豐富,其結果乃造成一新貴族文學。
二曰,誤於“文以載道”之謬見。文學本非為載道而設,而自昌黎以訖曾國藩所謂載道之文,不過抄襲孔、孟以來極膚淺極空泛之門面語而已。余嘗謂唐、宋八家文之所謂“文以 載道”,直與八股家之所謂“代聖賢立言”,同一鼻孔出氣。
文學革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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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二事推之,昌黎之變古,乃時代使然,於文學史上,其自身並無十分特色可觀也。元、明劇本,明、清小說,乃近代文學之粲然可觀者。惜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而流產,以至今日中國之文學,委瑣陳腐,遠不能與歐洲比肩。此妖魔為何?即明之前後七子及八家文派之歸、方、劉、姚是也。此十八妖魔輩,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稱霸文壇。反使蓋代文豪若馬東籬,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諸人之姓名,幾不為國人所識。若夫七子之詩,刻意模古,直謂之抄襲可也。歸、方、劉、姚之文,或希榮譽墓,或無病而呻,滿紙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 長篇大作,搖頭擺尾,說來說去,不知道說些甚麼。此等文學,作者既非創造才,胸中又無物,其伎倆惟在仿古欺人,直無一字有存在之價值,雖著作等身,與其時之社會文明進化無絲毫關係。
今日吾國文學,悉承前代之弊:所謂“桐城派”者,八家與八股之混合體也;所謂“駢 體文”者,思綺堂與隨園之四六也;所謂“西江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無古人,赤裸裸地抒情寫世,所謂代表時代之文豪者,不獨全國無其人,而且舉世無此想。文學之文,既不足觀,應用之文,益復怪誕:碑銘墓誌,極量稱揚,讀者決不見信,作者必照例為之。尋常啟事,首尾恆有種種諛詞。居喪者即華居美食,而哀啟必欺人曰“苫塊昏迷”。贈醫生以匾額,不曰“術邁歧、黃”,即曰“著手成春”。窮鄉僻壤極小之豆腐店,其春聯恆作“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此等國民應用之文學之醜陋,皆阿諛的虛偽的鋪張的貴族古典文學階之厲耳。
際茲文學革新之時代,凡屬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均在排斥之列。以何理由而排斥此三種文學耶?曰:貴族文學,藻飾依他,失獨立自尊之氣象也;古典文學,鋪張堆砌,失抒情寫實之旨也;山林文學,深晦艱澀,自以為名山著述,於其群之大多數無所裨益也。其形體則陳陳相因,有肉無骨,有形無神,乃裝飾品而非實用品;其內容則目光不越帝王權貴,神仙鬼怪,及其個人之窮通利達。所謂宇宙,所謂人生,所謂社會,舉非其構思所及,此三種文學公同之缺點也。此種文學,蓋與吾阿諛誇張虛偽迂闊之國民性,互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於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使吾人不張目以觀世界社會文學之趨勢,及時代之精神,日夜埋頭故紙堆中,所目注心營徠者,不越帝王,權貴,鬼怪,神仙,與夫個人之窮通利達,以此而求革新文學,革新政治,是縛手足而敵孟賁也。
歐洲文化,受賜於政治科學者固多,受賜於文學者亦不少。予愛盧梭、巴士特之法蘭西,予尤愛虞哥、左喇之法蘭西;予愛康德、赫克爾之德意志,予尤愛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愛倍根、達爾文之英吉利,予尤愛狄鏗士、王爾德之英吉利。吾國文學豪傑之士,有自負為中國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鏗士、王爾德者乎?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膽以與十八妖魔宣戰者乎?予願拖四十二生之大炮,為之前驅。
(1917年2月1日,發表於《新青年》第二期。后收錄於《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見於第95—98頁。)